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为曹雪芹只是《红楼梦》的改写者而不是原作者，这说法虽则并非始于戴不凡同志，是历史上的一种意见；然而戴不凡同志从多方面作了考证、论述，提出了有关的新见，这对于我们进一步研究《红楼梦》的作者问题是有启发的。这一问题又是个没有真正解决而又值得探讨的问题。因为从胡适于一九二一年发表了《红楼梦考证》，认定《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以后，很少再有异议，也就没有人再去作过专题研究予以进一步证实；但胡适的这一论断却是避开历史上的不同意见而仅凭所需的一条材料作出的。所以，戴不凡同志重新提出《红楼梦》的作者问题来进行讨论，我认为是有意义的。不待说，这类学术上的问题，通过各抒己见，互相争鸣，更容易得出比较正确的结论。因此，我不揣谫陋，也把自己的看法写出来，以就正于戴不凡同志和广大的《红楼梦》爱好者。
一、乾隆年间的看法
袁枚是乾隆进士，曾任江宁等地知县，与曹雪芹同时代人，他说“雪芹撰《红楼梦》一书”，总不会是无中生有。倘说袁枚把曹楝亭(曹寅)与曹雪芹的祖孙关系说成父子关系，显见两家并不是世交，因此他说“雪芹撰《红楼梦》一书”，可靠性有值得怀疑之处，那就不妨再看一首永忠的诗。此诗见于他的《延芬室稿》稿本，第十五册。题目就是：《因墨香得观红楼梦小说吊雪芹三绝句(姓曹)》。诗上有弘@①眉批曰：“此三章诗极妙。第《红楼梦》非传世小说，余闻之久矣，而终不欲一见，恐其中有碍语也。”诗云：
传神文笔足千秋，不是情人不泪流。可恨同时不相识，几回掩卷哭曹侯。
颦颦宝玉两情痴，儿女闺房语笑私。三寸柔毫能写尽，欲呼才鬼一中之。
都来眼底复心头，辛苦才人用意搜。混沌一时七窍凿，争教天不赋穷愁。
明义是永忠的从兄永珊的外甥，与永忠、墨香、敦诚、敦敏均有交往。墨香是明义的堂姐夫。与曹雪芹关系较密的明琳可能是明义的堂兄弟。因此，明义说“曹子雪芹出所撰《红楼梦》一部”该不是向壁虚构吧!而我以为假若把明义的这篇序和上面引的永忠的诗相并观，就更可以看出永忠心目中的《红楼梦》作者确实是曹雪芹。
此外，沈赤然在他的《五砚斋诗钞》中有四篇题《红》七律，诗题也是“曹雪芹《红楼梦》题词四首”。许兆桂在给女作家吴兰征的《绛蘅秋》所作的序言里也确言：《红楼梦》“作者曹雪芹为故尚衣(按指曹寅为织造)后”。西清在《桦叶述闻》中说得就更明确：“《红楼梦》始出，家置一编，皆曰此曹雪芹书，而雪芹何许人，不尽知也。雪芹名沾，汉军也。”这些材料，都可说明曹雪芹是《红楼梦》的作者。因此，还不能说这是胡适的发明。
那么，乾隆年间有没有人认为曹雪芹只是《红楼梦》的改作者呢?有。这就是戴不凡同志所引用的裕瑞的看法。裕瑞在这个问题上，看法是相矛盾的。他一会儿说：
闻旧有《风月宝鉴》一书，又名《石头记》，不知何人之笔。曹雪芹得之，乃以近时之人情谚语夹写而润色之，借以抒其寄托。以是书所传述者，与其家之事迹略同，因借题发挥，将此部改至五次，愈出愈奇。……闻其所谓宝玉者，尚系指其叔辈某人，非自己写照也。(《枣窗闲笔》)
这显然是说曹雪芹只是这部小说的改作者，可在同一部书里，一会儿又说：
《红楼梦》一书，曹雪芹虽有志于作百二十回，书未告成即逝矣。诸家所藏抄本八十回书，及八十回书后之目录，率大同小异者，盖因雪芹改《风月宝鉴》数次，始成此书，抄家各于其所改前后第几次者，分得不同，故今所藏诸稿未能划一耳。
殊不知雪芹原因托写其家事，感慨不胜，呕心始成此书，原非局外旁观人也。若局外人徒以他人甘苦洗己块垒，泛泛之言，必不恳切逼真，如其书者。
这又显然是说《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而且只能是曹雪芹。《红楼梦》的作者究竟是谁，裕瑞自己也不甚了了，因而戴不凡同志说《枣窗闲笔》里的“记载可征”，足资证明曹雪芹只是《红楼梦》“这部小说的改作者”，还是有值得推敲的地方。或许戴不凡同志会说：要充分重视裕瑞的“闻”，因为此人“去雪芹生平未远，很可能和曹家有点亲戚关系”，焉知这不是“小道消息!”在此，我们只想指出一个事实：裕瑞和曹家的关系较之明义和曹家的关系是隔了一层。明义约生于乾隆五年左右，曹雪芹死时他已二十三岁上下，而裕瑞生于乾隆三十六年，曹雪芹死后八、九年他才生。明义姓富察，是承恩公富文之侄、都统富清之子；而根据《玉牒宗室谱》稿本，得知裕瑞之母是“富察氏承恩公富文之女”、都统富清之侄女，二人是舅甥关系。《枣窗闲笔》里说：“雪芹二字，想系其字与号耳，其名不得知。……闻前辈姻戚有与之交好者”。裕瑞这里所说的与曹雪芹“交好”的“前辈姻戚”，显然是指明义家族。顺带说一句，这就又增加了明义所说的“曹子雪芹出所撰《红楼梦》一部”云云的可靠性。总之倘若明义等人从曹家得来的材料是第一手材料，那么，传到裕瑞那里已成为第二手材料。哪一手材料可靠些，是很清楚的。
实际上只要对裕瑞的“闻旧有《风月宝鉴》一书 ?云云略加研究，便知他所标榜的这种“闻”与程伟元的《红楼梦序》中一段话是差别不大：此书“作者相传不一，究未知出自何人，惟书内记雪芹曹先生删改数过。”因此，关键问题还在于如何理解《红楼梦》第一回里的下面一段话：
(空空道人)方从头至尾抄录回来，问世传奇。从此空空道人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易名为情僧，改《石头记》为《情僧录》。至吴玉峰题曰《红楼梦》。东鲁孔梅溪则题曰《风月宝鉴》。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则题曰《金陵十二钗》。并题一绝云：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仍用《石头记》。
怎样正确理解这段话呢?这就有必要先看一看甲戌本的两条重要眉批。一条是批在“东鲁孔梅溪则题曰《风月宝鉴》”上：
雪芹旧有《风月宝鉴》之书，乃其弟棠村序也。今棠村已逝，余睹新怀旧，故仍因之。
另一条是批在“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上：
若云雪芹披阅增删，然后(则)开卷至此这一篇楔子又系谁撰，足见作者之笔狡猾之甚。后文如此处者不少。这正是作者用画家烟云模糊处，观者万不可被作者瞒弊(蔽)了去，方是巨眼。
照戴不凡同志的看法，书里“方从头至尾抄录回来”云云，乃是“棠村为旧稿《风月宝鉴》写的序”。脂批“故仍因之”是“故仍用之”之误，“用之”就是“把已故的棠溪(应为棠村)”写的这段旧序“用”在这里。而从这段旧序，可以看出“小说的写作过程原来明分两个阶段：先是那个被称为‘石兄’、自称为‘石头’的作者业已‘编集在此’的一部‘自叙’性质的小说，由后来易名为‘情僧’的空空道人抄录回来问世传奇，他‘改《石头记》为《情僧录》’；同时又被人题以《红楼梦》、《风月宝鉴》等等不同书名。到了第二阶段才是曹雪芹在石兄旧稿基础上‘披阅十载，增删五次’，改写成为《金陵十二钗》，即今天我们所说的《红楼梦》。”这看法，我难以理解。若说这段话是“棠村写的《风月宝鉴》旧序”，“序”上岂能道出此书以后的修改情况?假若果真如此，那么，这篇“棠村写的《风月宝鉴》旧序”究竟是“序言”呢，还是个预卜此书未来命运的“预言”?
照戴不凡同志的看法，脂批“雪芹旧有《风月宝鉴》之书”云云，这里的“有”，指“藏有”，不是“著有”；雪芹“藏”的这部“石兄”的“旧稿《风月宝鉴》原为一部黄色小说。”雪芹的功绩是在一个“改”字上。这看法，我也难以理解。假若果真如此，那么，棠村是弟，雪芹是兄且是此书的收藏者，何以让棠村作序而雪芹自己不作?“石兄”的“旧稿《风月宝鉴》”和空空道人“改《石头记》为《情僧录》”的那“旧稿”《石头记》是什么关系?“第一阶段”，那“作者群”把“旧稿《石头记》一改而为《情僧录》，再改而为《红楼梦》，三改而为《风月宝鉴》(新稿?)，这样改来改去，是否也改动了内容；而雪芹是此书的收藏者，何以倒不参加这个“作者群”?“第二阶段”，雪芹一动手，又何以要把那个“作者群”统统拒之于“悼红轩”之外，独自一人“披阅十载，增删五次”?《金陵十二钗》与“旧稿”《石头记》在思想倾向上有无不同，倘若没有，雪芹的手“巧”在哪里；倘若有，脂砚斋把《金陵十二钗》又改题为《石头记》，“石兄”、“作者群”、曹雪芹何以皆大欢喜；脂砚斋又何以如此地薄曹雪芹而厚“石兄”?
照戴不凡同志的看法，脂批“若云雪芹披阅增删”云云，所谓“后文如此处者不少 ?，“那是说后面还有不少章节是雪芹自撰，但是其它部分则是根据他人旧稿增删改写的。”因为“如果书前所列的‘作者群’全是雪芹自布的‘疑阵’，小说是由雪芹一手创作而成，那么，脂斋在这里就毋须说什么‘然则这一篇楔子又系谁撰’；他还要特地点明‘后文如此处者不少’，就变成完全多余的废话了。”这看法，我又难以理解。假若果然如此，那么，曹雪芹在“披阅十载，增删五次”中的“增”，这“增”可以不可以称为“自撰”?“根据他人旧稿增删改写”部分中的“增”，这“增”可以不可以称为“自撰”?“增”和“自撰”的界说是什么?倘说“披阅十载，增删五次”中的“大增”可以称为“自撰”，那雪芹是直言不讳的，脂砚斋还要加这条批岂不是饶舌?倘说以不动“石兄旧稿”的筋骨为前提的“小增”笔墨谓之“增”，这种“据石兄旧稿增删改写的”部分能改变其“黄色小说”性质吗?倘说上述的“自撰”部分与“增删改写”部分的合璧，便产生了如此伟大的古典小说，这实在叫人无法置信。
照我的浅见，上引“方从头至尾抄录回来”云云，乃是小说家言。这在我国的小说中尤其屡见不鲜。《儿女英雄传评话》首回就曾自叙该书有过几个不同的书名，而鲁迅先生评云：“多立异名，摇曳见态，亦仍为《红楼梦》家数也。”(《中国小说史略》)凡读过鲁迅先生《狂人日记》的人，都知道这篇小说有篇小序。假若谁依据那序中所述以为这篇“日记”真系某君昆仲于病中所写，鲁迅只是这篇“日记”的修改者，我想，和者一定甚寡。
照我的浅见，上引“雪芹旧有《风月宝鉴》之书”云云，乃是说雪芹曾著有《风月宝鉴》之书，这部书的序言是他的弟弟棠村做的。现在棠村已死，由于“睹新怀旧”，所以仍用《风月宝鉴》这个书名。甲戌本“凡例”说：
是书题名极多：《红楼梦》，是总其全部之名也。又曰《风月宝鉴》，是戒妄动风月之情。又曰《石头记》，是自譬石头所记之事也。此三名皆书中曾已点睛矣。如宝玉作梦，梦中有曲，名曰《红楼梦十二支》，此则《红楼梦》之点睛。又如贾瑞病，跛道人持一镜来，上面即錾“风月宝鉴”四字，此则《风月宝鉴》之点睛。又如道人亲眼见石上大书一篇故事，则系石头所记之往来，此则《石头记》之点睛处。然此书又名曰《金陵十二钗》，审其名则必系金陵十二女子也。
这就告诉我们：四个题名是从不同角度起的，指的是同一部书；并不反映什么“小说的写作过程原来明分两个阶段”。无疑，“凡例”里所说的《风月宝鉴》，指的就是《红楼梦》，并不是棠村序本《风月宝鉴》。然而，我们却由此可以看出棠村序本《风月宝鉴》与《红楼梦》的关系：二者只有规模的不同，艺术性高低的差别，思想倾向是一致的；后者的创作可能曾以前者作基础，但前者的原有情节入后者当是融入而不是杂陈。
照我的浅见，上引“若云雪芹披阅增删”云云，“又系谁撰”是针对“披阅增删”而言的。意思是说：假若说你曹雪芹只是个修改者，那么，这么长的一篇《楔子》又是谁写的呀?弦外之音自明：你曹雪芹不只是此书的修改者，而且是此书的撰写者。“后文如此处者不少”，绝不是指什么“后面还有不少章节是雪芹自撰”，而是说后面象这里的“画家烟云模糊”笔墨还有很多。何以见得，后面凡遇此等笔墨，脂批便不是写着“欲瞒看官”，就是写着“几被瞒过”，或者写着“亦作者欲瞒看官，又被批书人看去(出)，呵呵”。足可证明。
写到这，我想补充说一点：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仅凭我今?前面所引的袁枚的一段话，便断言《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理由确实不充分。然而，就他的这一论断本身来说，还是对的。判断某个观点是否正确，不应依据它是出自谁口，而应看它有没有道理，符合不符合客观事实。似不应把胡适说的话一概斥之为“胡说”，似不应把“胡适”派说成“胡(适)说”派。
二、脂砚斋们的说法
乾隆年间文人们的看法虽则已可证明《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但最具权威性的意见还是脂批，戴不凡同志说：《红楼梦》的作者不是曹雪芹，“这可以从朱墨灿然的一系列脂批中得到有力证明。”而我感到脂批中反映出的情况，并不是这样。
列宁说：“如果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那末，事实不仅是‘胜于雄辩的东西’，而且是证据确凿的东西。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断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末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统计学和社会学》)我很同意戴不凡同志的意见：从大量的脂批材料里去考察《红楼梦》的作者究竟是谁时，我们也应记取列宁的这一教导。
(一)“石兄”与作者的关系
戴不凡同志认为：“《风月宝鉴》旧稿作者石兄非曹雪芹自己”。而我觉得脂批中的“石兄”这一称谓，经常是被用于或指青埂峰下的那块顽石，或指通灵玉，或指贾宝玉，或指作者；但有时又明指它不是贾宝玉，不是作者。而脂批里所说的作者，指的就是曹雪芹，则确凿无疑。
(甲)“石兄”用指顽石：
第一回，“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诗上，甲戌本有眉批云：
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余尝哭芹，泪亦待尽。每意觅青埂峰再问石兄，奈余不遇獭(癞)头和尚何?怅怅!
如此繁华盛极花团锦簇之文，忽用石兄自语截住，是何笔力，令人安得不拍案叫绝。是阅历来诸小说中有如此章法乎。
石兄自谦，妙。可代答云，岂敢。
又第六回，“诸公若嫌琐碎粗鄙呢，则快掷下此书，另觅好书去醒目；若谓聊可破闷时，待蠢物细细言来。”“待蠢物”三字下，甲戌本有双行夹批云：
妙谦，是石头口角。
(乙)“石兄”又用指通灵玉：
第三回，“宝玉听了，登时发作起痴狂病来，摘下那玉就狠命摔去。”甲戌本有夹批云：
试问石兄，此一摔比在青埂峰萧然坦卧何如?
第八回，写宝玉从顶上摘下通灵玉，递与宝钗手内，“宝钗托于掌上”。甲戌本有双行夹批云：
试问石兄此一托，比在青埂峰下猿啼虎啸之声何如?
同一回，“袭人伸手从他项上摘下那通灵玉来，用自己的手帕包好，塞在褥下，次日带时便冰不着脖子”，甲戌本有双行夹批云：
试问石兄此一渥，比青埂峰下松风明月如何?
(丙)“石兄”也用指贾宝玉：
第七回，写到宝玉听见焦大骂贾府时，“那里承望到如今生下这些畜生来”句上，甲戌本有眉批说：
“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以上二句批是假聊慰石兄。
第八回，写“宝玉在心甜意洽之时，和宝黛姊妹说说笑笑的。”甲戌本有双行夹批说：
试问石兄，比当日青埂峰猿啼虎啸之声何如?
此系石兄得意处。
迊?是委屈了石兄。
第二十二回，贾宝玉赌咒。“湘云道：大正月里，少信嘴胡说。”庚辰本有夹批说：
回护石兄。
(丁)“石兄”还用指作者：
第二十七回，黛玉葬花一段。庚辰本眉批说：
开生面，立新场，是书不止《红楼梦》一回，惟是回更生更新。且读去非阿颦无是佳吟，非石兄断无是章法行文，愧杀古今小说家也。畸笏。
第二十回，写到黛玉抽抽噎噎的哭个不住，宝玉欲以温言劝慰时，“不料自己未开口”句，庚辰本有夹批云：
石头惯用如此笔仗。
同一回，写到贾宝玉天明醒来，“翻身看时，只见袭人和衣睡在衾上。”庚辰本有双行夹批说：
神极之笔，试思袭人不来同卧亦不成文字，来同卧更不成文字，却云和衣衾上，正是来同卧不来同卧之间，何神奇文妙绝矣。好袭人，真好。石头记得真真好。述者错(述)不错真好。批者批得出。
又第三回，写王夫人当着贾母要王熙凤拿匹缎子给林黛玉做衣裳，王熙凤接口说：“知道妹妹不过这两日到的，我已预备下了”。甲戌本有眉批说：
余知此缎，阿凤并未拿出，此借王夫人之语机变欺人处耳。若信彼果拿出预备，不独被阿凤瞒过，亦且被石头瞒过了。
正因为“石兄”这一称谓既被用以指顽石，也被用以指通灵玉，又被用以指贾宝玉，也被用以指作者，在这四者之间无定指，所以在一定情况下用它指这四者之中的其一时，就有可能与其他几者显出区别。下列几条脂批便是如此。这类脂批就我所见，虽则只有三条，但对于我们正确理解“石兄”与作者关系问题，仍有它自己的价值。
第五回，“谁为情种”句，甲戌本有夹批云：
非作者为谁?余又曰，亦非作者，乃石头耳。
又同一回，警幻仙姑说《红楼梦十二支曲》，“若非个中人，不知其中之妙。”对“若非个中人”一语，甲戌本有夹批说：
三字要紧，不知谁是个中人。宝玉即个中人乎?然则石头亦个中人乎?作者亦系个中人乎?观者亦个中人乎?
又第二十回，宝玉道：“我也是为的是你的心，难道你就知你的心，不知我的心不成!”句下，庚辰本有双行夹批说：
此二语不独观者不解，料作者亦未必解；不但作者未必解，想石头亦不解，不过述宝林二人之语耳。石头既未必解，宝林此刻更自己亦不解，皆随口说出耳。若观者必欲要解，须自揣自身是宝林之流，则洞然可解；若自料不是宝林之流，则不必求解矣。万不可记此二句不解，错谤宝林及石头、作者等人。
显而易见，这三条脂批中的“石头”，均指青埂峰下的那块“顽石”。前一条批中它与作者并称，后二条批中它与作者、贾宝玉并称。贾宝玉、石头、作者，三者区分得很清楚。
“石兄”问题在脂批中出现了如此复杂的现象，这有没有可能是由于出自不同的批者之手造成的呢?我觉得与这关系不大。因为这些批，都比较早，即便不是出于同一人之手，也是出于那些“个中人”之手。
那么，怎样解释这一复杂现象呢?我觉得这里面还是有迹可循的。“石兄”既可以用它指顽石，又可以用它指通灵玉，也可以用它指贾宝玉，还可以用它指作者，这说明他们彼此在本质上并无区别，具有相同的共性。然而，“石兄”一作为四者中的某者代称，便不可与其它三者混为一谈，这又说明他们具有个体上的差别，是不同的个体。我觉得这符合《红楼梦》的有关情况。
其次，书里给于顽石或通灵玉的作用有二，一是作贾府衰败过程的见证者，二是作贾府衰败过程的实录者。顽石记的是“身前身后事”，作者写的也是“身前身后事”：这是一致的。作者何以能写出自己出生以前的事?前面我们所引的一条脂批说得很清楚。作者创作《红楼梦》时，不仅有“批者”，而且有“述者”。注意：“述者”二字!它说明作者创作《红楼梦》是根据“身前身后事”，不是根据他人的什么“旧稿”。“石头”上“字迹分明，编述历历”云云，全是假托。然而唯其有这么个假托，作者和“顽石”也就显出了区别，不能等同起来。
最后，贾宝玉是作者的理想人物，在他身上寄托了作者的理想。就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是具有相同的思想感情，在贾宝玉身上有作者的影子。然而，这个人物又是个成功的典型形象。并且这个典型形象，又不是根据某一模特儿，而是根据好几个模特儿加工塑造的，其中有作者自己，也有他的亲友等等同时代人，所以又不能在作者和贾宝玉之间加等号。这有脂批可证。第十八回，庚辰本有条夹批说：“不肖子弟来看形容。余初见之，不觉怒焉，谓作者形容余幼年往事；因思彼亦自写其照，何独余哉。”而第十九回，庚辰本有条双行夹批说得就更为真切：“按此书中写一宝玉，其宝玉之为人，是我辈于书中见而知有此人，实未目曾亲睹者。……合目思之，却如真见一宝玉，真闻此言者，移之第二人万不可，亦不成文字矣。”作者的“个中人”都认为贾宝玉这个形象是个“熟悉的陌生人”，可见其不是按照某一个模特儿塑造出来的。但一则由于胡适“自传”说的影响，二则由于脂砚斋之辈常好在书中当个角色，时至今天仍有人醉心于研究贾宝玉究竟是当时现实生活中的谁某，岂不谬哉。
(二)作者著书时的年令
凡是否认或怀疑《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的同志，心里总有一个疑问：倘若曹雪芹真是《红楼梦》的作者，推算起来他开始著此书的时候只有三十岁左右；年纪那么轻，能写出这么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作品吗?我们考察了一下脂批，而得出的结论则是：不论此书的作者为谁，他写作此书时的年令均应是青壮年时期。
戴不凡同志否认《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实际上也是从这个年令问题上开始落笔的。文章一开头，他就摆出了一个“小例子”。凡是研究过脂批的同志都知道，实际上这是打出了一发重型炮弹。因为它是脂批中最难解释的脂批之一。而这一条脂批对于判断《红楼梦》是否真是曹雪芹所作又至关重要。这就是第十三回，写王熙凤协理宁国府，寻思府里存在五大弊时，庚辰本有一条眉批：
读五件事未完，余不禁失声大哭!三十年前作书人在何处耶?
此批难解处有三点：一是缘何引起批者“大哭”；二是“三十年前”，作状语还是作定语；三是批于何年。要是就此批论此批，至少可以有三种解释。(1)“三十年前”的作书人，现在已经死了!(2)“三十年前”，作书人还没有出世呢!(3)“三十年前”，作书人生活在什么地方!戴不凡同志坚持第一种解释，并说“至少可以举出五条理由证明这是畸笏乾隆壬午(1762)所批”。三种解释，哪种正确?我觉得倘若把这一条脂批放进有关脂批里去考察，问题就比较容易看清楚。否则，我说三种解释都可以。
又此回之始，写秦可卿托梦于凤姐，说到“若应了那句‘树倒猢狲散’的俗语”，庚辰本有眉批云：
树倒猢狲散之语，余犹在耳，屈指三十五年矣，哀哉伤哉，宁不痛杀。
又此回之末，王熙凤寻思宁国府中五大弊病，甲戌本也有一条眉批云：
旧族后辈受此五病者颇多。余家更甚。三十年前事，见书于三十年后，今(令)余想(悲)恸，血泪盈( 腮)(“腮”字原本缺)
第二十四回，醉金刚一段后，庚辰本有眉批云：
余卅年来得遇金刚之样人不少，不及金刚者亦不少，惜书上不便历历注上芳讳，是余不是心事也。壬午孟夏。
第四十一回，妙玉泡茶一段，脂靖本有批语云：
尚记丁巳春日，谢园送茶乎?展眼二十年矣。丁丑仲春畸笏。
上引五条批语，前三条没记年分和署名，但在同一回，内在联系又紧密，显然是同一年批的，并且是出于同一批者之手。施瑮《隋村先生遗集》卷六《病中杂赋》有“廾年树倒西堂(曹寅的斋室)闲”的诗句，注云：曹楝亭公(寅)时拈佛语，对坐客云：‘树倒猢狲散’。今忆斯言，车轮腹转。”可知“树倒猢狲散”之语，是曹寅生前常说的话。但由于曹府的政治经济状况是江河日下，所以曹寅死后他的继业者也可能常说这句话。第二条批语说：“屈指三十五年矣”，可知这“三十五年”不是约数。“三十年”也不大可能是约数。“屈指”计年一般都是从发生某件大事之年算起，而曹府末世的大事共有三件，一是曹寅之死，二是政敌雍正上台，三是曹府被抄。因此，这三条批语的年分问题也就出现了三种情况：
“树倒猢狲散”之语本是曹寅生前常说的话，曹寅死于康熙51年壬辰(1712)。从这一年往后推三十五年，是乾隆12年丁卯(1747)。倘若前三条脂批是批于这一年，往前推三十年为康熙56年丁酉(1717)，亦即是曹雪芹的生年。雍正五年年底(1727)，曹頫在䊺?受审，阴历十二月二十四日，雍正下令抄曹府，曹府实际被抄时当在雍正六年初(1728)，此年曹雪芹是十一岁。死年若按“壬午”说(1762)为四十五岁，若按“癸末”说为四十六岁，与张宜泉所说“年未五旬而卒”大致不差。第五条脂批批于丁丑年(1757)，上推二十年为丁巳年(1737)，曹雪芹此年是二十岁。曹頫于雍正13年乙卯(1735)起用为内务府员外郎。所以，丁巳年正当曹府所谓的“中兴”之际，有“谢园送茶”事是不无可能，这倒说明曹雪芹把他到北京后的生活也写进了《红楼梦》。问题是，丁卯年有无写出脂批的可能?回答应该是肯定的。①丁卯年曹雪芹是三十岁，距甲戌年为七年；甲戌年已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丁卯年已可能草成初稿或初稿的一部分。②从第二和第三条脂批的感情和语气来看，酷似初读《红楼梦》。③从这两条批语的内容来说，着眼点是在“五弊”上；此回回末总批又记有批者当年因感服秦可卿“魂托凤姐贾家后事二件”而命曹雪芹删去天香楼一节，因此前三条批语写在批者命雪芹删去天香楼事那年的可能性也就很大。要是此说能成立，那么“三十年前作书人在何处耶”，言外之意当是没有生；书中写王熙凤协理宁国府时所寻思的“五弊”，是取材于“述者”之口。那么，第四条脂批中所说的“三十年”与第二、三条脂批中所说的“三十年”就只是巧合。“三十年来”云云，就是属于批者在说个人的事。
康熙死年是癸卯年(1723)，雍正上台会使曹府忧心忡忡，时有“树倒猢狲散”之虞。从此年往后推三十五年为乾隆22年丁丑(1757)。由第五条脂批知这一年畸笏叟曾批过《红楼梦》，而若从此年往前推三十年为雍正5年丁未(1727)。这一年，三月李煦获罪下狱，十二月雍正下令抄曹府。所以前三条脂批批于丁丑年的可能性也很大。倘若此说能成立，那么，所谓“三十年前作书人在何处耶”，言外之意当理解为不在“满径蓬蒿老不华”的北京西郊，而在南京的“温柔富贵乡”里。那么，第四条脂批中所说的“三十年”与第二、三条批中所说的“三十年”也只是巧合。“三十年来”云云，也只是批者在说个人的事。
雍正5年丁未(1727)十二月二十四日，雍正下令抄曹府。此时李煦已下狱，“树倒猢狲散”之感当油然而生。从这一年往后推三十五年为乾隆27年壬午(1762)，与第四条脂批的年分相同。所以，前三条脂批批于这一年，也不是没有可能。倘若此说能成立，第二、三、四这三条脂批中的“三十年”，似当理解为曹雪芹与畸笏叟到北京后所度的岁月，亦即他们有可能是雍正10年壬子(1732)从南京到北京来的，那时曹雪芹是十五岁。因此，所谓“三十年前作书人在何处耶”当理解为仍在南京而不在北京。
倘不发现新的材料，我们认为上述三种可能性都有。然而以第一种可能性为最大，第二种次之，第三种又次之。因为第三条脂批分明是属第一次读此书时所写的批语。倘若说畸笏叟于丁丑年那次读《红楼梦》是出甲戌本后第一次读，当时写下了这三条批，这还可以说得过去；而说他壬午年读《红楼梦》是第一次读，就说不过去了。再说，曹府实际被抄时当在雍正六年，往后推三十五年已入癸未年。因此，从雍正五年算起，这本身似有点勉强。
戴不凡同志既认为第一条脂批是写于壬午年而又理解为“作书人已死”，这难以令人信服。首先，如上所说，此批写于壬午年，可能性不大。其次，与书里情节连起来看，引起批者“失声大哭”的是“五件”弊病，不是什么与作者有关的掌故，哭的是家政腐败，不可收拾，并由此而想到自己的身世遭际，不是哭什么作者已死。脂戚本此段有双行夹批云：“五件事若能如法整理得当，岂独家庭，国家天下治之不难。”便是明证。最后，戴不凡同志把第一条脂批定于壬午年所写，把“三十年前”理解为“作书人”的定语，从而上推三十年为壬子年，结论是：“按雪芹生于乙未(1715)说，壬子他才十七岁”，“若按雪芹生于甲辰(1724)说，壬子这年他才八岁”，说他“撰此《石头记》一书，岂非神话”!戴不凡同志又坚信此书第一回里的“方从头至尾抄录回来”云云，是“由脂斋特地为之保留下来的雪芹弟弟棠村写的《风月宝鉴》旧序”，并认为“雪芹只有一个早死的弟弟棠村”。诚然，说十七岁或八岁时的曹雪芹写出了《红楼梦》，固然是神话。假定棠村比雪芹小三岁，说十四岁或五岁的棠村给《风月宝鉴》旧稿写了篇能预卜此书未来的序，也未免有点是海外奇谈。倘言石兄《风月宝鉴》写在先，棠村序言写在后，所以棠村写序可能是在死前几年。然而，戴不凡同志不是说此序是为石兄“旧稿《风月宝鉴》”写的“旧序”吗?“旧稿”上的“旧序”当是写在空空道人“改《石头记》为《情僧录》以前”的那一“稿”上的“序”，其年代之久远自可知矣!
然则，说曹雪芹撰写《红楼梦》是始于三十岁左右，还能不能从脂批中找出旁证呢?能。第二十二回，写只因贾政在座，“虽是家常取乐，反见拘束不乐”，庚辰本有双行夹批说：
非世家公子断写不及此。想近时之家，纵其儿女哭笑索饮，长者反以为乐，其无礼不法何如是耶。
不止玉兄一惊，即阿颦也不免一吓。作者只顾写来收拾二玉之文，忘却颦儿也。想作者亦似宝玉《西厢》之句，忘情而出也，呵呵!
这里所谓“《西厢》之句”，是指宝玉去看黛玉，于窗外忽听得黛玉“细细的长叹了一声，道：‘每日家，情思睡昏昏!’宝玉听了，不觉心内痒将起来”，进室后忘情而出说紫娟：“好丫头!‘若共你多情小姐同鸳帐，怎拾得垒被铺床?’”批者用此来与作者开玩笑，可见是以为这是雅趣，而倘若作者已逾青壮年时期，行将半百，那赫然写下这种批语，就不是什么雅趣，叫人肉麻了；而从两性关系上令人肉麻的庸俗批语在脂批里是从未一见的。
(三)作诗的人就是作书的人
前几年就有一种说法，认为《红楼梦》的作者不是曹雪芹，但书里的诗是他作的。戴不凡同志发展了这一见解，认为书中的诗有的是曹雪芹做的，有的是“石兄”做的，至于“何者为石兄旧作，何者为雪芹新作”，脂砚斋“心里有数”。而我们从脂批中得出的结论却又相反：在《红楼梦》的创作过程中，作诗的人也就是作书的人；戴不凡同志小举为“石兄”的诗，脂批指明是曹雪芹的诗。
《红楼梦》里的诗，在曹雪芹生前无他人所作，这于脂批中有明示。第七十五回，庚辰本回前总批说：
乾隆二十一年五月初七日对清。缺《中秋诗》，俟雪芹。
乾隆二十一年是丙子年(1756)，离曹雪芹之死，按“壬午”说是六年，按“癸未”说是七年。缺几首《中秋诗》，等曹雪芹补写，等了六、七年，一直等到死，不知由于什么原因，曹雪芹没有去补写，当时的文人们也没有代劳，时至今日还仍付阙如。又第二十二回，庚辰本回末总批说：
此回未(补)成而芹逝矣，叹叹。丁亥夏，畸笏叟。(“补”字据脂靖本添)
丁亥年(1767)离壬午年为五幊?，离癸未年为四年。脂砚斋和畸笏叟都比曹雪芹死得晚，第二十二回后半回由于“破失”而缺黛玉的灯迷诗，雪芹生前没有补成，死后脂砚斋和畸笏叟谁也没有代拟一首，所以目前的甲戌本、庚辰本、脂戚本等均付阙如，直到梦觉本才有人给补上。由此可见，庚辰本等正文里的诗均是曹雪芹所作。
只此一诗便妙极。此等才情自是雪芹平生所长。余自谓评书，非关评诗也。
问题是清楚的，批者认为曹雪芹撰写《红楼梦》，当中也有“传诗”的意思。然而，戴不凡同志为了否定曹雪芹是《红楼梦》的撰写者，对这条脂批作了如下的校订：
这么一校订，我觉得甚为不词。“当漏：诗词”吗?未必。写“诗词”当然是要“传”，倘不是与“撰”相对而言，又何必要加个“亦”字。况且，当时诗词在文坛上的地位，要比小说高得多。曹雪芹完全可以使自己的诗词直接“传”，又何必写入他人著的小说中去“传”?倘说这条脂批，原来就有点不词，谁都可以校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那就让我们再看一条语义极明的脂批。这就是第二十二回，贾宝玉词《寄生草》下，庚辰本的双行夹批：
看此一曲，试思作者当日发愿不作此书，却立意要作传奇，则又不知有如何词曲矣。
“看此一曲，试思作者当日发愿不作此书，却立意要作传奇”，就是“看此一曲，试思作者当日发愿不作《红楼梦》，却立意要作传奇”!难道这还需申说吗?然则作“此一曲”(诗)的人，当然也就是作“此书”的人了。谁呢?曹雪芹!质之戴不凡同志，以为如何?
三、如何理解书中的“矛盾现象”
戴不凡同志在他的文章“内证”部分列举了《红楼梦》里的种种“矛盾现象”。我觉得这些“矛盾现象”是存在的，不少同志也曾经指出过这一点。然而，如何理解这些“矛盾现象”，以往的研究则不够。戴不凡同志现今作了一番探讨，是有意义的。其意义已超越《红楼梦》作者问题的研究范围，涉及到如何看待《红楼梦》的艺术成就以及我国古典文艺的艺术传统问题。全面地谈论这一问题，非我水平所能及，也不是本文的任务。现在仅就戴不凡同志如下的结论提一点自己的想法。戴不凡同志说：《红楼梦》中“某些显而易见的矛盾，非常清楚地向我们显示：雪芹确是根据他人(石兄)旧稿重新改写成这部伟大小说的。”他这里所说的“某些显而易见的矛盾”，就是文章中列举的四个“内证”。
“内证之一：大量吴语词汇。”《红楼梦》里的京语词汇，是人们所易见的，也曾有人作过专门研究。《红楼梦》里的吴语词汇，则比较难察，尽管也有人指出过，但对它研究不够。戴不凡同志列举了种种事实(虽则某些词汇还可研究)，说明《红楼梦》里除了“纯粹京语”以外，还存在着大量“吴语词汇”，这对研究《红楼梦》的语言特点是有裨益的。问题是：怎样解释《红楼梦》中这种“纯粹京语和道地吴语”并存的现象?戴不凡同志的回答是：“看来只能是这样理解：它的旧稿原是个难改吴侬口音的人写的(他还能说南京话和扬州话)；而改(新)稿则是一位精通北京方言的人的作品。后者是在别人旧稿基础上改写的。在改写过程中，由于创作中可以理解的种种原因，故书中语言未能统一，致出现南腔北调的情况。”我不敢苟同这种看法。我认为《红楼梦》熔“纯粹京语和道地吴语”于一炉，这说明它在语言运用上堪称是“北京话和南方话”的合璧。对于这一点，脂砚斋曾反复说过三次：“此书中若干人说话语气及动用前照(按：疑误)饮食诸赖(类)，皆东西南北(按：指方言)互相兼用。”(第三十九回)戴不凡同志说：书里“同一家子的父子、兄弟、夫妻甚至于同一个人在同一场合对同一个人的称呼，都是南腔北调毫无定准的”。我认为这便是属于脂砚斋所说的“东西南北(方言)互相兼用”，但脂砚斋从未说过这是由于出自不同的人之笔所造成。而戴不凡同志却对脂砚斋就书中用语的复杂问题“三次为之声明”很反感，说“不过是多余的哓舌”，真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再说，一部书中，甚至一篇短篇小说里，出现南北语兼用的情况，也是屡见不鲜的；而且越出自语言巨匠之手，越是如此。我们知道，鲁迅的短篇小说是以北京话为基础的普通话写的，但里面就有不少绍兴的方言土语。假若据此而认为《呐喊》和《徨》是鲁迅根据一个难改越地乡音的人写的旧稿改的，我们总不会同意吧!曹雪芹在南京度过了他的童年，随其家族北上时，已留有“秦淮风月忆繁华”的记忆；到北京以后，由于其家族操惯了南方话，所以他在家里操吴语，到外面操京语，因而既通吴语又通京语，写作时付之于笔端，便出现了“东西南北互相兼用”的情况：这样解释，我想，总不是一无道理吧。
“内证之二：雪芹将贾府从南京‘搬家’到北京”。从地名上说，《红楼梦》里的地名除了曹府在被抄前所生活和活动的地方，如南京、苏州、扬州、镇江等用其真名以外，其他地名都用假，如雨村的本贯“胡州”犹言“胡诌也”，封肃的本贯“大如州”犹言“大概如此之风俗也。”这一点，明了作者创作情况的脂砚斋辈说得很清楚。而即便是实有其地的“长安”，甲戌本《凡例》也说：“书中凡写‘长安’，在文人笔墨之间则从古之称；凡愚夫妇、儿女子家常口角则曰‘中京’，是不欲着迹于方向也。盖天子之邦，亦当以‘中’为尊，特避其‘东、南、西、北’四字样也。”从取材上说，《红楼梦》里既写了曹府在南方时的生活，如前面所说的宁府“五弊”，也写了曹府到北京后一度“中兴”时的生活，如前面所说“谢园送茶”。从艺术手法上说，把贾府的地址写得似南似北，除了作者是在搞“烟云模糊法”以外，写雪、写竹、写桂、写菊也是出于溶诗情画意于故事情节的艺术需要。况且地名在我国古代小说家们的笔下，历来不是随 拉来，就是出于虚设，总是真真假假的；取材于历史故事的《水浒》中的“梁山泊”今尚难考，又何况是那提炼于现实生活的贾府。因此，《红楼梦》里南方景物和北方景物并存的现象，我认为是出于作者“天上人间诸景备，芳园应锡大观名”这一总的艺术构思，不是由于“旧稿作者心目中的贾府原在南京”而“曹雪芹将贾府从南京‘搬家’到北京”所致。假若一定要说“贾府究竟位于何处”，这在作者心目里“总是有个‘底’的”；那么，我看这个“底”是在于南京曹家门前的槐和北京曹家门前的柳——“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
“内证之三：时序倒流”。从考证方面来看，我承认《红楼梦》里有“时序倒流”的现象。从艺术欣赏方面来看，除了个别的细节以外，我不承认《红楼梦》里有“时序倒流”的现象。这可以从两方面说。一方面，在我国古典小说中，比较注重的是“遗形取神”，“神似”重于“形似”，对于时空观念方面的东西往往比较漠视，只要做到达意就行；另一方面，在情和景的关系上，景为情用，情外一般无独立存在价值的景。与此相联，我国古代其他文艺样式中“情”和“景”的关系，也是“景”因“情”设，“情”由“景”生，情景交融。所以王维的《雪里芭蕉》能成为名画，尽管雪和芭蕉在自然界是不能交映生辉；所以，谢榛说“景乃诗之媒，情乃诗之胚，合而为诗。”(《四溟诗话》)雪芹“其人工诗善画”(张宜泉《题芹溪居士》)，在写作《红楼梦》时又经常好以诗的意境和画的意境融入于故事情节，遂成为此书的一大艺术特色。后世的一些红学家们以书中的景的交换来判断岁月的流逝，并用以算月计年，盖为曹雪芹始料所不及。而用这种方法去评述《红楼梦》，一不小心，我以为会如鲁迅所说，堕入“挑剔破绽的泥塘”。而若果如戴不凡同志所说，造成《红楼梦》里“时序倒流”的一重要原因，是由于曹雪芹在修改石兄的《风月宝鉴》时“成‘片’剪裁挪移旧稿”，那么，这“层见叠出”、“成‘片’剪裁挪移”的“旧稿”，并且是“剪裁”于“一部黄色小说”中的“成片旧稿”，能于曹雪芹所新添的情节相谐和吗?能“化腐朽为神奇，把那部名为警世实则宣淫的旧稿《风月宝鉴》，……使它起了质的变化，成为不朽的《红楼梦》”吗?我真怀疑。
“内证之四：‘大宝玉’和‘小宝玉’”。从年令上说，我不同意戴不凡同志的看法，不认为书中存在什么一个“大宝玉”和一个“小宝玉”。然而，从神态和某些行动上来说，我觉得《红楼梦》里有一个“小宝玉”。从思想和某些言论来说，我觉得《红楼梦》里有一个“大宝玉”。“小宝玉”和“大宝玉”的对立统一，就是那位地主阶级的叛逆者贾宝玉。当我说“小宝玉”，我指的是贾宝玉他只十多岁，又生活在温柔富贵乡里，衣服都要别人穿，“不通世务”，在神态和行动上常带几分稚气。当我说“大宝玉”，我指的是贾宝玉他思想上早熟，能想到大人想不到的问题，能说出大人说不出来的话，比他爸爸看问题要深刻几十倍。这样一个成功的艺术形象，看来也只有“世家公子”曹雪芹能塑造出来。它使我想起了有点象郭沫若同志的《少年时代》中的那个早熟的少年“我”。总不能说，这部作品里存在着一个“大我”和一个“小我”，并由此而认为这部作品是他人旧作，经郭老改写的吧!电影《哈姆雷特》的主人公要为父王报仇了，在情场上也有所爱者了，可也曾象贾宝玉那样倚在母亲怀里，让“母亲摩娑托弄他”。总不能说，由于出自两个编导者之手，因而银幕上出了一个“大哈姆雷特”，一个“小哈姆雷特”吧!再说，《安娜·卡列尼娜》中安娜的岁数，由于作者一时疏，忽曾出现过矛盾处，也总不能由此而得出结论说托尔斯泰不是《安娜·卡列尼娜》的原作者吧!再说，曹雪芹把石兄旧稿里的“大宝玉”改为“小宝玉”又有什么意义呢?难道只要改小其岁数就能把一个“情擊?不是那么高尚、性格相当顽劣”的纨裤子弟改成地主阶级的叛逆者吗?而曹雪芹在动笔修改石兄旧稿之时居然连书中人物年令都没有“作些个通盘考虑”，“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弄得贾宝玉“时大时小”，与其他人物的岁数“接不上茬”；说他是“巧手新裁”，这实在是太客气了，应该叫“乱抡板斧”。
《红楼梦》第一回说：“石头”上所记的“一段故事”，“其中家庭闺阁琐事，以及闲情诗词倒还全备，或可适趣解闷；然朝代年纪、地舆邦国却反失落无考。”这是脂砚斋曾明确指出的曹雪芹所撰的“楔子”中的几句话。书里京语和吴语互相兼用，南方景物和北方景物交相辉映，地址写得似南似北，与这里所说的“地舆邦国”无考完全相符。书里的人物衣著汉官威仪和清朝服饰时此时彼，至于官制，更是列朝杂陈，(倘说“时序倒流”，这该是最大的“时序倒流”，倘说年令“时大时小”，这该是最惊人的“时大时小”)，也与这里所说的“朝代年纪”无考吻合。这就更可以说明《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因为这符合他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和自己的文艺观所作的艺术构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