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回本《西游记》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四大奇书”之一。目前较多的意见认为，它的作者是江苏淮安人吴承恩。但是，从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各种《西游记》的版本来看，却没有一部是署名“吴承恩”所作的。有关《西游记》的明刊本和清刊本，或署“朱鼎臣撰”，或署“邱处机”著，有的甚至连著者的姓名也没有，只写上校阅人“华阳洞天主人”，或评点人如“李贽” 等等。那么，该书的著作权又是怎么会归到“吴承恩”名下的呢？ 自从《西游记》问世以来的数百年间，由于它在社会上有十分广泛的影响，所以引起了不少研究者的浓厚兴趣。《西游记》的作者究竟是谁？这就成为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研究课题。早在清初，有人就对《西游记》上署名“邱处机”（或日“长春道人”、“邱长春”、“长春真人”）表示过怀疑，但最早明确地提出《西游记》的作者是吴承恩的，当推吴玉搢他在《山阳志遗》卷四中说：“天启旧志列先生（按：指吴承恩）为近代文苑之首，云'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复善谐谑，所著杂记几种，名震一时’。初不知杂记为何等书，及阅《淮贤文目》，载《西游记》为先生著。” 其后，阮葵生的《茶余客话》也说：“惟《淮贤文目》载射阳撰《西游记通俗演义》”，“世乃称为证道之书，批评穿凿，谓吻合金丹大旨，前冠以虞道园一序，而尊为长春道人之秘本，亦作伪可嗤者矣。……观其中方言俚语，皆淮上之乡音街谈，……是则出淮人之手无疑。”此外，清代尚有钱大听的《跋长春真人<西游记>》、丁晏的《百亭记事续编》、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焦循的《剧说》、陆以湉的《冷庐杂识》等，或直说，或假托，或转引，都对《西游记》的作者问题有所论述。但他们的基本内容，都没有超出吴玉搢、阮葵生的范围。诚然，还有人仍主张《西游记》不是吴承恩所作。例如，毛奇龄据陶宗仪的《辍耕录》而认定《西游记》的作者是元代邱长春。王培荀的《乡园旧闻录》，也十分肯定地说，此书乃“长春真人邱处机作”。但由于他们的论据并不充分，所以也难以成为定论。 到了本世纪的20年代，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一书中肯定了《西游记》的作者是吴承恩。几乎与此同时，胡适在1923年第6 期《读书杂志》上，发表了《<西游记>考证》的长篇论文，指出“现在《西游记》的作者是一位'放浪诗酒，复善谐谚’的大文豪”，而这个大文豪就是吴承恩，并初步撰写了吴承恩的年谱，第二年的七月，鲁迅在西安讲学时说：“《西游记》世人多以为是元朝的道士邱长春做的，其实不然。邱长春自己另有《西游记》三卷，是纪行，今尚存'道藏’中，惟因书名一样，人们遂误以为是一种。 加以清初刻《西游记》小说者，又取虞集所作的'长春真人’《西游记序》冠其首，便信这《西游记》是邱长春所做的了。———实则做这《西游记》者，乃是江苏山阴人吴承恩。“（《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自此以后，鲁迅和胡适的这种意见，被我国学术界的大多数人所承认。 但是，学者们并没有到此止步。他们在继续探寻《西游记》作者之谜时，发现上述结论尚不能令人十分信服。章培恒先生在1983年第4 期《社会科学战线》上发表了《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一文，打破了我国学术界多年以来在此问题上的沉默，他在文中指出，主张百回本《西游记》是吴承恩所作的人，其最重要的依据就是吴玉搢《山阳志遗》和阮葵生的《茶余客话》，而吴、阮两人据以立论的关键则是天启《淮安府志》中的《淮贤文目》。可是，我们在《淮贤文目》中只看到“吴承恩：《射阳集》四卷□册；《春秋列传序》；《西游记》”这样的记载，它仅指明了吴承恩写过《西游记》，而没有说明此《西游记》是属于什么性质的书，也难以知道其确切的卷数或回数。相反，在清初黄虞稷所撰的《千顷堂书目》卷八史部地理类中，却记载“吴承恩”的《西游记》，是游记之类著作，而绝非通俗小说。） 这就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另外章培恒还根据现有的材料，从研究方言入手，论证百回本《西游记》的作者不是淮安人吴承恩，而可能是吴语方言地区的人。
●《西游记》的作者到底是谁？
曾经是一个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复杂问题。主要有丘处机、李春芳、王阳明、朱鼎臣、吴承恩等好几种意见。那么，《西游记》作者的“正主”如何考定的呢？下面为你详细解答。
现在存世最早的《西游记》版本，是明代万历二十年（1592）金陵世德堂《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此书不署作者姓名，只在扉页上题“华阳洞天主人校”。后来有人考证，华阳洞天主人实为李春芳。李春芳（1510～1584）字子实，号石麓，世居句容县，后移居兴化。世德堂本《西游记》扉页所署“华阳洞天主人校”，充其量只能说明《西游记》曾经其校订，并不能证明此书就是华阳洞主人撰著的。而且，历史上号华阳洞主者并不仅仅李春芳一人。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丘处机著《西游记》的意见影响最大。丘处机（1148～1227）字通密，道号长春子，元登州栖霞人（今属山东省）。认定丘处机为《西游记》的作者有两个致命伤。第一，《西游记》屡次写到锦衣卫、司礼监、会同馆、东城兵马司等官制与官职，而这些官制、职官是明代出现的。丘处机是宋元之际人，由他创作的著作中怎么会出现明代的官制与职官呢？第二，诚然，丘处机写过一本《长春真人西游记》，但此《西游记》非彼《西游记》，二者风马牛不相及。
王阳明即王守仁（1472～1529），字伯安，号阳明，明绍兴府余姚县人，古代著名思想家，陆王心学集大成者。说他是《西游记》的作者，却缺乏起码的证据。朱鼎臣字冲怀，广州人，一说江西临川人。晚明庠生。但他的著作实为《唐三藏西游释厄传》，全书10卷，共66回，并非流行于世的100回本《西游记》。这两种意见都不值一辩。
在《西游记》作者诸说中，吴承恩最为晚出而又最不受待见。吴承恩（1504～1582）字汝忠，号射阳山人，明淮安府山阳县人，曾任山西潞安通判、浙江长兴县丞、湖北荆王府纪善。天启《淮安府志》有传。
最早提出吴承恩为《西游记》作者的是吴玉搢的《山阳志遗》。时间稍晚，阮葵生在其《茶余客话》中响应吴玉搢，发表了类似意见，进一步肯定吴承恩为《西游记》的作者。非常可惜的是，吴玉搢和阮葵生早在乾隆期间就提出了吴承恩对于《西游记》的著作权问题，但直到清朝灭亡，似乎也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直到1920年代，这种局面才得到改观。
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鲁迅先生最早注意到吴玉搢、阮葵生的意见，并在其《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七篇《明之神魔小说》明确提出：“探索旧志，知《西游记》之作者为吴承恩矣。”当时胡适正在进行《西游记》的研究，鲁迅便将掌握的资料抄给他：
天启《淮安府志》十六《人物志》二《近代文苑》：吴承恩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清雅流丽，有秦少游之风。复善谐剧，所著杂记几种，名震一时。数奇，竟以明经授县贰，未久，耻折腰，遂拂袖而归。放浪诗酒，卒。有文集存于家。丘少司徒汇而刻之。
又同书十九《艺文志》一《淮贤文目》吴承恩：《射阳集》四册，□卷；《春秋列传序》《西游记》。康熙《淮安府志》十一及十二：与《天启志》悉同。
胡适如获至宝，凭借这些资料，在1923年2月写出《西游记考证》，后来发表在1923年第6期《读书杂志》上。胡适先生还考证出，吴承恩大约生于正德之末（约1520），死于万历之初（约1580）。而“天启《淮安府志》修于天启六年，当西历1626，去吴承恩死时止有四五十年，自然是可靠的根据了”。并引吴承恩的《二郎搜山图歌》，进一步证明《西游记》确为吴承恩所作。
此后，郑振铎、孙楷第、赵景深、刘修业等学者在此基础上继续深入研究，不断引证、申述，从此《西游记》的作者为吴承恩逐渐在学术界成为主流，几成共识，以后刊行的《西游记》作者均署为吴承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语言学家们又从方言学的角度，进一步证成这种意见。于是，吴承恩著《西游记》遂成为妇孺皆知的社会常识，央视1986年版电视剧《西游记》也署作“吴承恩原著”。
《西游记》为吴承恩所著能够获得社会的广泛认同，也不全靠鲁迅、胡适两位学术大师的崇高威望。首先，天启《淮安府志》的资料真实可信。天启《淮安府志》书前《淮安府新志纂辑姓氏》纂修人一共罗列了16人，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当地官场中的头面人物，只有位居最末的杨时蕃、唐缵修、刘一炤三人是普通生员。根据高登龙的《淮郡新志序》：“是志也，托始终于东平宋公，总裁于知常方公，载辑则杨生时蕃、唐生缵修、刘生一炤。
明确告知我们，实际参与此项工作的只有五人。其中，宋祖舜时类似于现在的地方志编委会主任，主要负责行政协调。方尚祖类似于今天的地方志办公室主任或志书的行政性主编，主要负责全书的统筹与最终审定。杨时蕃、唐缵修、刘一炤的职责是“载辑”，即负责资料的搜集和志稿的撰写。可以说，志书的基础性工作是由杨时蕃、唐缵修、刘一炤三人完成的。就人际关系而言，他们和吴承恩是同乡。就人书关系而言，他们是以本籍人之身编纂本地府志。就人时关系而言，他们是当代人编纂当代志。从吴承恩著《西游记》这件事来看，我们不妨说杨、唐、刘三人是事件的亲历者、历史的见证人。他们编纂淮安府志时，吴承恩去世才过去四五十年，说不定他们中有人见过吴承恩的“真身”。即使“未见其人”，也一定对吴承恩的生平事迹耳熟能详。出自这样一群人之手的志书，其资料的真实性当然无可置疑。
现藏于江苏省方志馆的漆画“清代修志图”展现了清代官修志书的全过程
另一方面，在古人心目中，只有诗词歌赋等才属于文学作品，小说无异于“地摊文学”，地位一直比较低下。因此我国古代小说始终难登大雅之堂。扬善是地方志的古老传统，有的修志者甚至不惜强拉名人壮声色。但在小说地位低下的明代，天启《淮安府志》的纂修者决不会做出超出时代局限的举动，硬要把并非本地人撰著的《西游记》当成“潜力股”收入书中。唯其如此，书中有关吴承恩著有《西游记》的资料才更加客观与真实。
● 探揭《西游记》成书和作者之谜
众所周知，长篇神话小说《西游记》是明代中叶淮安[注：本文所指原淮阴市的淮安县，即现在的淮安市楚州区]人氏吴承恩所著。近年来报刊上有人对此提出质疑，指出《西游记》早期的明代版本没有署名作者，清代以来对该书的作者一直有争议，是由于上世纪三十年代鲁迅先生的观点倾向于吴承恩著，故直到解放后出版的《西游记》才将作者署名为吴承恩。为此，使我回忆起少年时在家乡就听说过《西游记》成书的另一种说法，又经多年探究，深感《西游记》的成书和作者确实还有待于探讨，现将本人的论点阐述如下：
我的故乡在淮河岸边、洪泽湖畔的江苏盱眙县，早在青少年时就听母亲讲过：《西游记》是古代盱眙的一位孝子所写，当年其老母亲双目失明，儿子非常孝顺，为了不让母亲寂寞，就每天讲故事给她听。考虑到其母信佛，就讲唐玄奘到西域取佛教真经的故事，他参照当时的民间传说，并加以大胆想象发挥来博取老母亲的开心。为了使故事能讲得长久，托言唐僧必须要经过九九八十一“难”才能取得真经。于是就一边讲故事，一边天天编故事，哪知九九八十一“难”的故事还没有讲完，老母亲就去世了。面对积存下来的大量手稿，弃之可惜，于是就利用守孝期，静下心来加以整理，并进行艺术再加工，补上结尾，使其成为一部长篇神话小说。
母亲的这一说法，当时我不太相信，就问她是怎么知道的？她说是自己小时候听老一辈人这么传说的。以往我没在意，后来细想起来，母亲（1911-1995）上世纪初叶听到这个传说时，《西游记》的作者尚无定论，加之《西游记》书中对盱眙的确有比较详细的描述。如：作者在《西游记》第六十六回“诸神遭毒手，弥勒缚妖魔”中写道，孙悟空斗不过小雷音寺的妖魔，经“日值功曹”的指点，来到南赡部洲盱眙山请救兵，书中有关盱眙的描写原文是这样的：“行者纵起筋斗云，躲离怪处，直奔盱眙山。不一日，早到。细观，真好去处：南近江津，北临淮水。东通海峤，西接封浮。山顶上有楼观峥嵘，山凹里有涧泉浩涌。嵯峨怪石，槃秀乔松。百般果品应时新，千样花枝迎日放。人如蚁阵往来多，船似雁行归去广。上面有瑞岩观、东岳宫、五显祠、龟山寺，钟韵香烟冲碧汉；又有玻璃泉、五塔峪、八仙台、杏花园，山光树色映蠙城。白云横不度，幽鸟倦还鸣。说甚泰嵩衡华秀，此间仙景若蓬瀛。”
从作者对盱眙山城风光的描写来看是相当详细准确的，书中提到的盱眙景观古来有之，如：被宋代大书法家米芾列入的“都梁（注：盱眙的古代别称）十景”之中就包含：“瑞岩观清晓”、“玻璃泉浸月”、“五塔寺归云”“八仙台招隐”、“杏花园春昼”、“龟山寺晚钟”。许多景观至今犹存，如：玻璃泉在今盱眙县城的第一山上，该山有列入国家文物保护的许多宋代碑刻，其中“玻璃泉”石碑犹存，泉水依旧流淌。东岳宫在今县城城北的供电局对面，宫内的殿宇解放后尚存，院内的一棵千年古银杏树依然枝繁叶茂。八仙台位于盱眙县中学附近的天台山山顶。瑞岩观在县城的城中小学后山上。五塔峪和杏花园的遗址在县城的第一山附近。龟山寺则位于今县城东北附近的淮河岸边。看来作者对盱眙的景观不仅了如指掌，而且对盱眙的感情又是如此真挚，赞美盱眙山城的风光比泰山、嵩山、衡山和华山那四大名山还要秀丽，就像是蓬莱仙境一般。可想作者绝不会是偶然到过这偏于一隅的小山城，至少可以判断作者即使不是盱眙人，也是在盱眙长期生活的；否则，不可能在《西游记》这部长篇巨著中偏偏只对盱眙采取实名、实地、实景的赞誉式描写。书中描写唐僧取经途中，经过并涉及到的国家和地方大约五十余个，实有地名只有八九个，但多数与实际时代、方位不尽相同。与实际地理相合的唯有一处，就是不太起眼的盱眙。而且作者让孙悟空一反常态地不去西天求佛祖，不到南海拜观音，不找玉帝搬天兵，不下东海邀龙王，反而去既不是道家名山，也不是佛教圣地的盱眙山——蠙城（注：盱眙古名）请救兵。明显看出作者是想通过这个可有可无的过场戏描写，有意表明自己的藉贯，同时也显示家乡景观，抖抖本地风光。
另外，《西游记》的语言比起此前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来说，具有更多地民间文学特色，采用大量口语化的民间说书的方式来描述一个个精彩神奇的故事，通俗易懂，老少皆宜，其中大量地使用了盱眙方言，这些方言在盱眙至今仍有保留。如：书中第五十三回写猪八戒饮了子母河水后，“……渐渐肚子大了。手摸时，似有血团肉块，不住骨冗骨冗乱动。”至今盱眙方言中仍把小孩子在被窝中乱蹬说成是“乱骨冗”。同样在书中第五十三回中写“……哪妖仙措手不及，推了一个蹼辣，挣扎不起。”盱眙方言中把小孩子摔跤形容为“蹼辣一跤”。书中第二十二回写“……河当中滑辣的钻出一个妖精，……”盱眙方言中也是这样说“把一盆水滑辣泼光了”。书中第四十四回写“……那里面秽气畜人，想必是个五谷轮回之所。”盱眙方言中把气味呛人说成是“畜死人了”等等，不必一一赘述。
《西游记》是我国古代四大名著中唯一一部具有相当浪漫和幻想色彩的大型神话故事，书中想象的顺风耳、千里眼、腾云驾雾等，现在都已实现。但作为一个生活在四百多年前的封建文人，能跳出一般历史小说和志怪小说的创作局限，发挥出如此丰富地想像力，写出这样一部气势恢弘，与众不同的长篇神话巨著，是令人惊叹的。其必然有一个创作动机和动力，以及必要的创作环境和条件，上述成书过程的传说，相对来说可算是一种比较经得起推敲的说法。如：《西游记》中讲述唐僧取经过程中的九九八十一个磨难故事，实则上仅仅只有四十一个不同故事组成。作者在全书结尾前罗列九九八十一“难”时，是采用把一个故事拆成几个“难”的手法勉强拼凑，就这样还是少了一“难”，只好放在取得真经以后的归途中补写最后一个磨难。明显看出不符合初始创作意图，带有草草收尾的痕迹，这与上述成书过程的传说倒是非常吻合。是否可以理解为，作者在其老母亲去世以后，失去了创作的动机和动力，因此，不愿意再下功夫补写齐九九八十一“难”故事了。另外，作者对九九八十一“难”故事的描写有很多是雷同模式，给人一种重复循环的感觉；而故事情节则采用了游戏笔墨，大量地引用盱眙方言俚语，诙谐滑稽，妙趣横生，使得该书既风趣又离奇，既通俗又浪漫，既是神话又像童话，既是长篇小说又像短篇故事集；这种不落俗套的创作特色，与上述成书过程的传说同样非常吻合，可以理解为作者创作的起始目的不是面向广大读者，而是为了让老母亲既听懂又开心。所以，作者才塑造出机智勇敢的孙悟空、呆憨可笑的猪八戒、愚蠢无能的唐僧共同演出了一个个令人逗趣的游戏故事。再说，《西游记》不同于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另一部长篇神话小说《封神演义》，《封神演义》是取材武王伐纣的历史资料发挥的完整故事，而《西游记》则仅仅借助于玄奘取经这条线索，采用通篇想象发挥的一个个独立成章的短篇故事，书中的主要人物孙悟空降妖伏怪的故事情节，完全可以不必借助玄奘取经的线索串接起来，只是因为作者为了讨好信佛的老母亲喜欢，才不得不将孙悟空这个本性与佛教格格不入的人物，在所谓“紧箍咒”的约束下，皈依佛门。从而，使人们对作者为什么要塑造孙悟空这个性格前后矛盾的人物形象得到合理地解释，同时，还可能隐含着作者对自身处境的不满和无奈。
至于《西游记》的作者究竞是谁？现存最早的《西游记》明代繁本刊本世德堂本卷首，载有陈元之的《刊西游记序》中谈到：“《西游记》一书，不知其何人所为，或曰出天横何侯王之国，或曰出八公之徒，或曰出王自制。”可见，世德堂本刊刻时，作者已不可知，但与某王府有一定关系。据《二十四史》中明史记载：明世宗继堂兄明武宗位登基后，先后废三名皇室成员郑王厚烷、徽王载埨、伊王典楧为庶人。从《西游记》的文学水平来看，该书的作者是一个具有相当造诣的文人，并且是一个失意文人，因为从书中描述的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情节，就能看出作者借助孙悟空这个具有反叛精神的人物喊出：“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来抒发自己对朝廷和帝王的不满和怨恨。可见作者不仅是一个与朝廷和帝王有相当瓜葛的非一般文人，而且还是一个被贬或不被朝廷和帝王重用的失意文人。据此，可以推断，《西游记》的作者极有可能是被明王朝贬往盱眙看守“明祖陵”[注：明祖陵位距今盱眙县城西北数公里的淮河与洪泽湖交汇处，是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后，为其高祖、曾祖和祖父三代建造的明代第一陵，由皇太子朱标亲自监造，前后耗时27年，规模十分宏大。朱元璋每年清明都率御林军前往祭祖，另外还亲授朱氏族人朱贵为祖陵奉祀，四品服色，子孙世袭。] 的官员，尽管职位不低，但满腹才华，心与天齐，却不被重用。就像作者在书中描述的孙悟空先后被玉帝指派“弼马温”差事和虚封为“齐天大圣”没有两样。[注：类似的事明代确实发生过，如：明宪宗听信万贵妃谗言，曾一度打算废掉皇太子朱祐樘，遭到心腹司礼太监怀恩的反对，竟一怒之下把怀恩贬到凤阳去值守皇陵。]作者在长年值守明祖陵的过程中，熟悉并爱上了盱眙山城的秀丽风光，如：书中“船似雁行归去广”的描述，正是作者身居明祖陵时天天可见的淮河景观真实写照。闲暇的岁月，为作者的创作提供了想象的时间和精力；古老的淮河文化[注：盱眙曾是楚怀王定过都，具有二千多年历史的古老县城；而淹没于洪泽湖的泗州城，当年则是淮河流域的政治文化中心城市]以及水神[注：淮水之神“无支祁”，形若猿猴]的传说，为作者的创作积累了丰富的文学素材；而对自身处境的不满和无奈，则造就了作者将笔锋直指朝廷和帝王的思想基础。由于其特殊的身份地位，以及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反叛倾向，使得《西游记》成为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中唯一不敢署名的小说，只能通过对盱眙山城风光采取实名、实地、实景的描述和赞美来巧妙地表明自己的身份。另外，书中提到的指点孙悟空到盱眙请救兵的“日值功曹”[注：“功曹”是汉代的官职，唐宋时期已演变成虚职，至明代被废止]是何路神仙？怎么对盱眙这么了解？作者为什么要为这位熟悉盱眙的仙官起这样一个令人深思的官名？其专司的值守为何与在盱眙的守陵官如此相近？这其中是巧合，还是隐含了作者的何种暗示？不言而喻，既熟悉盱眙，又与“日值功曹”这位仙官的身份地位相称的明代官员，除了皇帝委派到盱眙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值守明祖陵的虚职官员外，还能是谁呢？总之，《西游记》成书和作者之谜，是一个湮没于洪泽湖畔的古代淮河文化传奇。
综上所述，《西游记》的具体作者虽然还有待于进一步考证，但有一点基本可以肯定，其作者不是淮安人氏吴承恩。理由是：如果是吴承恩著，既然书中详细描述了盱眙，为何只字不提位于盱眙不远的自己家乡淮安？并且，从吴承恩的经历来看，他是一名在科举中屡遭挫折，四十多岁才中补贡生的一般文人，直到六十岁后才补任浙江长兴县丞[注：明代属八品官]一年多，晚年绝意仕途，算不上是一位造诣很深、怀才不遇的文人。另外，从书中的前七回内容明显看出，《西游记》的作者不是一位绝意仕途的失意文人，而吴承恩既然绝意仕途，就不会在书中流露出未被朝廷重用的不满和怨恨情绪。何况，凭吴承恩的资历也够不上与朝廷和帝王产生直接恩怨。而事实上吴承恩是一名为封建帝王歌功颂德的文人，如：他在《射阳先生存稿》的第一篇作品“明堂赋”一文中，赞颂当朝皇帝明世宗是“崇功伟烈”的天子，“顺人望，承天心”、“纳黎元于化日，合上下于和气”等等。再说，能够抛弃了“乌纱帽”的文人，在未大搞“文字狱”的明代，对著作的署名也不会有太多顾虑，正因为如此，在《淮安府志》卷19《艺文志》“淮贤文目”的吴承恩名下才会有《西游记》一书存目[注：十七世纪，黄虞稷的《千倾堂书目》将吴承恩的《西游记》列入史地类]，表明吴承恩写过的是一部署名《西游记》，恰恰更能说明在明代出版时未署名的《西游记》和已署名吴承恩写的《西游记》是两码事，这不仅不能作为小说《西游记》作者是吴承恩的依据，反而应当作为排除作者是吴承恩的依据，因为能在地方志中有记载的书籍，明代出版时不应该无署名。另外，旧例明清地方志中是不收录通俗小说的，又怎么可能在《淮安府志》中记载长篇神话通俗小说《西游记》呢？至于，以淮安方言作为支持《西游记》作者是吴承恩的依据，更是由于对盱眙方言的误解造成，因为淮安和盱眙同属苏北方言体系，互相比较接近，将两处方言张冠李戴不足为奇。
吴承恩的生平和《西游记》著作权形成过程
吴承恩是明代淮安府山阳县（现江苏省淮安市楚州区）人，表字汝忠，别号射阳山人（或叫射阳居士）。生活的年代是明代的弘治、嘉靖和万历初年，生卒年不可考。学术界有不同的判断，有人说他生在1500年，死在1582年；还有的学者说他生在1506年，死在1582年。他祖先在江苏涟水县，从他五世祖开始就迁移到淮安定居下来，原来是书香门第，后来败落了。他的高祖是平民老百姓。到曾祖和祖父辈仅做了一些小小的学官，很清贫。到他父亲吴锐（字廷器，号菊翁）时家里依然很穷，娶了邻居女儿徐氏为妻，后继承了岳父的绸布店，成了小老板。由于吴锐是个读书人，不擅于做生意，家境一般。吴承恩受父亲影响，从小就喜欢看书，当然不完全是通俗白话小说，有很多是文言笔记小说。他自己还写了一部文言笔记小说《禹鼎志》，内容已经见不到，但序保存下来了，是一本志怪小说，讲的是神仙鬼怪方面的故事。吴承恩性格比较诙谐、幽默，从小就喜欢写诗写文章，在当地有点名气，现在流传下来的作品诗文集叫《射阳先生存稿》。他虽然读了好多的书，但是科举上不得意，四十八岁时才勉强补了一个贡生，直到六十三岁时，才在友人帮助下任浙江长兴县丞（明代八品官，相当于今天的副县级），不到两年因与知县矛盾和征粮事件，而一度进了牢房，晚年绝意仕途辞归故里。回到家乡后的暮年吴承恩，一方面倾力于对外表孙丘度的培养，一方面与先后任淮安知府的陈文烛、邵元哲，知县高时及“后七子”之一徐中行等文友诗酒酬唱、评诗论文，聊以打发已不太多的光阴。吴承恩的生平大概就是这样。
现存最早的《西游记》明代繁本刊本世德堂本，题“华阳洞天主人校”，卷首载有秣陵陈元之的《刊西游记序》中谈到：“《西游记》一书，不知其何人所为，或曰出天横何侯王之国，或曰出八公之徒，或曰出王自制。”此后明代百回本均不题撰人。可见，世德堂本刊刻时，作者已不可知，但与某王府有一定关系。直到清初汪道涵百回本《西游记证道书》，所附元代虞集序首次标明作者为元代丘处机，以后清代刊本也皆相沿以丘处机著。
清乾隆年间，淮安人吴玉缙和阮葵生在整理《淮安府志》时发现，明代天启年间《淮安府志.淮贤文目》的吴承恩名下有《西游记》一书存目，就首次提出《西游记》是自己家乡淮安人氏吴承恩撰写，但未得到多数文人的认同。
直到解放后五十年代初出版的《西游记》才首次署名“吴承恩著”，其根据乃是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证据：一是《艺文志·淮贤文目》中有《西游记》一书存目；二是《西游记》中有许多淮安方言；三是《人物志·近代文苑》记载“吴承恩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清雅流丽，有秦少游之风。复善谐剧，所著杂剧几种，名震一时”。但《西游记》名字相同的实在太多，并不能说明此《西游记》就是百回本《西游记》，十七世纪，黄虞稷的《千倾堂书目》将吴承恩的《西游记》列入史地类。所以早在1933年，俞平伯先生就提出过不同看法，但鲁迅先生的文学地位已经深入人心，不易动摇。
根据吴承恩的生平来看，吴承恩并没有时间来写作《西游记》。他青少年时忙于科举，况且父亲吴锐也不会容许；壮年时忙于著述《禹鼎志》，“日与懒战，幸而胜焉，于是吾书始成”，还哪来的时间和精力去撰写百回长篇巨著《西游记》？晚年时倒有可能，但辞官之时已经六十五岁高龄，实在难以想象，这么一部浪漫诙谐的作品会出之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曹雪芹写《红楼梦》耗费了十多年的心血，直到去世也没有完成，最终还是由他人续写而成的。就算吴承恩真的下决心用余身的全部精力来创作《西游记》，在花费巨大精力创作的长篇著作没有完成前，能够那么闲情逸志地去交友聊天、诗酒酬唱吗？又怎么能这么沉得住气，在好友面前一点也不透露，在友人的圈子中没有留下一点儿撰写过《西游记》的蛛丝马迹？ 怎么就能凭吴承恩的名下有《西游记》一书存目就下定论？要知道存目仅仅只是一个书名，既无内容，也无文人好友的旁证。
论《西游记》的文风和作者
一是小说体裁风格在古典章回小说中是独此一家，大量地采用游戏笔墨，既风趣又离奇，既通俗又浪漫，既是神话又像童话，既是长篇小说又像短篇故事集，真是老少皆宜。这种不落俗套的创作特色，有点类似现代作家编写的《三毛流浪记》，可长可短，既是长篇也是短篇，表明作者起始目的并不是想创作长篇小说。
二是小说主要人物孙悟空性格前后矛盾，比如：大闹天宫时所向无敌，玉帝不得不多次招安，最终只是败在了佛主的手掌之下。而在护唐僧取经途中多次败在天宫中逃出的动物妖魔手下。不符合小说创作前统一构思的常规，孙悟空虽然在所谓“紧箍咒”的约束下，皈依佛门，不仅任性的性格改变了，而且原来的本领也变小了，文章难以自圆其说。从作者的文学水平来看，也不至于犯如此低级的错误，只能说明作者创作过程有其难言之隐的特殊背景，并想达到特有的目的。
三是小说描写唐僧取经途中的九九八十一难故事，实则上仅仅只有四十一个不同故事组成。作者在全书结尾前罗列九九八十一“难”时，是采用把一个故事拆成几个“难”的手法勉强拼凑，就这样还是少了一“难”，只好放在取得真经以后的归途中补写最后一个磨难。明显看出不符合初始创作意图，带有草草收尾的痕迹。说明作者前后目的或创作环境改变了，失去了先前的创作动机和动力。
四是小说有明显的创作过程中二次加工痕迹，因为小说中存在许多前后不对应的地方，比如：孙悟空打死白骨精变化的美女时，遭到唐僧呵斥，笑道：“师父，你那里认得！老孙在水帘洞做妖魔时，若想人肉吃，便是这等。或变金银，或变庄台，或变醉人，或变女色。”可是《西游记》书中通篇没有描写孙悟空吃过人肉的内容。可见，作者在二次整理加工的过程中，不仅添加了许多诗词，而且还删除了一些品位不高的内容，造成了书中的前后不对应。正是作者在整理删节过程时的这些疏忽之处，才留下了小说创作时被二次整理加工的证据，说明首次创作时品位并不高，同时表明首次创作目的也有别于二次创作。
五是小说中地名和景观地理方位大多虚构且模糊，但又有一处写的太实，这就是不起眼的淮河南岸小山城——盱眙，同时对盱眙的山城风光给予了极高的赞誉。这只能说明作者是在故意引起读者对这个偏僻小山城的注意，想给人们某种暗示。
六是小说中描写盱眙蠙城内大圣禅寺中的大圣国师王菩萨，昔年曾降伏水母娘娘，时值初夏，正淮水泛涨之时，新收了水猿大圣。这正是淮水之神“无支祁”，形若猿猴的写照。可见作者对淮河文化相当了解并熟悉，直接点出了孙悟空的原形来自淮水之神“无支祁”。
七是小说明代刊印时作者不署名，其原因与《金瓶梅》不同。因为《金瓶梅》的内容涉及淫秽情节，有损封建文人的作者形象。而《西游记》中没有淫秽情节描写，作者的担心是孙悟空这个既敢大闹天宫，又敢口出狂言：“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这样的反叛人物形象描写，会引起帝王和朝庭的怪罪；另外书中有关“仙妖一家”的描写，明显是在影射“官匪一家”，作者还怕引起官场的愤怒。所以作者才不敢署名，被迫在书中增添可有可无的到盱眙请救兵“过场戏”和使用明代已被废止的虚职官名“日值功曹”，来暗示自己的籍贯和身份地位。
八是小说《西游记》不同于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另一部长篇神话小说《封神演义》，《封神演义》是取材武王伐纣的历史资料发挥的完整故事，而《西游记》则仅仅借助于玄奘取经这条线索，采用通篇想象发挥的一个个独立成章的短篇故事，书中的主要人物孙悟空降妖伏怪的故事情节，完全可以不必借助玄奘取经的线索串接起来。玄奘去西域取经的真实过程是带领了一帮僧众，这一点作者不会不知道。何况《西游记》书中也说唐僧取经是奉唐王之命，既然是奉唐王之命，也不可能只安排了两名从者一匹马，随同唐僧去路途遥远的西天取经。看来作者真实目的并不是描写取经，而是仅仅借助唐僧这个人物串接出可长可短的短篇故事集。同时，小说本身对唐僧也是使用调侃的笔墨，整个取经途中唐僧就是一个重复犯相同错误的愚蠢无能人物形象的化身。
九是小说中的诗词品位与内容诙谐不合拍，滑稽调侃味道很浓，既对道教也对佛教进行调侃，一点也不严肃，看出作者是一个既不信道也不信佛的人物。书中有关求取佛教真经的描述，与孙悟空护送唐僧取经一样，都非出之本意，而是无奈之举。
十是小说就像是一部百科全书，作者对三教九流似乎无所不通，天文、地理、医学、农业、佛学、道学、儒教、法学、诗词、俗语等等都有描写，并能熟练使用许多不同方言写作，如：苏北淮河流域的方言、吴语方言、北方方言等，当然主要使用的还是苏北淮河流域的方言为主，可见作者的人生阅历非浅。
十一是从小说的文学水平来看，可见作者是一个有相当造诣的文人，并且是一个失意文人，因为作者借助孙悟空这个反叛人物形象，来抒发自己对朝廷和帝王的不满和怨恨。可见作者不仅是一个与朝廷和帝王有相当瓜葛的非一般文人，很可能是一个被贬或不被朝廷和帝王重用的失意文人。
十二是小说内容完整，洋洋七十万字的巨著并非一气呵成，而是进行了二次创作。当年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时耗费了十多年的心血，直到去世也没有完成。可见作者创作过程实非一日之功，没有数十年的时间很难完成。说明作者家庭状况富裕、生活环境悠闲，创作时间充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