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和赵清阁相识于1938年的武汉。当时，进步知识分子在武汉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老舍是“文协”的理事兼负责人，而赵清阁是老舍的秘书。两人因交往频繁而滋生了恋情。赵清阁既有男子的豪气，也有女性的温婉，她独特的气质深深吸引了老舍；而老舍的幽默、睿智、勤奋也给赵清阁留下很好的印象，两人因志趣相投而相互倾慕。不久，因战事吃紧，日军逐渐逼近武汉，国民政府下令疏散机关工作人员。尽管上级安排赵清阁去重庆，可她说什么都不愿去，原因是既割舍不下她当时的工作，也放心不下老舍。后经过老舍的苦苦相劝，她才依依不舍离开了武汉，告别了老舍。很快，武汉再次告急，冯玉祥安排老舍去桂林，老舍不去，却和几位好友乘船去了重庆，老舍做出这一选择当然是为了和赵清阁重逢。
在重庆，老舍工作很忙，但他还是抽出时间和赵清阁合作了两个剧本《王老虎》和《桃李春风》。当时，赵清阁因割盲肠住进北碚医院，老舍带着稿子和病榻上的赵清阁共同完成了剧本。不久，老舍也因割盲肠住进北碚医院，手术时，赵清阁一直在手术室外等候。老舍出院后，两人就成了邻居。那几年，老舍和赵清阁并肩战斗、形影不离，正如赵的一位友人说的那样，在抗战时期的重庆，老舍和赵清阁的名字总是紧挨在一起。老舍曾给赵清阁写过一首五言绝句，是八个人名联集成的，一个虚字也没有。全诗如下：
清阁赵家璧，白薇黄药眠。
江村陈瘦竹，高天藏云远。
这首诗显露了老舍超常的才华，令赵清阁佩服不迭。
当时，老舍和赵清阁是近邻，人们常看到老舍在赵的房间照看体弱的赵清阁。按作家林斤澜的说法，在重庆时，他俩已经同居。
美国作家韩秀1948年刚满两岁时，自美国来到中国，在上海接船的两个人是她的外婆谢慧中与外婆的远房侄女赵清阁。因为有了这层关系，她对赵清阁和老舍的交往也知之颇详。她的话也证实了老舍和夫人胡絜青感情不好，在重庆和赵清阁相爱不久，两人便住在一起了：
“我想，他们（指老舍和沈从文）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随时准备逃家的男人。抗战是一个多么堂皇的理由，他（老舍）抛妻别子，跑了，去为抗敌协会奔走，认识了一辈子爱他的女子。他们两人都告诉过我，那时候他们住在林语堂的房子里，也就是抗敌协会的办公处。林语堂的女儿林太乙是我的好朋友，她也告诉我同样的话。虽然男女授受不亲，但是每天得以见面，也是幸福。”
有些人对此将信将疑，韩秀在另一封信作了补充说明：
“许多人在和我谈到两位老人家的时候，都在刺探他们是否有过肌肤之亲。开始的时候，我很愤怒。后来，我只用'男女授受不亲’作为回答。如果他们不懂或是不愿相信，那就是他们自己的问题了。”
当时，老舍和妻子胡絜青及三个孩子阔别已达六年。在一位名叫“老向”的朋友帮助下，1943年秋天，老舍夫人胡絜青及子女抵达重庆。老向事先没有和老舍商量，待胡絜青和孩子到重庆后，老向才找人去北碚问老舍，要不要和妻子儿女团聚。老舍正吃馄饨，听到这一消息，手中的筷子抖了一下，但随即恢复平静，说：“既然来了，就让他们过来吧。”
胡絜青是10月28日到重庆的，但在二十天后她才去北碚和丈夫团聚。选择和妻子团聚还是和赵清阁重组家庭，老舍花了整整而二十天时间才艰难地做出决定。显然，对老舍这样有名望的文化人士来说，离婚，摆脱家庭，谈何容易。而赵清阁只能黯然神伤退出老舍的生活圈。抗战胜利后，赵清阁离开重庆，回到上海。韩秀告诉我们，老舍随后也追至上海：
“大战结束之时，清阁知道了舒家的情形，悄悄离开重庆返回上海。舒先生跟着逃家，追到上海。一个月后，舒太太带着孩子也追到上海。于是，就有了他们之间的离别。”
曾经沧海难为水。虽然老舍和赵清阁不能不再次分手，各自退回到自己的生活圈中，但两人之间的感情又怎能轻易“随风而逝”。1946年，老舍赴美讲学，赵清阁一直把他送进船舱，千言万语，难诉心中的痛，只能是执手相看泪眼，无语凝噎了。
老舍和赵清阁为何有情人未成眷属呢？赵清阁在一篇小说中泄露了天机。小说叙述了中年知识分子邵环教授，已婚，有两个孩子，但却爱上了才貌双全的灿。抗战胜利后，灿悄然而去，留给情人邵环一封“绝交”信，信的内容如下：
“应该新生的是你们，不是我们！
所以你要追求真正的新生，必须先把所有旧的陈迹消除了。
为了这，我决定悄悄地离开你，使你忘了我，才能爱别人，忘了我们的过去，才能复兴你们的未来！
我不希望你因为我的走而悲伤，更不希望我们会再见。
就这么诗一般、梦一般地结束了我们的爱情吧：天上人间，没有个不散的筵席！”
邵环看到这封信后，很难过也很不甘，于是，在一个凌晨，他离开重庆，来到上海，费尽周折，终于打听到灿的住处，两人相见了。“他们拥抱了！心贴着心，灵魂吻着灵魂。”
邵环决计要和灿相伴终生，他对灿说了他的决心和打算：“横竖我已经决心什么都放弃了，临走的时候，我把教授的聘书退还学校，并且附去辞呈。我把所有的薪金也都留给家了，还有这些年来的书物，以及故乡的一点祖产的契约，全部在妻的手里，我估计她和孩子的生活绝无问题，他们可以回到故乡去安居。我对他们已经尽了我的责任。”
然而，灿却忧心忡忡，她认为邵环的妻子不会善罢甘休：“你认为这样就解决了问题吗？你以为这样就算放弃了他们，他们也放弃了你吗？不会的，环！他们可以什么都不要，只要你！他们不会轻易放弃妻、儿的权利！书物和祖产都不能满足他们！除非形式上你永远属于他们，实际上你也永远为他们尽责任。”
灿要求邵环离婚，邵环老实坦白：“她不肯，她拿赡养费要挟我，而我没有钱。”尽管无法摆脱家庭的羁绊，邵环仍恳求灿和他远走高飞，他说：“我不愿考虑这些。让我们想法子逃到遥远的地方去，找一个清静的住处，我著书，你作画，与清风为友，与明月为伴，任天塌地陷，我们的爱情永生！”
灿却说：“我们是活在现实里的，现实是会不断地折磨我们！除非我们一块儿去跳江，才能逃避现实。”
不能不承认，灿说的有理。既然不能和妻子离婚，邵环和灿相伴度日的想法必然是浪漫而不切实际的。
这篇小说发表后，赵清阁曾写信给美国的韩秀，让她猜小说是以谁为模特儿的，韩秀一猜即中：“是舒先生与清阁本人。”
韩秀还说：“这篇《落叶无限愁》是唯一的文字，真实记叙这一段爱情。”
不过小说毕竟是小说，文笔曲折，忽真忽假，也许是为了避免误读，赵清阁后来又专门为这篇《落叶》写了一则“小析”：
“在这篇小说里，我塑造了两个我所熟稔的旧中国知识分子——女主人公画家和男主人公教授。他们曾经同舟共事于抗日战争的风雨乱世，因此建立了患难友谊，并渐渐产生了爱情。他们仿佛沉湎于空中楼阁，不敢面对现实，因为现实充满了荆棘。直至抗战胜利，和平降临了，画家才首先考虑到无法回避的现实；她知道了对方是有妇之夫而且是有了两个孩子的父亲；他们不可能结合，也不适宜再这样默默地爱下去；于是她毅然决然地远走高飞，逃遁现实；她以为这便结束了他们诗一般、梦一般的爱情，尽管很痛苦！
教授已届中年，他明白自己的处境艰厄，妻和孩子像枷锁似的缚住了他。他想解除枷锁，妻向他索取大量赡养费，他拿不出；如果坚持离婚，妻会和他闹到学校，闹到法庭；社会与舆论压力大，旧中国的法律不可能予以合理解决；最后势必闹得自己身败名裂，还要连累画家。那么，难道他就只有守着妻子，放弃画家吗？不行！他爱画家，他需要一个志同道合、志趣相投的伴侣。因此，他踌躇再三，终于下了破釜沉舟的决心，将所有的财物留给妻、子，急匆匆悄悄地跟踪画家而去。
教授和画家又重逢了，他们又陶醉在诗一般、梦一般的爱情中，他们又摆脱了现实的磨难。但是好景不长，不到一个月的光景，教授的妻、子就找上来了。可以设想，由于教授乃知名人士，找到他是很容易的。这一下教授又陷入现实的苦恼里了，他慌忙之中不假思索，立即买了两张飞机票，打算和画家一同逃避现实，开始他们海阔天空的旅行。
然而画家的头脑很冷静，她经过情感与理智、自私与道德的矛盾斗争，决定自己承担眼前的痛苦，成全他们的家庭。她就毫不犹豫地斩断情丝，又一次不辞而别地走了。
小说《落叶无限愁》中，赵清阁还提到，“灿”没有勇气和“教授”“逃到遥远遥远的地方”，也因为她担心“教授”不可能为了爱情而放弃家庭：“因为一个中年人的感情，本质是世故的，偶然的天真，不可能持久。”
在“小析”中，赵清阁把这层意思表述得更为清楚：“她认为教授的一些不现实的想法，只是暂时的天真，暂时的感情冲动；一旦理智苏醒，便会懊悔，这是中年人的性格特点。”
在上海分手时，老舍和赵清阁约定“各据一城，永不相见”，但后来老舍有机会赴美讲学，两人的关系又开始升温。身在异国他乡，老舍和妻子的关系也就名存实亡了，而倘若老舍能在国外定居，他和妻子的婚姻自然会无疾而终。于是老舍想留在国外从事著述，并找机会将赵清阁也接出去。牛汉在《自述》中证实了这一点：“赵清阁向我展示老舍1948年从美国写给她的一封信（原件）：我在马尼拉买好房子，为了重逢，我们到那儿定居吧。”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急切希望海外文化人能回到祖国的怀抱中。一次，阳翰笙找到赵清阁，请她动员老舍回国。老舍接到赵清阁的信后，不久就回国了。 后来，阳翰笙告诉赵清阁，动员老舍回国是周总理的指示：
“解放前夕，上海已是风声鹤唳，人心惶惶，翰老与茅盾、田汉等陆续去了香港。翰老不忘故旧，曾写信给我，暗示我上海解放在望，叫我迎候光明的到来；并要我敦促滞留在海外的老舍等文友准备回归祖国，参加振兴中华的大业。解放初期，老舍、冰心很快相继到了北京，受到周总理的热情欢迎。据翰老告诉我，敦促他们回国，也是周总理的指示。”
阳翰笙知道赵清阁和老舍关系特殊，所以才请赵出面斡旋。
解铃还需系铃人。老舍滞留国外，不过是想摆脱妻子，和赵清阁结为伴侣，既然赵清阁不愿离开祖国，老舍也就没有理由留恋异乡了。韩秀说：“老舍在美国是决心要离婚的，回来之后才明白绝无可能。”1948年初，老舍在美国推出《离婚》的英文版；同一时间，国内的赵清阁则计划将老舍的小说改编成剧本，她选择的作品正是《离婚》，这不是巧合，而是两人间的一个秘密约定。但他俩显然低估了现实的压力，也高估了双方的勇气。
回国后，新政府慷慨地将“人民艺术家”的桂冠戴在老舍头上，这样一来，他必须斩断对赵清阁的恋情。因为，一个领导器重、人民爱戴的艺术家是不能有“作风”问题的。
一位多年前的老留学生江先生感慨：“老舍对赵清阁的感情是真心的，在美国那几年想离婚娶她也是真心的，回国感受家庭压力他的悔痛更是真心的！”
不过，老舍的反悔给赵清阁带来锥心之痛。她后来的终生未婚与这一次的受伤不无关联。洪深女儿洪钤是赵清阁的忘年交，她在悼念赵清阁的文章里道破了这一点：
“真正影响了赵清阁阿姨对异性感情态度的，大概是发生在抗战胜利之后到1949年12月这段时间里。那是因为赵阿姨对'许诺’的相信和事实的相反，让她强烈地感觉到自己被欺骗了。此后，她大概也很难再对异性产生感情信任。”
老舍和赵清阁20世纪50年代通信时，老舍称呼赵清阁为“珊”，赵清阁称老舍为“克”，这特别的称呼蕴含着特别的酸楚。原来，“珊”和“克”是赵清阁根据英国小说家勃朗特的《呼啸山庄》改编的剧本《此恨绵绵》中的两位主人公苡珊和安克夫的简称。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她和老舍在通信中常以此相互称呼。可见，这两个特别的称呼暗示着老舍和赵清阁的恋情只能是“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了。
回国后，老舍和赵清阁的联系并未中断。当时韩秀还是个十来岁的黄毛丫头，她充当了两人的秘密信使：“我传送信件时，都是在花丛中将来信递出去，回信便是夹在舒先生给我的大字小字中间，从未被发现。”
1959年，上海的电影制片厂逼迫赵清阁写一部歌颂三面红旗的剧本，不写就停发工资。没工资，赵清阁只能饿死。无奈之下，赵清阁写信给韩秀的外婆求助，外婆无力救助就吩咐韩秀将信送给老舍，于是，“这封来自上海的信，是我送到舒家，在与舒公公一块儿浇花的时候悄悄递给他的”。
老舍当即谎称韩秀的外婆生病，他必须去探病，随后和韩秀去了储蓄所，取出“悄悄存起来”的一笔800元的稿费，让韩秀的外婆汇给上海的赵清阁救急。韩秀说：“那笔钱，是我到邮局寄到上海的。清阁姨撑过了那一段日子，没有写违心的剧本”。
老舍把钱送给韩秀外婆时，外婆还数落了老舍几句：“外婆那天直呼他的名字，并且说，你骗了清阁，让她以为她能够有一个归宿，要不然她早就走了，也不会吃这些苦头。”韩秀也同意外婆的话：“我早就知道，清阁姨是为了舒先生才留在大陆的，否则，就她与林语堂等人的友谊，就她与国民政府的良好关系，她没有任何理由一定要留下。”
听了外婆的数落，老舍一言未发，面容哀戚。韩秀回忆说：“那是我所看到的舒先生最无助的一个画面。”
赵清阁1960年五十六周岁生日时，老舍手书题赠了一首他1942年前后写于重庆的旧体诗：
杜鹃峰下杜鹃啼，
碧水东流月向西。
莫道花残春寂寞，
隔宵新笋与檐齐。
1961年，赵清阁五十七周岁生日时，老舍题诗祝贺：“清流笛韵微添醉，翠阁花香勤著书。”
每过生日，都有诗相赠。可见，老舍对赵清阁的感情多么深沉绵长。
而赵清阁生前，一直将老舍的手迹悬挂在客厅，足见老舍以及她和老舍的那段情在她的生命中占据着怎样重要的位置。
虽然回国后，老舍和赵清阁的恋情转化成友情，但他的夫人胡絜青却未能忘怀他曾经的移情别恋。“文革”爆发后，胡絜青给丈夫写的一张大字报就揭露并批判了老舍和赵清阁的恋情。
韩秀透露，老舍不堪造反派的批判和毒打，流露出轻生念头时，夫人胡絜青竟没有劝慰和阻拦。
与胡絜青的冷漠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赵清阁得知老舍死讯后，从此“晨昏一炷香，遥祭三十年”：“1983年到1986年，我们在北京三年，多次与清阁姨见面。她说，朋友们都没有告诉她舒先生的死讯，是造反派的人拿这个消息来消遣她，她才知道的。她说，她知道得很早，从此晨昏一炷香纪念着舒先生。我相信，在中国，只有一个地方会三十年如一日，晨昏一炷香纪念着这个受尽委屈的人。”
作为旁观者，对老舍和赵清阁的恋情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委实很难。老舍为了婚姻，斩断了情丝；清阁因为爱情，错失了婚姻。一方面，婚姻光鲜的外衣包裹着的却是干枯的内核；另一方面，爱情艳丽的火苗又蹿出了道德的屏障。
对老舍来说，没有爱情的婚姻如同没有灯火的夜晚，一团漆黑；对赵清阁而言，没有结果的恋情，如同没有庄稼的原野，一片萧瑟。尽管老舍有难脱“枷锁”的苦衷，清阁有独守空闺的凄楚，但两人“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却那么炫目！
或许，美丽的感情，总显得不羁，总带有一丝异端的色彩。
陈思和教授说：“如果当人们意识到人类的感情世界比道德世界更崇高更重要时，像老舍跟清阁先生之间的事情，也就没有什么好遮蔽的了。”学者傅光明一语中的““他们的感情是美好的，却也是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