9月20日晚10点，翻译家郑克鲁先生在医院去世，享年81岁。
他说：“翻译的过程是一种享受，译完一本书，感觉了却了自己的一份心愿，也完成了一项使命。”一盏青灯、一杯淡茶，陪伴郑老的是法国文学的丰饶世界，他也为此埋首钻研了近60年。
他的著作和译著涉及文学、理论及史学经典，更有诗歌翻译逾万行。其中专著主要有：《法国文学论文集》《法国文学史》《雨果》等；翻译小说有《蒂博一家》《茶花女》《基督山恩仇记》等；翻译诗歌选集有《失恋者之歌——法国爱情诗选》和《法国抒情诗选》等。除此之外，他主编了《外国文学史》《法国文学译丛》等精品书籍。
01
翻译生涯肇始——中国翻译的黄金时代
中国翻译史上，二十世纪初期和二十世纪末的翻译文学具有特殊意义，在这两个时期，译界经历了两次意义深远的翻译高潮。
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外国文学翻译热潮席卷了中国广大地区。各种新闻出版业以及新式教育的发展，使得翻译文学走进文学舞台中央，成为闪亮之星。通过西学翻译引进的纷繁复杂的政治和文化思潮，对中国民族文学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产生了积极影响，也初步奠定了翻译文学在中国文学体系中的地位。
可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翻译文学却进入低潮期，不再受人关注。郑克鲁先生正是1957年走入北京大学的校门，他的曾祖父郑观应倡导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著有《盛世危言》等启迪后人的名作。或许是受了曾祖父的影响，郑克鲁先生选择了文科，并在法语系开始了与法国文学的“初相遇”。
二十世纪末，中国掀起了第二次文化翻译高潮。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变革和历史转型，长期的文化封闭和文学禁锢解除之后，人们对外国文学的译介充满了渴望，促使翻译文学进入了一个空前繁荣的黄金时代。
在学习西方文学写作的大潮之下，翻译文学也更具批判性和反思性。翻译理论研究也不局限于“翻译文本”和“翻译活动”本身，而是拓宽视野，丰富翻译理论研究的内容，同时也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
大学毕业后的郑克鲁，恰好赶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第一次招收研究生，他便师从李健吾先生攻读法国文学，开始了学术研究之路。20世纪70年代，郑克鲁先生与柳鸣九及张英伦一起撰写了《法国文学史》。在这七八年间，经过对法国中世纪文学、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古典主义文学和19世纪文学的深入了解，他的研究逐步走向深入。
02
边研究、边翻译
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外国文学翻译作品百花齐放，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各个国家的各个流派也纷纷陈列在国人眼前。但是对于翻译家来讲，面对外国作品中完全陌生的理论体系、创作背景、国情差异，边研究、边翻译成为常态。郑克鲁先生翻译波伏娃著作《第二性》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第二性》是波伏娃一生之中最重要的著作，也是西方女权思想的理论“圣经”。有统计指出，文章被引用率高得惊人，光是公开发表的论文就有约2.7万篇。可是，这本蜚声国外的著作却迟迟未进入中国。原版发表17年后，中国台湾才出了《第二性》第二卷的译本，而大陆的节译本则出现在31年以后。然而长期以来，这本书犹如一个符号，虽在学术圈和文艺圈频频被提及，但很多人却反映“不好读”或者“翻译得很奇怪”。
原来问题所在是译本的“先天不足”。原出版的几种译本，除了少数节译本是根据法文翻译之外，其它都根据英译本转译，可是英译本中就存在巨大的问题。如1953年由美国兰登书屋出版的《第二性》的英译本译者帕什利，只在高中时学过法语，没有受过专业的哲学训练，结果他把原著中的很多内容简化甚至删除了。据统计，译者的删改达原著的15%之多，而荒唐的是，译者竟主观性自由发挥，并严重扭曲了波伏娃的原意。
《第二性》所引用的材料丰富翔实，论证相当严密。波伏娃博览群书，学识渊博，她的生物学知识达到了专业水平，她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著作相当熟悉，她深谙人类学家关于原始社会的著述，而且涉及生物学、精神分析学、哲学、历史学、人类学、宗教、心理学、文学、法律、社会学等众多学科，特别是第一卷有“很多理论词汇”，专门术语充满了艰深。
郑先生翻译时，“如履薄冰”，以准确理解原文为重要，不能意译，不时求证，法文原版长达1071页的专著，译成汉字约有70万字。整整用了两年时间才译完全书。常言道文以载道，道就反映作者的文学价值观念。翻译文学本质上是一种“原作品的第二生命态”，是在本国语言结构下的二次创作。所以也只有郑先生这样的专业学者，才能翻译出令人信服的《第二性》。也是凭借这本译著，郑克鲁先生在2012年获得了傅雷翻译出版奖。
03
序言与注释——细节中见真知
郑克鲁先生认为翻译与研究是相辅相成的。在翻译过程中要对文本进行细读、收集资料，形成高质量的序言和注释。他认为序言应该让读者知道作品好在哪里、其价值是什么、为什么如此受欢迎。所以他每本译著的序跋都是学术价值极高的研究论文。
但可贵的是他的“论文”并不晦涩难懂。如《基度山恩仇记》的序言，第一句话就抓人眼球、让人印象深刻——“古往今来，世界上的通俗小说多如恒河沙数，但优秀作品寥寥无几，其中大仲马（AlexandreDumas，Père）的《基度山恩仇记》可说是数一数二的佳作”。
郑克鲁先生认为，无论做翻译还是写文章，开头都非常重要。开头译得好，校对的人会觉得这个人的翻译还值得给他花点功夫。读者看了开头，觉得吸引人，也会继续读下去。所以他绝不会轻易把开头译得很随便。有时候，开头译得不满意，就反复地看，三遍五遍地反复，尽量做得更好。开头太重要了，如果译得不好，别人就会对译文失去信心。
其次，译文中的注释也是郑克鲁先生极为看重的一点。在研究生阶段，他从导师李先生那里获得的最大的财富，就是他要求从扎扎实实的材料中求取真知，并要有自己的真知灼见。所以他在学术研究中特别注重搜集材料，从而才有了自己独特的研究观。
有人认为注释会妨碍阅读，确实会，但一本书里有很多东西，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实。一般读者可能不在意，但对研究者来说，注释确实能解决或解释研究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郑先生在翻译时喜欢搜集法文资料，法国人如何评价作品，他们研究时发现了哪些我们不知道的东西，虽然不一定完全在文学层面，但也蛮有意思。比如伏尔泰曾谈及路易十四赠予拉斐尔很多贵重的礼物，就要在注释中指出伏尔泰的错误：拉斐尔没去过法国。这么做并非要出伏尔泰的洋相，而是还原真实。让读者了解真实情况，也是译者的职责所在，有必要在文中添加相关注释。
04
“我不愿花功夫在二流作品上”
对于出版社重译文学作品的邀约，郑先生总是谨慎的。他会对原有译著的质量、作品的好坏进行考量。他曾拒绝了译文社翻译杜拉斯的一部早期小说的邀请，因为他认为杜拉斯只有《情人》是好作品，其它小说“就差了”，他不愿意工夫花在二流作品上。
诗歌则不然。郑先生喜欢译诗，因为他觉得法国的诗歌是最优秀的。自从波德莱尔、兰波之后，法国诗歌长期执世界诗歌之牛耳。而且，法国诗歌对中国现代诗人的影响最大，比如阿波利奈尔、瓦雷里、魏尔伦的作品，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诗人特别喜欢。
1987年他回到故土上海，进入上海师范大学任教，从此开始了有计划的法语诗歌翻译，后来结集为三卷本《法国诗选》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他在学校里讲授并发表了一批诗歌鉴赏文章和诗论，后申请了一个科研基金项目，开始撰写《法国诗歌史》。这本书出版后不仅受到同行的注意，也得到外国诗歌研究者的好评。
译诗不容易，所以从事诗歌翻译的人本就不多，谈如何译诗的人自然就更少，谈英诗翻译技巧的可能还比较多，但是谈法诗的非常少。说起韵该怎么押，大家普遍认可钱春绮等人的观点，即按照原诗的韵来押。并不是说原诗以[.]为韵，译文也用ang，而是采取相同的押韵方式。比如一首十四行诗，若前两节采用环抱韵（abba），就代表着诗人用了2个韵，因中文同音字非常多，若不按2个韵来译则很容易。
一旦按原有的用韵方式来译就费力得多，找韵会耗费很多时间，因此一天只译两三首很正常。按原诗用韵的形式来处理，需要译者自发的敏感，对译者来说不仅是种考验，还能有效提升翻译水平。思考诗句押不押韵及押什么韵，同样是种乐趣。
“诗王”魏尔伦（Paul Verlaine）在《泪洒落在我心上》（Il pleure dans mon coeur）中，为加强诗作的音乐性，采用了大量的谐韵和迭韵，诗歌如一首绝妙的奏鸣曲。为力求传达这种音乐性，在译诗中郑先生也采取了同样的押韵方式。
诗歌翻译应该还原作品形式，但一般人不大注意韵亦是诗歌形式的一部分。某些译者仿照中文诗用韵，一韵到底，这样处理说明译者对法诗理解还不够透彻。还原形式不仅可以使读者更贴近诗歌丰富的内涵，还能带动读者发挥想象进入诗歌意境。
05
翻译的要义
然而，对于一代翻译大师，郑先生心中翻译的要义是什么呢？
首先，他认为“信达雅”还是最基本的。第一要忠实流畅，即“信”；第二要有文采，就是所谓的“达”；第三要精彩，要让人觉得“译得真好”，即“雅”。“信”是基础，很“达”但不忠实，谈不上好的翻译。文本是研究的基础，不忠实的翻译即便文字优美也必须重新来过，翻译不同于文学创作，脱离原文绝对不行。
翻译要重视实践，要通过翻译的具体操作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现在的翻译理论不一定能指导翻译实践。有的人谈翻译策略，利用各种理论来论证说明，讲得头头是道，然而翻译策略不就是“把它译出来，把它译好”么？看似质朴，却契合翻译实际。
钱锺书倡导“化境”，然而在实际操作中他所遵循的依然是“忠实”的基本原则。钱锺书的中文非常棒，但其译文不都十分流畅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此。翻译的关键不是行文漂亮，而是忠实。有时为了忠实，可以舍去优美，不能说这样的译文是不好的。可能有的译文并不是太漂亮，但很忠实，也可能是好的翻译。
其次，要做好翻译，当然是先把外文和中文功底搞得更好。先把基本功练好，再来做翻译，那么不管翻译哪本书都会翻译得更好。不要以为我们说中文，中文就一定好，每个人的语言表达是不一样的，语言基础的好坏从日常表达就能感觉到。
作为翻译家，郑老为我们留下了超过一千万字的译作，然而他却只给自己打了一个“良”级。他说，按照翻译作品的“信达雅”标准，其中“信”与“达”，他是做到了，至于“雅不雅”，这得交由读者来评价。
[1]郑克鲁,张驭茜.优秀的翻译来自丰富的实践——访中国资深翻译家郑克鲁教授[J].东方翻译,2018(01):40-44+62.
[3]谢天振.郑克鲁教授印象记[J].东方翻译,2018(02):4-7.
[4]李晓琴.翻译文学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以莫言小说创作为例[J].汉字文化,2020(11):131-132.
[5]周建军,张顺生.当代法国文学翻译家郑克鲁学术思想研究[J].英语广场,2019(10):39-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