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百年，列夫·托尔斯泰在中国从没冷落过，却也从没被正确解读过——他是思想家、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俄罗斯的良心、不朽的人，偏偏不是小说家。
“现在俄罗斯适合正直人的唯一地方就是监狱”“人生不是一种享乐，而是一桩十分沉重的工作”“所有幸福的家庭都一样，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样的话，人人耳熟能详，可多少人真正啃完了他的三大代表作？《复活》、《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
列夫·托尔斯泰在中国的接受史，其实就是一部误读史，一次次功利性地开发，让我们一次次与小说之美擦肩而过。
1900年，上海广学会出版《俄国政俗通考》，首次推荐了“刘都斯笃依”（即列夫·托尔斯泰）：“时年23岁。投笔从戎，入卡利米亚（即克里米亚）军营效力。1856年，战争方止，离营返里，以著作自娱。生平得意之书，为《战和纪略》（即《战争与和平》）一编，备载1812年间拿破仑伐俄之事。俄人传诵之，纸为之贵。”
1906年，托尔斯泰作品有了中文版，即《托氏宗教小说》，由6个文学价值不高的短篇组成，出版理由是“中国小说，怪诞荒唐，荡人心志”，而“泰西小说，或咏言，或寄意，可以蒙开学，瀹民智……虽曰小说，实是大道也”。
当时西学东渐正在潮头，国人不明取舍，拣选只看名头，托尔斯泰因此被夹带而来，赫然成了启蒙家。李大钊的《介绍哲人托尔斯泰》、王国维的《托尔斯泰之近世科学评》、天贶的《宗教改革伟人托尔斯泰之与马丁路德》、蒋梦麟的《托尔斯泰人生观》，均脱离具体文本，抽象地去谈托尔斯泰的“思想”。
中国第一次“托尔斯泰热”在“五四”前后，此时他长篇小说还没译成中文，除了“思想”，人们无从下嘴。那一代文人更喜欢匕首与投枪，既然靠短篇小说与杂文也能赢得知名度，也能兑现出现实利益，那么，谁还肯去操练高风险的鸿篇巨制？
短，则空间狭窄，只有把问题简单化，变成黑与白、正与邪的二元对立，才有审美快感。于是，陈独秀赞托尔斯泰“尊人道，恶强权”，郭沫若称其为向旧秩序挑战的“真正的匪徒”，鲁迅则说“不单是破坏，而且是扫除，是大呼猛进，将碍脚的旧轨道……一扫而空”。就这样，托尔斯泰穿上了“二十世纪的革命家”“社会主义之实行家”的马甲。
百余年来，国人看西方，往往是只读了只言片语，便将胸中块垒寄托于兹，貌似在学习，其实在撒娇，无非是给自己被压抑的理想找个权威注释而已，所以钱钟书先生说“外国一切好东西，到中国没有不走样的”，托尔斯泰亦不例外。
1928年，托尔斯泰一百周年诞辰，再度被国人热炒，而此时他的代表作（长篇小说）相继译成中文，革命家们失望地发现，它们远没有想象中的“战斗性”，而列宁曾批评托尔斯泰是“一个颓唐的、歇斯底里的可怜虫”，此时已被中国作家们知晓，所以冯乃超怒斥托尔斯泰是“卑污的说教人”，茅盾、周立波、鲁迅等也开始“客观”地看问题，一面承认托尔斯泰的“写作才华”，一面又批评其“不抵抗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