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的作者是吴承恩？对多数人来说，这个问题的答案当然是“当然是”，但在学界看来，赋予吴承恩著作权的“铁证”还未出现，这桩延续了400多年的公案或将继续。而在“破案”过程中，考证作者的方法论值得重视。
近日，由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办的“2017《西游记》高端论坛”，邀请了来自复旦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中科技大学、辽宁大学等高校的30多位专家学者与会，共同研讨《西游记》的思想、艺术与《西游记》研究的最新进展。在论坛上，引起最多交锋的话题，是百回本《西游记》的“身世之谜”——这本名著与吴承恩之间，到底有没有关系？
三位致力于研究《西游记》的学者——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竺洪波、淮阴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蔡铁鹰、《西游记》研究者李天飞对此态度不一。三人旁征博引，各执一词。
关于“铁证”争论的三个疑点
李天飞曾校注过中华书局版的《西游记》，该书封面上写着“（明）吴承恩著”。说到这一署名，把《西游记》读了一遍又一遍的李天飞却摇了摇头：“这真不好说。作者是吴承恩和不是吴承恩的比例，我认为各占50%吧。”李天飞说，据他了解，在研究《西游记》的学者群体中，他这样的“骑墙派”并不在少数。
李天飞告诉文汇记者，学界无法确信《西游记》是吴承恩所作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缺乏明确的证据。如今，学者们要探讨《西游记》与吴承恩的关系，总会提到一点：在明代天启《淮安府志》卷十九《艺文志》一《淮贤文目》中，有如下著录：“吴承恩：《射阳集》四册×卷；《春秋列传序》；《西游记》。”
可以说，这是近百年来将《西游记》作者锁定为吴承恩的主要证据。但就是这条看似“铁证”的线索，仍在论坛上引起不小的争论，主要围绕如下三点：
首先，“疑吴派”和“骑墙派”认为，这是一条孤证，不足以说明事实。而“挺吴派”则认为，《淮安府志》是天启年间编写的，距离吴承恩生活年代并不遥远，是值得信服的材料。根据蔡铁鹰的考证，在天启《淮安府志》中有《近代文苑》一栏，且只记录了两个人，其中之一就是吴承恩。蔡铁鹰翻阅了正德、万历、天启、乾隆、光绪五种版本的《淮安府志》，发现只有天启版中设有这个栏目。而且，《近代文苑》是这样描述吴承恩的：“复善谐剧，所著杂记几种，名震一时。”他认为，《淮安府志》乃官修志书，每一条内容增删都有解释。那时距吴承恩的后人修订其《射阳先生存稿》不久，很可能是时人受此影响特为撰写。“《近代文苑》的描述与《淮贤文目》相互关联，互为注脚，是一种非常合理的搭配。”
第二，“疑吴派”和“骑墙派”提出，在这段著录中，既没有说明吴承恩的《西游记》是多少卷多少回，又没有说明这是什么性质的著作，凭什么断定吴承恩所作的《西游记》就是百回本《西游记》？已故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章培恒先生早在1983年就在《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一文中提出，在清初黄虞稷所撰的《千顷堂书目》卷八史部“舆地类”中有如下著录：吴承恩《西游记》。黄虞稷是一位很有学问的目录学家，如果他知道吴承恩的《西游记》是一部通俗小说，“绝不会把它编入地理类去”。对此，“挺吴派”认为，黄虞稷的藏书目录固然可参考，但《千顷堂书目》篇幅庞大，前人已整理出的此书目中误收误录的例子不在少数。那么，谁能证明吴承恩的《西游记》不是其中一例？“疑吴派”和“骑墙派”继而又提出，依据当时轻视小说的传统，如果《西游记》是小说，理应和吴承恩的另一本著作《禹鼎志》一样，不被列进《淮安府志》。“挺吴派”却认为，《禹鼎志》没有被列入，可能是因为天启年间这本书尚未刊刻或业已散佚。另外，没有明文规定各地府志不能收录小说戏曲，就算有，那《西游记》能被列入，不正应了那句“名震一时”吗？
第三，“疑吴派”和“骑墙派”指出，当年提出《西游记》作者是吴承恩时，主要参考了清代吴玉搢的《山阳志遗》。吴玉搢注意到“书中多吾乡方言，其出淮人手无疑”，考虑到吴承恩正是淮安府山阳县人（今江苏省淮安市），似乎可以对应起来。然而，书中又有许多其他地区的方言，何以断定“出淮人手无疑”？关于这个问题，近年来一些语言学家参与了研究，认为《西游记》里几百首韵语（诗歌），押的都是方言韵，在对照《中原音韵》并结合宋元明音韵的变化后发现，这些音韵的特征都指向了一个结论——《西游记》作者只能是淮海地区人。于是，“疑吴派”和“骑墙派”又提出，就算此书确实“出淮人手”，也无法证明此“淮人”就是吴承恩。或者说，吴承恩是写了本《西游记》，但百回本《西游记》的作者却是另一个“淮人”。“挺吴派”则认为，结合《西游记》的内容与行文风格，考察《西游记》作者的诸多因素，当时满足条件的“淮人”只有号称“淮海浪人”的吴承恩。
为什么是吴承恩？
要成为百回本《西游记》的作者，需要满足哪些条件？
首先，与会者一致认同作者“与藩王府有关”。竺洪波认为，作者要有一定的王府工作、生活经验，这是考证《西游记》作者的首要前提。这主要基于世存最早的《西游记》刻本明代万历二十年（1592）金陵世德堂本（下称世德堂本）上，关于作者是谁，陈元之《序》中写有三个“或曰”：“《西游记》一书，不知其何人所为。或曰出今天潢何侯王之国，或曰出八公之徒，或曰出王自制。”而这三个“或曰”其实是一个指向——《西游记》的作者出自王府。1974年，在江苏省淮安市农村发现了吴承恩的墓，棺盖上写的是“荆府纪善射阳吴公之柩”。“荆府”指的是荆宪王府，“纪善”是明代亲王属官名，掌讲授之职（正八品）。这个物证的出现，说明吴承恩曾任职于湖北荆王府，且与文献记载一致。
据蔡铁鹰统计，《西游记》实际上有41（或42）个故事，其中约10个发生在人间国度，这其中又只有一个贤明的国王，即玉华国国王（《西游记》88至90回）。这个故事在百回本前的其他版本《西游记》中没有出现过，属于原创故事，其部分细节能在吴承恩的荆王府经历中找到对应：第一，玉华王自称“孤在此城，已有五代”，“也颇有个贤名在外”；《明史》记载，吴承恩所效劳的荆王恰是该家族分封到蕲州的第五代，史上也有贤名。第二，《西游记》里的玉华国作为诸侯国，一会儿被写作“玉华州”，一会儿被写作“玉华县”；而荆王府所在的湖北蕲州，在明代时也一会儿称州，一会儿称县。第三，现藏蕲春的《荆藩家乘》中有一份蕲州朱氏族谱，其中“荆王宫殿考”载有七宫，之一即“玉华宫”，或是《西游记》“玉华国”国名的由来。第四，《西游记》中描述玉华王王府“府门左右，有长史府、审理厅、典膳所、待客馆”，据《明史·职官志四》，长史职位最高（正五品），审理次之（正六品），其余均八品以下；《西游记》于王府十余处部属中独挑出长史府、审理所、典膳所，且先后排列有序，可见作者了解王府建制。第五，玉华国国王有三个小王子，且“不摆驾，不张盖”地拜孙悟空等为师；吴承恩就任荆府纪善时，荆王也有三子，而纪善的主要职能即是担任王子的教书先生，由于是朝廷派的职官，不便接受拜师仪礼。
蔡铁鹰认为，吴承恩与许多写书人一样，在故事的设计中保留了自己的生活印记，“这个故事是百回本中的一个原创故事，很完整，足足占了两回文字，这个故事的这个作者就是担任过荆府纪善的吴承恩。”
第二，多数与会者认为，作者应是文人。但也有人提出，作者应是道教中人。
蔡铁鹰经过20多年的考订和田野调查，撰成了63万字的《吴承恩年谱》和《吴承恩集》，其中《吴承恩集》辑入了吴承恩全部存世诗词文稿，并做了系统的校订笺注。蔡铁鹰说：“我几乎读了吴承恩存世的所有作品，最大的感觉是，他的语言风格和《西游记》的文风最为相近。”
对此，李天飞有不同看法。他引用天启《淮安府志·近代文苑》对吴承恩的评价“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清雅流丽”，再对照《西游记》中的一些诗词，认为并没有体现出很高的文学造诣。比如，他将吴承恩给丁翥写的祝寿套曲，与《西游记》玉兔公主的《喜会佳姻》相比，“仙凡立判，吴承恩就算发挥失常，似乎也不至于此”。
对此，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师范学院教授伍大福提出，《西游记》中之所以诗词水平参差不齐，正是因为“作者是文人，才能用不同的笔法写作”。蔡铁鹰表示，李天飞考证功夫扎实，但评判一部书的作者是谁，要有全局眼光，“不能拿微观案例做宏观结论”。
而后，李天飞又提出，《西游记》中有许多道教色彩的内容，讲的是道教故事，这与《吴承恩集》中体现出来的知识兴趣并不吻合。例如，书中多次引用全真教文集《鸣鹤余音》中的段落，全书隐然贯穿着一条借“金丹大道”暗喻取经过程的线索。南开大学教授陈洪也认为，《西游记》在成书过程中，确实经历了一个道教化的过程。
对此，竺洪波指出，《西游记》本就是一本具有多元化文化底蕴的书，儒释道、抑或诸子百家任何一方都无法以此将《西游记》揽入独家彀中。蔡铁鹰则认为，说吴承恩不懂道教是一种主观猜想，且作者写到道士时态度不恭，“肯定不能是道教中人”。他推测，从唐代开始流传的《西游记》故事，约在明朝嘉靖初年被加入了道教内容，吴承恩在成书时予以保留。
第三，与会者提出，《西游记》作者应该对志怪小说感兴趣，甚至有这方面的写作经验。
蔡铁鹰表示，在吴承恩的《射阳先生存稿》中有一篇《禹鼎志序》，说“余幼年即好奇闻”，“迨于既壮，旁求曲致，几贮满胸中矣”，于是作《禹鼎志》。序中还说：“国史非余敢议，野史氏其何让焉。”他认为，这种文学理念与人生道义与《西游记》的写作异曲同工。
李天飞指出，同样是在这篇序中，提到《玄怪录》《酉阳杂俎》对《西游记》产生了影响，而且《西游记》流传到吴承恩的时代已数百年，“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如果百回本《西游记》跟吴承恩有关，那么他对这本书的贡献到底有多大，足以被称为是作者吗？还是他更多的是做文字上的改定，类似今天的责任编辑？”
百回本《西游记》是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这一点与会者们达成共识。在吴承恩能否被称为“作者”问题上，多数人持肯定态度。蔡铁鹰认为，《西游记》与《水浒传》《三国演义》一样，都是流传甚广的传统故事，而吴承恩、施耐庵、罗贯中之所以被认定是“作者”，不仅因为他们在平实的民间故事中，注入了斐然的文采，更重要的是，增加了故事的现实意义。据他判断，百回本《西游记》中三分之一的故事是由传说加工而成，如沙僧的形象、火焰山的故事等；三分之一是将原本有梗概的故事完整化，如白骨精、红孩儿的故事等；还有三分之一是原创作品，如玉华国故事等。
“我认为，关于《西游记》作者的讨论在30年前就应该结束了。”蔡铁鹰说，当年章培恒先生论文中提出的疑问，在之后10多年的论辩中都得到了解答，而目前所谓的质疑，多为臆想推论，称不上是证据，“如果要推翻吴承恩是百回本的作者，那至少回答下面问题中的一个：第一，作者是谁？第二，吴承恩的《西游记》写了什么？”
当然，“疑吴派”和“骑墙派”对此并不完全认同。在他们看来，在反驳当年章先生质疑的证据中，很多也是带着“作者是吴承恩”的观念进行推演，论证过程也是提出另一种假设和可能性，缺乏真正的“铁证”。
那么，《西游记》的作者是吴承恩这一观点，最早是谁提出来的？长期以来，为什么会形成一边倒的局面呢？
竺洪波表示，清代就有人提出这个观点，但真正对后世产生影响的，是“五四”时期鲁迅和胡适的考证。二位先生在清人纪昀、钱大昕及吴玉搢、丁宴、阮葵生等人的考辨基础上，爬梳史料得出了这个结论。尽管章培恒先生指出“他们的考证并不是极其周密的”，但由于二者的地位，舆论风向就此形成。1920年代，首次出现了署名为“吴承恩作”的铅印本《西游记》。1930年代，郑振铎、孙楷第、赵景深、刘修业等学者又不断进行引证、申述，“吴著说”几乎成了学界共识。在近世刊行的百回本《西游记》上，作者署名几乎都是吴承恩。1986年版电视剧《西游记》片头打上了“吴承恩原著”，使得这一观念更加深入人心。
邱处机、李春芳的“提名”漏洞
明代梓行的《西游记》百回本小说，多沿用万历二十年世德堂本惯例，署“华阳洞天主人校”，告作者佚名。至于佚名的原因，竺洪波认为有二：一是当时小说属于不登大雅之堂的稗官野史，作者不愿署名；二是《西游记》内容广袤，其中不乏讽刺“今上”和时政等敏感话题，书商不敢署名。
竺洪波说，其实早在明代，道教徒伍守阳（1574—1644？）就在《天仙正理》卷下写道“邱真人西游雪山而作《西游记》”，但这一说法并未在刊印本上得到体现。到了清朝康熙年间，道教徒汪澹漪刻成了《西游记》评点本《西游证道书》，在卷首放了篇号称元代大文豪虞集写的《西游记原序》，内有“此国初长春真君所纂《西游记》也”，并称这么说是依据一本久已失传的“大略堂古本西游”。在《原序》后，汪澹漪又添置了邱长春真君传和玄奘取经事迹两则附录，分别介绍邱处机生平和玄奘的取经史实。通过三者互证，汪澹漪让“邱作说”风靡了200多年。现在所能看到的七种清代的《西游记》版本上，无一例外都署邱处机为作者，有的还径直标明“邱长春真君著”。不过，现在学界普遍认为“大略堂古本西游”子虚乌有，虞集的序系伪造。
其实，抛开《西游证道书》的真伪不谈，邱处机的道教身份与玄奘取经的佛教题材具有先天矛盾，“邱作说”本就容易招来质疑。比如，四库全书总纂官纪昀在《西游记》中发现了“多明制”的现象。他提出，邱处机是宋元之际人，怎么会写出锦衣卫、司礼监、会同馆、东城兵马司等诸多明代的官制与官职？再如，乾嘉学派的钱大昕于清乾隆六十年在苏州玄妙观正统《道藏》中，发现并抄出了邱处机二卷本《长春真人西游记》。经考证，该书是全真教道士李志常代师操刀的一本游记，主要记述邱处机率领十八弟子历时四年远赴雪山参见成吉思汗的途中见闻，以及邱处机与成吉思汗的几场对话，总共两卷不足5万字。竺洪波认为，这部《长春真人西游记》许是“长春真君所纂《西游记》”一语的出处，但它与《西游记》百回本小说实为同名异书。
不过，现在学界还有人坚持“邱作说”，主要辩护理由有两条。理由之一是邱处机可能是两部《西游记》的共同作者。竺洪波认为，根据古代文人“多歧为贵，不取苟同”的为文追求，一人撰写两部同名著作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理由之二是《西游记》是世代累积之作，邱处机所作或为某一原始的《西游记》。竺洪波表示，首先“原始西游记”与百回本《西游记》不是一回事，且从唐五代开始的“原始西游记”都“名花有主”，均与邱处机无关。竺洪波感到，钱大昕指“邱作说”为“郢书燕说”，鲁迅斥之为“不根之谈”，“并非虚妄”。
2000年，沈承庆遗作《话说吴承恩——〈西游记〉作者问题揭秘》出版，提出《西游记》的作者是明嘉靖的“青词宰相”李春芳。他的理由主要有二：一是李春芳少时曾在江苏华阳洞读书，号“华阳洞主人”，这与世德堂本上署名“华阳洞天主人校”相互印证。二是《西游记》第95回有一首诗：“缤纷瑞霭满天香，一座荒山倏被祥；虹流千载清河海，电绕长春赛禹汤。草木沾恩添秀色，野花得润有余芳。古来长者留遗迹，今喜明君降宝堂。”他认为这首诗的第四、五、六、七四句，暗含“李春芳老人留迹”之意。不过第二条理由过于牵强，学界很少讨论。
关于第一点，蔡铁鹰表示，没有任何文献显示“华阳洞天主人”到底指谁。即使“华阳洞天主人”是李春芳，他的工作也是“校”，即校勘文字，这与著、作是两个概念。另外，李春芳是嘉靖朝状元，仕途顺利，没有写《西游记》这种谐谑当朝文字的“作案动机”。而且，结合文献对李春芳的记载及其文学作品来看，他为人恭敬、谨慎，不说偏激的话，是写不了《西游记》的。
和李春芳（1510—1584）的生平，二三十岁的他们不可能写、校《西游记》，则世德堂本的记述与此二人无关。进一步推论，则可说明百回本《西游记》与吴承恩、李春芳无关。二是世德堂本出现在1590年代，那么这本书关于校者和作者的说明，确实可能与吴承恩、李春芳有关。李天飞认同蔡铁鹰的判断，认为李春芳写作《西游记》的可能性很低，考虑到吴承恩和李春芳系一生挚友，很可能是吴承恩写完后请李春芳校勘。如果能确认“华阳洞天主人”就是李春芳，那么在所有作者候选人中，能请李春芳校对百回本《西游记》的只可能是吴承恩。
关于《西游记》作者考证的方法论
记者发现，竺洪波教授每每在文章中提及百回本《西游记》作者时，通常使用“吴承恩（？）著”。他感到，在真正的“铁证”出现前，这桩延续了400多年的公案还将继续。在“破案”过程中，竺洪波渐有“天下大乱”之感。“在没有充足的理由的前提下，新提名层出不穷。”他说，在各派寻找证据的同时，他建议学界要重视对作者考证的方法论问题。
首先，考证作者应从《西游记》的实际情况和原始文献出发，确立必要而统一的前提，即“与藩王府有关”。竺洪波认为，依据世德堂本三个“或曰”，作者的“藩王府”经历是不可忽视的。以往，无论是担任过荆王纪善的吴承恩，还是拜访过成吉思汗的邱处机，抑或是官拜内阁首辅的李春芳，都是在这个前提下获得“提名”的。而现在有些研究者却无视“与藩王府有关”这个大前提，他们提出的人选注定荒谬。
第二，立论应以原始文献的正面记载为先，从文献中的“《西游记》为谁某所作”或“谁某著有《西游记》”展开论述或质疑、否定。竺洪波认为，依据《淮安府志》“吴承恩：……《西游记》”提出吴承恩，依据《西游记原序》（虽后来被证实是伪作）提出邱处机，可以说“五四”以前，人们多是从正面记载入手进行论证。现阶段的考证方法发生了变化，有些研究者开始从文本内证、隐喻、象征含义等来探寻新人选，实则是“无根水”，可采信度极低。
第三，要构筑证据链，展开综合考证。竺洪波提出，虽然《淮安府志》中没有记载吴承恩所作《西游记》的性质，但在尚无确证可以推翻“吴著说”之前，不妨将吴承恩作为一个指代，而不是直接退回到“无名氏”的状态。
蔡铁鹰提出，考察作者身份时，应对作品与作者可能发生联系的各个方面进行综合评判，而不是仅凭一点似是而非的猜想甚至是臆想去作结论。“我就想问问怀疑、否定吴承恩是作者的人，究竟读过多少吴承恩的作品？”他认为，确定《西游记》的作者很重要，只有结合作者的生平、思想，才能真正读懂这部名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