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夫·托尔斯泰的戏剧作品最早进入人文社
列夫·托尔斯泰最早进入中国更多地是以思想家的姿态。为什么呢?因为在十九世纪末的中国,受到维新运动的影响,中国的有识之士开始寄希望于在西洋文明中找到开启民智、改变发展之道,这是俄罗斯文学进入中国的大背景,也是列夫·托尔斯泰进入中国的大背景。
1954,鲜明反映列夫·托尔斯泰社会思考的戏剧《教育的果实》出版,这一系列的其他三部戏剧随后相继出版,即家《黑暗的势力》《活尸》《“第一个造酒者”及其他》。这些杰出的俄罗斯古典戏剧都有力地表现了俄国贵族地主和被他们掠夺的穷苦农民之间的尖锐矛盾,展示了贵族地主的精神空虚、醉生梦死,以及农民的伤心和悲惨。
之后,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说创作吸引了广大中国读者,他的作品一直是人文社外国文学出版的重点之一。
1954年的《哈泽穆拉特》拉开了出版列夫·托尔斯泰中短篇小说的序幕。
在启动列夫·托尔斯泰的戏剧和中短篇小说出版工作的同时,他的巅峰之作,即他的三大长篇,也列入了人文社的工作计划。1956年12月,两卷本《安娜·卡列尼娜》的平装本和精装本同时出版。
列夫·托尔斯泰一直关注儿童、关注启蒙,我们在俄罗斯儿童文学集中出版了他的儿童文学作品,比如1988年的《名作家写的童话故事》、1994年的《一块烫石头》,1989年专门出版了《托尔斯泰儿童故事选》。
在多年单品积累的基础上,人文社于1986—1992年出版了第一套“列夫·托尔斯泰文集”,共十七卷,涉及作家的小说、故事、戏剧、文论、政论、书信、日记。
人文社并不追求规模效应,对于外国文学翻译最看重的是译本质量,完整准确只是基本要求,翻译出作家的风格、最大限度地还原作品的语言风格、思想境界是最高追求。
历数人文社的列夫·托尔斯泰作品的译者不难发现,这是一支国内一流的翻译家队伍——巴金、周扬、汝龙、丰子恺、董秋斯、臧仲伦、任溶溶、潘安荣、吴均燮、白嗣宏、陈燊……
更重要的是,人文社的编辑在出版中从来不只是“拿来主义”,每一个译本都经过编辑与翻译家的反复推敲和打磨,许多翻译家念念不房和人文社编辑一起修改译稿的经历。著名翻译家易丽君教授近年因翻译了诺奖作家托卡尔丘克的作品被更多的人熟知,她常常说:“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成就了我。”人文社拥有一支水平高、能力强的外国文学编辑队伍,刚才提到的几种列夫·托尔斯泰作品的译者,本身就是社内编辑,比如翻译了托翁戏剧的蔡方信(笔名“芳信”),翻译了《战争与和平》的刘辽逸,翻译了《童年 少年 青年》的谢素台(她还参与了《安娜·卡列尼娜》的翻译),翻译了托翁的儿童故事的陈馥,翻译了托尔斯泰中短篇小说的蒋路、楼适夷、许磊然,等等。这些编辑本身就能胜任翻译,但他们甘为他人做嫁衣,只为呈现高水准的译著。可以说,人文社的列夫·托尔斯泰译著出版反映了国内列夫·托尔斯泰作品翻译的高水准。
草婴先生与人文社
人文社成立的时候,草婴先生在俄语翻译界已经名声在外。最初的合作是在1955年,作品是戈尔巴托夫的《顿巴斯》。这部作品以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为主题,这是当时中国读者喜欢的一种主要类型。
人文社新版草婴译著再出新思路
2018年,人文社开始计划出版草婴译列夫·托尔斯泰的巅峰之作,即三大长篇小说。2019年是《战争与和平》问世150周年、《复活》问世120周年,2020年是列夫·托尔斯泰离世110周年、草婴先生离世5周年,基于这些纪念性因素,在列夫·托尔斯泰诞辰192周年之际,人文社推出了精装纪念版《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