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二八年，巴黎。在第二天早上，朋友们来了，他的心情顿时快活起来。一个人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看见桌子上有一张空白的账簿本，上面写了一个标题：《于连》。他好奇地问，这是什么意思？哦，司汤达答道，他想写一部长篇小说。朋友们都很兴奋，都鼓励这位过度忧伤的人打起精神。于是，他果真开始写这部作品了。这个标题被抹掉了，换上了一个后来成为不朽著作的标题《红与黑》。事实上，从那天起，他作为亨利·贝尔已告终结，另一个名字开始出现并流芳千古，那就是司汤达。”
这是奥地利小说家、传记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在其著名人物传记《三作家传》中的一段描述。1830年，司汤达的小说出版，初版时的标题就是《于连》，副标题名为“十九世纪纪事”。在后来的版本中，小说标题改成《红与黑》，副标题改为“一八三〇年纪事”。再后来，《红与黑》一跃成为法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不朽经典，《红与黑》几乎就是司汤达的代名词（尽管他的另一部小说《帕尔马修道院》（1839）或许更加出色）。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红与黑》在中国逐渐成为家喻户晓的经典，一度把对《红与黑》的研究称为“红学”。无数中国人通过小说和电影（1959年，由上海电影制片厂译制的意大利电影《红与黑》在中国大陆公映，在全社会产生极大反响。）知道了那个“长着一双时而探索，时而沉思，时而又像放射出火焰般美丽眼睛”的青年于连。但很多人并不知道，于连·索黑尔——这个文学史上最著名的人物之一——其实就是戴着面具的司汤达。
理想与现实
按照著名小说家萨默赛特·毛姆的描述，早年的司汤达有两个人生目标：一是成为一名出色的戏剧诗人，为此他大量阅读剧本，几乎每天去剧院看戏，可惜他天生缺乏构思剧情的才能（正如我们在他的小说中所看到的那样），注定难以成为一个诗人；二是成为一个伟大的情人。无奈在这方面，上苍也没有给他相应的条件。他身材矮胖，其貌不扬，双腿粗短，鼻子肥大而突出，只有一双褐色眼睛炯炯有神，手和脚纤细异常，皮肤更是像女人一般细嫩。如此这般形象显然缺乏男性魅力，为此他将自己打扮得颇为时髦，且经常带着一把佩剑，显出一副神气凛凛的样子。事实上，他却是一个非常羞怯的人。
这就不难理解，为何司汤达的情史虽然堪称丰富，却基本都以失败而告终。从某种（悲剧性的）意义上说，他的人生就是由不断地陷入爱情而又失去爱情的一连串事件构成的。更不幸的是，他本人对于爱情极为重视，正如他的自白：“爱情之于我始终是至关重要的，甚至可说是我唯一的大事”。然而，由于一言难尽的形象与羞怯且犹豫不决的性格，司汤达在爱情方面远不如巴尔扎克得心应手，也不像雨果那样不断取得辉煌的胜利，更难以像大仲马、莫泊桑那样阅尽人间春色……他留给世人的多是一些尴尬甚至令人发笑的“事迹”。某次，他苦苦追求达鲁夫人，却又不知对方爱不爱他，甚至怀疑她在背后嘲笑他扭捏作态，并为此感到羞辱。于是，他找来一个老朋友商量良策。马修·约瑟夫森的《司汤达传》为我们留下了这份两人问答的珍贵记录：
“勾引B太太（他们用B太太来称呼达鲁夫人）有什么好处吗？
好处如下：勾引者的欲望将得以发泄；他能从中获得社会利益；他将进一步从事对人类情感的研究；他将满足自身的自尊心和荣誉感。”
为此，司汤达还在这份问答记录中附加了一条注释：
“最好的建议是：进攻！进攻！进攻！”
然而，当他终于克服那该死的羞怯与犹豫向B太太表达爱意后，对方冰冷地回应她对他的感情仅限于友谊。就这样，司汤达的柏希维勒战役失败了。在一次又一次的爱情挫败后，司汤达将所有由活跃、悲伤、轻佻、冷静所交织的心绪付诸了《论爱情》（1822）的写作之中。颇为吊诡的是，这本19世纪最出色的爱情心理学著作，竟然出自一个在爱情方面败绩累累的社会边缘人（来自外省的司汤达长期作为边缘人的存在，让他的小说也格外关注边缘人这一群体）。或许，这正应验了中国的一句老话：久病成良医。对于司汤达来说，真真就是久败成大师。
根据司汤达的分析，爱情可以分类四种类型：激情之爱、情趣之爱、肉体之爱和虚荣之爱。而爱情产生的过程则有七个步骤：爱慕、希望的开始、期望、爱情的开始、第一次结晶、怀疑或妒忌、第二次结晶。司汤达在这部作品中天才地提出了爱情的“结晶”现象。对此，他以洞烛幽微的笔触给出了如下的定义：
“在萨尔茨堡盐矿，有人将一根在冬天掉落了叶子的树枝丢在废矿井深处，两三个月以后再把它取出来看时，树枝上已布满亮晶晶的结晶体：最细的枝丫，并不比山雀的爪子粗，裹满了无数闪耀着的、灿烂夺目的钻石，再也认不出那根枝丫的本来面目了。”
尽管有无数可以被戏谑嘲笑的理由，但司汤达却以强大细腻的内心给出了令人敬佩的回应。在这本薄薄的小册子中，我们可以读到许多似曾相识的金句：“爱情就像发高烧，它的产生和消失绝不以人自己的意志为转移。”“没有孤独，何来爱情？”“爱情王国里满是悲剧。”“爱情由于真正的嫉妒而不断增长。”……不像许多被爱情虐得体无完肤的人，他没有对爱情失望和看低，反而认为“爱情是一种激发人的力量的美好情感，带着最为强烈的激情，带着义无反顾的纯粹”。甚至写道：“爱情是文明的奇迹。”
如同众多被同时代漠视的经典作品，这部1822年出版的爱情心理学杰作（此时司汤达已经39岁），却在随后的11年里只卖掉了17本。无论从哪个方面看，司汤达似乎都是一个妥妥的失败者。然而，看似碌碌无为了半辈子的司汤达，实则已积蓄满了所有的经验、想象、才情和阅历，青年于连·索黑尔的形象在司汤达的脑海中翻滚着、涌动着，文学史上的不朽经典《红与黑》即将横空出世。
《红与黑》
1827年，法国《司法公报》上刊登了一则劲爆的社会新闻：一位名叫安托万·贝尔德的神学院学生先后在米休先生家和德·歌东先生家当家庭教师。他诱奸了前者的妻子和后者的女儿，并随即遭到解雇。后来，他重拾课业准备当神父，却因为声名狼藉没有一家神学院肯收他。他认为米休夫妇该为此负责，就趁米休夫人上教堂的时候枪杀她复仇，然后举枪自杀。伤势不足以丧命，他被捕受审，并被判处死刑。司汤达看完这个新闻事件后大为震动，他把贝尔德的行为看成“美好的犯罪”，是一个强有力的反叛性格对社会秩序的反抗。随即，司汤达以此为灵感开始创作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红与黑》，三年后小说出版时，他已经47岁。后来的历史告诉我们，一个生前默默无闻、在文学创作方面起步很晚的公职人员，死后竟凭着两三部小说，更确切地说，主要是凭着《红与黑》，便取得了在文学史上几乎与巴尔扎克比肩而立的地位，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司汤达笔下的男主人公于连·索黑尔出生在外省小城维利叶尔的木匠家庭，从小喜欢看书，且有着惊人的记忆力，这一特长让他被市长请去担任家庭教师。之后，于连出于自尊心，拒绝了刚得到一笔财产的女仆，决心征服市长夫人。在他的大胆追求下，包括拉手、爬窗入房等，德·莱纳夫人也爱上了他。但是，这件事逐渐引发了流言蜚语，加上德·莱纳夫人把孩子生病归为上帝对自己的惩罚，便慢慢疏远于连。最后，于连黯然离开，到贝尚松神学院进修。然而，神学院里充满了勾心斗角，青睐他的院长把他介绍到巴黎德·拉·木尔侯爵家做秘书。于连意识到侯爵女儿玛特尔能够“把社会上的好地位带给她的丈夫”，就费尽心机追求她，恰好玛特尔也幻想着浪漫冒险的爱情，最终未婚先孕，两人准备步入婚姻。就在此时，德·莱纳夫人在神父的强迫下写了一封控告书，直接毁掉了于连的前程。于连在愤怒中开枪重伤了德·莱纳夫人，被判处死刑。生死关头，于连拒绝了所有的营救，并与德·莱纳夫人相互取得谅解，后者在于连死后也心碎而死。
在这个最后的高潮中，于连之所以不愿意在公审时向任何人低头，是因为“我绝不是被我同阶级的人审判，我在陪审官的席上，没有看见一个富有的农民，而只是些令人气愤的资产阶级者。”这段话语是如此的掷地有声，以至于当年观看电影《红与黑》同一桥段的中国观众无不为之动容（当红明星菲利普饰演的于连倾倒了无数国人）。对小人物尤其是社会边缘人的关注，是司汤达小说的一大特色。比起王公贵胄，他更关心“无路可走”的市井宵小。对于他们，司汤达给予同情的目光，亦有对现实的反思冥想。无论是后拿破仑时代飘摇的法国社会，还是喧嚣与虚空并存的今朝，这世上青年于连们似乎源源不断，他们为自我而战、为屈辱而战，最终却成为一个个浮萍，寂灭于一场场幻梦。
在这场巨大的幻梦背后，隐藏着一个19世纪的重要社会主题：在阶层固化被资本流动所取代后，一个普通人如何能够爬到上流社会。司汤达敏锐地意识到爱情与野心的内在联系，在拿破仑榜样的激励之下，他把浪漫主义的激情、自我和反抗相融合，试图凭借激情、能力与勇气改变自己的命运向上爬，用司汤达的话说：“伟大的热情能够战胜一切……一个人只要强烈地、坚持不懈地追求，他就能达到目的。”当纯粹的爱情还留在诗人的幻梦中时，糅合了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司汤达描绘出男女爱情的复杂性，当爱情难以区分地与向上爬的社会目的交织在一起，爱情的内涵正在悄然发生历史性的变化，在过去娶妻生子的物种延续功能、完善灵魂的追求理想功能、联姻的强化家族力量功能之外，加上了改善个人社会地位这一重要功能。
当我们一读再读《红与黑》之后，就会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没有人比司汤达对自我更感兴趣，他永远是小说的男主角。只不过，于连是戴着面具的司汤达。换句话说，于连正是司汤达一直想成为却注定成不了的男人。为此，他把于连塑造成极具男性魅力的形象，总能得到女人们忠贞的爱情。他自己不惜一切代价希望如此，却永远达不到愿望。他让于连使用他自己想出来却一再失败的方法达成追求女人的目标，如此反讽的原因仅在于于连迷人的形象与健谈的才华，这正是司汤达的两大弱点。除此之外，他几乎把自我灌注到了于连之上——赋予他自己的好记性，自己的勇气，自己的腼腆，自己的自卑，自己的野心，自己的敏感、会算计的脑子，自己的缺德和忘恩负义。
预言家
窃以为，司汤达的最难能可贵之处在于，即便不断地被生活打脸乃至羞辱，却仍然保有着旺盛的生命热情，不屈的生命意志以及精准的判断力。在对未来的预见性方面，司汤达几乎无人能及。即使在人生的最低谷时，他仍然自信地说：“我将在1880年（也就是小说《红与黑》出版的50年之后）为人理解。”后来，他又给出了两条神预言：“我所看重的仅仅是在1900年被重新印刷。”“我所想的是另一场抽彩，在那里最大的彩注是：做一个在1935年为人阅读的作家。”时至今日，一个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共识是，司汤达与巴尔扎克、福楼拜一起，构成了法国重要长篇小说家的三位一体。
在这个三位一体中，巴尔扎克胜在对法国社会全景式的广阔描绘，以及刻画人物的功力，福楼拜发现了不为人知的日常生活的土壤，并进行了解剖师般的精准描绘，只有司汤达沿着深入人物内心的道路，将心理描写推向了那个时代的巅峰。我们可以说司汤达是一位人类心灵的观察家，法国著名文艺理论家丹纳直言司汤达是这个时代和任何时代里最伟大的心理作家。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司汤达成了法国文学的终极巅峰普鲁斯特的先声。《红与黑》最吸引人的部分正在于青年于连努力爬到上流社会这一过程中的种种内心波动——于连的自尊和自卑、雄心与野心、良知与厚颜、勇气与羞怯……他内心深处对自我的坚守和向社会的让步之间的各种变化——写得非常细致，而且所有这些变化都建立在爱情故事之上。
比如，其中最著名的一个片段就是于连一开始追求德·莱纳夫人时：
大家终于落座，德·莱纳夫人坐在于连旁边，德尔维夫人挨着她的朋友。于连一心想着他要做的事，竟找不出话说。谈话无精打采，了无生气。
于连心想：“难道我会像第一次决斗那样发抖和可怜吗？”他看不清自己的精神状态，对自己和对别人都有太多的猜疑。
这种焦虑真是要命啊，简直无论遭遇什么危险都要好受些。……古堡的钟已经敲过九点三刻，他还是不敢有所动作。于连对自己的怯懦感到愤怒，心想：“十点的钟声响过，我就要做我一整天里想在晚上做的事，否则我就回到房间里开枪打碎自己的脑袋。”
于连太激动了，几乎不能自已。终于他头顶上的钟敲了十点，这等待和焦灼的时刻总算过去了。钟声，要命的钟声，一记记在他的脑海中回荡，使得他心惊肉跳。就在最后一记钟声余音未了之际，他伸出手，一把握住德·莱纳夫人的手，但是她立刻抽了回去。于连此时不知如何是好，重又把那只手握住。虽然他已昏了头，仍不禁吃了一惊，他握住的那只手冰也似的凉。他使劲地握着，手也战战地抖。德·莱纳夫人作了最后一次努力想把手抽回，但那只手还是留下了。
于连的心被幸福的洪流淹没了，不是他爱德·莱纳夫人，而是一次可怕的折磨终于到头了。
在此，于连第一次握住德·莱纳夫人的手的内心活动在司汤达的笔下展现得淋漓尽致。这种复杂的情绪波动既有阶层越界中所包含的自卑与自尊，也有爱情越界中的焦虑与狂喜，两种相似的情感在司汤达的笔端交织缠绕，难以区分。这便引发了后世关于《红与黑》的种种争论：有人认为这是一部爱情小说，也有人认为这是一部政治小说，甚至流传着“不读《红与黑》，就无法混迹于政界”的传言。这不由让人联想到鲁迅先生对《红楼梦》的著名评论：“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了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密事……”《红与黑》中不只有爱情，也不只有政治，而是包含了19世纪上半叶法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尤其是社会边缘人在其中的人性挣扎。了解了如此种种，当我们再来回看前述“勾引B太太”的四条好处时，就会顿悟到那简直就是整本《红与黑》的背书。于连的征服欲，连同他全部的自尊与自卑，与想要爬到上流社会的愿望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整部小说叙事的源动力。而他写作《红与黑》的三年时间，以及之前漫长的（并非刻意的）准备生涯，正是在从事对人类情感的精深研究，在男女爱情这一领域，司汤达鲜有敌手。
如此说来，生活、爱情和写作在司汤达的人生中乃是交织缠绕，融为一体的。很少有人能有司汤达这般广阔丰富的生活阅历（包括其早年跟随拿破仑征战的光辉岁月），也很少有人能在不断挫败的爱情中依然保有对爱情的极大热情，甚至将其作为人生至关重要之事，同样很少有人能在不断挫败的写作生涯中始终保有对创作的热情以及对作品的自信和预判，甚至仅凭一两部重要作品便拥有如此之高的文学地位。所有这些的背后都指向一个共同的原因，在司汤达这里，生活、爱情与写作是三位一体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他的生活就是由一连串的爱情事件所构成，同时在他的小说和随笔中加以反映和升华。因此，当我们看到司汤达那简洁有力的墓志铭时，不必感到任何的惊讶和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