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年时，郑克鲁曾在海南岛的教会学校上学，那时候就能把课本从头到尾背下来。小学三年级时，因父亲工作调动，举家迁居上海，郑克鲁入读南洋模范小学，文学才能开始显露。郑克鲁至今还记得第一次参加作文比赛获奖的情形：“那时候我家住在北四川路（现四川北路），靠着马路，晚上油灯亮了，行人从窗前经过，我写了我的感受，就得了奖，奖品是一本《三毛流浪记》。”上了中学以后，郑克鲁成为了一名文学青年，那时候最喜欢的是俄罗斯文学，这多少有时代的原因，第二就是法国文学。1957年参加高考，考上了北京大学外语系，当年俄文专业不招生，郑克鲁便“退而求其次”地选择了法语专业。
北大的五年是郑克鲁法语文学生涯的起点。在当时，国内各大学的外语系都是以教语言为主，唯独北大西语系特别重视文学。法语专业的学生不仅要上两年以上的“法国文学史”课，还要上“欧洲文学史”，而“中国文学史”和汉语课则是由中文系的老师教授。除了文学教育的宏富丰赡，北大也为写作文学批评提供了充足的机会。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文艺界兴起过一股讨论、批判法国古典小说《红与黑》的热潮，1958年电影《红与黑》上映，郑克鲁和三位同学共同撰写了一篇8000字论文，讨论小说和电影的关系和异同，发表在《中国电影杂志》上，从此走上了文学评论的道路。郑克鲁认为，自己在语言方面的天赋不高，后来的成绩都是靠勤奋学习取得的。法语是一门逻辑十分缜密的语言，读起来优雅流丽，因此语法比较复杂，还存在大量的连读和同音词，入门颇不容易。郑克鲁说自己从北大毕业时还没能跨过语言关。1962年，他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读研究生，师从著名作家、翻译家李健吾先生，导师让他读卢梭的《新爱洛依丝》，看起来很是吃力。郑克鲁1965年研究生毕业后仍留在社科院工作，“文革”随即开始，一切工作停滞。1969年，整个社科院一起下放到河南信阳的息县，出人意表的是，恰恰是下放的一年多时间“帮了大忙”，郑克鲁的法语水平突飞猛进。“我那时想，我吃饭的工具还是法语，法语要想办法过关。当时周围也没什么书，只有一本两万六千生词的《法汉词典》，我就开始背词典。”郑克鲁背词典的方法和一般人不一样，需要无限的耐心和坚持。开始的时候，他早上起来花一个多小时，背一到六页，上午开会的时候走神几分钟在脑子里过一遍，大概能记得60%，中午午休的时候再背一遍，这次只需要四五十分钟了，下午劳动间隙休息的时候，对着田野再默背一次，记得的更多了一些，晚上睡觉打着手电在蚊帐里再背一遍，用时更短。这六页单词连续背三天，第四天开始背二到七页，同样地背三天，始终以这样的步骤，一步步往前推进。大半年后背完了一遍，再从头背第二遍。离开河南回到北京时，郑克鲁翻看读研究生时购买的苏联版《红与黑》、《高老头》，发现几乎每句话都能看懂，心下惊异，同时也明白自己的语言关算是闯过了。于是，他开始在社科院的图书室里读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九十多部作品我看了90%，也就是80多部，当时国内没有人能看这么多。”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社科院群星璀璨，几年后郑克鲁和柳鸣九、张英伦合写《法国文学史》，他写巴尔扎克，卞之琳、罗大冈等老先生都当面称赞，冯至还问他要了打印本，说写歌德的时候要参考。郑克鲁对于社科院的往事也记忆犹新。当时卞之琳是西方组组长，每周五开政治学习会，基本上是他一个人在台上唱独角戏，那时候他已经把莎士比亚的几部悲剧译成中文了，翻译、诗歌、论文都十分精彩。杨绛的翻译方法十分独特，她译《堂吉诃德》，现在草稿上把每句话用几种不同的语法翻译出来，然后再糅合在一起，誊写在稿纸上。“她每天只翻译600个字，一个月就是一万八千字，现在我们要是这么译就没法吃饭了，但他们那一辈人对翻译的耐心、认真，确实是楷模。”钱锺书则是出了名的背书大王，“我虽然背字典，但也背不过他，没有人能背过钱锺书！”郑克鲁有一次在图书室借书，就听到钱锺书在另一个隔道里念念有词，一边背一边核对原文。“在息县的时候，钱锺书是邮递员，他怎么练外文？他给杨绛写信，说我今天看到一个人，很像《吉尔布拉斯》里的一个老头，然后把书里面对这个人物的描写整段默写出来，这个太厉害了。”郑克鲁觉得老先生们身上的很多东西是没法学的，但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使命和舞台。“文革”结束后，郑克鲁和他的同龄人们继承前辈的衣钵，成为了外国文学研究和译介的主力军。
郑克鲁主编的高教版《外国文学史》。郑克鲁留学法国期间收集的资料中包含了大量的法语诗歌，到上海师范大学任教后，他开始有计划地翻译法语诗歌，出版有《失恋者之歌：法国爱情诗选》、《法国抒情诗选》、《波德莱尔抒情诗选》、《法国诗选》等作品。翻译了一万多行法语诗的同时，郑克鲁还完成了国内第一部系统、全面阐释法国诗歌历程的学术专著《法国诗歌史》。不过，他影响最大的文学史著作是1999年出版的高教版《法国文学史》（上、下）。1993年，郑克鲁受教育部委托，主持修订了一部《外国文学史》大纲，1994年开始正式编写《外国文学史》。郑克鲁回忆说，“一般编一部教材就两三年，我编了五年，因为我的目标是超过原来大学里使用的文学史教材，我有我的思路、主张和写法。我现拟了一个提纲，请参与编写的专家学者来开会，过了一段时间又把范本发给他们，既有概论的范本，也有作家作品研究的范本，就这样写了五年。”这部教材出版后，受到广泛的肯定和欢迎，很多学生就因为喜欢这本文学史报考了郑克鲁的研究生。这套书目前仍保持了每年6-8万册的发行量，是国内高校中使用率最高的外国文学史教材。除了教材的编写，郑克鲁在教学上也有独到之处。他在上师大开设的“法译汉”翻译课很受学生欢迎，他在多年的翻译中积累了很多实例，“很多名家也有错译的例子。比如阿波利奈尔的代表作《米拉波桥》开头的几句：Sous le pont de Mirabeau coule la Seine/Et nos amours/Faut-il qu’il m’en souvienne. 第一句是倒装句，正确的译文是：米拉波桥下塞纳河流逝/我们的爱情/还要记起吗，但有些译文写成了：米拉波桥下塞纳河流逝/和我们的爱情，et确实有‘和’的意思，但第一句里的coule是第三人称单数的动词变位，所以流逝的动作的主语就是塞纳河，和我们的爱情没关系，这样的例子蛮多的，学生对这个最感兴趣。所以我说，你首先要把句子语法结构搞清楚，不然肯定错误百出。”郑克鲁还会向学生强调，做翻译除了法语要过关，中文也要过关。他也会提醒自己，十万字的译文里面总要有一两个词是不大常见的，他把《悲惨世界》里的主教的姓氏Bienvenue翻译成“福来”，因为他给人民带来的幸福，说他关心人民疾苦，他用了“恫瘝在抱”这个词。“如果读者有心的话，查一下现代汉语词典，就掌握了这个词。中国的古典语言并没有完全死去，你用了，它可能就活过来了。一个优秀的翻译家，要给中国的老百姓提供一些精美、丰盛的作品。”2009年退休后，郑克鲁仍然笔耕不辍。每天早晨，他和夫人朱碧恒一起步行穿过上师大的校园，来到位于文苑楼14层的办公室，打开电脑开始一天的翻译工作，直到晚上八九点才回家。他目前正在翻译雨果的《海上劳工》，是他计划出版的《雨果小说全集》中的其中一部。这本小说开头几万字是介绍英吉利海峡两个岛屿的情况，里面有很多冷僻的动植物词汇，很难找到对应的中文翻译，因此过去的译本往往会把这一部分删去不用，但郑克鲁觉得还是要让读者看到小说的全貌，因此决定翻译出来。郑克鲁说，他过去也有不少其他爱好，象棋、围棋下得都不错，但因为觉得浪费时间，他把这些兴趣都舍弃了，翻译是他现在唯一的爱好，“虽然年纪大了，但只要还有精力，就会一直翻译下去。人生的意义就是你给世上留下了什么，什么都没留下，就白过这个人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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