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庵与罗贯中的传奇人生

施耐庵（1296？～1371？），名子安，又名肇瑞，字彦端，号耐庵，元末明初人。他出生于苏州一个贫寒之家，他的父亲施元德操舟为业，每天的收入只能勉强维持一家生计。也正缘于此，年幼的施耐庵虽聪慧机灵，但无法进入私塾读书。他经常怀着羡慕的心情去私塾，别的孩子在屋中读书，他就在窗外旁听；等到私塾散了学，他还要求那些上私塾的孩子把学到的东西讲给他听。就这样，他逐渐地能够识文断字了。这使他愈加对读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断借书看，向邻人请教，断断续续竟读完了《大学》、《论语》、《孟子》、《诗》、《礼》等经典书籍。十三岁时，他已能在大庭广众之中，对答如流，下笔琳琅了。 　　十三岁时，邻居老人病故，约请在浒墅关教私塾的季秀才来写祭文。季秀才未能及时赶到，别人就提议让彦端试试。耐庵少年气盛，欲显其才，也不推让，走过来一挥而就。后来，季秀才看了这篇兼有稚气和才气的祭文，称赞不已。主动提出，带施耐庵到浒墅关去免费读书。 　　施耐庵在浒墅关读书，十分珍惜这次机会，所以读书特别刻苦。他不仅熟读了诸子百家，而且博览群书。当时已是元朝末年，社会动荡，汉族人民饱受统治者的蹂躏和民族压迫，民族反抗的暗流也在酝酿之中。民间市井广为流传的“晁盖智取生辰纲”、“宋江杀阎婆惜”、“杨志卖刀”“花和尚”“武行者”等故事，极大地引起了施耐庵的兴趣。他常常在课余到书场听书，并且对这些“仗义英雄”、“擎天好汉”流露出浓重的敬佩之情。 　　通过在浒墅关的刻苦攻读，施耐庵在十九岁时考中了秀才。他才思敏捷，出口成章，又不断地拜访结交当地的宿儒名士，已逐渐成为了一位满腹经纶的饱学之士。他为人极具侠义心肠，与当地慷慨纵横的豪杰志士亦交往过密。二十八岁时，他参加了乡试并考中了举人。 　　约在三十六岁的时候，施耐庵赴京城应试。天从人愿，秋闱一举告捷，施耐庵中末榜进士。发榜后，在拜师谢友之中他结识了同榜考中的刘善本与刘基，三人一见如故，十分投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不久，朝廷派遣施耐庵到钱塘县担任县尹。可当时官场黑暗，以元人为首的地方官僚骄横、淫奢、残暴，施耐庵只做了两年钱塘县尹，无法为民做主，不愿昧心侍奉权贵，便愤然挂冠弃官而去。 　　施耐庵归家后，在杭州设馆授徒为业。这期间他又遍访浙中名士豪杰，旁涉百家，举凡群经诸子，词章诗歌，天文、地理、医卜、星相等，他已无不精通。约在四十岁的时候，施耐庵在一次宴会中，结识了流寓苏州的青年学子罗贯中。罗贯中虽生活困顿，在座中亦年齿尚幼，但谈吐恢宏，识见阔大，慷慨潇洒，颇具豪杰之风，引得施耐庵大为赞赏。罗贯中也早已钦慕施氏的人品学识，遂拜施耐庵为师，二者相得甚欢。 　　罗贯中（1315？―1385？），原名本，后自号湖海散人，元末明初太原人。他出生于一个以贩卖丝绸为业的商人家庭，是这个家中的独子。他早年的时候家道颇丰，其父罗锦为了振兴门楣，曾延请当地最好的塾师课子读书，使罗贯中打下了很深厚的文化、文学根基。但在罗贯中少年时期，他的家境已开始逐渐走向败落，母亲也在日夜操劳之中染疾病逝。无奈之下，罗贯中跟随父亲奔徙江浙一带，帮助父亲料理商号的绸缎生意。他曾多次到过杭州，在帮助父亲打理生意之余，，还热衷于到瓦肆书院中听民间艺人讲书，并因此结交了一批志同道合的青年朋友。 　　当时的杭州不仅是人口云集、商业发达的繁华城市，又由于距离元代残酷的统治中心较远，也成为了全国民间市井艺术的重要中心，戏剧演出和“说话”艺术在这里发展得的异常繁盛。因此，不少北方的知识分子、“书会材人”等，都先后迁徙到了杭州一带。罗贯中深深地被这里浓郁的民间文化氛围所吸引、感染，因此，在他父亲因病故去后，他料理完父亲的丧事，又只身返回了杭州。长期在书会、话场的浸润、渐染，为他以后的创作埋下了潜在的种子。 　　施、罗因偶然际遇结为师徒后，亦师亦友，常在一起切磋学问，吟诗作赋，并密切注视着天下的形势。当时元代的统治集团更加残暴贪虐，广大贫困百姓无以为生，被迫纷纷举事，天下乱象已定。1351年，安徽刘福通、徐寿辉相继率红巾军起事，从此掀开了大规模起兵抗元的序幕。1353年，盐民张士诚率兄弟二人及盐场广大盐民起事反元，相继攻占了泰州、高邮等地，一时间江浙一带应者云集，张士诚所属部众超过了十万；次年，张士诚在高邮称诚王，并派兵渡江攻取了常州、无锡、苏州等地，浙东各地的豪杰、义士也纷纷前来投奔。施耐庵、罗贯中二人也由于张士诚部将卞元亨的介绍，由杭州来到高邮，充任了张士诚的幕僚，正值盛年“有志图王”的罗贯中更是希望借此时机安邦定国，一展身手。 　　亲自置身于烽烟四起、豪杰争雄的动荡乱世，再加上几年亲身经历的军事生活，施、罗二人的社会视野大为开阔。当时风云激荡的起义军的军事活动，纵横捭阖的谋略斗争，各色谋臣武将、侠士豪杰的传奇人生，让施、罗二人心神激荡，并且为以后二人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最直接的写作素材和切身感受。但张士诚据苏州称吴王后，开始贪享逸乐，不纳忠言，曾率兵多次与各路抗元义军盲目厮杀，又曾两次投降元朝。施耐庵、罗贯中等幕客对此大为失望，深感自己所遇并非明主。在屡次进谏言而不被采纳后，施、罗二人与鲁渊、刘亮等谋士相继离开了张士诚，并作《秋水令秋江送别》，以抒发自己的慷慨兴亡之情。 　　施耐庵与罗贯中皆有志救民，却无处展才，内心极其苦闷。这时候，施耐庵接受了同榜好友山东郓城教谕刘善本的邀请，携罗贯中到郓城县出任教职。施耐庵到郓城，不仅为了躲避时乱，更是缘于少年时期所听闻的水浒情结。他们在教书之余，还特别留心地方掌故、民间传奇故事；又在闲暇时间，游览了鲁中名胜：水堡村访问宋江后人，景阳岗凭吊武松庙，石碣村拜谒三贤桐，黄堆集（黄泥岗）考察劫“纲”遗址，狮子楼听评书说话。听樵夫晨歌，和渔夫晚唱，过金沙滩，经断金亭，穿黑风口，攀梁山道……二人有时又荡舟于水泊深处，荡中芦苇繁茂，水鸟甚多，每到秋冬季节，野鸭成群飞来。施、罗二人遥想当年水浒英雄们的忠义往事，常不禁慷慨啸歌。这让施耐庵愤懑无以宣泄的内心得到了慰藉，他找来《大宋宣和遗事》、《张叔夜擒贼》等已流传的水浒故事书籍，打算据此写一本《江湖豪客传》，以寄托自己内心中的孤愤与不平。 　　罗贯中在帮助施耐庵整理资料、文稿的同时，也深受施耐庵欲以文抒志、潜心著述的影响，立志亦要以书言志，明兴亡，抒感慨。罗贯中在翻阅陈寿《三国志》的时候，深感东汉末年与自己所处时代何其相似。这两时期皆天下大乱，民不聊生，烽烟四起，豪杰争雄。汉末有黄巾，元末有红巾；汉末有刘备、曹操、孙权，元末有张士诚、朱元璋、陈友谅；此外，又都有诸多猛将杀伐于疆场，无数谋士运筹于帷幄……于是，罗贯中一面帮助施耐庵料理诸事，一面也开始细心收集各种有关东汉末年的资料、传闻，欲依据《三国志》写一部关于东汉末年的历史传奇。 　　正当施、罗二人打算潜心著书的时候，担任朱元璋谋士的刘基派人来到山东郓城，寻访施耐庵。原来，刘基得知施耐庵已离开了张士诚，又深知施耐庵这位同榜好友极具运筹帷幄之谋略，于是希望施、罗二人到朱元璋帐前效力。但此时施、罗二人已对纷乱不已的政治感到失望，而愿把自己的情感和对社会的思考融进所著的书中，于是施耐庵以年老多病为由，婉言谢绝了刘基的邀请。 　　刘基的使者走后，施耐庵自感应再寻僻静之处，以专心著书。于是，他想起了曾在杭州结识的好友顾逖。顾逖的家乡是江苏兴化，那里地方偏僻，四周环水，交通不便，一向就有“自古昭阳 (兴化别名)好避兵”之说。施耐庵便特意差人给顾逖送去一封信，并附诗一首：年荒世乱走天涯，寻得阳山好住家。愿辟草莱多种树，莫教李子结如瓜。顾逖见信后，马上给施耐庵回信，欢迎他来兴化避难。信中也答诗一首：幸自江南来问津，相逢一笑旧同寅。此间不是桃源境，何处桃源好避秦？ 　　接到顾逖书信后，施耐庵与罗贯中渡淮水，冒烽火，来到了兴化。此后数年，施、罗二人在兴化潜心著书，《江湖豪客传》和《三国志通俗演义》也渗透着二人的思想和情感，已逐渐粗具规模。在二人著书之时，又不时有故交旧友前来相访。畅谈宴乐的同时，友人们对二人的创作大加赞赏，并且其中不少人把二人所创作的一些精彩章节抄录了下来，以备日后细细研赏。至此，施、罗二人创作的一些篇章开始在社会上流传。 　　此时朱元璋已建都应天，并诏命刘基网罗天下贤才，刘基再次想到了自己的同榜好友施耐庵。于是，他亲自来到兴化寻访施耐庵。旧友相逢，在宴饮寒暄之际，刘基委婉地道明了自己的来意。施耐庵并没有立即答复刘基，而是提笔写下了“风烟避秦乱，云水遮明霞”，用这幅对联曲折地明确了自己的态度。刘基又看到满案散放的文稿，知道施耐庵已欲远离仕宦，立志著书，遂打消了邀施耐庵出仕之意，只是宾主欢极而散。 　　刘基的来访，打破了施耐庵内心的平静。再加上施耐庵此时听闻世上风传朱元璋已看到了《江湖豪客传》的某些章节，并认为“此书乃倡乱之书也，是人心中定有逆谋”，于是遂决定再次迁居。但此时施耐庵年事已高，生活多有不便，于是只是向东迁移到大丰县白驹场便定居了下来。这里虽距施耐庵以前在兴化的居所只有十余里，但与兴化有大串场河天然相隔，又处于两县交界之地，与外界缺少联系，显得更加地僻人稀。施耐庵在罗贯中的陪伴下，在这里安静地度过了他生命中的最后几年，并完成了《江湖豪客传》的绝大部分篇章，没有来得及润色、整理，就黯然而逝了。 　　施耐庵逝去后，罗贯中一方面加紧创作自己的《三国志通俗演义》，一方面开始着手润色、整理施耐庵的遗稿。此时朱元璋已统一了全国并定都北京，文网日酷，甚至文人连隐逸也会获罪，“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者皆“罪至抄扎”。在这种严厉、高压的文化政治环境之下，罗贯中已不能寓居一处安心创作， 被迫开始流寓四方。这时候，他开始字号湖海散人，并带着自己和师友施耐庵的书稿开始飘泊江南各地，寄食于亲旧故友。他涉足于江、浙、赣、皖、闽、越等地，一方面考察汉代的历史遗迹、收集民间传奇故事，一方面继续自己的创作，整理施耐庵的遗稿。 　　在这漂泊的数年里，罗贯中虽然境遇极其贫苦，但始终秉心创作，《三国志通俗演义》《江湖豪客传》两部光照寰宇的伟大著作最终得以定稿，并把《江湖豪客传》更名为《水浒传》。此间，他又创作了《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传》、《三遂平妖传》等白话章回小说和数种杂剧剧本。大约在1379年，罗贯中携带书稿来到了福建建阳。建阳是当时全国的制版、印刷中心，罗贯中在当地朋友的建议下，把《水浒传》连同自己创作的其他书稿一起交给了当地的书商，开始刻版印刷。令人遗憾的是，他并没有亲眼看到自己的书稿成书，而是因为当地官员的阻挠和意欲拘缉，被迫离开建阳北上，不久后就逝世于文天祥的故里――卢陵。 　　施耐庵与罗贯中以其非凡的笔力，留下了《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两部传世之作，并由此开启了一个创作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的传统。司马迁曾说：“读其书，想见其人”，可史籍苍茫，后人已难以寻觅到施、罗二位伟大作家的踪迹，只能借以想象来慰藉心中的遗憾。 　　施耐庵与罗贯中处于社会动荡的元明之际，他们无法摆脱的是文人对时代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他们面对无奈的现实，怀抱一腔孤愤退而著书，但在呼唤理想、重塑历史的同时又不免感到迷茫，于苦苦追寻传统之际内心又负载了太多的无奈与悲怆。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酣畅雄健、崇尚阳刚美的背后，蕴含了作者对明君贤臣、英雄豪杰的渴望，也浸透了作者对社会、历史、人生深沉的忧患意识。 　　“自古权臣害忠良，不容忠义立家邦”，《水浒传》被后世誉为“怒书”，正是施耐庵以深切忧时之心所露出的批判的锋芒。他用“忠义”作为武器来批判这个无道的天下，同时又对传统道德无力扭转这个颠倒的乾坤感到极大的痛苦和悲哀，以至于对“忠义”本身也表现出深沉的迷惘；同样，在《三国演义》中，刘备的蜀汉集团占尽“仁、智、勇、力”，但终却无法摆脱灭亡的命运。“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罗贯中只能无可奈何地把这一场历史悲剧归为天意。他在理想与现实、正义与、感情与理智、“人谋”与“天算”的冲突中，深深地感到了道德的失落、理想的幻灭、价值的颠倒所带来的困惑和痛苦。 　　但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水浒传》《三国演义》这两部古代通俗小说构成了内质相同的两部悲剧，从深层次上也成为了呼唤民族传统精神回归的史诗。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也在施、罗的笔下，获得了新的延续和内涵，在广大民众中间以另一种方式，滋养着后世的社会和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