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西周时期的封建统治者在其统治的领土上收取商品流通的赋税。进入近代史以后，部分国家开始将关税作为国家税收中的一个单独的税种，这才形成了近代关税。
近代关税指的就是：各个国家通过设置关卡而征收过关商品的商税，这种征税形式，在中国古代被则称为“榷关”。清朝的榷关则是沿用了明朝的制度，由中央设置的户部、工部征税，所设置的税收机构分别命名为：户部关、工管关，这其中，以户部关为主。
随着朝代的更替，清朝商品经济的发展也比明朝要快，因而，所设立的税关也比明朝要多。明朝所设立的税关，主要集中在北京到杭州这段运河线上。在万历年间，水路长江边上的九江关也是一处。明朝最多的时候，设立了十多处税关，到了清朝，清政府不仅保留了明朝的税关，还在设关的地域上有所扩展，有沿河的水路关，沿海的海关及内地的陆路关，非常全面。
在国家政策上，如何制定一个合理的关税与其他国家的正常贸易往来，怎样实现互利共赢等问题就显得十分重要。关税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经济和对外贸易的发展，在《红楼梦》中，就对清朝初期，国家的开放程度和对外贸易，作了一定的描述。虽然，不是很详细，但是，对于整理、研究清朝对外状况是有一定帮助的，对现在的各种国际贸易问题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在《红楼梦》里，有一个章节讲到：王熙凤和她丈夫的奶妈赵嬷嬷两人闲聊，不知怎么地就说起了：贾府的先祖，在康熙到南方巡访时接驾，和王熙凤祖先掌管海关主管国家对外贸易的事情。这其中，就提到了清朝海关的关防和清政府对外贸易的一些基本史实。
书中是这样写的：
王熙凤笑着说：“当年太祖皇帝康熙效仿舜帝巡访的事，那场面可比一部书要精彩热闹，可惜自己没赶上。”
而赵嬷嬷则说道：“当时，贾府正在扬州附近监理海防工程修理海塘，准备接驾一次，那时候，花钱就像流水一样，又快又多。”
王熙凤又说：“那时，她爷爷负责管理各个国家进贡等事宜，如果，有外国人来了，都是她家负责接待照顾的。”并且，广东、福建和浙江等地，所有外国船只上的货物都是她家的。其实，《红楼梦》中的这一章，王熙凤和赵嬷嬷所说的话，都是根据历史事实而来的。
据最新的研究发现，从清朝建立到乾隆年间这一百多年，清朝对外贸易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是“顺其自然”“闭关锁国”和“全面开放”。
王熙凤所说的事，应该发生在“全面开放”的这一阶段。
话说，在1683年，清政府以统一台湾为由，对国家的对外贸易政策作出了重大调整：首先，1684年，临近海洋的各个省份纷纷打开海禁，设立了四处海关部门。当时，中国沿海地区主要分为了三个部分，分别是：东洋、南洋和西洋。
比如说，我国对南洋的贸易，就是和南洋各个国家交易的大米和土特产，其中，以进口南洋的香料为主。海关的负责人被人们称为“海关监督”。朝廷下放权力给这些负责人，由他们来征收关税。除此之外，海关监督可以在收关税的时候征收一些额外税务，从中获利。
王熙凤说自己的祖先是朝廷任命的海关监督，而且，专门负责其他国家向中国进贡的事项。所以，如果有外国人来中国，都是她们家负责照顾的。再加上，国家的对外贸易都是由王熙凤家负责管理，所以，广东和福建等地的外国货船上的货物都是她们家的。
可见，王熙凤的祖先就是靠海关事务和对外贸易起家的。
其次，《红楼梦》中还写到贾府平时在生活中大量使用外国商品。比如：广东的海关，在贾母寿宴时，送的玻璃炕瓶就是外国生产的奢侈品。王熙凤还经常拿出一些外国的茶叶、烟丝等物品，还有贾宝玉屋子里珍藏的西洋葡萄酒等等。
这些都反映出，在清朝初期，国家就已经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了，只是开放的程度不高，而且，这种开放仅有一些封建地主和一些特权人物从中获利，整个国家的经济水平和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并没有因为开放海禁而得到太大的提高。
尽管如此，在康熙年间，国家对外贸易还是小有成就的。康熙曾多次颁发圣旨，下令：让各个关口减少免除外国商船的部分关税，以此刺激外国商品进入我国。虽然，康熙实行了很多比较开明的对外开放政策，但还是会对进出口货物收取一定的关税。
因为，征收关税是一个国家增加财政收入的基本方式之一。所谓的关税就是指一个国家的海关根据这个国家的法规条令，对通过关境的货物征收一定的税费。关税的主要作用就是通过收取税费抬高外国商品的价格，以降低市场竞争力。
政府在征收进出口关税中，以进口关税为主。比如：康熙时期，基于外国的商船减少进出我国关口的情况，就对关税作出了以下规定：统一各个关口的关税税率和计算税收的规则，外国船只只需要在任意一个关口交税就可以了。
康熙更是多次颁发圣旨，减免外国商船的关税。比如：在1684年就规定，收取关税三成;1685年，在原来三成的基础上再减了二分。除此之外，康熙在船钞上也给了外国商人非常大的优待，征收外国商人的船钞标准，比本国商人的标准低得多。
到了1723年，也就是雍正元年的时候，因与罗马教廷间有关中国礼仪之争的白热化，雍正帝禁止天主教，不许外国传教士进入中国国内传教，并限制贸易，这一举措则被视为清朝锁国的开始。到1757年，也就是乾隆二十二年的时候，乾隆帝一道圣旨从京城传到沿海各省，下令：除广州一地外，停止厦门、宁波等港口的对西洋贸易，这就是所谓的“一口通商”政策。
至此，清政府的对外开放随着清朝闭关锁国的政策而告终，也让中国走向了屈辱的历史浪潮。
要说历史上把一把好牌打烂的君主倒是一说一大堆，但是把一把烂牌打活了的君主，确实是屈指可数，我今天就说一个距离我们最近的康熙皇帝吧。
一、童年称帝康熙皇帝，原名爱新觉罗·玄烨，出生于1654年，年仅8岁（1661年）之时，他的父亲顺治皇帝福临就因为天花病逝，享年24岁。因为年纪尚小，在位时也没有想过立太子之事，如今突然病重，又害怕天花遗传，就听从一个外国人汤若望的建议，立已经得过天花对天花有免疫力的玄烨为太子。
顺治去世后，康熙在辅政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的辅助下当上皇帝。所谓辅政大臣，就是一个极度危险的存在。纵观历史上多少辅政大臣都是挟天子以令诸侯，或者直接取而代之，最明显的挟天子以令诸侯者乃三国曹操。
直接取而代之的比如唐朝时期武则天，一开始就是立李旦为傀儡皇帝，当了六年傀儡皇帝之后自己取而代之。
由此可见，作为8岁的孩子，完全没有这个能力与几位辅政大臣抗衡，至少康熙之前的历史基本如此。也就是说康熙的江山很可能迅速易主，康熙到时候一个小屁孩也会被驱逐收拾，后果不堪设想。
更糟糕的是，年仅10岁之时，康熙的母亲又去世，此后康熙可谓孤立无援。几位辅政大臣势力逐渐增大，尤其鳌拜更是目中无人，对康熙一点没有君臣之礼。
康熙14岁之时，首要辅政大臣索尼病逝，康熙开始亲政，但是实权依旧不在自己手上，此时的鳌拜正在虎视眈眈，不久则把苏克萨哈陷害致死，剩下鳌拜与遏必隆两人狼狈为奸。
康熙处境更加糟糕，距离被夺权只有一步之遥，稍有不慎，则可能江山易主，14岁的康熙表现出与年纪不符的聪明才智，他在一次游戏中突然将鳌拜绑起来，随后叫朝中大臣罗列鳌拜罪状，共计三十余条，遂将鳌拜治罪。但是康熙网开一面没有杀死鳌拜，只将其党羽一网打尽。
可以说这个时候的康熙，已经表现出常人所不能及的治国谋略，尤其鳌拜一事，康熙不仅处理鳌拜杀一儆百，又网开一面让人信服，可谓手段不得不叫人称赞。
二、少年平叛年仅19岁的康熙又面临人生的一次重大考验，就是吴三桂、尚可喜、耿精忠发动的三藩之乱，当时叛军迅速拿下云贵川大多数城池，还有江浙地带也岌岌可危，康熙要是坐视不管，必将灭国。
诸如这种叛乱，别说是刚刚起步的清朝，就是繁荣昌盛的唐朝也经不起一个安史之乱，要是康熙没有足够聪明才智，绝对斗不过老谋深算的吴三桂等人。
可是康熙与李隆基不能同日而语，康熙就是明智，在吴三桂策划王辅臣谋反之后，康熙深知王辅臣的厉害之处，加大火力军队主要针对王辅臣进行打击，坚决不让他与吴军汇合。
王辅臣战事迅猛，先后攻克秦州、兰州、汉中，又坐守平凉，让清军闻风丧胆，康熙几次派大臣董额前往平叛，可是这个家伙也是一个坑货，听到王辅臣名号就吓得不敢进军。
要是敌军势力迅猛，我军战将颓靡，这样的战争必然失败，可是康熙就不一样，他对地理、历史各方面十分了解，他知道秦州重要性，还知道汉中乃通平凉要道，平凉之外的固原更是平凉的粮食补给站。
于是康熙不仅迅速换了战将，让图海上阵，还制定新的作战计划，让清军分几部分前往，攻克秦州、兰州、汉中，以绝王辅臣后路，防止他与吴军汇合，再主攻平凉，阻断固原粮食补给，这样一来，王辅臣无粮无援，只能束手就擒。
所谓打蛇打七寸，将最主要势力阻断，其余的势力就很容易解决，最终康熙彻底平定三藩之乱，防止江山易主。
三、开疆拓土有了以上几件事情的锻炼，康熙已经彻底成熟，后来就是不断开疆拓土，三次亲征葛尔丹，将其占为己有，还有与沙俄外来入侵者坚决抗争，最终让沙俄只能束手就擒。
面对外来入侵者，晚期的清朝就是最明显的反面教材，割地赔款，可是康熙从来没有如此，难道说康熙时期的军队特别勇猛，其实非也，上边也分析过，大多将士一样贪生怕死，可是君主贤明，决策准确，怎么会导致国破家亡呢？
康熙的一生，毫无疑问是将一手烂牌打活的典型代表，内忧外患，加上自己年纪资历都不占优势，却能逆天命而为，创造出如此大的成绩，难道不值得后人歌颂？
结语作为领导者，不要总怪下属能力不够，主要决策权在自己手上，下属主要还是配合执行，要是你的决策本身就有问题，或者自己对决策根本没有主见，你还奢望治理好这个公司，怎么可能呢？
臣爱新觉罗 玄烨谨此祈告天地 太庙 社稷 先祖臣继位以来兢兢业业 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孜孜以求追求大清的繁荣昌盛但臣所册立的皇子胤礽无义无孝 寡廉鲜耻秉性暴戾 骄纵不羁及至今日更为鬼邪附体神智颠倒 不可救治臣伤心至极 痛定思痛念及太祖 太宗 世祖缔造大清江山之艰难万不可传承于胤礽者即日 废黜皇太子胤礽圈至宗人府以免遗祸大清后世
康熙南巡和他在淮安的治河实践 康熙帝爱新觉罗·玄烨于康熙二十三年到四十六年（1684年—1707年）间曾经六次南巡，留下了许多家喻户晓的故事，小说、影视对其进行铺陈渲染，把史实涂抹得似是而非，而康熙南巡的核心目的是为了治河、导淮、济运。当时，淮安是黄、淮、运三水交汇之地，为黄淮襟要、漕运锁钥，高家堰又是拱卫里下河地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屏障，因此，淮安地区是清代治河的关键，康熙帝每次南巡必到淮安视察，指授治河方略。康熙帝在这里努力践行其“一劳永逸、全面修治”的治河思想，体现了一位伟大君主追求社会安定、人民幸福的求实人格，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康熙帝爱新觉罗·玄烨（1654—1722年）是清王朝入关以后的第二任皇帝，他熟谙文韬武略，具有远见卓识，在位六十一年，以实心为本，以实政为务，政绩卓著。他八岁登基，十六岁亲政以后便“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夙夜廑念，曾书而悬之宫中柱上。”〔1〕尤其是河务，康熙帝更是为之倾注了毕生的精力。为了治河，从康熙二十三年到四十六年（1684—1707年），康熙帝先后六次南巡，每次均以详细巡视河工为首要。淮安市淮阴区码头镇一带，当时是黄、淮、运三水交汇之地，为黄淮襟要、漕运锁钥，高家堰又是拱卫里下河地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屏障，因此，淮安地区是清代治河的关键，康熙帝每次南巡，必到此视察。 一、执政之初对河务的关注和研究。 明末清初，战乱频扔，河道年久失修，至康熙初年黄河下游到处决口，灾害连年。据不完全统计，清初顺治元年至康熙十六年(1644—1677年)淮河流域的黄河夺淮之灾的次数多达90起。〔2〕自徐州砀山以下至涟水海口，黄河决堤七、八十处，洪泽湖高家堰决口三十多处，翟家坝决口成河九道，清口、运口淤为陆地，不仅百姓田庐受淹，而且运道受阻，每年从南方供应京城的四百万石漕粮也失去保证。 康熙六年（1667年）七月，康熙帝亲政不久，黄河在桃源南岸烟墩决口，沿河州县悉受水患，清河冲没尤甚，黄河下流既阻，水势尽注洪泽湖，高邮水高二丈，城门堵塞，乡民溺毙数万。〔3〕从这时起，水患便引起了康熙帝的高度重视，正如康熙帝自己所言：“朕自十四岁即反复详考如宿迁以下高家堰等运河。”〔4〕他悉心研究治河方略终身不缀。 康熙九年（1670年）三月，策试天下贡士于太和殿前，康熙帝以澄清吏治和治河为策论试题，其中提出“漕粮数百万石，取给东南，转输于黄、运两河，何以修浚得宜？而天庾籍以充裕，俾国收利，民不受其害？其必有道以处此。尔多士志学已久，当有确见其中，其各摅凤抱，详切敷陈，朕将亲览焉。”〔5〕 康熙十一年（1672年）四月，康熙帝派侍卫吴丹、学士郭廷祚阅视河工，绘图进呈。〔6〕康熙十五年（1676年）高家堰大溃决，仅武家墩至高良涧就出现三十四处决口，淮水迅速下跌，河蹑淮后，大量倒灌入湖，形成上破归仁堤，下破高家堰，突入里运河，漫流里下河的严重局面。江南财赋重地被淹，运道受阻，对平定“三藩”的战争也极为不利。因此，尽管国家财政仍然比较困难，康熙帝还是下决心对黄河、淮河进行全面治理。康熙帝命冀如裼等视察河工，行前一再嘱托:“河工经费浩繁,迄无成效,沿河州县百姓皆受其困。今命尔等前往，须实心相视，将河上利害情形体堪详明，各处堤岸应如何修筑，务为一劳永逸之计，无得苟且塞责。如堪视不审，后复有事，尔等亦难辞咎”。〔7〕同年十二月, 康熙帝还从治河、导淮、通漕的长远之计着想，“命江南淮、扬所属沿河地方栽植柳树，以备河工之需。”〔8〕 康熙十六年（1677年）二月，在平定“三藩”激战正酣的时刻，康熙帝敕谕安徽巡抚靳辅总督河道。靳辅上任后，驻节清江浦，深入各河道水域调查研究，“周度形势，博采众论，为八疏同日上之”。〔9〕辅疏言：“治河者当审全局，运道之阻塞由河之变迁，河之变迁由向来治河多尽力于漕艘经行之地，其他决口以无关运道遂缓视之，以致河道日坏。”〔10〕靳辅指出：“清口以下不浚筑，则黄淮无归，清口以上不凿引河，则淮河不畅。高堰之决口不尽封塞，则淮分而刷黄不力，黄必内灌，而下流清水潭亦危。且黄河南岸不提，则高堰仍有隐忧，北岸不提，山以东必遭冲溃。故筑堤岸，疏下流，塞决口，但有先后，无缓急。今不为一劳永逸之计，屡筑屡圮，势将何所底止。”〔11〕疏上，群臣多异议，因其与康熙帝一劳永逸、全面修治的方针契合，康熙帝特加所请。 康熙十七年（1678年）正月，康熙帝批准拨帑金二百五十余万两，限靳辅三年告竣。〔12〕从此，在靳辅主持下，大规模的河道治理全面展开。靳辅借鉴明代水利学家潘季驯“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的理论，提出“筑堤束水与引河放水交相使用”的理论。在治河实践中，靳辅首先疏浚黄河下游清江浦至云梯关河道，使洪水得以畅流入海，接着相继堵塞高家堰及黄河各处决口。在遏制了洪水的泛滥之势后，靳辅又先后完成了改移运口于七里墩、开清口四道引河、疏浚皂河、加挑中运河等工程，治河取得了初步成效。 二、第一、二次南巡，察视河工，相度形势。 康熙帝在平定三藩、统一台湾以后，便视河务为首要。靳辅治河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淮、扬水灾并未明显好转，康熙帝为此殚精竭虑，日夜焦劳，他惟恐官员治河失法，遂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举南巡之典，不远万里，亲阅河工。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九月二十八日，康熙帝出京，开始了他的首次南巡之旅。十月十九日，康熙帝自宿迁至桃源县，视察黄河北岸一百八十里的各处险要工程，驻众兴集。十月二十日，康熙帝幸临清口，在靳辅的陪同下，步行阅视十余里，虽然泥泞没膝，亦不辞其艰。〔13〕他还登上天妃闸，亲自勘察水情，见水势湍急，命改为草坝，另设七里、太平二闸，以分水势。〔14〕康熙帝面谕靳辅：“朕向来留心河务，每在宫中细览河防诸书及尔历年所进河图与险工决口诸地名，时加探讨。虽知险工修筑之难，未曾亲历河工，其河势之汹涌泛漫，堤岸之远近高下，不能了然。今详勘地势，相度形势，如肖家渡、九里岗、崔家镇……一带，皆吃紧迎溜之处，甚为危险，所筑长堤与逼水坝须时加防护。”〔15〕然后，康熙帝登舟过清江浦、淮安府。 其后，康熙帝幸临宝应、高邮、扬州、镇江、苏州、无锡、江宁等地。回銮途中，十一月初十日，康熙帝船到清河县，登岸阅视了王工堤、老坝口、武家墩、天妃闸和高家堰堤工，每到一处必垂询再四。他在视察运口时面谕靳辅：“当添建闸座，防黄水倒灌。”〔16〕 康熙帝召靳辅入行宫亲加慰谕，并亲洒宸瀚，赐靳辅《阅河堤作》〔17〕诗一首。他对靳辅及扈从诸臣说：“朕南巡，亲睹河工夫役劳苦，闾阎贫困。念此方百姓，何日俾尽安畎亩？河工何时方得告成？偶成一诗，聊写朕怀，不在辞藻之工也。” 诗曰： 防河纡旰食，六御出深宫。 缓辔求民隐，临流叹俗穹。 何年乐稼穑，此日是疏通。 已著勋劳意，安澜早奏功！ 我们从这首诗可以管窥康熙帝希望根治水患的急切心情，他对靳辅寄予厚望。靳辅诚惶诚恐，将这首诗勒石成碑，懔惕遵循。该碑当时立于清江闸南岸，今久佚，后楚秀园重立了这块碑。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靳辅上疏建双金门闸，双金门闸原为泄黄而建，后改运口于扬庄，则专泄中河之水。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靳辅上疏开中运河自仲庄至宿迁，中运河成，漕运船艘得避黄河一百八十里风涛之险。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正月初八，康熙帝再次南巡。二十五日，至清河县，康熙帝谕示河道总督王新命：“中河与黄河逼近，如黄河溃决，将混而为一，宜有预防之法。”康熙帝还诏谕两江总督傅腊塔：“朕南巡以来，轸念民艰，勤求治理，顷至江南境上，所经宿迁诸处，民生风景较前次南巡稍加富庶，……（江南省）积欠约有二百二十万两，……再加江南全省积年民欠地丁钱粮、屯粮、芦课、米麦豆杂税概与蠲除……”。〔18〕并“著速行晓示，日传三百里，遐村僻壤，咸知朕意。”〔19〕康熙帝即兴作《蠲江南逋赋》〔20〕诗一首。 诗曰： 国家财赋东南重，已责蠲租志念殷。 雨泽何妨频见渥，普天愿与乐耕耘。 三月初七日，康熙帝回銮途中率随从诸臣视察高家堰一带堤岸闸坝，他对诸臣说：“堤岸颇为坚固，旧堤之外更修重堤实属无益。”又谕：“先年因高家堰冲决，淮水东流，无敌黄之力，黄水倒灌，湖底淤垫，海口闭塞。……高家堰既有减水坝，不可又令分流使淮河水弱。但遇大涝之年，淮水盛涨，出清口不及，则堤必受伤。”〔21〕三月十九日返回京师，康熙迅随即进行御门听政，再度征求百官的治河意见。 三、第三次南巡，策定新的治河方略。 自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至三十六年（1697年），康熙帝主要集中精力平定噶尔丹的叛乱。在这几年中，河工人事变更频繁，总河一职十次易人，除靳辅外，其余九人皆不得力，造成河工日趋败坏。 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康熙帝第三次南巡。二月二十八日，康熙帝视察黄河南岸归仁堤、高家堰等处堤工，他对诸臣说：“治河上策，惟以深浚河身为要。河底浚深，则洪泽湖水直达黄河，兴化、盐城等七州县无泛滥之患，田产自然涸出。若不治源，治流终无裨益。今黄、淮交会之口过于径直，应将河、淮之堤各迤东湾曲拓筑，使之斜行会流，则黄不致倒灌矣。”〔22〕康熙帝颁《修浚清口诏》〔23〕、《巡视河湖酌定应办工程诏》〔24〕，具体制定了新的治河方案：（一）深浚河身。康熙帝指出：“朕留心河务，体访已久。此来沿途坐船外审视黄河之水，见河身渐高，登堤用水平测量，见河面高于田。清口、高家堰则洪泽湖水低，黄河水高，以致河水逆流入湖，湖无从出，泛滥于兴化、盐城等七州县，此灾所由生也。治河上策，惟以深浚河身为要。……诚能深浚河底，则洪泽湖水直达黄河，七州县无泛滥之患，民间田产自然涸出。不治其源，徒治下流终无益也。” （二）筑挑水坝。康熙帝诏曰：“宜将黄河南岸近淮处河堤东延二三里，筑令坚固，淮水近河之堤亦拓筑使之斜行，会流则黄河之水不致倒灌入河矣。”（三）开陶庄引河。康熙帝命：“挑引从惠济祠后入河，而运河再向东斜流入惠济祠交汇，黄水自然不倒灌。”（四）浚直河道。康熙帝谕：“宜于清口西，数曲处试行浚直，河直则溜自急，溜急则沙自刷而河自深。”（五）拆除拦黄坝。康熙帝命从速拆除云梯关附近的拦黄大坝，浚直海口河道，使黄河直流入海，增强水势，冲刷泥沙。 康熙帝建瓴既毕，作《阅河》〔25〕诗示河臣。 诗曰： 淮黄疏浚贵经营，跋涉三来不惮行。 几处堤防亲指画，伫期耕凿乐功成。 初二，以被淹地方米价高昂，百姓生计困顿，康熙帝命截流漕粮十万石，分发高邮、盐城、宿迁等十二州县平粜，再截留十万石储存淮安、扬州。康熙帝历扬州、苏州、杭州、江宁等地。回銮时，经扬州，二十五日御舟泊淮安，渡黄河，乘小舟沿途视察新埽。 五月初二，康熙帝命两江总督张鹏翮扈从入京。十七日，返抵北京。几天后，康熙帝对大臣说：“朕历巡江浙，所过州县，察其耕获之盈虚，市俚之赢绌，视十年前，实为不及。此由地方有司奉行不善，朝廷恩泽卒未下及。”〔26〕于是命截留漕银，赈济并宽免积欠钱粮。 是年九月，康熙帝以河道总督于成龙所绘河图示大学士等，他指出“今四海太平，最重者治河一事，朕前巡视，知水之不治，由洪泽湖水势过大，既不能泄，又加黄运两河合并，势愈浩瀚，以致泛滥。”〔27〕康熙帝作出了改修河道，使黄河河身稍向北移，淮水得以畅流的决策。他指出：“靳辅、董安国、于成龙但知筑堤御水，至于改河身使北，俾清水通流，并未言及。若不令清水通流，虽修堤筑岸，黄水终致倒灌，焉能御之？” 〔28〕 康熙帝制订的新的治河方略，于第二年由新任河道总督张鹏翮开始贯彻实施。首先拆除拦黄坝，深挖入海河道。旬日之间，河床深了三丈，宽了二十多丈，河水滔然入海，沛莫能御。〔29〕到四十年（1701年）底，其他各项工程也陆续完成。次年夏，黄河又发生了特大洪害，这次大水是对新修诸项工程的严峻考验，康熙尤其关注。大水旬月不下，康熙命张鹏翮日夜守在河堤上。清口附近新修的挑水坝（今康熙御坝），在夏秋险情中，逼黄河大流直趋陶庄引河，循北岸而行，淮水从清口畅流敌黄，绝无黄水倒灌之患；洪泽湖高家堰堤工，几度发生险情，经加紧防守，终于挡住了咆啸的洪峰，经受了考验；其他工程也大都经受住了洪水的挑战，徐州至海口黄河西岸堤坝、山阳至邵伯运河西岸堤坝屡发险情，民工冒雨抢修，总算没发生往年的决堤大患。这次洪灾，仍有洪泽湖上游河堤被冲毁，但灾情较往年小得多。各项工程经受住洪水的考验，令康熙帝十分高兴。 四、第四次南巡，河工初步告成。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正月十五至三月十五日，康熙帝以河工即将告成，进行第四次南巡。 二月初四，康熙帝御舟入清口，阅视天妃闸、御坝，颁《奖勉河臣诏》对河道总督张鹏翮及在河各官亲加奖勉，谕吏、工二部对总河以下各官“详加议叙具奏”。〔30〕康熙帝还亲视陶庄引河，谕使引溜清口。阅视减水坝，申谕不可迎溜，防夺河洪。阅鲍家营，指授开浚引河，清江以安。阅中河口，命移建于扬庄，康熙帝谕河道总督张鹏翮曰：“仲庄清水出口逼溜使南，运口有碍，应将陶庄以下扬家庄处酌挑引河，令中河从此出口。”〔31〕时清水出仲家庄，每当黄河暴涨，直射南岸，运口之灌在所难免，中河口门既移，则运口无患矣。 康熙帝制《河臣箴》于舟中，御书赐予河臣张鹏翮。《河臣箴》曰：“自古水患，惟河为大。治之有方，民乃无害。禹疏而九，平成攸赖。降及汉唐，决复未艾。渐徙而南，宋元滋溢。今河昔河，议不可一。昔止河防，今兼漕法。既弭其患，复资其力。矧此一方，耕凿失职。泽国波臣，恫鳏已极。肩兹巨任，曷容怠佚。毋俾金堤溃于蚁穴，毋使田庐沦为蛟窟。毋徒糜国帑而势难终日。毋虚动畚筑而功鲜核实。务图先事尽利导策，莫悔后时饬补苴术。勿即私而背公，勿辞劳而就逸。惟洁清而自持，兼集思而广益。则患无不除，绩可光册。示我河臣，敬哉以勖。”〔32〕 康熙帝过清江浦，幸清宴园，御笔题写“澹泊宁静”匾额赐张鹏翮。张鹏翮将其泐石成碑，今碑石尚存。 康熙帝历扬州、镇江、苏杭、杭州、江宁等地。回銮途中，三月初二，康熙帝再次视察高家堰堤，驻关帝庙。次日继续视察河堤，命河道总督张鹏翮将堤岸单薄、桩木渐朽、土石残缺各处立即修筑。 康熙帝一路巡视，见河工初步告成，欣然命笔作《览淮黄成》〔33〕诗一首。 诗曰： 殷勤久矣理淮黄，几度风尘授治方。 九曲素称天下险，四来实为兆民伤。 使清引浊须勤慎，分势开流在不荒。 虽奏安澜宽旰食，诫前善后奠金汤。 三月十五日，康熙帝经东平、东昌、沧州、天津回京。十六日，康熙帝召大学士、九卿等谕曰：“朕此番南巡，遍阅河工，大约已经成功矣。向来黄河水高六尺，淮水低六尺，不能敌黄，所以常患淤垫。今将六坝堵闭，洪泽湖水高，力能敌黄，则运河不致有倒灌之患。此河工所以告成也。”〔34〕 五、第五、六次南巡，筹划善后之规。 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初，康熙帝认为，河工虽说告成，尚须察验形势，筹划善后之规。二月初九，康熙帝启程离京，踏上了第五次南巡的旅程。 二月十六日，康熙帝御舟过临清州，泊于土桥闸，对大学士等说：“初次到江南时，船在黄河两岸，人烟树木一一在望。康熙三十八年则仅是河岸，四十二年则去岸甚远，是河身日刷深矣。自此日深一日，岂不大治。闻下河连年大熟，亦从前所未有也。”〔35〕 三月初六日，康熙帝御舟经东昌、济宁，入江南境。初八日，渡黄河，泊清江浦，康熙帝亲阅扬家庄等处新开中河闸口及附近堤岸，见黄河已顺轨安澜，非常高兴，归舟欣然赋诗二首。名曰：《扬家庄新开中河得顺风观民居漫咏二首》〔36〕 其一曰： 瞬息风帆百里余，往来数次过淮徐。 光阴犹似当年景，自觉频催黑鬓疏。 其二曰： 春雨初开弄柳丝，渔舟唱晚寸阴移。 庙堂时注黄淮事，今日安澜天下知。 康熙帝把扬家庄“春雨弄柳，渔舟唱晚”的美景融进诗行，正是他当时心情的写照。这两首诗被勒石成碑，立于扬家庄三坝。 十一日，康熙帝御舟泊扬州城北高桥，康熙帝谕河道总督张鹏翮曰：“河工已经告成，善后方略更为要紧。朕今亲临阅视，修建天妃闸，甚当。倘黄河水涨至五六尺，清水不涨，势弱不敌黄，黄水自然倒灌，亦必然之理。岂可因此即谓治河失策乎？若遇倒灌，即将天妃闸下板，蓄清水以敌黄，不过数日，黄水即退。粮船过时，即起板开放。” 〔37〕他还指出：“黄河南岸堤工关系紧要，应加紧修防。”〔38〕 十七日，抵苏州。十八日是康熙帝五十二岁生日，午时，康熙帝召张鹏翮及河工人员指示：“河工虽已告成，不可不预为修理防护，以图善后之策。”〔39〕 四月初九，康熙帝回銮途中经过清口，遍阅高家堰河堤。十一日，康熙帝来到惠济祠前，河道总张鹏翮率淮扬道张弼、大学士马齐等跪列河干，康熙帝站在石工堤上对诸臣说：“朕每至河上，必到惠济祠以观水势。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以前，黄水泛滥，凡尔等所立之地，皆黄水也。彼时自舟中望之，水与岸平，岸之四围皆可摇见。其后水渐归漕，岸高于水。今则岸之去水，又高有丈余。清水畅流，逼黄竟抵北岸，黄流仅成一线。观此形势，朕之河工大成矣。朕心甚为快然。”〔40〕 此次南巡，康熙帝以“河工大成”，十分高兴地筹划了善后之规。 不料几个月后，河工又出了问题。当年七月，黄、淮又发生了多年未有的暴涨，造成古沟塘、韩家庄、清水沟几处堤岸冲决，发生水灾。康熙帝闻讯十分生气，立即降旨：“今春朕欲亲视高家堰，张鹏翮奏称堤岸工程俱完，又时当炎暑蚊虻正起，求停止亲阅，恳奏再四。朕以高家堰关系甚大，亲往阅视，见石堤尚有未完之处，所下之埽，已经二三年者朽烂亦多，将此情形一一指示张鹏翮及河工诸臣。朕又谕张鹏翮，大水时发，难以预料，尔务须昼夜防护。至分守堤工人员委用不当，朕亦谕及。今古沟、唐埂、清水沟、韩家庄四处堤岸冲决，河工将有复坏之事。大小河员惟知清水畅流为己功，不知高家堰之坝水泄太多，则清水力微，黄水必倒灌也。”〔41〕康熙帝命大臣速议具奏。七月三十日，九卿等遵旨议复，处张鹏翮革职留任。 由于这次冲决，康熙帝命两江总督阿山、漕运总督桑额和张鹏翮等共同详议漕运与民田两利的修治方案。次年正月，阿山等提出了创兴溜淮套方案，其主要内容是自泗州开河筑堤，引淮水至高家堰，入张裕口，再出清口。由于创兴溜淮套工程所需约银一百八十八万两，九卿认为河工事关重大，需饷浩繁，工程情形尤难详晰，非皇上亲阅指示，实难成功。共同叩请皇上亲临河上，指授方略。康熙帝认为他数次南巡，濒河官民不无劳扰，加之年已渐增，惮于临幸，不允亲往。但康熙帝对溜淮套工程并不放心，以为此等大型工程，若有闪失，劳民伤财，后果亦不堪设想。经大学士等再三恳请，康熙帝最后还是决定再次南巡。 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正月二十二日，康熙帝启程离京。二月二十日，康熙帝由清口上岸，详细视察了溜淮套的地势。当天，康熙帝召集扈从文武、地方大小官员、河道总督及河工官员于行宫门前，严厉斥责张鹏翮不留心河工。对于溜淮套工程，康熙帝对诸臣说：“前阿山等查勘泗州水势，奏称溜淮套地方另开一河出张福口，可以分泄淮水，免洪泽湖并涨，保高家堰之危险。绘图进呈，请朕亲阅。昨日阅武家墩，朕尚谓果如阿山等所奏溜淮套可以开成。今日乘骑从清口至曹家庙地方详看，地势甚高，虽开凿成河，亦不能直达清口，与伊等进呈图样迥乎不同。且所立标杆多有在坟上者，不独坏民田庐，甚至毁坏民坟冢。……数年来，两河平静，民生安乐，何必多此一事？”〔42〕康熙帝还指出：“明代淮黄与今时迥别。明代黄水势强，淮水势弱，故有倒灌之患。朕自甲子年南巡，阅视两河形势，记忆甚明。渐次修治，今则淮强黄弱矣。善后之策，尤宜亟讲。与其开溜淮套无益之河，不若将洪泽湖出水之处，再行挑浚，令其宽深，使清水愈加畅流。至蒋家坝、天然坝一带旧有河形，宜更加挑浚，使通运料小河，俾商民船只皆可通行，即漕船亦可挽运，为利不浅矣。”〔43〕康熙下谕立停溜河套工程，经反复察视、研究，命挑浚洪泽湖出水口，加宽加深，使清水畅流，以达溜河套工程之效。〔44〕二十一日，康熙帝命自曹家庙回清口，将沿途所立标杆尽行撤去，百姓欢呼雀跃。康熙帝到清口登舟回銮。 这次南巡，康熙帝对河工善后处理完毕。四月二十二日，返回京师畅春园。 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康熙帝命移建王家营减水坝，四十九年（1710年）建惠济越闸，五十一年（1712年）谕建卞庄挑水坝，五十八年（1719年）开王家营东引河，分漕北趋，以保南岸老坝、车路险工，于是治法大备。〔45〕 康熙帝以民为本，实心求治，他亲临河工，指授方略，经过几十年的治理，两河安宁，漕运无阻，人民安居乐业，这对当时社会的安定和繁荣起到了促进作用。康熙帝一生南巡凡六次，往返供仪，悉发内帑，还曾要求“预饬官吏，勿累闾阎。”〔46〕康熙帝以后，乾隆帝也进行过六次南巡，然而他坐享其成，崇尚浮华，好大喜功，为游遍江南锦山绣水耗用了大量民脂民膏，其目的与作用皆不可与其祖父同日而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