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林纾：中国首位翻译《茶花女》的文学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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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各有命，也有运。虽有富贵贫贱，但都不枉此生。

如今福州的莲宅村，早不是当年的农村，位于市中心六一中路西侧，虽然在路口竖着牌坊，但里面没有一亩田，齐刷刷的都是居民楼，只是在建筑群中有着一块空地，在一座红亭子的后面有着一幢古民居，那就是林纾的出生地，也是他的纪念馆，更是全国唯一以他名字命名的建筑。

住宅区的人很多，来来去去的人都急匆匆路过，仿佛这座坐西朝东、占地面积500平方米、建筑面积360平方米、由石门框、插屏门、厅堂、厢房、天井、披榭的建筑只不过是一座普通房子而已。

反而是远道而来的外地人，如同“朝圣”一般的崇敬。他们似乎将这里的一砖一瓦都看得神圣，尤其那本《巴黎茶花女遗事》更让来者肃然起敬。那是一套两册线装木板刻书籍，封面存原签，扉页浅绿色色纸，上有林纾手书“巴黎茶花女遗事，冷红生自署”，背面刻“己亥正月板藏畏庐”。卷末刊“福州吴玉田镌字”。

或许福州得功名的人很多，读书人更是无数，因此人们不太记得身边这位村秀才，更不知道这套价值6位数的书的主人居然就与他们近在咫尺。

林纾，原名群玉、秉辉，字琴南，号畏庐、畏庐居士，别署冷红生，晚称蠡叟、践卓翁、六桥补柳翁、春觉斋主人。其实很多别称笔名都是后半生成名之后才有，每个雅号都有缘由，不仅是人生经历的阶段，更是对事物的感悟与思虑。

家境不好的他，晚上读书只能和缝补衣裤的母亲共用一盏油灯，越是这样，越想读书中举，用仕途改变命运。他发奋诵读《毛诗》《尚书》《左传》，酷爱《史记》，并节衣缩食购阅残破古籍，至20岁以前，校阅不下2000余卷。在得到福建督学孙诒经的赏识后，破格录入县学读书，28岁的他终于告别“童生”为秀才。1882年秋，他乡试中举。

至此，林纾以为离人生目标不远，于是信誓旦旦赴京赶考，结果“七上春官，屡试屡败”。那时福州交通闭塞，赴京考试路途艰难，少则几个月，多的一年半载，不仅耗时，更是耗资不菲。几次的赴京赶考就耗尽了半辈子的时光，由此可见读书不易，考状元更不易。

不仅如此，就在那几年家里的亲人也接连病逝，在他发妻刘琼姿去世后，他以锥心之痛写下《亡氏刘孺人哀辞》，将“孺人(刘氏)竟不终事余”归结为天意，痛悔刘氏生前他们夫妻或有争执之时自己不知谦让。

之后有人说，林纾成为中国第一个翻译外国文学人，他翻译的《茶花女》，是因为小说触动了他对亡妻刘氏的思念，融入了对亡妻刘氏的真情。也有人说，《茶花女》很可能触动了林纾的另一条神经，或者说在翻译《茶花女》的过程中，很可能融入了他对另一位女子的情感：这人是苍霞洲歌妓谢蝶仙，这位色艺俱佳女人想给林纾续弦，屡屡赠送礼物表达心迹，写信邀他前往相会。

出于自身与家庭的种种现实考虑，林纾最终还是拒绝了。之后，谢蝶仙嫁给一个广东茶商，仅3年便抑郁而死。林纾写过自我小传《冷红生传》，便有此类记载，创作的自传体小说《秋悟生》更有详细描写。更有人将林纾的《巴黎茶花女遗事》与谢蝶仙联系，觉得两者有着相似的故事，因此在听到好友王寿昌介绍名著《茶花女》时，感情瞬间迸发，决意用中国文言文将此故事记载下来，至少给自己一个存念。

现在看一本外国名著不难，但在100多年之前封闭的中国，那可是一件非常难的事。可以说，在林纾之前，中国还没有一本“中文”版的外国小说，正是这个“金榜不题名”的林纾，在情感交融之际，无意开启了一个先河。

如果林纾还在，一定会对“外国文学翻译家”这个称呼感到纠结。他虽略知文学，但不懂外语，他的翻译作品全都是借助别人的翻译，然后用自己的“文言文”将其记录，更何况加入了自己对事物的理解，以及赋予自己的感情，因此有人对林纾提出了“译文不忠”看法。

如林纾翻译的狄更斯《滑稽外史》第17章中：那格……始笑而终哭，哭声似带讴歌。曰：“嗟乎！吾来十五年，楼中咸谓我如名花之鲜妍。”——歌时，顿其左足，曰：'暖夫天！’又顿其右足曰：“嗟夫天！十五年中未被人轻贱。竟有骚狐奔我前，辱我令我肝肠颤！”

这样的翻译效果见仁见智，“学院派”人士可能认为“译文不忠”，但文学家却有认同感：胡适说“林纾是介绍西洋近世文学的第一人”；郭沫若说“林纾的小说，是我嗜好的一种读物。”；钱钟书说“我发现自己宁可读林纾的译本，不乐意读哈葛德的原文。理由很简单，林纾的文笔比哈葛德的英文文笔高明得多。”

在《巴黎茶花女遗事》出版20多年后，林纾感慨写下了“不向情田种爱恨，画楼宁负美人恩”的诗句。他在意自己的情感世界，不在意怎么翻译，何况他是翻译“第一人”。

1884年，法国军队突袭福州马尾港，福州海军溃败。听到这个消息，林纾与好友相抱而哭。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林纾愤然疾呼：“吁嗟乎！堂堂中国士如林，犬马宁无报国心？”

1895年，康有为发动了“公车上书”，林纾也与陈衍、高凤岐等人“叩阙上书，抗争日本占我辽阳、台湾、澎湖诸岛事”，但俱被都察院驳回。

1898年，林纾等人往都察院上书，抗议德国借教案强占胶州湾，请清帝“下罪己之诏”，并写《将出都与某御史书》抒发内心愤懑。

可见，“不向情田种爱恨”的林纾，并非不喜欢倾慕他的谢蝶仙，更不是“不闻窗外事”的贤士，他在近200部翻译作品里，以及在祖国危难关头，恰恰是充满深深的爱、深深的恨。

192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他最后一本《书畏庐三集》后，林纾逝世，终年73岁。

……

一个多世纪后的今天，林纾的故居依然矗立在莲宅村里，与附近的车水马龙共处，两者仿佛在隔世相望。

时代在变化，命运在变化，情感世界的爱恨却是永恒。(福建侨报 林小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