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突围》收官了，播出期间，其收视率、网播量与话题度，一直在同期卫视剧中遥遥领先。
但与此同时，这部剧也让该剧编剧、原著作者周梅森收获了近40年创作生涯中的最差口碑成绩。观众们的抨击声一浪高过一浪，诸如“转场生硬”、“剪辑混乱”、“剧情浮夸”、“台词对不上口型”等指控在剧集播放期间一直此起彼伏，这让周梅森感到颇为不快。
截至发稿，《突围》豆瓣评分
“这么多年从来没碰到过这样的情况。”周梅森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官场小说作家中，周梅森属于非常高产的一位。从1983年发表第一部小说《沉沦的土地》开始，他创作的中长篇小说、电视剧本等加起来有三十余部。其作品总以群像式描写展开，由点及面，用相当宏观的视角对社会进行审视剖析，如《人间正道》中歌颂了共产党人无惧无畏的改革精神；《我本英雄》反思了“以GDP为纲”思想造成的一系列负面后果；《至高利益》揭露的是垃圾政绩工程背后的内幕；《梦想与疯狂》反映了中国资本制度变革时期的各方利益博弈；《人民的名义》是从副市长出逃、反贪局长空降H省开始，逐渐牵连出的一个腐败窝案……而《人民的财产》（《突围》原著）则是以国有资产流失进行切入，意在探讨大型央企国企中可能出现的腐败现象。
在周梅森看来，写小说的关键在于描写“人”。而无论是位高权重的省部级领导，还是社会底层的贩夫走卒，其身为“人”的内核总是大同小异，只不过由于所处位置和环境的不同导致思想和外化的表现有所不同。描写这些特点和细微差异，对于交游广阔、社会及采访经历丰富，并曾在徐州市人民政府挂职当过副秘书长的周梅森而言并不难。
周梅森 图/受访者供图
相比写小说，拍摄电视剧是一项更为复杂的工程，涉及拉投资、请导演、码演员、谈渠道等多个环节，不光工序复杂，面临的审查尺度也完全不在一个级别上。2017年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周梅森就提到，当年将《绝对权力》送到专家组评审的时候，得到了一致好评，结果让有关部门把这部剧给毙了，经过主审部门的领导多次沟通才“救下来”，付出的代价是改了600多处。
2015年，周梅森开始创作《人民的名义》，由于早年间一直在积累素材，这本书很快写完。剧本过审时，按照原本的经验，他觉得剧中大风厂的群体性事件等场面都极有可能遭到删除，改用画外音呈现。但四审之后，这组镜头仍然保留下来。
《人民的名义》
而到了这一次《突围》，周梅森原本创作的剧本有60集，成片体量是62集，但最终呈现出来仅有45集，几乎四分之一的内容遭到删减，难免会出现剧情不连贯的毛病。由于是在已经拍摄完成的成片基础上对内容进行删改，导致不少地方逻辑关系发生了错乱，只能用画外音旁白来补救。相比之下，坊间热议的“赵立新换脸”等瑕疵倒显得不那么突出了。
除此之外，剧集名字从《人民的财产》换成《突围》，从“反腐剧”变成了“改革剧”。在周梅森看来，这一根本定性的改变，使得整部剧的呈现重心都与创作初衷出现了偏移。
剧集播出时，在多个场合中，周梅森都一再强调不要把《突围》理解成《人民的名义》的续集。但不管怎么说，作者毕竟都是同一个人，再加上原著《人民的财产》的书名，观众也很难不用同等的标准来期待。
《突围》
周梅森表示，观众对《突围》纷至沓来的负面反馈令他一度每天都很不好受。
将时间轴拉长来审视，官场剧、反腐剧、政法剧、扫黑剧……这一类特殊题材影视剧变数的确太多，有时在波峰，有时又在波谷。有学者将我国反腐剧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96-1999年，为探索和发展阶段；第二阶段是2000-2004年，为高速发展阶段；2004-2015年为沉寂与调整阶段；2015年至今是“回暖”阶段。之所以期间会出现沉寂与调整的“波谷”，部分原因也是由于相关剧集只要火了一部，就会带动大量盲目跟风者上马，剧情越拍越黑，甚至诲淫诲盗，起到教唆犯罪的作用，导致管理者不得不收紧监管尺度。
以下是中国新闻周刊和周梅森的对话：
中国新闻周刊：你的作品覆盖面通常特别大，公检法、国企领导、商人、劳动人民等各个社会阶层都有涉及，为什么你能同时驾驭这么多人的生活和心态，并且做到描写精准？
周梅森：我交际非常广，我的朋友上至部级领导，下至基层的煤矿工人，我既可以和达官显贵们斡旋聊天喝酒，也可以和基层工人在街头小摊撸串。我的性格决定了，在我的眼里没有高低，人都是平等的。我的习惯是，一旦介入某一个环境里，我就会根据一个人物，不管是什么达官显贵，什么败家子，我都一定会去分析他的性格。所以不管小说还是剧本，我都是在完成一个作家的基本任务：塑造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物。
那么要完成这个基本任务，就要求你要对咱们国家的开放进程，时代演变，社会各阶层的人物生存状况要有充分的了解。我算是比较全面深入地介入这个时代的。比如1992年，我国刚刚有股票的时候，我是南京最早的股票大户之一，投了20万开户；股改的时候，我还率领小股东们一起投反对票。各种各样的社会实践活动我都参加了。
至于人物，不管他是高官还是小偷，还是贪污犯，只要人物的性格树立起来以后，根据他的性格，自然就能推导出他如何行事了。
中国新闻周刊：1992年的20万不少了，那时候你还不到30岁吧。
周梅森：主要来自于稿费。我从1983年开始，到1992年差不多10年时间里发表了两三部长篇。到1999年，我就已经可以自己投资了。当时我投拍了三部电视剧：《国家公诉》《我主沉浮》《我本英雄》。《国家公诉》还是我个人独资投的。
我的态度很简单，你不拍我拍，我自己掏钱。但这两年我不太愿意拍了，某种程度上，拍电视剧有点像体育活动，我这个年龄已经有点干不动了。
《国家公诉》
中国新闻周刊：你一般会自己介入编剧创作吗？是先有书，还是先有剧本？
周梅森：我都是先写书。书相对来说字数要少一点，20多万字，人物就全立起来了。写完了再拿给出品方去看，哪个地方要加、要改，出品方都可以提意见，提了以后我自己来改，最后剧情怎么走也是我来定。我写小说的时候，就知道哪个地方有戏，哪个地方可以抓住读者和观众，这样对我来说非常方便。而如果直接写电视剧剧本，至少五六十万字起步，对我来说工作量太大了。
但一般来说，书要等到和电视剧播出同期再销售，就是要随着剧走。因为我的剧的投资体量都很大，投资商当然不想提前剧透影响收视率，我自己也希望跟着电视剧巨大的广告效益多卖点书。《人民的名义》卖了180万册吧，《人民的财产》目前卖了30万册，但还没完，因为网上一轮半、二轮、三轮就要开始播了，这个过程中还会多卖一些。这个市场现在是没有过去好，但我觉得卖50万册应该没问题。
中国新闻周刊：《突围》评价不佳，你认为主要责任在哪方面？
周梅森：我只对我的小说负责，对我的文字作品负责。
《突围》
中国新闻周刊：《人民的财产》原著中的主人公之间，比如说齐本安、林满江、石红杏三个人之间除了职务关系，还有亲戚关系，还有青梅竹马的关系。这些关系交错重叠，会不会给读者造成比较大的阅读负担？
周梅森：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说人物关系都纠结在一起嘛。
我的书也好，剧本也好，都信奉一点：要写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而要写出典型性格，就必须要营造典型环境。《人民的财产》和《突围》里，作家的任务就是营造典型环境，使这种典型环境符合这个时代的鲜明特征。符不符合？我认为它是符合的。
只要符合鲜明的时代特征，能在典型环境里把一个个典型人物塑造出来，从而完成一个个戏剧矛盾、戏剧冲突的构建，我觉得这就属于一个很正常的文学创作形式。
中国新闻周刊：《人民的财产》原著临近结尾处，皮丹自首了，林满江生病去世了，这些设置使得情节节奏大大加快。反观《人民的名义》情节扣得就比较紧，一步步发酵到了结局。《人民的财产》这么处理，会不会有些草率了？
周梅森：《突围》和《人民的名义》有一个最大的区别。《人民的名义》属于案件剧，案件剧是由案件的发展来推动情节的，人物方面会相对弱一些。《突围》是一个人物剧，当我完成了对一个个人物形象的塑造之后，我的任务就结束了。至于那些人物判多少年，用什么方式来惩戒，那都不是我盯着不放的东西。当我完成了塑造人物的任务后，我希望尽可能地不按戏剧性，而是按人之常情，按“事之常情”来发展剧情。
虽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收视率居然也还不错。这可能就是人物剧的好处，尽管情节不连贯、故事主线受到了破坏、口型对不上……但只要人物树立起来了就可以看，说实话我也觉得很意外。当然这也是我从事影视剧创作以来被骂得最惨的一次，以前从没有过这样的情况。
《突围》
中国新闻周刊：你以后是真不写了吗？
周梅森：不写了。现在我66岁了，在中国（反腐小说）这个领域，我不敢说做得多么好，起码优秀作品还是有一些的。我问心无愧，我对得起这个时代，对得起观众。我相信江山代有才人出，以后还会有年轻的、有责任感、有使命感的新作者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