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胡适在《红楼梦考证》中提出了《红楼梦》“自叙传”说，延续了晚清一直到“五四”的读书人对“写实主义”的误读；四年后，黄乃秋、俞平伯则对《红楼梦》“自叙传”说作出反思，这其中有“写实主义”的正读，也是吴宓等人引入以《小说法程》为代表的西方小说虚构理论的结果。而“写实主义”由误读到正读的接受过程，也为我们提供了对于《红楼梦》“自叙传”重新审视的切入口：能不能简单地用西方的小说理论来理解“虚实相生”的中国传统小说《红楼梦》,需要我们更加深入的思考。
关键词：红楼梦 自叙传 写实主义 小说理论
1921年，胡适在《红楼梦考证》中对曹雪芹的身世进行了详细的考证，提出《红楼梦》的“自叙传”说；然而，仅仅是四年之后的1925年，就同时有黄乃秋、俞平伯两位先生对《红楼梦》“自叙传”说提出质疑。笔者以为，胡适提出“自叙传”说本身与其对“写实主义”的误读颇有关联；而黄、俞二氏的反思也是西方小说理论传入之后“写实主义”得到正读的结果。本文亦只从“写实主义”的接受出发，以期为《红楼梦》“自叙传”说的解读补充一个侧面。
一、胡适《红楼梦》“自叙传”的提出与“写实主义”的误读
在20世纪的文学研究中，颇有学者会犯“以西律中”的现象。胡适曾经自嘲“受'写实主义’的影响太深”①,这确是实情。胡适提出《红楼梦》“自叙传”也不例外:
《红楼梦》只是老老实实的描写这一个“坐吃山空”、“树倒猢狲散”的自然趋势。因为如此，所以《红楼梦》是一部自然主义的杰作。②
需要说明的是，在“五四”知识分子眼中,“写实主义”其实与“自然主义”并没有明确的区别，“自然主义”是“写实主义”的继续发展；“自然主义”本身属于“写实主义”。正如周作人所说:
十九世纪后半，为写实主义(Realism)时代。或谓之自然派（Naturalism),以别于十七世纪以后之写实倾向。③
这里不讨论胡适的论断本身“以作品来附会某一固定之理论”④的忌讳，即使我们以“写实主义”的逻辑来看，也无法得到“自叙传”的结论。为什么这么说呢?这就需要首先说明什么才是“写实主义”。
写实主义，现在一般翻译为“现实主义”。西方19世纪现实主义(realism)文学思潮，尤其是现实主义小说，虽然强调“真实”,但是依旧属于虚构文学：
现实主义小说的特点是：用虚构的手段表现动机复杂的各类人物，他们植根于社会的某一阶层，在某个高度发达的社会结构中处事度日，与许多其他人物打交道，并体验貌似真实的日常经历的种种形式，以此营造小说的现实主义效果。⑤
这样的定义本身就与西方对于小说(novel)虚构性的认识密切相关:
“小说”这一术语现被用来表示种类繁多的作品,其惟一的共同特性是它们都是延伸了的、用散文体写成的虚构小说。⑥
既然小说(novel)是虚构的，那么现实主义小说作为小说的一种，必然也是虚构的。
于是非常明显的矛盾便产生了。既然“现实主义”是虚构的，那么“只是老老实实的描写这一个'坐吃山空’、'树倒猢狲散’的自然趋势”的《红楼梦》又与“写实主义”有什么关系呢?
早在美国留学时期，胡适就把文学分成两派:“一为理想主义”(Idealism),一为实际主义(Realism)。”并且这样定义“实际主义”：
实际主义者，以事物之真实境状为主，以为文者，所以写真、纪实、昭信、状物，而不可苟者也。是故其为文也，即物而状之，即事而纪之；不隐恶而扬善，不取美而遗丑；是则是，非则非。举凡是非、美恶、疾苦、欢乐之境，一本乎事物之固然，而不以作者心境之去取，渲染影响之。是实际派之文学也。⑦
这就好理解了，既然胡适所认知的“写实主义”主要特征是“写真、纪实、昭信、状物”,那么《红楼梦》自然就是“自叙传”了。但是，这样的“写实主义”与realism的真实含义完全不同。也就是说，胡适完全误解了“写实主义”的含义。这就需要考察“写实主义”在中国最初的传播现场。
“写实主义”最早来自于日本小说家坪内逍遥对于英文“realism”的翻译。1902年，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发表于《新小说》杂志的创刊号上，也正是在这篇文章中，梁启超借用了坪内逍遥的“写实派”提法:
故曰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也。由前之说，则理想派小说尚焉；由后之说，则写实派小说尚焉。小说种目虽多，未有能出此两派范围外者也。⑧
据梁启超所言,“写实派小说”指的是将人们平常“所怀抱之想像，所经阅之境界”“和盘托出，彻底而发露之”的描写办法。然而，这种“和盘托出，彻底而发露之”的提法,其实与西方语境下的“现实主义”(realism)概念已经颇有距离。在清代，读书人深受朴学“黜虚就实”风气的影响，小说的虚构性其实已经与明末比起来大有削弱，而这种崇实的倾向在晚清“小说界革命”的加持下更加趋向极端。带着这样的期待视野，晚清读书人怎么可能会把“写实派小说”这样的字眼与“用虚构的手段表现动机复杂的各类人物”联系起来呢?
可以说，晚清读书人对于“写实”二字的望文生义几乎就是不可避免的。兹看吕思勉在1914年在《小说丛话》中对“写实主义”的定义:
写实主义者，事本实有，不借虚构，笔之于书，以传其真，或略加以润饰考订，遂成绝妙之小说也。……此种著录，以其事出天然，竟可作历史读，较之臆造之小说，实更为可贵。⑨
事实上，蔡元培索隐《红楼梦》也是建立在“事本实有，不借虚构”的小说崇实观念之上。在这个意义上，胡适提出“自叙传”说本身也是与蔡元培关于《红楼梦》的索隐一脉相承。
与晚清读书人相比较，“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对西方传入的各种文艺概念理解的深度、广度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是,“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的引入依旧是功利主义的，这其实与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晚清读书人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手法上讲究暴露现实，目的上提倡改造社会，这依旧是“五四”知识分子对小说的评判准则。站在这个角度上，他们与晚清读书人一样，重视“写实主义”:
以“挽今日浮华颓败之恶风”为旨归，“写实”自然趋向于崇实。于是，“新文化运动”诸贤所谓“写实派”也就延续了晚清“小说界革命”的“实写”特征。周作人在《近代欧洲文学史》中说，“传奇派重主观,自然派则重客观。描写事物，俱依实在”⑪。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就强调文学材料的真实性，必须“注重实地的观察和个人的经验”:
现今文人的材料大都是关了门虚造出来的，或是间接又间接的得来的，因此我们读这种小说，总觉得浮泛敷衍，不痛不痒的，没有一毫精采。真正文学家的材料大概都有“实地的观察和个人自己的经验”做个根底。不能作实地的观察，便不能做文学家；全没有个人的经验，也不能做文学家。⑫
当然，胡适也提及文学的写作要有“周密的理想”,但是这仅仅是“观察经验的补助”。而在具体的小说考证研究过程中，胡适也有意无意地忽视这种“周密的理想”。如此，“写实派”“写实主义”就被“五四”知识分子赋予了新的独特的内涵，即如实描写当下的情形，以唤醒大众的改良热情。正如陈平原指出的那样,“其实胡适对现实主义并没深入研究，只是欣赏其'人生而艺术’的创作态度以及写实的笔法——后者使得小说能够提供史家感兴趣的社会史料。”⑬明白了这一点，我们才能真正理解胡适提出《红楼梦》“自叙传”说与其对“写实主义”误读之间的内在联系。
二、黄乃秋、俞平伯对《红楼梦》“自叙传”说的反思与“写实主义”的正读
1925年2月，黄乃秋在《学衡》杂志第38期发表的《评胡适红楼梦考证》一文，对《红楼梦》“自叙传”说展开批评，认为胡适提出的“自叙传”“大背于小说之原理”:
胡君曹家甄贾二府曹寅贾政雪芹宝玉及李家王家等种种附会，其根本之蔽何在，概以一语，曰：以实际之人生绳《红楼》耳。夫《红楼梦》者，小说也。如《红楼》之小说，果可以实际之人生相绳否乎? 吾人试先定其性质，然后下判。小说定义，言人人殊。然吾人研究《红楼》,归纳演绎，初不难下一叙述，曰:《红楼梦》者，表现人生之真理于一串赓续之想象事物之长篇散文稗史(long prose fiction),具有布局（plot)人物(characterization)境地(setting)及语言(dialogue)者也。⑭
与黄乃秋发表《评胡适红楼梦考证》同时，俞平伯也于1925年2月在《现代评论》杂志第1卷第9期发表《〈红楼梦辨〉的修正》。相比于黄文，俞平伯此文颇为委婉，但是其对“自传说”的反思却很明确。而且俞氏的反思着眼于小说家的创作过程，也比黄文更为深刻:
我以为文艺的内涵——无论写实与否——必被决定于作者生平的经验；同时，我又以为这个必非作者生平经验的重现，无论其作风是否偏于写实。事物全是新的，重现很不像一句话。⑮
黄氏《评胡适红楼梦考证》与俞平伯《〈红楼梦辨〉的修正》两文都运用了西方小说理论。说得更准确一些，我们甚至可以考证黄、俞两文中直接借鉴了一部叫作《小说法程》的书。
先看黄文。首先，黄文提到的布局、人物、境地、语言，都是《小说法程》其中四章的标目(其中“语言”被华林一翻译为“文笔”)。其次，黄氏所云“表现人生之真理于一串赓续之想象事物”一句，其在后文中给出这句话的英文原文：“the presentation of the truth of human life in a series of imagined facts”⑯。这句话实际上直接来自于《小说法程》中的第一章第一段，考华林一翻译的《小说法程》:
稗史为表现真理之工具 未论稗史(Fiction)之材料与方法前，吾人当先了解其目的，理会其与其他艺术及科学之关系。稗史之目的在以想像而连贯之事实阐明人生之真理。⑰
笔者以为这是最直接的证据。
再说俞文，考俞平伯1928年发表于《小说月报》的《谈中国小说》，则有与前举《〈红楼梦辨〉的修正》中颇为类似的说法：
习作小说者，每以篇中所叙为自己或其亲友之实事，便自诩以为得真，此实大误。须知小说的创作乃一种复杂的过程，(依哈氏的说法，乃由现状之人生，蒸发为抽象之真理，复由此抽象之真凝缩而为想象事实 的系列，若蒸馏然，此说比拟极精。)⑱
在这里，俞平伯直接指出“哈氏”(即哈密尔顿,《小说法程》的作者)对自己的启发。而在《谈中国小说》一文中，俞平伯也是对哈密尔顿“the presentation of the truth of human life in a series of imagined facts”的小说定义颇为赞赏：
今日所谓小说，在西方有种种的训释,我觉得美人clayton Hamilton所谓“在想象诸事实之系列里显示人生之真”尚为适切。(见他所著《小说法程》)⑲
李菊休《现代小说研究》就指出胡适在1918年发表的《论短篇小说》中对于“短篇小说”的定义就来自于《小说法程》⑳。虽然胡适为着改良社会的目的在有意无意间淡化了哈密尔顿“the presentation of the truth of human life in a series of imagined facts”的小说定义，不过俞平伯作为胡适的学生，受到这本书的影响应该是很自然的事情。
《小说法程》又是一部怎样的著作呢?此书由美国人克莱顿·哈密尔顿(Clayton Hamilton)著，英文书名为A Manual of the Art of Fiction。这在当时无疑是一本极为流行的学术畅销书，20世纪二三十年代很多由国人所写小说理论专著，如茅盾《小说研究ABC》、陈穆如《小说原理》、郁达夫《小说论》、赵景深《小说原理》都将这本书作为自己的参考书目㉑。其影响甚大，其传播更广：1924年,《小说法程》就被华林一翻译成中文出版。而黄乃秋、俞平伯关于《红楼梦》“自叙传”说的反思文章都写作于1925年。
于是，黄、俞二人对胡适的批判就很容易理解了:既然小说之目的是“以想像而连贯之事实阐明人生之真理”,《红楼梦》又是一部小说，那么《红楼梦》当然与曹雪芹本人的经历关系不大,“自叙传”说的谬误就不攻自破了。
事实上，在“五四”前后,“新文化运动”诸贤继承清末读书人对于“写实”的误解，进一步张扬小说崇实倾向的同时，西方小说理论开始传入中国，《小说法程》只是其中一个典型的案例。而“新文化运动”之“写实”与西方的现实主义文学(realism) 的貌合神离，正是与其颇有争论的“学衡派”看得最为清楚。在被华林一翻译之前,《小说法程》就被“学衡派”的主将吴宓用作东南大学教材:
其书(指《小说法程》,引者注)在美国极通行，哈佛大学至用之为教科书。予年来东南大学教授，亦用此书为课本。㉒
吴宓在此书序言中称译者为“华君林一”,则很有可能华林一即吴宓的学生。可以说吴宓才是此书传播之最大功臣,这让当时的中国人有了直接面对西方小说完全虚构特征的机会，而人们的对“写实主义”(realism)的理解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实现了从误读到正读的转化。
1922年，吴宓在《中华新报》发表了《论写实小说之流弊》,明确表明“新文化运动”所倡导之“写实小说”实际上是“写实小说之劣下者”,原因就在于这种写实小说“有悖文学之原理”：
写实小说之劣下者，其弊在于刻画过度，描摹失真,诲淫失德，戕性堕志。而其所以为弊者，则有二因:一曰有悖文学之原理也。小说Novel为稗史Fiction之一种。凡稗史所载，事皆虚构，但求其入情入理,尽善尽美，固不问其确符于某时某地之情形否也。纵能尽合，亦不为工。㉓
吴宓《红楼梦新谈》讲“文章美术之优劣短长，本只一理,中西无异”㉔。以严格的西方小说虚构观念来看，吴宓把类似于欧洲现实主义小说家的作品称作“写实小说之佳作”:
故小说家最忌径直抄袭其一己之经历见闻，一毫不改。而必须用剪裁及渲染之法，写实小说之佳作,其中所写者绝非原来之实境，乃幻境之最真者耳。㉕
可以看出，吴宓对“写实小说”的理解更贴合欧洲19世纪真实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实际，是对“写实小说”的正读。原因在于吴宓在哈佛大学主修英国文学与比较文学，受到严格的西方文学史的学术训练，对西方文学与中国文学两者之相似概念的细微差别理解更加精确。这与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很不一样。吴宓自己也对这一点颇怀自负:
盖自新文化运动之起，国内人士竞谈“新文学”,而真能确实讲述《西洋文学》之内容与实质者则绝少。㉖
“学衡派”与“新文化运动”诸贤在政治、文化观念上多有冲突。而这种政治、文化观念的冲突何尝不是建立在学术观点的基础之上?对“写实主义”之误读与正读的分歧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三、对《红楼梦》“自叙传”的再审视
黄乃秋、俞平伯对《红楼梦》“自叙传”说的反思在当时没有引起太大反响。反倒是“自叙传”说一路高歌猛进。1953年,周汝昌在《红楼梦新证》中更是直接采用了“曹、贾互证”的方法，把胡适提出的“自叙传”进一步发展成“自传”说。一时间,似乎贾宝玉完全等于曹雪芹,《红楼梦》就是曹雪芹的忏悔录。
与此同时，俞平伯在对《红楼梦辨》改编、修订的基础上，写成了《红楼梦研究》,继续自己1925年《〈红楼梦辨〉的修正》中的思考:
《红楼梦》至多，是自传性质的小说，不能把它径作为作者的传记行状看啊㉗
此外，潘重规、徐复观、白盾等人都发表过反对《红楼梦》“自叙传”的文章。然而，这些对于“自叙传”说宝贵的反思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大的注意。真正对大陆学界产生影响的还是余英时《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与《〈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两篇文章。1980年，俞平伯在给国际《红楼梦》研讨会的书信中这样说:
《红楼梦》可以从历史、政治、社会各个角度来看,但它本身毕竟是小说;论它的思想性，又有关哲学。这应是主要的，而过去似乎说得较少。㉘
此后，学术界则普遍接受了俞平伯对“自叙传”说的反思,于是，当年应者寥寥的黄、俞二人终于变成了当今严肃“红学”的主流，这当然是红学继续进步的结果。
但是，我们反过来考察“自叙传”的发展历程，或许会发现当年黄、俞二人反思“自叙传”说所依据的西方小说理论学理基础并不是那么牢固。中国小说与西方小说(novel or fiction)并非一物，当今学界已然多有反思，这在20个世纪二十年代已经为一些学者所注意。1927年，俞平伯自己就在《谈中国小说》中指出:
……我们所谓小说与中国固有之观念，非特范围之广狭不同，并有性质上之根本差别，虽同用此一名,按其实际，殆为大异之二物。㉙
然而,中国小说概念内涵的庞杂、外延的模糊，让当时的学者非常倾向于引用西方文学理论来分析中国古代小说,这当然是简单明确而又颇有成效的手段。因此，俞平伯依旧认为:
评量中国的旧有小说，与其用我们的准则，不如用他们自己的准则，尤为妥切㉚
这未免有些权宜的意思。但是，《红楼梦》这一类中国传统小说是否可以粗暴地用“具有布局(plot)人物(characteriza-tion)境地(setting)及语言(dialogue)”的“表现人生之真理于一串赓续之想象事物之长篇散文稗史(long prosefic-tion)”来界定，在红学研究已经精耕细作的今天，实需认真商榷。
与西方小说不同，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的虚构一直就是相对的，这是小说区别于历史著作的根本特征之一，甚至这种虚构倾向在某个历史阶段还得到加强。但是，我们没有必要一定要强调这种“虚拟性”,因为中国传统小说一直并不排斥征实,“虚实相生”本身就是中国传统小说的特征之一。
《红楼梦》当然有着务虚的一面，正如甲戌本《凡例》云:
此回中凡用“梦”用“幻”等字，是提醒阅者眼目，亦是此书立意本旨。㉛
正因为这个原因，黄乃秋、俞平伯用《小说法程》一类西方小说理论的虚构观念来评价《红楼梦》也还算问题不大，因为《红楼梦》本身含有中国传统小说务虚倾向，是“满纸荒唐言”,与西方小说理论虚构观有相通之处。但是仔细追究起来，这里面未必没有一丝“歪打正着”的味道。
但是，我们也千万不要忘记，《红楼梦》也有着崇实的一面，这也是小说一直给读者强调的:
作者自云: 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一书也。㉜
正如苗怀明指出的那样,“中国古代文学创作和阅读”有一种“隐射和索隐传统”㉝。换一种说法，中国传统小说有很多可以做本事的索解考证。不管是《三国志演义》《西游记》这种历代累积小说，还是《儒林外史》《聊斋志异》这种文人创作的小说，都并非完全面壁虚构，这原是中国小说的固有特征。正如无碍居士在《警世通言叙》中说：
野史尽真乎?曰：不必也。尽赝乎?曰:不必也。然则,去其赝而存其真乎?曰：不必也。㉞
如果我们暂时搁置“旧红学”“新红学”“索隐派”“考证派”等诸多名词，对《红楼梦》本事的追索，其实是蔡元培与胡适共同的出发点。这些人少年时期就浸淫在传统文化中,他们阅读、研究《红楼梦》也自然建立在这个背景之上。
于是，恰恰有了这样一种有趣的场景:正是因为蔡元培、胡适误读“写实主义”,反倒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传统小说原有的阅读趣味;黄乃秋、俞平伯正读“写实主义”,则正好犯了“以西律中”的忌讳。我们再来看蔡元培追悼晚清小说家曾朴的文章:
我是最喜欢索隐的人，曾发表过《石头记索隐》一小册。但我所用心的，并不只《石头记》,如旧小说《儿女英雄传》、《品花宝鑑》,以至于最近出版的《轰天雷》、《海上花列传》等，都是因为有影事在后面，所以读起来有趣一点。《孽海花》出版后，觉得最配我的胃口了，他不但影射的人物与轶事的多，为以前小说所没有，就是可疑的故事，可笑的迷信，也都根据当时一种传说,并非作者捏造的。㉟
以《孽海花》为代表的一大批传统小说，确实可以运用考证、索隐的方法勾稽本事。蔡元培《石头记索隐》其实正是从他多年传统小说的阅读经验而来。这样来看，我们或许对蔡先生之索隐《红楼梦》应该抱有一分“了解之同情”。我们相信生活是艺术的源头，那么《红楼梦》一定是有本事的。
现在，我们再来看胡适《红楼梦考证》,不得不承认“自叙传”说是所有《红楼梦》本事研究中最接近真相的一种,诸贤已论述颇多，不烦笔者赘言。当然，这种“自叙传”的本事也一定是经过作者的增删、变形、幻化之后形成的。传统小说崇实、尚虚的交错、混融的微妙关系，使得小说本事的考证必须格外小心:对于《红楼梦》而言，这种“自叙传”的虚、实比例如何，虚、实关系如何,虚、实结构如何，需要细致谨慎的操作，更有待新材料的发现。当然，新材料的发现带有偶然性，或许我们永远也无法百分百坐实《红楼梦》“自叙传” ,但这并不就说明《红楼梦》“自叙传”就是百分百错误的。这就需要重温“新红学”祖师胡适的教诲:“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
(本文在写作、修订过程中，承李小龙、井玉贵、陈文新、颜婧诸位老师惠教，复蒙编辑老师提出宝贵意见，谨申谢忱!)
注释
①②⑫胡适《读沈尹默的旧诗词》,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卷，第131、457、53页。
③⑪周作人著，止庵校订《近代欧洲文学史》,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143、144页。
④宋广波《胡适对〈红楼梦〉的文学批评》,《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
⑤⑥[美]M. H.艾布拉姆斯著，吴松江主译《文学术语辞典》,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85、381页。
⑦胡适《留学日记》,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8卷，第213页。
⑧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1页。
⑨吕思勉《小说丛话》,陈春生、刘成友选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文论精华》(小说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59页。⑩陈独秀《通信》,《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
⑬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6页。
⑭⑯黄乃秋《评胡适红楼梦考证》,吕启祥、林东海主编《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8、138页。
⑮俞平伯《〈红楼梦辨〉的修正》,孙玉蓉、陈熙、陆永品等编《俞平伯全集》第5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288页。
⑰[美]哈密尔顿著，华林一译，吴宓校订《小说法程》，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第1页。
⑱⑲㉙㉚俞平伯《谈中国小说》,《俞平伯全集》第3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444、444、445、445页。
⑳参见李菊休《现代小说研究》,亚细亚书局1931年版,第11页。
㉑参见陈平原《重提两部早该遗忘的小说论》,《读书》1988年第4期。㉒吴宓《小说法程》序，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第1页。
㉓㉕吴宓《论写实小说之流弊》,严家炎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86、287页。㉔吴宓《红楼梦新谈》,《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第20页。
㉖吴宓著，吴学昭整理《吴宓自编年谱:1894-1925》,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222页。㉗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自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1页。
㉘俞平伯《一九八〇年五月二十六日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书》(摘录),《俞平伯全集》第6卷，第428页。
㉛㉜曹雪芹著，脂砚斋评《脂砚斋评石头记》(上),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2、2页。
㉝苗怀明《红学史上的蔡、胡之争》,《风起红楼》,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87页。
㉞无碍居士《警世通言叙》, 黄霖、韩同文选注《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30页。
㉟蔡元培《追悼曾孟朴先生》,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6卷，第5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