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上的白先勇步态轻盈，举手投足优雅而温婉，说话时眼里含着笑意，让人很难相信到今年他已经走过了八十个春秋。在北京，众好友为白先勇提前举办了八十寿辰生日会，同时发布了新书《白先勇细说红楼梦》；生日会前一天，白先勇制作的新版昆剧《白罗衫》在北大演出，2000张戏票一抢而光；生日会的后一天，白先勇传记电影《姹紫嫣红开遍》在北京电影学院放映。四天的北京之行的一系列活动，可以看作是白先勇这几年成果的一次集中汇报。
在传记电影《姹紫嫣红开遍》的开篇，白先勇说自己有着“不可救药的浪漫”，而他的写作，是因为“希望把人类心中无法言说的痛苦转化为文字”。身为国民党将领白崇禧之子，白先勇却一生痴迷于文学和艺术。小时候因为肺炎，白先勇被隔离了四年，四年的隔绝使他的性格变得敏感多思，少时又历经战乱和辗转，这些磨难奠定了他性格的基调。创办《现代文学》杂志，创作作《台北人》等小说呈现时代沧桑，为父亲作传回溯民国历史，痴迷昆曲而制作《青春版牡丹亭》，开课逐章讲授《红楼梦》……白先勇在现场和大家一起看银幕中的自己，时而笑，时而慨叹。
孔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白先勇年到八十，也表达了自己八十岁的心境，“八十岁的时候我感觉到非常轻松，而且心存感激，上天这一生对我真的很宽厚，我一生的追求就是艺术、文学、文化，上天让我有很多的机会追求自己觉得有意义的事情。”回思平生，他说：“我在大陆、台湾、美国漂泊一生，如果问我的故乡在哪里，我要说，我的故乡是中国传统文化。”
《白先勇细说红楼梦》的出版是白先勇八十岁生日的一个礼物。小时候因肺病被隔离的那几年，白先勇整天在家里听收音机里的广播剧，在广播剧里，他第一次听到了《红楼梦》。《红楼梦》一直伴随着白先勇的成长，从十岁、二十岁、三十岁，一直读到八十岁，每十年都会有不同的感受。白先勇说《红楼梦》是他的文学圣经，也是他的文化百科全书。读过西方文学专业，又在美国教书生活三十余年，回过头来，白先勇还是认为《红楼梦》是“天下第一书”。“《红楼梦》是我的床头书，随便翻一页，我都可以看得下去，《红楼梦》能够做到雅俗共赏这个最高的标准。”
回国后，台湾大学请白先勇开了一堂《红楼梦》精读课，用三个学期的时间，一回一回地将《红楼梦》带着学生细读了一遍，这一年半的课堂讲义，编辑成了这本《白先勇细说红楼梦》。它凝聚了白先勇几十年来阅读《红楼梦》的心得，“《红楼梦》是一本天书，有永远解不完的密码，有永远看不完的各种深层的意蕴在里面”，白先勇不像学者一样考证或索隐，而是“正本清源”，纯粹以“怎么看小说”的角度来讲《红楼梦》。
国内的红学家看重庚辰本《红楼梦》，而白先勇极力推荐的是程乙本《红楼梦》。在美国讲课时，他使用的是台湾桂冠图书公司出版、启功作注的程乙本《红楼梦》，当回到台湾大学再讲《红楼梦》时，之前用的书断版了，他就选用了以庚辰本为底本的《红楼梦》。在一年半讲课的过程中，白先勇得以把程乙本和庚辰本从头到尾仔细对照了一遍。“我发现庚辰本里头问题蛮多的，因为这是最伟大的一本小说，任何的差池都应该有一个说法。”因此他在书中详细比对了两个版本的差异，从小说艺术角度将庚辰本的错漏之处一一指出。
另一个与大多红学家不同的观念是，白先勇对《红楼梦》后四十回评价很高，他认为后四十回不可能是高鹗续作，而是曹雪芹的原稿，经过高鹗与程伟元整理而成，张爱玲说一生最遗憾的事是“《红楼梦》未完”，而白先勇认为”一生中最幸运的事情之一就是能够读到程伟元和高鹗整理出来的一百二十回全本《红楼梦》”。尤其是黛玉之死与宝玉出家两回，“我觉得黛玉之死和宝玉出家是两根柱子，把《红楼梦》这个“红楼”撑起来了，前面八十回写的再好，也是为后四十回准备的，千里伏笔，都是为了最后宝玉出家、黛玉之死铺陈的，所以如果这两回写得不好，中间缺了一个根垮下来，整个都会垮掉。”
宝玉出家这一回，贾宝玉在一片雪地里穿着猩猩红斗篷向贾政跪拜，印证了 “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白先勇从这里看到了宗教情怀。“贾政代表儒家，贾宝玉代表佛家、道家，贾政本来很讨厌这个儿子，气喘吁吁追回来以后，他了悟了，宝玉是来历劫的，父子之间有了一种和解，我觉得也是儒家跟佛道的对话。”所以他认为，“《红楼梦》不光是一本小说，我们中国人最重要的是儒释道三种哲学，《红楼梦》了不得的地方是把这三种哲学用最感人的故事，最生动的人物具体表现出来。”
贾宝玉身上披着红色斗篷，白先勇也有着自己的理解，“宝玉爱红，喜欢吃女孩子胭脂，红代表情，他担负了人间所有的情，这块石头是补情天的，我觉得那个红斗篷是一个情的十字架，他是背着人世间所有的情走的。别忘了《红楼梦》还有一个名字叫《情僧录》，情僧其实指的是贾宝玉，情才是他的宗教。所以我想后四十回不得了，最后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所有的七情六欲统统一片白茫茫。这个意境是不得了的，意境之高意境之美，怎么能说后四十回写得不好？”
《红楼梦》深深影响到白先勇的写作，除此之外，白先勇说《红楼梦》对自己最大的影响是引他进入了佛家思想。白先勇的宗教背景十分复杂，父亲是虔诚的回教徒，但较为开明，没有强迫子女们跟从自己的宗教信仰。白先勇在香港读书时念的是耶稣会的爱尔兰神父开办的天主教学校，学校要求背英文圣经。而白先勇是从文学引入了宗教，因《红楼梦》而信仰了佛教。
白先勇在美国给不会中文的学生讲《红楼梦》，用的是牛津大学教授戴维·霍克斯的英译本，戴维·霍克斯从西方人的角度来看《红楼梦》，认为《红楼梦》是一本象征主义小说。白先勇认为这种看法一语中的，“《红楼梦》写实架构很厉害，好像是18世纪贵族生活一幅栩栩如生的画卷，其实这些就是下面的一个铺垫，它很重要的是上面那个结构，就是神话、预言，充满了密码，待我们去揭开。”
2000年夏天，白先勇在住所的花园里给花草浇水，在搬动一盆佛茶时，突然感到不适，到医院查出动脉梗塞，立即动手术，才捡回了一条命。经过这一劫，白先勇越发感到自己还有未竟之业要完成，病发时他手里搬的是“佛茶”，他说这是上天的意旨，这未竟之业就是复兴昆曲。十岁时他第一次听梅兰芳与俞振飞在台上的表演昆曲，后来写作小说《游园惊梦》，并改编成舞台剧搬上舞台，还有无数次与昆曲的邂逅，白先勇说这是“很多因种下一个果”，于是就有了白先勇成为 “昆曲义工”，有了青春版《牡丹亭》的出现和轰动。
在国外生活的几十年中，白先勇的心中感到一种隐痛，“我们的传统文化在十九、二十世纪时衰微不振，这两个世纪世界上的文化发言权几乎都被西方人拿去了，我们有几千年辉煌的传统，我们是不服气的。我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够看到我们这个民族再来一次文艺复兴。欧洲文艺复兴以后，文化达到十九世纪、二十世纪的辉煌，我想二十一世纪应该是我们这个民族文艺复兴的时候。”
在北京电影学院纪录片放映后，白先勇和余秋雨对谈的主题就叫做“一个人的文艺复兴”。白先勇和余秋雨三十年前因为昆曲结缘而成为了知交，有一年余秋雨到台湾，白先勇以《中国时报》特约记者的身份“采访”了余秋雨，两人在那天晚上，就曾长谈“中国的文艺复兴”这个话题。白先勇即将在今年七月迎来自己的八十岁生日，他说，“我在八十岁时有一个愿望，我们的文艺复兴在这个世纪能够完成”。
在对谈中，余秋雨这样解释白先勇的“文艺复兴”：“第一，欧洲的文艺复兴是把古希腊和古罗马传统最辉煌的地方挖掘出来，是凭借古典的范本，这和白先生的思路是相同的；第二，欧洲的文艺复兴是用当代的人文主义思想给予古希腊罗马艺术以新的生命，白先生做的《牡丹亭》将现代的美学观念给了一门古典艺术，里面有现代的审美意识，这一点是文艺复兴的本质；第三，文艺复兴这个改变了欧洲，也改变了人类历史的一次大运动，我们说到现在也还是几个艺术家，艺术作品比理念重要得多，谁都知道白先生的父亲是谁，他有太多的理由参与政治，但他让自己变成了一个纯粹的艺术家。”
白先勇也是这样想，艺术作品本身的感染力是全人类的，人类理论有时候会因时而异，艺术是永恒的。“所以我在做《青春版牡丹亭》的时候，希望借着《牡丹亭》这样一个艺术作品，它几百年来一直在舞台上，还有着非常深的感染力。但是到了21世纪我们的审美观不一样了，如果给它新的元素，把它重新改装，但是又建立在传统基础上，我想昆曲的美学会给现代的青年人很多的启示、灵感。昆曲有两个字，一个是情，一个是美。我觉得昆曲是以最美的形式表现出中国人最深刻的感情的一种艺术。”
在《青春版牡丹亭》之后，白先勇又制作了新版昆曲《玉簪记》，而如今，又带着历时三年完成的新版昆曲《白罗衫》开始了校园巡演。《白罗衫》虽然在昆曲界很有名，也被全国很多剧种移植过，但在昆曲却只保留了《井遇》和《看状》两折，三年前，白先勇看到这两折后，决定把它排出全本，并且把已经习以为常的生旦爱情戏转变为情感张力大的官生戏，“做一出真正的悲剧”。
白先勇觉得当初选择《牡丹亭》作为推广昆曲的第一步，是一次入门，它是一个浪漫、唯美的爱情戏，“的确是票房比较好”。但是昆曲有很多面，昆曲的“情”不光是爱情，也包括亲情和伦理，《白罗衫》充分地表现了儒家的宗法社会下，父子之间的伦理冲突，情与法之间的冲突。“我想现在的大学生也应该有对人性的严肃的思考，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说悲剧有一种洗涤的功能，我们看这出戏也会产生这种心理，会产生同情，产生悲悯的感受。”
白先勇的另一个未竟志业是为父亲白崇禧作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有不少人质疑白先勇会“为亲者讳”，为父亲讲话，白先勇回应道：“我不为我父亲讲话，我为谁呢？”但他相信自己在真实历史材料的基础上，能够尽量做到客观公正。
白先勇家十个兄弟姐妹，独有白先勇跟父亲的关系十分特殊。白先勇回忆道，“他的确在我们做人、念书方面，是个严父，对我各个弟弟都很严的，尤其是做人方面，生怕我们变成纨绔子弟，他的车子我们不准坐的，家里边的用人是不准骂的。吃着饭菜好好的，突然就让我大姐背九九表，我大姐说后来她几十岁了还做噩梦。我们家的家庭地位是以成绩单来算的，我们的月考单他也拿来查，所以我晓得要念书念得好，在家里面才有地位，所以拼命念书。”但是因为白先勇生病，父亲对他格外宽容。
白先勇中学毕业后成绩好而保送大学，可以自己选专业，他选了水利系。“我那时候有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想法，看到地理书上面，中国三峡水坝如果修好的话，中国就会强起来，我就想去学水利替中国建个水坝。”他读了成功大学的水利系，念了一年多，设计工程却怎么都学不好。“我想我只能当一个二流的工程师，我心中文学的细胞在发烧了“，第二年白先勇瞒着家里重考了台大外文系，被录取了。“我回去跟父亲讲，父亲当然很不理解，很不高兴。后来我说服他，我父亲说如果你能讲出一番道理来，他还是听的，我就讲了一大堆，后来我父亲说人各有志，也没有勉强我，学文就学文好了。”
今天回想当初，白先勇笑道，“如果我父亲还要逼着我学工程的话，就没有人替他写传记了。”2012年和2014年，白先勇的分别出版了《父亲与民国：白崇禧将军身影集》、《止痛疗伤: 白崇禧将军与二二八》。《父亲与民国》写父亲生平，写完后，白先勇回头看自己写的《台北人》，意识到自己创作《台北人》的时候，虽然只有二十几岁，却下意识地写出了七八十岁的父辈人的沧桑，所以他觉得《父亲与民国》与《台北人》是相互对应的，“《台北人》是《父亲与民国》的文学的注解，《父亲与民国》是《台北人》的历史的架构，所以我想这两本书相隔几十年，可是它有一种血缘关系。”
《父亲与民国》最开始全部是文字记述，白先勇写了很多年，同时收集到了父亲的900多张照片。他发现照片对历史现场的还原比文字更有震撼性，于是将500多张照片收入书中，大部分都是在大陆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书由此变成了一本影像集。照片中定格了很多关键的历史时刻，白先勇举了一个例子，“1928年北伐是我父亲最后完成的，他带了第四集团军一直打上来，是第一个带军进北京的，他进北京以后有一张照片很有意思，是在北洋画报上面找到的，我父亲站在故宫崇禧门前拍的照片，暗含了我父亲的名字，好像我父亲打进北京在欢迎他似的。”
余秋雨说，不管是《台北人》，还是《父亲与民国》，都让我们对中国现代史的把握，更能够有一种“文化的温馨”。“黑格尔讲过，历史像一堆残灰，但是这个残灰伸出手摸下去有余温，这个余温就是文化的余温。我们有些历史学家在灰里面做文章，但是作为文学家的白先勇先生，他去摸历史的时候，如黑格尔讲的摸到了灰烬深处的余温，而且用自己的体温和这个余温对应起来，然后把体温和余温加在一起传达给别的生命。”
“好像回头想起来，西方人小说的来源是他们的史诗，而中国的小说源头是史书，是从《史记》、《资治通鉴》那边来的，所以中国的历史感特别重，我想这一点是中国文学的特点。”白先勇说道，所以他认为中国人的文艺复兴，绝对脱不了整个大传统，脱不了对于历史的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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