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解构传统语言学中“所指-能指”之间的固定关系
解构主义理论是在对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批判中建立起来的, 围绕语言文字问题对结构主义语言学进行了批判, 其着手点正是索绪尔的所指和能指泾渭分明的划分, 以及所有能够界定、捕捉或固定意义的观念[1], 其代表人物有德里达、福柯、罗兰·巴尔特以及保罗·德曼等人。
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固定关系正是传统翻译理论中可译性赖以安身立命的前提, 而如今这个前提受到了解构主义的挑战, 自然这并不能就对可译性进行否定, 但确实为我们思考文本翻译提供了一个更为开阔的视野, 也是“对借助语言来充分描述和解释翻译之可能性问题的质疑”[1]。文本的意义变得不确定起来, 这样一来原作者表达自己意图的能力也受到了质疑。
二、解构原作与原作者的权威地位
传统的翻译理论总倾向于将译者所翻译的译作当作原作的派生物, 附属于原作。而本雅明[4]在其著作《译者的任务》中指出:“在生存的进程中, 当一部作品到了声闻遐迩的时候, 不纯粹传达主题的译文便开始问世。因此, 与不称职的译者的主张相反, 这种译文与其说符合作品的需要, 毋宁说作品由于译文而得以存在。在译文中, 原作的生命获得了最新的、继续更新的和最完整的展开。”这句话可被视为解构主义对原作与原作者权威地位的消解。原作与译作之间的关系不再是决定与从属的关系, 而是相互依赖、由彼此而得以生存, 且“原作与译文又相互借贷”[1]。
德里达认为考察语言被言说掩盖的遗迹, 最好的领域就是翻译, 译者在翻译活动中对此体会最深。译者在选择恰当的词汇的时候, 发现语言间的同义词也有细微的差别, 正确的翻译和精确的复制也会具有不同于原文的意义。这是语言的局限, 一个两种语言都无法达到的灰色地带, 一个既在又不在的无声的意义或思想。译者的任务是通过变形 (transformation) 给原作赋予新的生命, 让它在原作者力不能及的时间和地方活得更好、更长久。[3]
三、解构传统翻译的本体性研究
传统的翻译理论把翻译的研究对象局限于翻译文本自身, 使翻译研究长久以来束缚于本体性研究的桎梏中不能自拔。这一点在中国的传统翻译理论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的研究对象通常是原文文本与译文文本之中的字、词、句之间的忠实程度, 以及两种文本总体的比较, 来探讨是否做到了“信、达、雅”。对翻译的研究从未越出翻译文本这个雷池之外半步。
自20世纪60年代解构主义发源于法国, 并在20世纪80年代引入中国以后, 翻译研究的视野开始扩大化。在文化转向的过程中, 翻译研究理论与多种意识流派进行结合, 由此产生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等。
解构主义对文化意象翻译的启示
解构主义将译文置于与原文平等互补的`地位,重视文化的差异性,强调译者的自主权和创造性.这些全新的理论对翻译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重点阐述解构主艾理论给文化意象翻译实践活动带来的启示.
作 者：周漩 作者单位：安徽建筑工业学院外语系,安徽,合肥,230022刊 名：黑龙江科技信息英文刊名：HEILONGJIA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FORMATION年，卷(期)：2008“”(36)分类号：H0关键词：解构主义 文化意象 翻译
【关键词】翻译解构主义派；对比研究；翻译理论
引言
翻译解构主义派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它的出现动摇了早前一直占领主流意识形态的结构主义。该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福科，海德格尔以及德里达。尽管同属于一个流派，三人的翻译理论却各有不同。
一、解构主义和结构主义
1.从“结构主义”到“解构主义”。不论何时，只要谈到解构主义，总是不可避免地要先说一说结构主义。结构主义是由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创立的哲学方法论，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结构主义认为应该从系统与结构层面入手来理解人类文化。而法国哲学家德里达提出的基于结构主义而却又与之相反的解构主义，无疑在当时的主流思想中掀起了一阵狂潮。解构主义认为符号本身已经能够反映真实，所以对于单独个体的研究应该比对整体结构的研究更重要。事实上，在此前对结构主义的应用早已深入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人们的思维方式也一直起着长期而重要的影响。。
2.解构主义翻译观。总的来说，结构主义认为写作只是语言的补充或者说是用来记录语言的工具，因此语言比写作更为重要，语言应处于中心位置。然而解构主义却恰恰与其相反。
首先，解构主义认为写作高于语言；没有写作就没有语言；写作创造并丰富了语言；如果只有语言没有写作，人类文明便不能发展起来。
其次，根据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原文的意义是不确定的。代表人物之一的福科曾说：“作品是历史性的，不同时期的人们对同一作品会有不同的理解。原文意义在不停地改变、重写、重构。”它主张固定意义是不存在的，原文地位也不应高于译文。
此外，解构主义还提出了著名的“作者已死”理论，意思是一旦作品完成，作品中的语言符号的含义将会不断改变；读者会通过解读语言符号来赋予作品新的含义，而作者是没有发言权的。即便作者可能会解释作品，读者也只会根据作品本身来进行理解（谢天振，2003：215）
二、主要代表人物
本文将会主要讨论解构主义派的三位代表人物：福科，海德格尔和德里达。
1.福科。福科生于1926年，是著名法国哲学家、历史学家。在解构主义出现之前，人们普遍原作是作者创造力和灵感的体现，因此原作与原作者的地位应高于译文与译者。然而福科却打破了这种传统观念并强调了译者的功能及其重要性。
福科主张除了作品本身外，作者也是特定时期的产物，因此作品不仅反映了作者，还反映了那个时代。作者和作品都属于历史，就像读者即便某部作品的作者，也可能很好地理解作品一样的道理，作者并不是那么重要。（廖七一，2000：73）
2.海德格尔。海德格尔生于1889年，是著名德国哲学家。在福科的基础上，海德格尔进一步强调了其理论。他不仅解构了原文概念，还对命名提出了质疑。他指出命名本身存在巨大漏洞和局限。总的来说，海德格尔主张为了理解文本，就必须摆脱文本的阴影，求助语言（廖七一，2000：74）。他将翻译视作一种思维方式，意味着通过另一种语言来表达思想。
3.德里达。德里达生于1930年，法国著名哲学家，也是解构主义的创始人。德里达生于1930年，法国著名哲学家，也是解构主义的创始人。他提出了术语“延异”，与逻各斯中心主义针锋相对。总的来说，德里达一直强调的便是事物不停变化发展的过程。
三、区别与原因
虽然同属于一个流派，解构主义派的三位代表人物彼此的理念却互不相同，其中的主要差异集中在德里达与前两者之间。
德里达批判了福科在其著作中的理念，更是提出不再将文本视作封闭而完整的系统，而将其看成开放的、不完整的体系（廖七一，2000：76），这与福科和海德格尔所主张的思想有根本上的不同。
而形成这种不同的原因在于他们的理论视角不同。德里达是从一个完全不同于形而上学的视角来审视解构主义，而由于历史原因，福科和海德格尔虽然也是解构主义的倡导者，却无法完全摆脱形而上学的影响。
四、结语
通过对结构主义翻译派三位代表人物理论对比，本文作者旨在发现其中的差异并挖掘背后的原因。
【参考书目】
[3]廖七一.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11
[4]谢天振.译介学[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3
2. 解构主义与德里达
“解构主义”一词来自结构主义批评理论的创始人德里达，他的三部著作奠定了解构主义的基础。他从质疑索绪尔结构主义理论的一些主要概念入手，层层剖析，逐渐进入对人们习以为常并且赖以安身立命的一些概念(如真理、上帝、权威、伦理道德等)进行解析，最后是对整个西方两千多年形而上学哲学传统的批判。德里达抓住索绪尔语言学的“差异”说，用解构主义哲学加以重新诠释，认为不仅语言符号与客观事物之间存在差异，而且语言符号本身的能指和所指也非索绪尔所说的相互对应的关系。一个能指(如“cat”)之所以能引出相关的概念，并不因为有一个和它固定对应的先在所指，而是因为它以发出一系列和它相连又相异的其他能指(“cat”的意义在于它不同于“rat”，“rat”又不同于“mat”……)。也就是说，一个能指所涵盖的(即所指)其实是无数与它有差异的其他能指，这些差异组成一个个意义的“痕迹”(traces)，积淀在这个能指之中，使它具有无数潜在的歧义，造成意义的不断延宕变化。语言符号对应的所指实际上已经荡然无存，文本的明确意义实际上呈现漫无边际的“播撒”(dissemination)状态，结构主义赖以产生意义的深层结构也就不复存在。(Derrida, 1968:385)
德里达基于“差异”(difference)这一概念创造了新词“延异”(différance)，“延异”与“差异”发音相同，书写上差了一个字母。“延异”实际上隐含着德里达解构的一个基本策略，那就是以书写抵抗语音，用文字来消解逻各斯的霸权。德里达认为“差异”只指空间上的差别，无法表现意义在时间过程中的向后延宕。所以，他将“差异”改写为“延异”，来说明比存在更为本原的是“延异”。“延异”一方面表明差异与区别，另一方面表明时间的延续和不断推迟，它比差异更具有不确定性。
解构主义反对结构主义封闭、稳定的认识方法，探究了意义具有不稳定性和无限推延性，深层结构具有无意义性和不存在性。解构主义的实质即反权威、反传统，具有现实主义、实用主义的特性。
3. 解构主义对传统翻译理论的挑战
3.1 二元对立的传统翻译理论
以结构主义为理论依据的传统翻译认为任何事物都是一个关系结构的整体，都有固定的结构模式，结构是事物本质的决定因素。文本的意义具有确定性，只要按照语言规则去解读文本，都会获得相同的理解。翻译过程不受外界干扰，不必重视政治、意识形态、道德等外部因素，也不用考虑翻译活动的场所和文化语境。
在传统翻译理论中，原文与译文处于一种二元对立关系。原文是一个独立单元，具有客观、固定的意义，译文必须是对原文的临摹，充分地表达原文的内容、意义与风格。原文与译文之间一直是“模式—复制”的关系，离开原文，译文是没有意义的。在判断翻译成败时，就是看译文是否忠实于原文。
原文与译文的二元对立关系导致了原作者与译者的二元对立。在传统理论中，原作者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而读者则处于被动地位。对于作品的理解，作者起着引导作用，读者是否准确理解了文本、作者的创作意图，都要依据作者的立场来定。译者是一类特殊的读者，他们首先是读者，必须先面对原作者的文本进行翻译;同时他们又是作者，但必须严格按照原作进行翻译，并力图达到“忠实”标准。
3.2 当代翻译理论的解构主义介入
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认为语言学和翻译学中的“能指”与“所指”、“语言”与“言语”等确定的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翻译这一行动的意义也不是固定的，译文表现形式的变化制约着其表达内容的变化。他认为“翻译”这个术语本身不确切，应该用“转换”一词来代替。实质上，翻译就是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转换，一种文本到另一种文本的转换(regulated transformation)，而且这种转换因时而异，因人而异。
解构主义理论否定了将文本作为中心，对一直以来居于主导地位的“忠实”、“准确”等传统翻译原则提出了质疑和挑战。德国翻译理论家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早在《译者的任务》中，就提出译文与原作之间无“忠实”可言，译文与原作的关系如同一条切线与一圆周相交，译文与原作轻轻地一触而过，碰触后其意义相对独立，顺自身的方向，在译文语言的“语言流”中无限地延伸漂泊，译文与原作之间是一种延续与创生的关系。“因为在原作后来的生命里———如果不是经历一种生命的改变和更新，就不能称之为后来的生命———原作已经发生了变化”。(Benjamin, 1923:74)
翻译作品要适合时代与社会的要求，解构主义把译文从原文的处境中解放出来，把译文当作独立的文本阅读，从而消解了传统翻译理论里长期存在的二元对立关系。解构主义认为作品本身并没有固有的意义，它们的意义是在阅读过程中，当译者和文本接触后才产生的。解构主义对原作者的权威性提出了质疑，否定了原作者的主导地位，使读者成为主角。
3.3 解构主义与翻译标准
3.3.1 翻译标准应是模糊的
按照解构主义理论，作品意义的不确定和可以进行无限推延的根本原因是自然语言的模糊性，德里达的“延异”、“撒播”、“印迹”等概念都是意义不确定的模糊词语。在翻译活动中，译者对原作的理解、传达和读者对译文的理解、评价都贯穿着“模糊”二字，我们不能用一个固定的翻译标准来衡量任何译文，翻译标准应是模糊的。
3.3.2 翻译标准应是多元化的
每个译者对文本内容的理解都会不同，所以就会出现“一千个读者，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情况。解构主义倡导以译者为主体，允许多个翻译标准的同时存在。译者要从传统的思维定势中走出来，重视影响翻译过程的政治、意识形态、道德等外部因素与翻译活动的场所和文化语境，要多角度地看待译文，翻译标准应是多元化的。
3.3.3 翻译标准应是不断发展的
翻译标准必须适应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需求，就像我们不能拿林纾时代的翻译标准来衡量当今的翻译作品。好的作品一般都有很多的版本，有的每隔几年就要重译一遍，这是因为随着时代与社会的发展变化，译者对原作的解读会有新的领悟。译者必须不断修正自己的解读，这样翻译成果才能被大众所接受，才是成功的翻译。
4. 结语
解构主义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但同时也存在局限性。它过于强调了语言文本的隐含性而否认了语言的表意功能，使人们面对文本阅读产生了无所适从的境况;另外它消解了现有的秩序与界限，容易使人们走向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在将解构主义运用到翻译理论的研究过程中，也产生了某些偏离，有“翻译即改写”、“翻译即叛逆”等说法。解构主义在翻译理论中的运用，打破了传统翻译观点，强调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体性。但同时，译者也应受到内外因素的制约，不能脱离原文凭空创作。总之，我们不能一味强调“解”而脱离了最基本的“构”。解构只是一种方法，我们不能把解构当成目的，要在一定的结构下，充分发挥译者的主体性，只有这样，翻译研究才能不断地发展进步。
参考文献
[6]李红满.解构主义对传统翻译理论的冲击[J].解放军外国语学报, 2001, (5) :77-78.
[7]阮傲.论解构主义理论及其对于翻译理论研究的意义[J].文教资料, 2008, (5) :42-44.
【关键词】解构主义；延异；诗歌
一、引言
20世纪60年代中期，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的三部著作《言语与现象》、《论文字学》、《书写与差异》确立了解构主义的地位，德里达也因此被誉为“解构主义之父”。“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也叫“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m），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从法国兴盛起来的一股后现代主义思潮。从80年代末90年代初，该思潮在西方翻译理论界的影响日益扩大，并对传统的文学理论产生巨大挑战。解构主义是对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的反叛，因其系统地消解了结构主义关于结构和意义的概念，而被称做“解构主义”。其代表人物首推德里达，此外还有德曼、本雅明、韦努蒂、福柯等人。解构主义是在对结构主义的内核———“逻各斯中心主义”消解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逻各斯中心主义认为，在语言表达之前先有明确的内在意义，语言文字只是其外在形式：意义好像灵魂，语言像粗俗的肉体。结构主义设想有一个超然解构决定符号意义，成为意义的根据或者中心。解构主义却否认任何超然解构或内在中心，认为文本是一个无中心的系统，没有终极意义，认为意义存在着空白，符号的意义在根本上是多意的和不确定的。
二、解构主义的翻译观
解构主义翻译认为，原文想生存下去，就必须要有译文。没有译文，原文就无法生存。翻译不是文本的附庸，而是文本的来世。法国解构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罗朗？巴特曾宣称“作者死了”，他认为，文本一旦完成，语言符号就开始起作用。读者通过对语言符号的解读，解释文本的意义。文本既无中心体统，也无终极意义。德里达为了把解构主义引入到翻译研究提出了“延异”这一概念，用来表明语言学与翻译学中所指与能指、言语与语言的不确定性关系。“这样本身就是对解构主义语言学以语言为中心的语言理论的嘲讽。”“延异”具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区别、区分、差异，即“to differ”；二是指拖延、推迟、延宕，即“to delay”，前者指空间上的不同，而后者则指时间上的差异。
翻译在一种新的视角、新的文化语境下呈现了新的文本理解，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原作生命延续的译作，面对新的读者群，开始了新的阅读和检验的历史。原作既不属于某个作家，也不属于某个时代。原作的生命得以在空间和时间上的意义上进行拓展与延续。对每一部作品来说，被翻译的机会越多，其生命力就越强大。从这一方面来说，解构主义提高了译者和译作的的地位。这虽然是一种反逻各斯、反传统、反权威、反理性，但与此同时，它为翻译提供了新的思路。笔者基于对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的分析认为，尽管解构主义理论对翻译理论的深入研究注入了新活力，但我们不能全盘接受。面对不同的汉语文本文体，我们应该侧重不同的翻译标准，从而翻译出高质量的译文。
三、解构与诗歌翻译
文学作品，特别是诗歌中的美学意象有其特定的美学意蕴，译者重构译本时必须考虑到原文本的语言文化特征、创作环境和作者的审美取向等因素。但原文的美学意象和译文中的美学意象存在着延宕和差异，译者为了凸现译文中的美学意象，往往要曲解、甚至牺牲原文的美学意象，在译文本中“撒播”全新的美学意象，结果往往造成译本中误读和误译的滥觞。
庞德对于中国诗歌的翻译，就很好地体现了解构主义思想，他完全背离当时诗歌翻译的流行句式、诗体和语言规范，在译诗中时常留有自己的诗学观的“踪迹”。他希望借助翻译来丰富和创新美国诗歌，他将翻译与自身的文学使命结合起来，超越着主流的诗学观和传统的忠实观。以刘彻的《落叶哀蝉曲》为例，原诗为：“罗袂兮无声，玉屏兮尘生。虚房冷而寂寞，落叶依于重扁。望彼美之女兮安得？感余心之未宁！”庞德译为：“The rusutling of the silk is discontinued，/Dust drifts over the courtyard，/There is no sound of footfalls，and the leaves/ Scurry into heaps and lie still，/And she the rejoycer of the heart is beneath thin（leaves）：/A wet leaf that clings m the threshold”庞德翻译的这首诗实际上是原诗前四行的改写，自己重新写了一个结尾。他没有亦步亦趋地寻求字当句对，而是摆脱原诗诗体的束缚，把握原诗最核心的意象，自己创作了一首新诗。庞德对原诗“存异”式建构和附饰的良苦用心就在于进行自身艺术创作的尝试，正是他的“变形”译诗帮助他开创了一代新的诗风。
解构主义翻译理论也鼓励译者放开手脚，不必拘泥于原文。对于同一原文，我们不再受制于“忠实”原则，不同的译文有不同的文本阐释。译者是翻译实践的主体，是连接原作与译文的桥梁，解构主义对其解构，充分尊重译者和译作的创新性。现举例苏轼的《水调歌头》第一句“明月几时有”的翻译文本。
译文一：Bright moon，when was your birth？（杨宪益译）
译文二：How long will the full moon appear？（许渊冲译）
译文三：How rare the moon，so round and clear！（林语堂译）
之所以不同的译者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对同一文本有不同的阐释，恰是因为文本意义在一定程度上的不确定性，是存在大量空白的，从而给译者不同的想象空间和阐释空间。
解构主义完全颠覆了传统翻译理论的一系列原则、方法，对传统的翻译理论造成了挑战，为翻译理论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但是当我们面对一种新的理论思潮时，我们要有批判的态度去对待。既不能全盘否定，也不能全盘接受。面对不同的文学文本，译者应该以不同的理论为指导，从而参照不同的翻译标准，充分发挥译者和译文的创造性，从而使译文更好的为读者服务。
参考文献：
[1]刘军平.西方翻译理论通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
[2]德里达.一种疯狂守护着思想：德里达访谈录[M]何佩群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3]刘军平.解构主义的翻译观[J].外国语，1997.
[4]吕俊.我国传统翻译研究中的盲点与误区[J].外国语，2001，（5）.
[5]张一平.结构与解构——从索绪尔到德里达[J].外语学刊，2006（04）：17-19.
[6]吕俊.翻译学应从解构主义那里学些什么[J].外语教学与翻译，2002（05）：30-33.
[7]郭建中.当代美国翻译理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
关键词：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原文,译文,关系
19世纪60年代, 解构主义最早初出现于哲学领域, 之后开始影响文学批评, 建筑, 翻译等社会学科, 运用解构主义的思想观点来分析解释翻译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 同样也带有了解构主义部分偏激的、不可知的因素, 因而遭到了诸多反对。但是, 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在对原文和译文的关系问题上却是积极的, 肯定译文和译者地位, 并与原文和作者相提并论, 一改传统的翻译理论中把译文和译者当作原文和作者的附属的观点, 非常具有现实意义。本文将讨论解构主义精神在翻译理论中的体现, 浅析不同时期解构主义翻译理论者对原文和译文关系的阐释。
一.解构主义思想简介
解构主义是当代哲学、文学批评以及其他一些社会科学领域兴起的一种理论, 最早出现于哲学领域。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 (Martin Heidegger) 在其著作《存有与时间》 (Being and Time) 中提出了“毁坏” (Destruction) 这一概念, 对西方传统哲学提出质疑。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 (Jacque Derrida) 借鉴了这一概念, 融汇了尼采的反传统思想, 提出“De construction”的哲学原则。
在德里达看来, 自柏拉图以来几千年, 西方哲学所固守的信念是形而上学的, 其原型将“存在”定为“在场”, 通过借助海德格尔的观点, 德里达将此称作“在场的形而上学”, 就意味着在万物背后都有一个根本原则, 一个中心语词, 一个支配性的力, 一个潜在的神或上帝, 这种终极的、真理的、第一性的东西构成了一系列的逻各斯 (logos) , 所有的人和物都拜倒在逻各斯门下, 遵循逻各斯的运转逻辑, 而逻各斯则是永恒不变, 它近似于“神的法律”, 背离逻各斯就意味着走向谬误。通俗地说来, 就是一种“中心主义”思想, 而德里达提出的解构主义这一概念, 就是要反对这种称之为“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思想传统。于是, “反中心”, “反权威”就成为解构主义思想的最重要的特点。
1967年, 德里达的作品《文字语言学》、《声音与现象》、《书写与差异》相继, 标志着解构主义的确立, 形成以德里达、罗兰·巴尔特、福科、保尔·德·曼等理论家为核心并互相呼应的解构主义思潮。
简言之, 解构主义思想所持的“毁坏”这一观点, 就是要打破现有的单元化的秩序。这秩序并不仅仅指社会秩序, 除了包括既有的社会道德秩序、婚姻秩序、伦理道德规范之外, 而且还包括个人意识上的秩序, 比如创作习惯、接受习惯、思维习惯和人的内心较抽象的文化底蕴积淀形成的无意识的民族性格。于是, 人类文化传播载体———语言首当其冲, 成为解构主义者挑战的对象。解构主义的核心论点, 即社会现象的意义可以做无限的解读和延伸, 以及挑战反对权威, 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眼光, 来看待一直以来以原文为中心为权威, 译文忠实于原文、唯原文马首是瞻的翻译理论界。
二.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及其对原文和译文关系阐述的基本观点
解构主义以消解逻各斯 (logos) 中心主义为基本观点, 根据逻各斯中心主义, 原作与译作, 原作者与译者是一种二元对立的关系, 在这种关系中, 原作和原作者是中心, 而译作与译者处于从属地位, 从属于原作和原作者。原作是创造的, 领导的, 独立的, 建设的, 主动的, 灵活的, 阳刚的, 翻译则是模仿的, 次要的, 机械的, 阴柔的。因此, 传统的翻译理论认为译作是原作的复制品, 译者要尽可能地把原作固定不变的意思传达给读者。而解构主义翻译论完全颠覆了这一种二元对立, 认为原作与译作之间没有所谓的“中心”和“从属”的关系, 认为原作与译作, 原作者与译者不是从属关系, 他们都是出于同等地位的创作主体, 原作与译作, 原作者与译者之间没有所谓的“中心”, 而原作的意义也不是固定不变的, 因此, “译者应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来寻找原文意义, 发掘出能使原文存活的因素, 利用语言的转换, 使原文得以发展并走向成熟, 使译文和原文之间形成一种共生关系, 而不是传统理论中的模仿与被模仿的关系” (廖七一, 2002) 。
在《译者的任务》一文中, 本雅明提到了“后起的生命”一说, 即“译作也以原作为依据, 不过它依据的不是原作的生命, 而是原作的来世, 翻译总是晚于原作, 世界文学的重要作品也从未在问世之际就有选定的译者, 因而它们的译本标志着它们生命的延续” (本雅明《作品与画像》, 1999) 。翻译不可能与原作相等, 因为原作通过翻译已经起了变化, 况且, 没有蜕变, “后起的生命”也不可能产生。本雅明在《译者的任务》否定了读者主导的观点;译者的任务不至于把意义复制, 让读者理解原文。译者要利用语言之间的差异, 借外语来颠覆原语的秩序, 又把潜藏于原文中, 原语无法表达的意念展现出来。本雅明一再谈及“再生”, 叶维廉就推而广之, 将翻译譬为“异花受精”, “异种繁殖” (叶维廉, 1994, P83-84) 的过程。
1985年, 德里达发表《巴别通天塔》 (Des Tours de Babel) , 运用解构主义的见解谈论翻译。德里达认为, 符号 (semiotics) 本身不存在统一性, 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差距难以弥合, 意义在差异中扩张, 文本在差异中发展, 字词的含义不断地因时空的转移而产生延异 (difference) 。一个语言符号的意义不是同一的, 并且有赖于其他的符号, 故而其意义是不确定的, 由靠语境来辨别。符号的意义只不过在文本中暂时确定, 但是随着空间上的区分和时间上的延搁, 意义又不断变化, 因此任何符号都没有终极意义。既然语言符号的意义不能最终确定, 那么字, 词, 句, 段, 篇, 章, 到整个文本, 都是不能最终确定的。基于以上观点, 德里达不再把文本视为封闭而完整的系统, 而是将其看成开放的, 不完整的系统。在翻译中, 原文本身并不是完整和统一的, 存在多重意思, 因此任何对原文的理解和翻译都不能穷尽可能的意义。因而, 翻译不可能将原文意义移入译语中, 译者的目的也不是再现原文或者传达原文意义, 翻译被认为是产生多种意义的过程。翻译不仅在分延和踪迹中寻找意义, 而且还为那些不在场或语言中丢失的, 遭压抑的东西提供讨论的场合和机会。翻译过程中, 原文被不断地改写、重组, 不同的译文的产生都依赖于译者的个人经验, 因为译者所处的历史时代、文化背景不同, 对原文的理解认识就不同, 这也叫做创译, 通过译者的创译, 原文中不显之处得以发掘, 不足之处得以弥补, 原文通过译文走向成熟。
米歇尔·福柯 (MichelFoucault) 对译文的历史时期的制约因素又作了进一步分析, 他认为“文本存在着历史性” (廖七一, 2002) , 人们对作品的理解都是建立在自身所处的历史时代的基础上的, 同样的, 作者本身也是具有时代性的, 他同文本一样同属于历史, 由此作者的地位和作用就变得微不足道了。译者通过个人的历史背景对原文做出解读, 这个过程必然导致原语意义的分裂, 断裂成碎片的原语在翻译过程中被重新组合为目的语, 这样一来, 新的组合不可能再回到原来的自我, 所以译文不可能与原文相互等同。
罗兰·巴特 (Roland Barthes) 在1968发表文章《作者之死》 (The Death of Author) , 主张作品本身存在于作者以外的生命, 在作品完成的瞬间, 作者与作品的关系便宣告结朿, 解读权释放回归于读者手中, 这种对于既往观点的批判与反省, 反映出个人感觉结构的差异与对应观点过程的重要性。也就是说, 在一部作品完成之际, 也就是作者死亡之时, 因为文本一旦完成, 文字被写下, 语言符号开始起作用, 读者通过对语言符号的解读, 来解释文本的意义, 而其意义该如何阐释是作者无法控制的, 这就意味着作者不再是统治文本意义的上帝。所以, 作者对已经完成的作品不再具有任何能动的意义, 实际上也就意味着作者的死亡。作品本身并没有因为作者而赋予唯一固定的意义, 读者对语言符号的解读才是实现文本意义的途径, 而译者本身也处于读者的地位, 在解读阐释原作的过程中, 基于自己对原作的感受把原作用另外一种语言表达出来, 其中译者个人的历史文化背景, 经验甚至个人的性格爱好使得译者对原文意义不断地分裂瓦解, 批判改造, 译文是译者自己对原文的理解, 或者说对原文意义的重组改造。
当代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的代表, 美籍意大利作家韦努蒂 (Lawrence Venuti) 认为, 作品的意义是多元的。一个译本只是临时固定了作品的一种意义, 而且, 这种意义的固定, 即:翻译是在不同的文化假设和揭示选择的基础上形成的, 并受到特定的社会形式和不同的历史时代的制约。意义是一种多元的, 不定的关系, 而不是一成不变的, 统一的整体, 因此, 翻译不能用数学概念那种意义对等或一对一的对应来衡量, 而所谓确切翻译的规范, 所谓“忠实和自由”的概念都是由历史决定的范畴 (Lawrence Venuti, 1995) 。
从上述的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学者对原文和译文关系的陈述中可以发现, 解构翻译论者, 从本雅明, 德里达一直到韦努蒂, 把译文的地位提高到与原文比肩的地步, 这样译者的地位和意义也就提升到和原作者相提并论的程度了。译文是原文的再生, 原文通过译文把自己隐藏的、缺失的内容补充展现出来, 正是由于译者对原文不断地解读, 对原文意义不断地分析剥离分裂, 对碎片式的原文的理解阐释不断地重组, 译文不断地更新, 原文才能从历史中幸存下来, 而这些, 都是译文和译者的意义, 是原文和原作者无法达到的。
三.结论
解构主义派超越了微观的翻译技艺的讨论, 从形而上的角度审视翻译的性质与作用, 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翻译观念。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家并没有指出具体的, 描写性的, 或者是规范性的翻译方法和翻译技巧, 然而他们的思维方法和思考角度, 为翻译活动指明了新的方向。虽然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在西方已经颇有影响, 在国内也有许多学者从事这一理论的研究, 但是, “忠实对等”原则却依然是国内翻译的主流, 严复的“信达雅”理论在近年来屡遭批判, 但是其中“信”的地位却是毋庸置疑的, 判读好的译文, 就是看其是否“忠实于”原文, 但是根据解构主义译论所提供的思维方向, 情况则恰恰相反, 译文不是要“像”原文, 而是要“重建”原文, 从原文中解放出来。
从上文中分析各时期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家对原文和译文关系的阐释可知:译文是原文的再生和传承, 对译文和译者的地位和作用给予肯定, 这给译文和译者带来了巨大的发展空间。译文在原文的传承过程中, 发挥了功不可没的作用, 译文不断给原文注入新的不同时代背景的血液, 使得原文本身不断丰满, 不断成长, 使得原文的生命得到再生。解构主义翻译理论所持的观点, 让译者的主观能动性更强, 让译文在目标文化中更具有活力, 也使得整个翻译活动作用更加积极, 所以对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的评价, 也不能一概而论, 要从中选取有利于我们发展的部分, 指导翻译理论的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3]本雅明.作品与画像[M].上海市:文匯出版社, 1999.
[4]王宏志.重释“信达雅”:二十世纪中囯翻译硏究[M].上海市:东方出版中心, 1999.
[5]廖七一.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M].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0.
[6]孔慧怡.翻译·文学·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7]羅蘭芭特論.羅蘭芭特 (Roland Barthes) 著;劉森堯譯.[A].台北市: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2002.
[8]陳德鴻, 張南峰.西方翻譯理論精選[C].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 c2000.
解构主义与翻译
樊欢重庆师范大学重庆401331
摘要:解构主义思潮挑战和冲击了以共同知识模型为代表的传统结构主义。作为解构主义的代表, 法国哲学家德里达认为解构主义旨在消除二元论和解构本源中心论。基于德里达对翻译的解构主义态度, 戴维斯的作品—解构主义与翻译重新提出理论和实践问题以及解构翻译的影响。
关键词:解构主义;翻译;差异;局限;重复性
[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
3、The Limi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signifier and signified is not made possible because a signifier can point to some meaning that has a reality outside of language, but because language accrues, through fairly regulated repetition of signifiers in a general code, certain instituted meaning effects.
4、Iterability
5、Conclusion
Derrida suggests, signifies simultaneously a“colonial violence and a peaceful transparency of the human community” (1985:174) Deconstruction demonstrates the necessarily plural nature of language, and insists that the notion of a pure tongue or universal language is ultimately totalitarian.
摘要：解构主义思潮挑战和冲击了以共同知识模型为代表的传统结构主义。作为解构主义的代表, 法国哲学家德里达认为解构主义旨在消除二元论和解构本源中心论。基于德里达对翻译的解构主义态度, 戴维斯的作品—解构主义与翻译重新提出理论和实践问题以及解构翻译的影响。
关键词：翻译教材,意义观,定论,解构主义
一、翻译教材:传统意义观及定论式评价是主导
当前, 本科及翻译硕士教学中的数本主要教材皆重视传统的意义观和定论式评价, 下文引用了教材中的说明或评价文字, 由此可以发现传统意义观与定论式评价的存在。
“翻译是把一种语言文字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
“美国翻译理论家奈达在给翻译所下的定义中, 把翻译中的‘意义’概括成‘语义’和‘文体’, 他说:‘所谓翻译, 是指在译语中用最切近而又自然地对等语再现原语的信息, 首先在语义上, 其次是文体上。’”
“根据传统的翻译概念, 翻译基本上是一种语际转换活动。”
“作为最基本的语言单位, 词语意义的确定在翻译过程中十分重要。‘辨义乃翻译之本’, 不明辨词义, 就难以准确地表达原意。”
对“翻译”的界定首先就决定了意义本身相对语言的超脱性:既然意义和语言文字是两个不同事物, 意义成了一种不依靠语言就可以存在的事物, 还可以在感知之后用另一语言加以“表达”, 那么这种界定本身就预设了意义对于语言的超脱, 即意义不必受语言文字系统束缚, 可以在超越语言的层次进行感知。同时, 这一定义也会让超越式的意义观在与意义直接相关的翻译活动中产生深远影响。既然超越式的“意义”成为了翻译定义中的中心词, 但若在翻译实践教材编写中以“超越式”意义观作为唯一标准, 且由编写者来控制此意义之内容的话, 则无法保证编写者一定完全展现了此“超越式”意义, 甚至难以说服对此“意义”或翻译拥有不同看法的学生。这与教材编写者的目的相矛盾, 例如教材中对一句子翻译的说明文字:
彼得真令我讨厌, 老是到这儿来。哦, 说曹操, 曹操到!在门口的可能就是他。”
教材编写者从文化角度出发, 认为这两个看似功能对等的成语互译会造成文化信息错乱, 使读者误以为曹操已融入西方文化 (因为读者看到这些译文会是从翻译后的西方人物口中说出) 。文化信息从本文开头对意义观的讨论来看, 因属于信息之一部分, 确实在“超越式”意义的寻求过程中不能忽视。译文虽然损失了原文带有的西方文化信息, 但其带有的中国文化信息却相当浓郁, 必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中文读者的需求。因此, 教材编写者遵循超越式意义观, 采用静止的定论式评价标准来衡量译文质量, 有可能无法充分挖掘或表现出这种超越式意义, 这与编写者自身目的是不吻合的。
二、解构主义意义观给翻译教材的启示
解构主义意义观相比上述教材中对意义的说明复杂得多。凯瑟琳·戴维斯在《Deconstruction and Translation》一书开头说明了“延异” (différance) 这一概念, 同时间接地提出德里达的解构式意义观, 这都值得反思。
解构式意义观的提出是从以“巴别塔” (Babel) 为例开始分析的。凯瑟琳认为, 德里达的“专有名词正是‘语言命名事物’这一假设的最明晰例子, 而专有名词‘巴别塔’却解构了这一假设。”根据“创世纪”相关内容, 起初, Babel是上帝名字与塔名的专有名词, 但同时又与闪族语言中的非专有名词“混乱”混为了一体了, 在此, 解构主义通过对以“巴别”为例的专有名词之分析否定了传统意义观中“意义超越语言”这一说法, 认为语言符号对事物的指涉作用只能依靠此符号与其他符号的差异性才能发挥。由此反观上面提到的翻译教材。此教材认为语言中部分东西只允许单一译法, 并将这一点作为翻译“科学性”的证据。“我们之所以称翻译为科学, 是出于两个考虑:一是语言中有些东西已经标准化, 往往只允许一种译法。从解构主义的分析来看, 既然同一专有名词可能指向不同事物, 上述“定论式”判断是不合适的。以国名“中国”为例, 这一专有名词可能指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历史学当中也可以指现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在领土上曾经建立过的封建帝国。如果要求将“中国”全部翻译为“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就有可能无法指向其真正所指的事物。因此, 从解构主义视角来看, 教材认定部分专有名词只能有一种译法这种定论式判断并不是完全正确的。
凯瑟琳还分析了德里达提出解构主义意义论的方式。德里达在论及意义时引用了索绪尔的“能指—所指”关系, 但又对其中的所指进行了解构或者否认。认为语言中只存在能指间的差异性关系, 能指是无法立即证实自身存在的, 而要依靠与其他能指符号的相互关系才能实现此目的。也就是德里达创造的“延异”一词代表的意思德里达认为, “所指从自身来看并不在场。依靠“延异”和“印迹” (trace) 对意义作了补充说明。寻求意义就是沿着始终变动着地差异性关系进行探索。就其对翻译的影响而言, 这一观点强调意义或印迹的不确定性, 因而翻译也随之成为了一种变动着的不可预知之活动。进一步而言, 由于印迹是一种动态关系, 静态的规则无法描述其状态, 而翻译作为追寻印迹的活动, 也因此无法用传统的静态规则来描述, 而是随能指间的关系变动着。从这一观点看来, 教材就应当在一定程度上尊重这种动态性, 在适当场合放松定论对于翻译的固定式评价。
三、总结
解构主义的翻译观对翻译教材思想有一定借鉴意义。此翻译观对于专有名词和所指间“一一对应”说法的驳斥, 以及它界定意义时对于能指间动态差异性关系的重视, 都尊重了翻译活动的多变性与动态性。因此, 在翻译教材编写思想中适当引入解构翻译观成分, 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教材的“定论式”评价方法, 为翻译教学带来鲜活的成分。
参考文献
[1]孙致礼, 周晔.高级英汉翻译[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0:1, 12, 186, 6.[1]孙致礼, 周晔.高级英汉翻译[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0:1, 12, 186, 6.
[2]陈宏薇, 李亚丹, 主编.新编汉英翻译教程[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4:69, 6.[2]陈宏薇, 李亚丹, 主编.新编汉英翻译教程[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4:69, 6.
从20世纪70年代起, 解构主义又称后结构主义的兴起对索绪尔的语言符号理论提出了批判。解构主义认为, 语义是流变的, 语义的上下限始终是模糊的, 整个发展过程都是开放的, 处于一种新陈代谢的有机或动态的过程。这种流变性和模糊性是由人脑的有限性决定的。客观世界是无限的, 而人脑对信息的处理能力是有限的。人们不得不使用有限的语言来概括无限的信息。这一无限和有限的矛盾决定了语言的模糊性和流变性。“能指”和“所指”的关系不再固定不变。每个所指都能变成能指, 词语的指称活动就这样一环套一环, 永无止境。
这种对语言符号理论的新的解读也深刻的影响了传统的翻译理论。传统的翻译理论认为, 原文通常有一个中心意义。译者应该尽量忠实再现原文的意义。现在由于语言是流变的, 模糊的, 读者或者译者对原作的语言符号就有了自己的解读权力, 对其进行多重的解读, 这样原文的中心意义就不存在了。评价译文的终极标准也随之不存在了。原文的权威地位不能凌驾于译文之上, 二者是平等的, 互补的。译文评价的标准要随着时代和历史文化的发展而发展, 不同的译者可以以自身为主体来确立翻译标准, 同时不同的读者也从自身出发来解读译文。基于此, 解构主义翻译观下科学的翻译标准至少具有以下三个特征:多元性, 动态性, 模糊性。
商标词的翻译虽然具有其特殊性, 但要达到翻译效果, 同样受到此翻译标准的约束。商标词是以词、字出现的语言符号。它们由个别人或个别企业精心挑选或创造出来, 用来区别其他企业商品的一种专业符号。商标词不仅代表商品, 影响消费者对商品的印象及购买欲;它同时也代表着生产商品的企业, 是企业形象和文化的集中体现。因此, 商标词的译者更应关注在解构主义翻译观下对商标词的多重解读, 从而对传统的商标翻译方法有新的理解和感悟。
一、翻译标准的多元性
因为不同的译者可以以自身为主体来确立翻译标准, 同时不同的读者也从自身出发来解读译文, 因此翻译标准存在着多元性。译者读者自身作为主体, 都要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因此:1.商标词的翻译要受到文化和审美因素的影响。2.商标词的翻译要受到民族心理因素和消费者性别因素的影响。因为诸多作者撰文对此进行论述, 本文简单说明, 不再赘述。各民族因其文化背景及其宗教观念的不同, 看待事物的观念和审美观念也极其不同。同时男女由于性别不同, 看待事物的观念和审美观念也有所差异。商标词的翻译要以顾客为导向, 遵循其特有的民族文化背景和性别身份的要求, 有所避忌, 有所张扬。
二、翻译标准的动态性
时代在不断发展, 译文评价的标准要随着时代和历史文化的发展而发展, 因此被译出商标词要受到新的时代环境的检验。由新的历史文化背景培育出的消费者能否接受它, 还需拭目以待。因此, 商标词的翻译要考虑到产品的后继发展以及顾客群的改变。
商标词的翻译要有延展性。在解构主义中, 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之间的结合变得十分松散。符号每一次被使用时, 来自静态结构的标准成分都可能受到新的话语环境的挑战和更张。一种产品的商标被翻译成另一种语言后就固定下来了, 但是产品和企业却是不断发展的。企业会不断开发不同系列的新产品。新产品由于其不同的材质, 类型, 其原有的商标是否合适, 仍有待检验。Coca cola汉译名为“可口可乐”, 用作饮料的商标名, 是音义结合的典范。但其联想意义就十分狭窄, 因而可适用的产品的范围就受到局限。Pepsi cola“百事可乐”在这方面就具有优势了。它开发了“百事”系列运动鞋。但如果运动鞋被命名为“可口”, 恐怕顾客会望而止步。商标词翻译的贴切往往适用于某一种特性的商品, 局限其联想意义的扩展, 对产品类型的扩展会带来影响。
三、翻译标准的模糊性
翻译标准所蕴含的是一种模糊信息。为了最大限度消除这种不确定性, 商标词的翻译需要遵循:
1. 商标词的翻译要准确传达企业信息
由于语言的模糊性, 语言符号必须独特, 才能最大限度的传递出某一特定信息。好的商标词必须是独特的。中国的企业往往认为一些响亮的, 大家都熟知的, 就是好的, 如“中华”, “长城”等, 并且把这些商标直接译成英语。这样恰恰违背了商标词独特性的要求。企业商标词所包括的内涵和信息, 应该全部是有关这一企业的。公众视听接触到这一标志, 脑海所反映的全部是有关这一企业的信息, 绝不会有其他的信息干扰企业信息的传播。相反, 如果这一单词是既有的, 是原本有意义的, 那么公众接触这一单词时, 脑海反映的这一单词的信息就费解, 影响企业信息准确清晰的对外传达。国外的企业选择英文商标词的做法使得中国企业借鉴。他们往往不会选择已有的英文单词, 而是自己造词。例如OIC (电器商标=Oh, I see) , Leggs (长筒袜商标=legs) , Lux (香皂商标=luck) , Xcel (电器商标=excel) 等。与之相比, 一些以汉语拼音做商标词的中国品牌, 如Jianlibao“健力宝”, Chunlan“春兰”等, 国外的消费者看到这些商标, 不能了解企业要传达的信息, 不利于参与国际竞争。
有时商标词会使用本身就具有意义的单词, 但是这一单词的意义通常是企业希望顾客产生联想的意义。例如:耐克 (鞋) Nike胜利女神, 金利来 (领带) Goldlion金狮子等等。在翻译此类商标词时, 如何把产品信息与词语的原有意义结合起来是一大考验, 因此能够做到音形义结合的翻译寥寥无几。
2. 商标词的翻译要有系统性
上面提到商标词翻译的贴切和延展常常造成矛盾, 国外的企业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往往给不同系列的产品取不同的名字, 然后把它们归结到公司的商标名之下。因此在翻译这些商标的时候, 不同产品的商标词既要符合本产品的特性又要和公司的同类产品以及公司的商标名相契合。这样一个公司的系列产品的商标就形成了一个系统, 能够给消费者一个深刻的印象, 各个品牌之间也起到相互的推动作用。例如宝洁公司和其旗下的一系列产品:P&G (Procter&Gamble) 宝洁, Rejoice飘柔, Pantene潘婷, Head&Shoulders海飞丝, Safeguard舒肤佳, Olay玉兰油, Whisper护舒宝, Crest佳洁士, Tide汰渍, Zest激爽, Pampers帮宝适等等。宝洁公司主营日化用品, 其公司名称译为“宝洁”, 就有了提纲挈领的作用。旗下的产品的翻译首先都体现出产品本身的特性。如飘柔, 潘婷, 海飞丝, 体现使用洗发水能给顾客带来飘逸柔美的形象;舒肤佳, 护舒宝, 帮宝适, 兼具舒适的使用感和良好的保护效果;佳洁士, 汰渍, 强调去污性能;玉兰油则会让人联想到产品的天然以及使用后肌肤会如玉兰花一般娇嫩。在强调各自产品特性的同时, 各产品的商标词又相互呼应, 同时又受到“宝洁”这一公司名称的统领。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 让消费者过目不忘, 宝洁公司良好的销售业绩是一佐证。
综上所述, 解构主义翻译观强调了翻译标准不是固定不变的, 它随着时代和历史文化在不断发展。商标词的翻译也不会一成不变, 随着全球经济及商业文化的发展, 商标词会承载更多的企业文化和负担商业使命, 因此其翻译更加应该具有多元性, 延展性和系统性, 以期达到各类企业的要求。
摘要：解构主义翻译观打破了传统翻译观念对于翻译标准的界定, 提出科学的翻译标准具有三个特征:多元性, 动态性, 模糊性。商标词的翻译应以此为基础, 同时要把自身的特殊性于此相结合, 把握商标词翻译的多元性, 延展性, 准确性和系统性。
关键词：解构主义,商标词翻译,多元性,延展性,系统性
参考文献
[1]李金树:多元、动态、模糊——解构主义翻译观与翻译标准的厘定[J].宜春学院学报, 2005 (2)
[2]张一平:结构与结构——从索绪尔到德里达[J].外语学刊, 2006 (4)
[3]李淑琴马会娟:从符号学看商标词的翻译[J].上海科技翻译, 2000 (4)
[4]黄龙胜:商标词翻译中的文化因素[J].外语教学与翻译, 2005 (2)
关键词：解构主义,翻译理论,体现,运用
一.引言
随着各类学科的诸多理论方法在翻译研究中的引入, 翻译的理论阐释也变得多样新颖, 诸如令人耳目一新的翻译心理学、翻译美学和翻译哲学等。其中, 产生于西方文论界的“解构主义”是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是对结构主义的反思。解构主义理论在人文、社科和哲学领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和轰动。通过理论研究和案例分析, 笔者发觉从解构主义角度研究翻译, 确实能够看清翻译的本质, 进而挖掘出研究翻译的新思路。
讨论解构主义与翻译问题在当代翻译研究中已不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了, 无论对这种理论赞成与否, 人们都无法否定其客观存在的影响。 (王宁, 2009) 解构主义代表人物德里达将这一思想引入翻译, 打破传统的翻译观点———忠实和通达, 强调译者本身作用和意义, 这对翻译的传统理论有较大冲击, 但也给人们对翻译的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二.解构主义在翻译理论中的具体体现
解构主义最初是从法国兴盛起来的一股后现代主义思潮, 其创始人和代表人物是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 该思潮对自柏拉图以来的西方形而上学传统大加责难, 倡议打破现有的单元化的秩序, 包括社会秩序、道德秩序以及个人意识上的秩序和民族性格等。总之, 是打破秩序然后再创造更为合理的秩序。换言之, 解构主义是一种反逻各斯中心主义 (anti-logocentrism) 、反二元对立、反权威的学术思潮。
解构主义引进翻译理论后, 引起了轩然大波, 因为它违反了很多传统的翻译观点、理论、方法和准则, 甚至推翻了很多前人的研究成果。在翻译中, 两种不同的语言在再次分开前必定要以各种细微和顺带的方式互相接触和碰撞, 在命名和识别的行动阻止互动游戏之前各种可能性都出场了。 (Edwin Gentzler, 2001) 。
因而, 翻译的本质过程也就解析和重构了文本并且回到表达意象被命名和传达之前的一个状态了, 从而便使得语言在本质含义层面重新传达或转向的路径走向透明清晰了。解构主义理论家认为翻译的实质是一个不断分解、重新分析、再次构建的过程, 通过引入的外来各类语种元素, 颠覆、拆解原文语言秩序。因而, 在解构文本材料时, 源语文本的界限和限制因素不复存在, 其隐含的涵义也并非不变, “延异”存在于文本材料开放的动态过程进行中。用德里达的话说, 翻译其实就是内涵意义不断地被推迟和延异, 在这样的延续过程中, 不断地被解析和构筑, 译者自身成为语言文本材料的最终解构者和阐释者 (Derrida, Jacques, 2001) 。法国社会及文学评论家巴尔特曾在其著作中直接宣称“作者已死”, 即所有文本 (小说、戏剧、散文和诗歌等) 一旦完成, 剩下的只有语言符号本身, 而读者通过对语言符号来解读文本的实质意义。译者作为文本解读过程中第一读者, 已经不再是被动的或是对原作者亦步亦趋, 而是得到了一定的主动权和独立性, 译者能够依据自己的理解与探析来地赋予文本材料意义, 由此翻译者的主体性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
三.翻译中解构主义的具体特点
解构主义在翻译中的应用, 本质上打破了原语文本材料含义的单一论, 为翻译研究者提供了新颖和独特的方向, 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第一, 解构主义第一次打破了传统翻译理论准则中的二元对峙关系。在传统翻译理论中, 文本原作者和译者、源语和译入语一般都会在二元对立状态;源语和原作者总被认为是重要的和主导的, 而译入语和译者则是第二位的、次要的, 而且译者的身份地位都屈从于原作者。 (贾和平, 2010) 这些传统理论却正是解构主义理论家所反对和打破的, 他们认为以上两者之间是一种平等互补关系, 是一种共生共存的关系。凭着这种新逻辑、新视野, 解构主义将译文从屈从于原文的处境中解放了出来, 使得译文获得与原文同样的地位与研究价值。此外, 从阐释学角度把译文当作独立的文本, 也消解了存在的二元对立关系, 提高了译者身份和地位和翻译的创新性。
第二, 解构主义反对文本材料语言和意义的同一性与确定性。传统认为源语文本材料的意义是语言通过言语规律去预先设定的, 其含义是确定的, 所有读者只要按照一定的语言规范去分析和解读, 都会获取同样的感受。这种观点显然是没有认识到语言本身所蕴含的文化层面的含义以及不同读者群的主观性和创造性。解构主义理论家认为作品的最终和唯一确定的意义是不存在的, 也是不可能的, 因为不同读者在理解作品时, 不可能完全受作品的语言和意义的限定, 相反, 读者会尽可能地充分发挥想象力和理解力, 从而在译文中重新书写新的意义。
第三, 解构主义使文本的译文具有明确而独立的主体性。解构主义认为译文应该充分地体现出译者的文学造诣、精神品质和个性特点。无论翻译本身传达出了什么样的差异, 都会多多少少具有目的语文化的特点, 在行文的潜意识中尊重目标语文化的禁忌、规则、习俗和理念。翻译的目的是把某个异域文化引进目的语文化, 造成一种认同的和熟悉的感觉, 这时翻译被用来借鉴学习译语文化的价值观, 为潜在的文化程式服务。 (补爱华, 2010)
第四, 解构主义冲击了传统翻译理论中的“信顺统一”。古今中外, 传统翻译理论都强调译语要忠实于源语, 译文要力求与原文在结构、特点和意义上的统一。无论是严复“信达雅”还是泰特勒的“翻译的三原则”, 无论是等值论还是忠实论, 都认定“忠实”、“通顺”的绝对性。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家否认文本具有最终唯一意义, 点明意义的不确定性。这些通过以下这些术语能深刻体现, 如“异延”、“印迹”和“忠实综合症”等, 它们都颠覆了传统翻译理论中的“信顺统一”原则。倡导解构主义的翻译理论家韦努蒂, 在《重新思考翻译》的前言里说到:“译文是永远不可能‘忠实’于原文的, 多少总有点‘自由’发挥, 它的本体从来不确定, 总是存在对原文的增减。它从来不可能是透明的表述, 而只能是一种诠释的转化。”从这个角度看, 解构主义的确颠覆和打破了传统翻译理论, 但是也给翻译研究的新方向打好了基础。
四.解构主义在翻译中的运用
解构主义从理论层面对翻译影响很大, 在具体实践的运用方面也是比比皆是。我国很多翻译家已经在自己的翻译中成功运用了解构主义的理论。清末民初著名翻译家林纾, 自己本身不懂外文, 却先后翻译了大量世界名著, 如小仲马的《巴黎茶花女遗事》, 大仲马的《玉楼花劫》, 狄更斯的《贼史》, 易卜生的《梅孽》, 威斯的《□巢记》, 塞万提斯的《魔侠传》, 笛福的《鲁滨孙飘流记》, 菲尔丁的《洞冥记》, 斯威夫特的《海外轩渠录》, 安东尼·霍普的《西奴林娜小传》, 斯托夫人的《黑奴吁天录》, 巴尔扎克的《哀吹录》, 雨果的《双雄义死录》和德富健次郎的《不如归》等等。单看林译的作品名字, 就能感觉林老将原文进行大胆的解除、分析, 并通过古汉语进行重构和组合, 也可以理解为归化翻译策略。如果仔细研究其译文会发现, 文本中不忠实的语言现象俯拾皆是, 然而, 众所周知, 林纾的译本不但没有丧失吸引力, 还赢得了中外译者的佳评, 深受当时读者的欢迎和传阅。林纾的译文具有明确而独立的主体性, 著作是在原文内容和思想框架的基础上, 根据汉语语言特点和文化习俗价值观, 重新创作的文学著作, 译作充分体现了林老的文学造诣和个性特点, 甚至可以理解为其译著作品就是独立文本, 是一部解构作品。再如, 我国名著《红楼梦》的两个著名译本, 其一是杨宪益及夫人戴乃迭的合译本, 其二是英国著名翻译家戴维·霍克斯的译本。杨译本基本遵循传统的翻译理论思想和原则, 忠实于原文, 其学术价值不可否认;而霍译则基本采用了归化翻译策略, 对整个原文本进行了拆解、分析和重新构建, 很多语言特色都不同于原文, 具有明确的译文独立性。市场调研表明, 霍译更受读者欢迎, 认可度更高, 销售量也远远高于杨译。这些都归功于林纾和戴维·霍克斯两位翻译家将解构主义理论思想出神入化地运用在了翻译实践中。
五.结语
总之, 解构主义翻译理论一再重申语言的中心地位和翻译的地位, 认为一切哲学关心的核心就是翻译问题 (杨俊峰, 2006) 。解构主义对翻译的重大影响就是使得翻译理论的研究角度和方向更加开阔, 它主张用一种动态的和发展的哲学观来看待翻译, 进而对翻译的本质、策略、原则和方法的研究也更加独特, 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译文的自由度和创新性, 也强调了译者的主体性和独立性。
参考文献
[2]Edwin, Gentzler,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 2nd edition, Clevedon: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2001.
[3]补爱华.解构主义翻译观对翻译研究的影响[J].外国语文.2010年10月 (5)
[4]贾和平.试论解构主义翻译观[J].职教研究.2010年6月 (2)
[5]李宏鸿.多声部的和谐:解构主义翻译观研究——以本雅明和德里达为例[D].2013
[6]阮红梅, 孟超.从成语新译看解构主义对翻译的启示.西北大学学报, 2007
[7]王宁.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9
[8]谢天振.翻译研究新视野[M].青岛:青岛出版社, 2003
[9]杨俊峰.翻译的艺术—理论与应用[M].沈阳:沈阳出版社,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