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百年，列夫·托尔斯泰在中国从没冷落过，却也从没被正确解读过——他是思想家、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俄罗斯的良心、不朽的人，偏偏不是小说家。
“现在俄罗斯适合正直人的唯一地方就是监狱”；“人生不是一种享乐，而是一桩十分沉重的工作”；“所有幸福的家庭都一样，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样的话，人人耳熟能详，可多少人真正啃完了他的三大代表作——《复活》《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
列夫·托尔斯泰在中国的接受史，其实就是一部误读史，一次次功利性地开发，让我们一次次与小说之美擦肩而过。
1900年，上海广学会出版《俄国政俗通考》，首次推荐了“刘都斯笃依”(即列夫·托尔斯泰)：“时年23岁。投笔从戎，入卡利米亚(即克里米亚)军营效力。1856年，战争方止，离营返里，以著作自娱。生平得意之书，为《战和纪略》(即《战争与和平》)一编，备载1812年间拿破仑伐俄之事。俄人传诵之，纸为之贵。”
▲油画中的1812年俄法战争，托尔斯泰出生于这场战争的10年后（1828年）9月9日
1906年，托尔斯泰作品有了中文版，即《托氏宗教小说》，由6个文学价值不高的短篇组成，出版理由是“中国小说，怪诞荒唐，荡人心志”，而“泰西小说，或咏言，或寄意，可以蒙开学，瀹民智……虽曰小说，实是大道也”。
当时西学东渐正在潮头，国人不明取舍，拣选只看名头，托尔斯泰因此被夹带而来，赫然成了启蒙家。李大钊的《介绍哲人托尔斯泰》、王国维的《托尔斯泰之近世科学评》、天贶的《宗教改革伟人托尔斯泰之与马丁路德》、蒋梦麟的《托尔斯泰人生观》，均脱离具体文本，抽象地去谈托尔斯泰的“思想”。
中国第一次“托尔斯泰热”在“五四”前后，此时他长篇小说还没译成中文，除了“思想”，人们无从下嘴。那一代文人更喜欢匕首与投枪，既然靠短篇小说与杂文也能赢得知名度，也能兑现出现实利益，那么，谁还肯去操练高风险的鸿篇巨制?
短，则空间狭窄，只有把问题简单化，变成黑与白、正与邪的二元对立，才有审美快感。于是，陈独秀赞托尔斯泰“尊人道，恶强权”，郭沫若称其为向旧秩序挑战的“真正的匪徒”，鲁迅则说“不单是破坏，而且是扫除，是大呼猛进，将碍脚的旧轨道……一扫而空”。就这样，托尔斯泰穿上了“二十世纪的革命家”、“社会主义之实行家”的马甲。
▲晚年托尔斯泰与他的爱马
百余年来，国人看西方，往往是只读了只言片语，便将胸中块垒寄托于兹，貌似在学习，其实在撒娇，无非是给自己被压抑的理想找个权威注释而已，所以钱钟书先生说“外国一切好东西，到中国没有不走样的”，托尔斯泰亦不例外。
1928年，托尔斯泰一百周年诞辰，再度被国人热炒，而此时他的代表作(长篇小说)相继译成中文，革命家们失望地发现，它们远没有想象中的“战斗性”，而列宁曾批评托尔斯泰是“一个颓唐的、歇斯底里的可怜虫”，此时已被中国作家们知晓，所以冯乃超怒斥托尔斯泰是“卑污的说教人”，茅盾、周立波、鲁迅等也开始“客观”地看问题，一面承认托尔斯泰的“写作才华”，一面又批评其“不抵抗主义”。
可什么是“写作才华”？这其中包含了一个巨大的误会，以为小说能人为地拆分成“思想”和“技术”两个部分，分别修炼完成。而这“技术”又可以被无限拆分成结构、描写、造句、组词……
无限拆分的结果，就是杀死小说，这种所谓的“技术”，其实是一套精致的媚俗手段，打着观察生活、反映生活的旗号，作家们成了故事工人，其创造力被合法阉割。
问题的关键在于，当我们意识到托尔斯泰并非“思想家”，只是一名小说家时，我们心中充满了困惑：一个思想不正确的人，为什么会在西方拥有那么大的影响力？为什么他会走向不朽？
▲油画《农夫·耕地的托尔斯泰》
通过对托尔斯泰的文本分析，中国文学发展出一整套话语体系，比如“现实主义塌陷”、“小说本然逻辑背叛了作家的主观意愿”等等，除了行内人自己觉得很形象外，普通读者只能一头雾水。
总之，在我们看来，世界上原本就存在着小说的完美模板，谁写得最接近它，谁就不朽。而在实际操作层面，这个模板就是：语言高度民间化，出场人物越多越好，故事多线索推进，不厌其烦的细节描写，对话与叙述穿插，主题与时代结合……
可现实是，树立了绝对完美的标杆，创新空间就会被压抑。中国小说家们确实写出了一大堆伪托尔斯泰，却谁也没能不朽，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一句“中国的托尔斯泰”的阿谀，连见多识广的杨沫也会把持不住。托尔斯泰是不朽的后门，人人都想从这里挤进去。
上世纪60年代，托尔斯泰大部分译作被禁止出版，只有晚年“反帝”的内容可以公开传播，他再一次成了“思想家”和“良心”。直到动荡年代结束后，中国读者才突然发现，托尔斯泰那痛苦而深沉的内省，以及对人生终极价值永不停息的追问，竟有如此感人的力量。
当“我”终于从“我们”中剥离出来，当双眼自缝隙中望见自由，托尔斯泰的写作犹如灯塔，照亮了每一次不肯屈服的跋涉。我是人，我应该是万物中最主动的过客，我应该配得上曾经的那些苦难。
▲油画《林中休息的托尔斯泰》
对于生命，托尔斯泰其实没有给出答案，在《安娜·卡列尼娜》中，他甚至选择了投降。他写道，人所要的，不就是幸福吗？那就去追求幸福呗，为何追问永恒？他为此感到释然，甚至欢快，但他终于会知道，幸福依然只是一帖麻醉剂。
也许，只有放在人类小说艺术发展的长河中，托尔斯泰的价值才能更真实地展现出来，可知小说家的命运不完全由实力决定，只要写作，就会被误读，关键看误读后的东西，是否凑巧触到了时代的痛点。
当人们抱着特殊的价值取向去读书时，读就不再是书，而是把书工具化、武器化了，这是书的悲哀，更是读书人的悲哀。托尔斯泰在中国的命运，反映的是中国曾经的问题，而与真实的托尔斯泰毫不相关，甚至与托尔斯泰的作品也不相关。
托尔斯泰的文学作品毫无疑问是伟大的，堪称人类文化史上的里程碑。但其伟大之处，只有当读者放下自身功利性的目和因所受教育而产生的固有偏见去阅读时，才可能真正体会得到——就如托马斯·曼说的那样，在托尔斯泰的作品中发现“那种荷马的素质，故事仿佛绵延不绝，艺术与自然合而为一，纯真、宏伟、实在、客观、永生不死的健康，永生不死的现实主义！”
为此，先知书店特别推荐“列夫·托尔斯泰文集”：《复活》《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重读托尔斯泰，感受文学的原初的魅力。
罗马·罗兰说，“《复活》是人间赞颂慈悲的唯美诗篇、诚挚诗篇”；《安娜·卡列尼娜》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心中的完美杰作；《战争与和平》是描绘俄罗斯历史的绚丽画卷，是勾勒俄罗斯性格的真实名片，不仅为俄国文学增添了光彩，而且为托尔斯泰赢得了世界文豪的声誉。
伟大的著作需要优秀的翻译，否则就是暴殄天物。这套书依据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权威版本全面校订，译文完整、准确。中国著名俄语文学翻译家草婴，耕耘二十载，独自完成列夫·托尔斯泰所有小说翻译。草婴感言：“我无愧于几十年的翻译生涯，也无愧于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