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吉本(1737-1794)，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作家，启蒙运动代表人物。出生于伦敦附近的一个富有家庭，父亲是国会议员。吉本幼年丧母，体弱多病，求学历程甚为艰辛，这些都磨练了他沉默坚毅的性格。自1764年身处罗马城的废墟上，产生写就《衰亡史》的念头后，直至1787年完成全部六卷书稿。时人惊叹：“想不到你有如此精深的见识，这部书不仅过去没有出现过，以后也很难会出现。”
译者简介：
席代岳，1939年生，祖籍湖南，10岁随家人赴台。陆军官校1963年炮兵科，历任各种军队指挥及幕僚职位，1999年陆军中将军衔退役，之后从事文字工作。曾译作《恺撒战记》、《鏖斗的年代》、《战争的罪行》、《罗马帝国衰亡史》、《希腊罗马名人传》、《普鲁塔克札记》等等。
内容提要：
《罗马帝国衰亡史》修订版，以堂皇宏阔的篇幅叙述了自公元2世纪到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后近1300年的历史风貌。作者在400万的洋洋文字中，既发怀古之忧思，悲怆叹惋千年帝国的无奈衰颓，又阐思辨之深刻，诠释剖析盛衰兴替的永恒历史命题。
《罗马帝国衰亡史》修订版装帧精美，选材上乘，同时译者席代岳先生参考了专家及读者意见，全面审视了六卷译本，做出精心修订，改动达一万多处。愿这颗耀眼的明珠释放永恒的光芒!
精彩书摘：
“罗马帝国衰亡史，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壮观和最惊人的一幕。”在这历史过程中，吉本观察“各种不同原因和其累积的结果，同许多人类历史上的有趣事件，相互交织在一起。”吉本曾说：“对哲学家来说，历史就是探求因果的知识。《衰亡史》的读者，一定会感到好奇：这个18世纪的历史家，对此一恒久的历史课题，会提出什么真知卓见?
关于“罗马帝国的衰亡”，一个习见的说法是：吉本把它归咎于“基督教的兴起”。《衰亡史》的确提出“蛮族与宗教的胜利”这个论题，来说明导致罗马帝国瓦解的力量。然而，细究《衰亡史》，我们会发现：吉本对罗马帝国何以衰亡并没有一贯、系统的解释。他曾在书中的不同情境，多处陈述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而这些因素之间并无一定的关联性。他提到罗马皇帝的失政、军队的跋扈、贵族势力的剪除、公民精神的沦丧、社会的奢靡腐化等。根据Jordan的看法，吉本提过二十种以上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当然，基督教的传布与蛮族的入侵，也是著名的两项。不过，若拿此二因素来概括吉本对罗马帝国衰亡的解释，则将过度简化他的历史论述。
那么，对于罗马帝国的衰亡，吉本的基本论点为何?吉本自述《衰亡史》的目的，是要“推寻罗马帝国衰亡的最重要情节”。《衰亡史》的叙事，起自公元2世纪两位安东尼皇帝——皮乌斯(Antoninus Pius)与奥勒留(Marcus Antoninus Aurelius)——在位时期。吊诡的是，在吉本看来，这个鼎盛时代却也是此一帝国步上衰亡的开始。何以如此?根据他的分析，关键在于罗马帝国的政治制度：“奥古斯都体制”(Augustan Settlement)。
熟悉罗马史的人都知道，屋大维在共和末期内战胜利后，为了重建帝国，建构了一套政治体制。这一套体制，表面上维持共和的形式，实际上是皇帝个人独裁，如吉本指出：“共和体制的形象，从外表上看来受到尊敬和推崇：国家主权似乎仍旧掌握在罗马元老院手中，而执政治国大权则已全部授给皇帝。”奥古斯都摧毁共和贵族，压抑平民力量，去除了传统罗马政治中的制衡力量。如此一来，皇帝大权独揽，没有任何机制可加以制衡。
在独裁体制下，帝国的命运系于皇帝一人，其素质的良窳经常影响帝国的发展。贤明的皇帝固然带来安定繁荣，奠定“罗马和平”(Pax Romana)时代。早期的皇帝，如涅尔瓦(Nerva)、图拉真(Trajan)、哈德良(Hadrian)和两位安东尼皇帝，均能以才治国、以德服人，造成罗马帝国的盛世。可是，吉本提醒，历史经验显示，罗马皇帝的素质“可以看到极端的两极：邪恶与美德、高洁完美与低劣败德”。奥勒留之后，皇帝或来自继承，或由军队拥立，率皆才智平庸、专断残暴，其统治是依赖“专制”与“军队”。
“禁卫军”(Praetorian Guards)弄权干政，是奥古斯都体制衍生的另一严重问题。奥古斯都深知，他的专制统治必须依靠武力维系，乃决定建立一支“禁卫军”，以备“随时保护皇帝，威吓元老院，或在第一时间扑灭叛乱”。到提比略(Tiberius)时，“禁卫军”被允许在罗马设置永久军营。这个做法，吉本认为，不啻是“帮国家套上镣铐”。就他看来，罗马禁卫军的“跋扈，是罗马帝国衰亡的第一个征候和原因”。
物必自腐而虫生。罗马帝国的衰亡，吉本认为，导因于内部问题：“罗马的敌人在其内部：暴君与军人。”DF, i, p.195.依照他的观察，在奥古斯都建立独裁体制之时，罗马帝国就埋下了衰亡根源。两位安东尼皇帝在位时，罗马展现的盛世景象只是一种假象。就此角度言，在吉本的讨论中，“基督教”与“蛮族”两大因素，只是加速罗马帝国瓦解的力量，并非导致其衰亡的根本原因。
吉本对基督教会的不友善，是众所皆知的事。他在《衰亡史》中对基督教有严厉的批评。他曾指责教会的出世精神、修院制度与独身主义，认为这些精神颠覆了罗马人传统的公共德行;他更批判教会的神学争论、教士的腐化与宗派的内斗，让原已纷乱的帝国进一步撕裂。不过，在吉本的认知里，教会的负面影响是在公元4世纪后才显现。实际上，基督教虽然早在帝国境内传布，但是到313年才被尊为国教。同样地，蛮族也是到4世纪后期才对罗马形成严重压力。378年，哥特人(Goths)击败皇帝瓦伦斯(Valens)于亚德里亚堡(Adrianople)，正式在帝国境内立足。406年，勃艮第人(Burgundian)、阿兰人(Alani)与汪达尔人(Vandals)成功渡过莱茵河。吉本评论此事说：这一次著名的渡河之举……可视为是阿尔卑斯山以北地区罗马帝国的沦亡。自此致命的一刻，长久以来分隔地球上文明与野蛮国家的障碍，被夷成平地。自此以后，罗马帝国摇摇欲坠。410年，哥特人入侵意大利，攻陷了罗马，蹂躏此一“永恒之城”(Eternal City)。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
综合而观，吉本基本上主张：罗马帝国的衰亡导源于奥古斯都独裁体制的建立。这个论断看似宏观，事实上并无特殊的原创性。这里，他只是重述古典“共和主义”(Republicanism)的一些概念。观念上，吉本偏向罗马共和。在这方面，他深受罗马史家塔西佗(Tacitus)与启蒙哲士孟德斯鸠的影响。这一古一今两位人物都称颂“共和体制”，认为罗马共和的制衡精神，确保了罗马的自由，造就了罗马的伟大。相对地，奥古斯都的专制体制刻意摧毁共和精神，使罗马人民变成政治侏儒。一群政治的侏儒如何能够支撑一个伟大的帝国?
在今日，吉本有关罗马衰亡原因的论断，许多已经流为历史常识。从现代学术的角度评断，吉本的历史叙述长于道德化的修辞，而短于严密的分析式论证。他经常下格言式的论断，修辞的力量掩盖了论证的空泛。《衰亡史》第三十八章这一段文字，可说是典型的“吉本式”论述：罗马帝国的衰亡，乃是毫无节制的扩张(immoderate greatness)带来的自然而无可避免的后果。繁荣埋下了衰败的伏笔，而随着征服的扩大，其毁灭的因子也倍增;而一旦时间或灾难移走其人为的支柱，其庞大的构造遂被其自身的压力所压垮。罗马帝国的衰亡，吉本说，其原因“既简单且明显”。在他看来，这个帝国的走向衰亡乃是势所必然。反倒是，它“能存在如此长久，才令人感到惊讶”
注：《罗马帝国衰亡史》修订版，由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旗下的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出版，目前已在各大电商预售，即刻上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