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先看一下阿拉伯语原版的《一千零一夜》怎么说:
开罗Dār al-Ma‘ārif出版社1991年《一千零一夜(’Alf Laylah wa-Laylah)》阿拉伯语单行本第12册《阿拉丁与神灯的故事(‘Ala’ al-Dīn wal-Miṣbāḥ al-‘Ajīb)》:
第一段译文:
在阿拉伯语中,「中国」被称作al-Ṣīn,是一个阴性名词,绝大多数情况下需要加定冠词al-。al-Ṣīn可能直接借自波斯语的Chīn,间接借自梵语的चीन(Cīna)。
学术界一般认为,al-Ṣīn也是汉语「秦」的对音,按「秦」字上古汉语拟音为zin(郑长尚芳),中古汉语拟音为dzǐĕn(王力)。因此,本文也会在一些场合中,把al-Ṣīn译成「秦」。
解释一下穆斯塔法和阿拉丁这两个名字。
穆斯塔法(Muṣṭafā):是及物动词iṣṭafā(拣选,选择)的被动名词,意为「被[真主]选择[而成为先知]的人」,这也是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外号之一,不一样的是穆罕默德往往被称为al-Muṣṭafā,即「穆斯塔法」加上顶冠词al-。
纪伯伦散文诗集《先知》中的先知叫做亚尔墨斯塔法(Almustafa),即来自al-Muṣṭafā,也就是加了定冠词al-的「穆斯塔法」。
穆斯塔法也是穆斯林男性常用名之一,在埃及和土耳其尤其常见,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试试在上述两国的火车站大喝一声Muṣṭafā,看看会有多少人回头答应。
阿拉丁(‘Alā’ al-Dīn):是一个正偏组合形式的人名,由阳性名词‘alā’(高尚)和阳性名词dīn(宗教)组成,意为「宗教的高尚」。
名词dīn(宗教)加上定冠词al-时一般指代伊斯兰教,因此「阿拉丁」的实际意思是「伊斯兰教的高尚」。
现代阿拉伯国家叫‘Alā’ al-Dīn的人不多,一般都是直接叫‘Alā’,表示「高尚」。
阿拉丁和他的父亲穆斯塔法一起居住在「中国某的一座大城市」里,按照阿拉伯文学作品传统的叙事习惯,如果文中没有特别指出阿拉丁一家的祖籍来自哪里,则阿拉丁一家就默认为是中国的本地居民。
我们再看一个英文译本。
纽约American Book Exchange出版社1881年出版的《一千零一夜(The Thousand and One Nights)》英译本《阿拉丁与神灯的故事(The Story of Aladdin, or the Wonderful Lamp》:
第一段译作:
英文版译作China,显然也是「中国」。
一般认为,《一千零一夜》起源于阿拉伯民间说书人(al-rāwī)的话本,其受众是广大阿拉伯人。
说书人可能一辈子没去过中国,听众们更是如此。
那么,作为阿拉伯人的说书者,对同样是阿拉伯人的听众演绎「中国」时,也只能按照自己和听众们所处的社会去想象远方的「中国」,这样以来,故事中的「中国」也被深深地赋予了阿拉伯文化的烙印,让我们觉得「这难道不是在写阿拉伯国家」。
同样,中国明清时期的小说和戏曲,其作者是中国人,读者更是中国人,中国古典小说、戏曲中的「外国」形象(比如评论区有网友提到《西游记》的玉华州),也往往是古代中国的样子,让我们觉得「他们和中国也差不多」。
有兴趣的朋友还可以读一读《格萨尔王传》的《大食财宝宗》,格萨尔王带着岭国人民吊打大食国的的故事。岭国与大食国的战争,有可能源于从前吐蕃王朝与阿拉伯帝国的冲突。但是在《格萨尔王传》中,大食国王也有一个响当当的藏语名——赛赤尼玛。
在传统阿拉伯文化中,中国有「极远之地」的意向,这也是为什么阿拉伯人会有’Uṭlubū al-‘ilma wa-law bil-Ṣīn(求知哪怕远在中国)这样的民间谚语(也有人相信这是一句圣训,但缺乏充分证据)。
阿拉伯文书法:求知哪怕远在中国。不过书法作者还是相信这句话来自圣训,因此在左上角加了一句“真主的使者所言是实”
说书人把阿拉丁的故事设定在遥远的中国,很可能也是想:反正听众去不了中国,我的故事怎么编也不会穿帮。
以上是阿拉伯文学中的「中国」,那么历史、地理著作中的「中国」又是什么样子呢?
有的朋友对阿拉伯语的al-Ṣīn(中国)是否就是我们所定义的「中国」,在这里稍作解释:
在现代阿拉伯语中,al-Ṣīn(中国)一般作为Jumhūriyyat al-Ṣīn al-Sha‘biyyah(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
第二行的黑体字即“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中世纪阿拉伯语中,al-Ṣīn(中国)所表示的地理概念可能略为模糊,或者说它所表达的范围比我们所理解的「中原王朝」意义上的「中国」要稍大一些。al-Ṣīn(中国)即包括古代中国的「中原王朝」,有时也可能包含中国周边一些受中原王朝羁縻的区域。
在中世纪阿拉伯地理文献中,al-Ṣīn(中国)的形象往往是一个位于遥远东方的大国,城市众多,人口稠密,居民擅长技艺。
2-1、亚古特《地名辞典》:
中世纪阿拉伯地理学家雅古特·哈马维(Yāqūt al-Ḥamāwiyt,1179-1229)的《地名辞典(Mu‘jam al-Buldān)》对al-Ṣīn(中国)是这样定义的:
划线部分译文:
其中「国度」一词原文作bilād,这是一个复数名词,其单数形式balad在古代是「城市」的意思。因此,bilād在古代也表示「若干座城市组成的大区域」。
比如Bilād al-Rāfidayn(两河之地)表示美索不达米亚诸城,以及Bilād al-Shām(沙姆之地)表示地中海东岸黎凡特诸城。
在现代阿拉伯语中,balad的含义由「城市」演变为「国家」,复数bilād的含义也从「地区」演变为「祖国」。
值得一提的是,《地名辞典》有可能倾向于把「突厥」当作「中国」的一部分,因为原文是这样写的:
原文使用了从属名词shimāliyy...(...北方),这个词一般表示该地在「某个地理范围之内的北方」,而shimāliyy的原型名词shimāl...(...以北)一般表示该地在「某个地理范围以北,但不在这个范围之内」。
此外,中世纪阿拉伯史学家并不总分得清契丹人(al-Khiṭā)、蒙古人(al-Tatar)和突厥人(al-Turk)的区别,他们时常把契丹人和蒙古人当作突厥人。
「东方大海上的国度,位置靠南,突厥人(游牧民族)在北方」,这样的表述基本符合我们对「中原王朝」的印象。
2-2、苏莱曼·尸罗菲《中国印度见闻录》:
《中国印度见闻录》分为上下两卷,上卷成书于公元851年左右,下卷成书于880年左右,是最早记载中国的世纪阿拉伯史籍之一,作者苏莱曼·尸罗菲(Sulaymān al-Sīrāfiyy)是来自波斯湾沿岸港市尸罗夫(Sīrāf)的商人。
《中国印度见闻录》对中国的历史、地理、风俗、制度皆有详细描述,下卷甚至还记载了唐末黄巢(Bābshū)的叛乱。
本书的上卷是这样描述中国的:
一般认为,中世纪阿拉伯史籍中的Khānfū是中古汉语「广府(kuɑŋ pĭu)」的对音,即今天的广州。
作者在后面还介绍了中国的一些官名:
上述译文参考穆根来等根据法国学者索瓦杰(J. Sauvaget)《中国印度见闻录》法译本译出的汉译本,一些地方有所修改。
注释:
2-3、《时代史》:
《时代史(’Akhbār al-Zamān)》全名《时代、遗迹、列国奇观与水陆冒险者的历史(’Akhbār al-Zamān wa-Man ’Abādahu al-Ḥidthān wa-‘Ajā’ib al-Buldān wal-Ghāmir bil-Mā’ wal-‘Umrān, Dār al-’Andalus)》,成书于公元10世纪左右。本书作者不详,有学者认为是《黄金草原》的作者马苏迪。
《时代史》主要描述了历代先知和民族的史事,其中包括很多关于中国的描述:
文中的「安苏(’Anṣū)」可能是中古汉语「扬州(jĭaŋ tɕĭəu)」的对音。「广固(Khāqū)」可能是「广府(Khānfū)」。
由于阿拉伯语字母‘与gh、f与q、z与n字形容易混淆,「雅阿库富兹(al-Ya‘qūfuz)」可能是某个中古汉语词汇的误拼。
其中可以确定的是,ya‘或ya‘q可能是yagh或yaghq的误拼,即汉语「杨」字的对音。因此,笔者猜测「雅阿库富兹(al-Ya‘qūfuz)」的含义或有以下三种可能:
按「府君」主要有两种含义,一是汉代以来对太守的称呼,二是对已故人士的尊称。但是笔者不确定唐末五代时期的节度使是否也会被称为「府君」。
2-4、艾布·斐达《人类史纲要》:
《人类史纲要(al-Mukhtaṣar fī ’Akhbār al-Bashar)》成书于公元14世纪,作者艾布·斐达(’Abū al-Fidā’,1273-1331)是埃及马木路克王朝著名学者。
本书也对中国有着比较详细的描写:
注释:
由此可见,文中的「中国」,南抵「中国海」,北抵「雅朱者与马朱者壁垒」——长城,这也是古代中原王朝的大致疆域。
2-5、奈萨维《扎兰丁传》:
当然,也有记载得有点离谱的。
《扎兰丁传(Sīrat Jalāl al-Dīn)》全称《扎兰丁·曼库比尔提素丹传(Sīrat al-Sulṭān Jalāl al-Dīn Mankubirtī)》,成书于公元13世纪,是研究花剌子模王朝末代素丹扎兰丁的重要史料。作者穆罕默德·本·艾哈迈德·奈萨维(Muḥammad ibn ’Aḥmad al-Nisawiyy,?-1249)出生于呼罗珊地区的奈萨(Nisā,今位于土库曼斯坦境内)。
《扎兰丁传》的开头部分就提到了中国:
这段的「一道城墙」似乎指的是中国的长城。不过作者似乎对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有一些误解,比如「汗(khān)」是突厥语对君主的称呼,奈萨维记载中国的国王叫做「汗」,可能意味着他关于中国的信息是来自中国周边一些说突厥语的部族的「二手资料」。然后,奈萨维继续写道:
文中的「穆罕默德素丹」即电视剧《成吉思汗》里面那个颟顸的花剌子模素丹摩诃末。
花剌子模素丹摩诃末(穆罕默德)和他的母亲
阿勒屯汗(’Altūn Khān)可能是突厥人对金朝皇帝的称呼。因为「阿勒屯(’altūn)」是突厥语「黄金」的意思。
奈萨维显然把金朝当成了中国的全部,并且夸大了中国的疆域,比如文中提到中国国王度过恒河过冬,当然,奈萨维可能也把中国境内的某条河流当成了恒河。不过奈萨维的记载中,金朝皇帝——阿勒屯汗有着频繁徙居的习惯,这可能反映了金朝皇帝还保留着一些游牧民族的风俗习惯。
犹太教的《旧约圣经》认为,世界上的各个民族都出自挪亚(נוֹחַ Noaḥ)三个儿子——闪(שֵׁם Shēm)、含(חָם Ḥām)和雅弗(יָפֶת Yāfeth)。后来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也继承了《旧约圣经》的这种观点并有所发展。
《古兰经》将挪亚称为「努哈(Nūḥ)」,但并未记载其三个儿子的名字,不过这并不妨碍历代穆斯林史家参照《旧约圣经》的观点,将努哈三个儿子的名字写作:萨姆(Sām)、哈姆(Ḥām)、雅法思(Yāfath)。
根据中世纪穆斯林史家的观点,中国人是雅法思(雅弗)的后裔。
关于雅法思(雅弗)诸子的名字,伊本·艾西尔(ibn al-’Athīr,1160-1234)的《历史大全(al-Kāmil fī al-Tārīkh)》记载最为详细,根据《历史大全》的记载,雅法思诸子的名字分别是:
在中世纪的阿拉伯语史料中,中国不但被纳入到了「闪-含-雅弗」的神话体系中,成为努哈(挪亚)三子雅法思(雅弗)的后裔,更按照阿拉伯人重视部族谱牒的传统,被赋予了一串世系,世系的源头即是雅法思。
3-1、雅古特《地名辞典》:
《地名辞典》对中国的源流也有转述:
注释:
《地名辞典》也认为中国人源自雅法思的儿子凯马德(Kamad),但「凯马德」无法与《旧约圣经》和《历史大全》中记载的雅弗/雅法思诸子的名字对应。
3-2、马苏迪《黄金草原》:
《黄金草原(Murūj al-Dhahab)》全名《黄金草原与珠玑宝藏(Murūj al-Dhahab wa-Ma‘ādin al-Jawhar)》,是中世纪阿拉伯最负盛名的历史与地理典籍,作者艾布·哈桑·阿里·马苏迪(’Abū Ḥasan ‘Aliyy al-Mas‘ūdiyy,?-957)。
《黄金草原》关于中国的章节不但记载了中国的风俗、物产,更详细地记载了唐朝末年的黄巢(Yānshū)起义,本书也记载了中国人是雅法思的后裔这种观点,由于篇幅较长,我们只挑重点的说:
其中,法拉格(Fālagh)对应法勒(פֶּלֶג Peleg),阿比尔(‘Ābir)对应希伯(עֵבֶר ‘Ēver),阿尔法赫沙兹(’Arfakhshadh)对应亚法撒(אַרְפַּכְשַׁד ’Arpakhshad),他们都是萨姆/闪的后代。苏比勒(Sūbīl)可能是Tūbīl之误,即雅弗之子土巴(תֻבָל Tubāl)。
随后,《黄金草原》又记载道:
原文的中国都城「安穆(’Anmū)」可能是「安苏(’Anṣū)」的误拼,即扬州。
3-3、《时代史》:
《时代史》也认为中国人是雅法思的后裔,并相信中国人的祖先曾效仿挪亚造船远航:
根据《历史大全》等史料,阿米尔(‘Āmir)并不是雅法思的儿子,不过‘Āmir也有可能是Ghāmir之误,即希伯来语גֹּמֶר(Gomer,歌蔑)的对音。
还有朋友认为al-Ṣīn指的是阿拉伯半岛以东的穆斯林国家,其实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我们不妨从两方面来看。
4-1、古代中国以西的政权是否被冠以「中国」的称号
阿拉伯史书即使没有记载这些地方政权的具体名称,也会有君主的特殊称号,一般以君主的头衔加其所在的地区或城市。
然而,这些政权无论是国名还是君主称号,都极少使用al-Ṣīn(中国)这个词,我们姑且以离中国本土最近的萨曼王朝和花剌子模王朝为例。
在中世纪阿拉伯史籍中,萨曼王朝没有具体国名,有时作Mā Warā’ al-Nahr([阿姆河的]河外地区),君主叫做’Amīr Bukhārā(布哈拉埃米尔)。花剌子模王朝作al-Khawārizm(花剌子模),君主叫做Khawarizm Shāh(花剌子模沙)。
不过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喀喇汗王朝。
喀喇汗王朝确实会以「中国王朝」标榜自己,其钱币上往往带有「桃花石汗」等称号,比如下图这枚喀喇汗王朝时期的阿拉伯文「桃花石汗钱」,右图为钱币正面,左图为钱币反面:
「桃花石」在不同的中世纪阿拉伯史籍中可以写作Ṭamghāj、Ṭabghāj、Ṭawghāj、Ṭafghāj等,一般表示「中国内地」。
喀喇汗王朝学者马哈茂德·喀什噶里(Maḥmūd al-Kāshghariyy,1008-1105)的《突厥语大辞典(Dīwān Lughāt al-Turk)》也对「桃花石(Tavghāj)」进行了解释:
注释:
上文的「桃花石」写作Tavghāj,其中的v是把字母f上的一个点变成三个点,表示辅音v。三个点的v不是规范的阿拉伯字母,只有转写外语时才会偶尔用到。
《突厥语大辞典》认为,中国由「上秦(Ṣīn al-‘Ulyā)」、「中秦(Ṣīn al-Wusṭa)」和「下秦(Ṣīn al-Suflā)」三部分组成。上秦即宋朝,中秦即契丹,下秦则是喀喇汗王朝,可见喀喇汗王朝也自认为是al-Ṣīn(中国)的一部分。
但是,由阿拉伯人撰写的史料尚未发现类似的记载,《历史大全》将喀喇汗王朝的居民统称为al-’Atrāk(突厥人),称西喀喇汗王朝君主为Malik Samarqand(撒马尔罕王),东喀喇汗王朝的君主为Malik Kāshghar(喀什噶尔王)。
除此之外,与「中国」有关的还有非穆斯林的西辽政权,西辽国内有穆斯林居民但君主不信奉伊斯兰教。
《历史大全》称西辽为al-Khiṭā(契丹),称西辽开国皇帝耶律大石为Kūkhān al-Ṣīniyy(菊汗·绥尼),意为「中国的伟大可汗」。
那么「秦(al-Ṣīn)」作为地名是否存在于阿拉伯世界呢,答案是的确存在,但都是些小城或村落。
雅古特的《地名辞典》还记载了两个叫做「秦(al-Ṣīn)」的地方,它们分别位于伊拉克和埃及:
划线部分翻译:
此外,《地名辞典》还记载伊拉克中部古城瓦西特(Wāsiṭ)治下有一座名叫「秦尼亚(al-Ṣīniyyah)」的小城。
上述这些叫「秦(al-Ṣīn)」的地方,都是大城市(库法、亚历山大)的下属地区,可能是小城,也可能是村落。
我们无从考证这些地方与中国的关系,但《一千零一夜》的「中国」显然不在这些地方。
首先,原文的故事发生在「中国的某座大城市」,这个「中国」显然不是一座村镇的体量。
其次,中世纪阿拉伯人提及某个村镇的时候,一般会指出它邻近哪座城市或属于哪个地区。如果作者不做特别说明的话,al-Ṣīn所指的往往就是「中国」。
4-2、阿拉伯史料对古代中国宗教信仰的记载
在中世纪阿拉伯历史、地理文献中,中国也没有被描写成穆斯林国家,相反的是,阿拉伯史籍往往记载中国盛行的信仰是与印度一样的「偶像崇拜」,也就是佛教,
比如成书年代较早的《中国印度见闻录》是这样记载的:
关于古代中国的宗教,作者在后面继续写道:
注释:
可见,《中国印度见闻录》的作者能过观察到中印两国的宗教交流,了解到了中国的佛教起源于印度。
上文提到的budd(佛陀)一词,中世纪词典《阿拉伯人之舌(Lisān al-‘Arab)》认为这个词来自波斯语:
注释:
实际上,这个词可能先是从梵语进入波斯语,然后又从波斯语进入阿拉伯语。
现代阿拉伯语中,「佛陀」用būdhā表示,由此派生的从属名词budhiyy表示「佛教徒」,人造词根al-Būdhiyyah表示「佛教」。
《时代史》认为中国人最初信奉的是萨比教(al-Ṣābi’iyyah)——撒比教又名「拜星教」,公元1-2世纪出现于阿拉伯半岛北部,是一种阿拉伯本土的多神宗教,但其教徒通常被穆斯林政权识别为「受保护民」。
本书作者可能把源于印度的佛教信仰误以为是「国王崇拜」,因此书中所形容的「金像」,可能指的是中国的鎏金佛像。
《黄金草原》对中国人的信仰记载得更为详细,我们只摘取其中一处关于古代中国人宗教信仰的论述:
注释:
值得一提的是,《黄金草原》对中国的态度较为友好,书中不乏对中国的赞美之词,即使中国人「崇拜偶像」,马苏迪也把它温和地解释成为一种「崇拜真主的不恰当方式」,而不是用「异教徒」的标签棒杀。
还有一些阿拉伯史籍记载中国存在摩尼教徒,伊本·艾西尔的《历史大全》认为西辽皇帝耶律大石也是一位摩尼教徒:
耶律大石在《历史大全》中被称为「菊汗(Kūkhān)」。摩尼教徒(Mānawiyy)在本书的其他版本也写作Mānawiyy al-madhhab,直译过来表示「属于摩尼教门下者」。
此外,一些阿拉伯史料还认为一些中国人信奉祆教。《人类史纲要》前面举过例子,这里再画一下重点:
《一千零一夜》是一部文学作品,阿拉伯文学作品的创作必然源于阿拉伯人的实际生活,因此即使是描写中国的作品也难免带有明显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特色,人物、情景恍如阿拉伯世界。
中世纪阿拉伯史籍中,「中国」的外延无论多模糊,也会包括中国的中原地带,al-Ṣīn(中国)不表示「中国」的情况几乎不存在。这些史料认为中国位于遥远的东方,国土辽阔,城市众多,居民多才多艺。
中世纪阿拉伯史籍中的「中国」并不信奉伊斯兰教,阿拉伯人撰写的史籍也基本不会把古代中国周边的伊斯兰教政权当作中国。
唯一可能的例外是喀喇汗王朝,喀喇汗王朝或认为自己属于「秦」的一部分,《突厥语大辞典》的记载可以作为证据,但是阿拉伯人撰写的史料尚未发现类似观点。不过,喀喇汗王朝确实有相当一部分领土位于今天的中国境内,因此我们把喀喇汗王朝定义为中国古代的地方政权也是没有问题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阿拉丁就是一个居住在中国本土的中国人,即使他不居住在中国本土,也有可能居住在被认为是古代中国地方政权的喀喇汗王朝。
阿拉伯语:
英语:
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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