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戏”与《水浒传》的传播
《水浒传》的人物与故事之所以能够家喻户晓,与“水浒戏”的长期盛演不衰密切相关。早在长篇小说《水浒传》成书之前,“水浒戏”已经成为元杂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一些内容后来被小说所采用。《水浒传》成书并陆续刊行之后,根据小说改编的“水浒戏”更为繁荣；反过来,“水浒戏”的演出又进一步促进了小说的广泛传播。
元杂剧中的“水浒戏”非常丰富，元钟嗣成《录鬼簿》著录“水浒戏”共16种，明无名氏（一说贾仲明）《录鬼簿续编》著录“水浒戏”五种，其中包括少量元明间的作品。至近人王国维《曲录》卷二“杂剧部上”、卷三“杂剧部下”共著录元及元明间的“水浒戏”30种[1]。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著录的“水浒戏”更多，其卷一、卷二著录“初期杂剧家作品”22种，卷四著录“末期杂剧家作品”一种，共计元代23种；卷六又著录“元明间无名氏作家作品”11种[2]。如此看来，明初之前已有34种“水浒戏”在社会上流传。这些存目的明初之前的“水浒戏”，完整保留下来的只有《李逵负荆》《双献功》《燕青博鱼》《还牢末》《争报恩》《黄花峪》《闹铜台》《大劫牢》《东平府》《九宫八卦阵》等十种[3]。
早在1920年，胡适便研究过“水浒戏”与《水浒传》的关系，他认为：
元朝水浒故事非常发达，这是万无可疑的事。元曲里的许多水浒戏便是铁证。但我们细细研究元曲里的水浒戏，又可以断定元朝的水浒故事决不是现在的《水浒传》；又可以断定那时代决不能产生现在的《水浒传》。[4]
胡适为了证明元代不可能产生现在的《水浒传》，便指出了“水浒戏”与小说《水浒传》的许多不同之处。实际上元代的30多种“水浒戏”对水浒故事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与《水浒传》有着或多或少的关联，并直接影响到了《水浒传》的成书。
《李逵负荆》相当于百回本《水浒传》第七十三回“黑旋风乔捉鬼，梁山泊双献头”的内容，当然内容又不完全一样。杂剧写李逵下山到酒家王林家买酒，见王林哭哭啼啼，问其缘由，王林诉说女儿满堂娇被名叫宋江和鲁智深的两人抢走。李逵闻听大怒，奔回山寨，砍倒了杏黄旗，并要杀掉宋江和鲁智深。宋江辩称实无其事，李逵不信，于是宋江和李逵立下军令状：如有此事，宋江情愿自尽，若无此事，则取李逵之头。然后下山与王林当面对质，王林说并非此二人。李逵深感惭愧，向宋江负荆请罪。吴用等为之求情，宋江命李逵捉拿冒名顶替的歹徒以赎罪。冒充宋江、鲁智深者，一名宋刚，一名鲁智恩，两人再次到王林店中，王林上山报告消息，李逵迅速下山捉住两人。小说则写李逵、燕青二人元宵节外出看灯，返回时在刘太公处借宿，听见刘太公夫妇一夜哭啼不止，问之，则告以小女被宋江和一后生抢走。李逵认定后生就是柴进，大闹山寨。宋江和柴进为证清白，与李逵一起到刘太公庄上对证，结果不是。李逵知道自己做错了后，没有求情，而是要把头割下来，让燕青拿去给宋江。燕青教他负荆请罪之法，他说：“好是好，只是有些惶恐，不如割了头去干净。”[5]回到山寨后，宋江命燕青协助李逵捉拿两名歹徒。燕青先射倒一剪径贼人，从其口中得知两名歹徒一叫王江，一叫董海。然后由其带路，杀死两名歹人，救出刘太公之女。小说显然受到了杂剧的影响，并在其基础上又做了一些改动，使情节更为曲折，对话也更为生动。
除了《李逵负荆》之外，今存其余九种明初之前的“水浒戏”故事均不见于小说《水浒传》。但可以发现《双献功》《燕青博鱼》《还牢末》《争报恩》《黄花峪》《闹铜台》等六种皆以惩治奸棍淫妇为重要内容，这一点倒与小说相符，如武松杀潘金莲、杨雄杀潘巧云、卢俊义杀贾氏等。《大劫牢》写李应等五人招韩伯龙上梁山之事，虽不见于小说，但李应等人所用手段亦与小说中卢俊义、徐宁等上梁山相似。《东平府》写王英至东平府买花灯，见吕彦彪设擂比武，无人敢敌。王英登台胜之，并抢夺观众花灯回山。东平府知府率众追捕，王英将追赶者亦擒上梁山。此情节小说中虽无，但若置于小说之中，也没有什么突兀之处。《九宫八卦阵》写梁山好汉接受招安后，适逢辽寇入侵，宋江率众人排九宫八卦阵以御之，大获全胜，宋江被授沧州节度使，部下亦俱授官。宋江能排九宫八卦阵，似九天玄女传授，与小说也不矛盾。唯朝廷授予宋江等人官职与小说不符。
现存这六种“水浒戏”还透露出影响小说创作的许多信息，如《李逵负荆》第一折宋江上场自报家门便说道：“某曾为郓州郓城县把笔司吏，因带酒杀了阎婆惜，迭配江州牢城营；路打这梁山过，遇见晁盖哥哥，救某上山。哥哥三打祝家庄身亡，众弟兄推某为首领。某聚三十六大伙，七十二小伙，半垓来的小偻啰，威镇梁山。”[6]《双献功》《燕青博鱼》《黄花峪》等都有相似的道白。就现有资料可知,早在南宋时，王偁《东都事略·卷一百三侯蒙传》就有宋江三十六人的记载，宋元之际周密《癸辛杂识续集》卷上记载了龚圣与作“宋江三十六赞”并序。宋江杀惜事在《大宋宣和遗事》中也有记载，但“七十二小伙”的说法则始见于以上几种杂剧。可见小说明显受到了这些杂剧的影响，但又没把杂剧的内容统统纳入小说之中。
再看只有存目的“水浒戏”，这一点就更为清楚。在这些存目中写李逵的有十种之多，据《录鬼簿》所载，山东东平杂剧作家高文秀一人就编写了八种关于李逵的杂剧，除今存的《双献功》之外，另外存目的七种为：《黑旋风诗酒丽春园》《黑旋风大闹牡丹园》《黑旋风敷演刘耍和》《黑旋风斗鸡会》《黑旋风穷风月》《黑旋风乔教学》《黑旋风借尸还魂》；另一位杂剧作家康进之编写了两种，《黑旋风负荆》今存，存目者为《黑旋风老收心》；还有杨显之编写的《黑旋风乔断案》，红字李二编写的《板踏儿黑旋风》。虽然这些杂剧的整个剧情我们无从详知，但从这些题目便不难看出，元杂剧中的李逵与小说中的李逵存在着不小的差别。《乔断案》或许对小说有些影响，百回本《水浒传》第七十四回“燕青智扑擎天柱，李逵寿张乔坐衙”，写燕青去泰安与任原相扑一比高低，李逵偷偷下山随行。燕青相扑取胜后，李逵一人来到寿张县，穿上知县的绿袍靴帽，命人来告状，他来断案，竟将打人者释放，却将被打者枷号示众。至于杂剧中所描写的李逵的其他趣事，如“大闹牡丹园”“敷演刘耍和”“穷风月”“乔教学”等等，与小说的主旨相去甚远，故小说的编撰者只好弃而不用。但小说中李逵风趣、滑稽的一面，必定受到了元杂剧的影响。
在存目的“水浒戏”中除了李逵的戏之外，据傅惜华《元杂剧全目》著录较多的还有关于宋江的三种：元明间无名氏《宋公明排九宫八卦阵》（存）、《宋公明劫法场》《宋公明喜赏新春会》；关于武松的三种：红字李二《折担儿武松打虎》和《窄袖儿武松》，高文秀《双献头武松大报仇》；关于燕青的两种：李文蔚《燕青博鱼》（存）和《燕青射雁》；关于鲁智深的两种：元明间无名氏《鲁智深喜赏黄花峪》（存）和《鲁智深大闹消灾寺》。可以推知，宋江、武松、燕青、鲁智深等人也是深受喜爱的梁山英雄，故关于他们的杂剧也就相对较多。其中宋江劫法场、喜赏新春会、武松打虎、武松大报仇、燕青射雁等在小说中都有相关的故事情节，鲁智深大闹消灾寺应与小说中的大闹五台山有一定联系。只有《窄袖儿武松》不知所叙为何内容。另外，红字李二的《全伙儿张弘》应为小说中的船火儿张横，《病杨雄》应为小说中的病关索杨雄。无名氏的《张顺水里报冤》与百回本第六十二回“托塔天王梦中显圣，浪里白条水上报冤”相一致，只有无名氏的《小李广大闹元宵夜》不见于小说。由此可见，在小说《水浒传》成书并刊行之前，“水浒戏”对于梁山故事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明初周宪王朱有燉（1379-1439）虽为皇室贵族成员，却也写了两种“水浒戏”，一为《豹子和尚自还俗》，一为《黑旋风仗义疏财》。这两种杂剧显然受到了元人的影响，故明代戏剧理论家祁彪佳对两剧分别评曰：“虽极意摹元，而实自得三昧之妙”；“即如《货郎》数调，反令元人望后尘矣”。[7]从取材来看，两剧分别写鲁智深和李逵，也与元杂剧取材相一致。其故事内容虽不见于小说，但写梁山好汉最终归顺朝廷又与小说相同。
长篇章回小说《水浒传》何时刊行？据现有资料推算应不晚于嘉靖十年（1531）。李开先《一笑散·时调》曰：
崔后渠、熊南沙、唐荆川、王遵岩、陈后冈谓《水浒传》委曲详尽，血脉贯通，《史记》而下，便是此书。且古来更未有一事而二十册者。倘以奸盗诈伪病之，不知序事之法、史学之妙者也。[8]
这里提到的崔后渠即崔铣、熊南沙即熊过、唐荆川即唐顺之、王遵岩即王慎中、陈后冈即陈束，这五人加上李开先分别是弘治十八年（1505）至嘉靖八年（1529）的进士，并成为“嘉靖八才子”的重要成员，他们相聚在京城前后不过数年[9]，因此一起议论《水浒传》的时间也应在嘉靖十年前后。他们众口一词地称赞《水浒传》的叙事之法，必定都已熟读过《水浒传》。李开先称其“一事而二十册”，可见是刻本，这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有关长篇小说《水浒传》刊行的最早记载。至嘉靖十九年（1540）高儒在《百川书志》中著录《忠义水浒传》一百卷，这很可能就是李开先等人所读到的分装为二十册的《水浒传》。
《水浒传》正式刊行之后，各种版本陆续出现，其传播当然愈加广泛。但是，阅读小说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还要有一定的购买力。明中叶印刷业和造纸业虽有长足进展，但一部二十册的小说价格依然不菲。清人昭梿曾说“士大夫家几上无不陈《水浒传》《金瓶梅》，以为把玩”[10]，但作为一名普通读者，要想拥有一部《水浒传》却并非易事。所以坊间为降低价格，才会印各种简本、巾箱本。频繁的战乱、自然灾害及统治者的禁毁，也对《水浒传》的传播造成了威胁。据有关资料可知，嘉靖年间武定侯郭勋曾刻过《水浒传》，但很早便失传了[11]。清初金圣叹腰斩《水浒》后，除七十回本之外，其余版本也较为罕见。而“水浒戏”却可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因此，在《水浒传》小说刊行之后，明清两代的“水浒戏”更为盛行，与小说《水浒传》的内容也更为一致，进一步推动了《水浒传》的传播。
李开先作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的《宝剑记》获得了极大成功，被文学史家誉为“明中叶三大传奇”之首。此剧现存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原刻本，比已知现存最早的百回本“天都外臣序”《忠义水浒传》要早整整40年。其故事情节与小说基本相合，只是林冲被高俅迫害的原因与小说有所不同。《宝剑记》中的林冲不再是处处退让，而是出于国家利益，一再上本参奏高俅、童贯等人祸国殃民的罪行。他虽被贬职，依然不改忧国忧民的性格，再度上本揭露高俅等奸党的腐败行为，并请求面奏君主。面对林冲的浩然正气，高俅、童贯之流才处心积虑地施展阴谋诡计加害于林冲，高衙内对林冲妻子的调戏也在林冲上本之后。李开先之所以做如此改动，与其本人曾上书直谏而遭贬谪的政治经历相关。但前人对此却表示过不满，如明人祁彪佳认为：“以林冲为谏诤，而后高俅设白虎堂之计，末方出俅子谋冲妻一段，殊觉多费周折。”这实际上说明小说《水浒传》的故事情节已被人们所认可，对其略加改动，都会招致非议。祁彪佳曾多次表示这种态度，在评《鸾刀记》时说道：“以卢俊义为记，能仿佛《水浒》笔意，便为高手。”在评《青楼记》时说道：“窃宋江一事，全无作法。止是顺文敷衍。犹稍胜于荒俚者。”[12]
明代万历年间形成了创作“水浒戏”的高潮，不少著名戏剧家都热衷于“水浒戏”的创作。“吴江派”领袖沈暻作有《义侠记》，受到时人的好评，吕天成《曲品》将之列为“上上品”，祁彪佳《远山堂曲品》将之列为“雅品”。沈徳符为该剧作序称：
予从先生乞得稿本，而《义侠》则已梓行矣。先生亟止勿传。而世闻是曲已久，方欣欣想见之。且武松一萑苻之雄耳。而闾里少年，靡不侈谈脍炙。今度曲登场，使奸夫淫妇、强徒暴吏，种种之情形意态，宛然毕陈。以之风世，岂不溥哉？[13]
此剧所演武松事，全出于《水浒传》，惟独增加了武松之妻贾氏。近人董康认为此剧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小说本身已非常精彩，“蜈蚣岭、十字坡、景阳冈、快活林、鸳鸯楼、飞云浦、二龙山，未入水浒时，其事迹最热闹。作者略据以敷演，已足耸人观听。而打虎一折，尤众所共赏。至叙其与兄友爱而不幸处变，西门庆之奸黠，潘金莲之淫荡，王婆之刁诡，武大之愚懦，亦皆曲尽。”[14]从这一评价可以看出，“水浒戏”对《水浒传》的传播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其中《打虎》《戏叔》《别兄》《挑帘》《捉奸》《杀嫂》等折，至今还在昆剧舞台上盛演不衰。同时也告诉人们，只要基本按照小说的内容加以适当改编，“水浒戏”就可以取得成功。
另一位“吴江派”的重要成员、沈暻之侄沈自晋创作了《翠屏山》，完全依据《水浒传》。著名文人陈与郊改编李开先的《宝剑记》为《灵宝刀》，与李作稍有不同，增加了开封府尹竹之有，让林冲的妻子贞娘出家为尼，而丫鬟锦儿代之死。许自昌撰有传奇《水浒记》，增加了张三郎借茶、阎婆惜活捉及张三郎调戏宋江正妻孟氏等内容。稍后王异有改订本《水浒记》，将宋江之妻孟氏删去。张子贤的《聚星记》、李素甫的《元宵闹》、无名氏的《青楼记》《高唐记》等，除个别细节稍有不同外，其余全与小说相一致。只有无名氏的《鸾刀记》，改动略大。小说中卢俊义的妻子贾氏本与李固同谋，后与李固一起被梁山好汉所杀。剧中则写贾氏贞烈自守，先上梁山。小说中李固与卢俊义同被梁山好汉捉住，吴用将李固放回，结果李固到官府告发。剧中李固却没有随卢俊义一起被捉。作者力求团圆结局，所以贾氏虽开始淫乱，最终还是归于贞节。但这种改动，并不被人们所认同，所以“梨园所演，多从改本……叙贾氏、李固处，亦一一与演义（指《水浒传》）吻合。”[15]可见，此时的“水浒戏”只有与小说《水浒传》相一致，才能得到人们的认可。“水浒戏”也就成为《水浒传》传播的重要方式。
这一创作潮流一直延续到明末乃至清代。“二拍”的编撰者凌濛初把《宋公明闹元宵杂剧》收到了《二刻拍案惊奇》小说集中，使这一杂剧迅速传播开来。著名小品文作家张岱作有杂剧《乔坐衙》，虽仅有一折，却受到时人好评。祁彪佳称赞道：“慧业文人，才一游戏词场，便堪夺王关之席。”[16]清初著名戏剧家洪昇撰有“水浒戏”《闹高唐》，虽然基本情节与《水浒传》毫无二致，但洪昇毕竟是戏剧大家，所以其艺术感染力甚至超越了小说。董康认为：“写皇城夫人之烈，柴大娘子之贞，公孙胜母之节，则以巾帼愧须眉，有 《水浒》所未及者。”[17]再如李渔（一说范希哲）所撰《雁翎甲》演徐宁故事、史集所撰《清风寨》演花荣故事、无名氏所撰《双飞石》演张清和琼英故事、无名氏所撰《河灯赚》演雷横和朱仝故事等，或以百回本《水浒传》为据，或以百二十回本《水浒传》为据，改动之处较少。而康熙年间出现的《宣和谱》（介石逸叟撰）则与小说大唱反调，故又名《翻水浒》。该剧最后让王进、栾廷玉、扈成等剿平梁山好汉，郑振铎认为“殆受金圣叹腰斩《水浒传》之影响，并又为俞仲华《荡寇志》作前驱”[18]。实际上这与清朝统治者视《水浒传》为诲盗之书并多次下令禁毁有关。但统治者的禁毁和某些文人的刻意改编都没能阻挡住“水浒戏”的继续发展，清代后期京剧盛行，“水浒戏”的创作再次进入了高潮。
陶君起《京剧剧目初探》[19]共著录自道光至上世纪50年代中期的“水浒戏”67种，这些“水浒戏”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首先，故事内容集中于百回本《水浒传》的前七十回，前七十回几乎每回都有相对应的“水浒戏”。有的是一剧演小说中的某一回故事，如《九纹龙起义》演第二回故事、《拳打镇关西》演第三回故事、《醉打山门》演第四回故事等等。有的是一剧演小说中前后几回故事，如《野猪林》从“鲁智深倒拔垂杨柳”开始，直到“林教头风雪山神庙”结束，相当于小说第七回至第十回的内容。《生辰纲》从“赤发鬼醉卧灵霄殿”开始，至“吴用智取生辰纲”结束，相当于小说第十四回至第十六回的内容。《三打祝家庄》从“宋公明一打祝家庄”到“宋公明三打祝家庄”，如同小说第四十七回至第五十回的内容。尤其是有关武松的剧目，从《景阳冈打虎》直至《夜走蜈蚣岭》，有八种之多。有时连演，总名《武松》，又称《武十回》，相当于小说第二十三回至第三十二回的内容。相比之下，七十回之后较少，仅有《丁甲山》《神州擂》《涌金门》《龙虎玉》《平江南》等寥寥数种，这显然与清代以来七十回本流传最广有关。
其次，不少京剧“水浒戏”的故事情节与小说《水浒传》不相一致，它们是小说《水浒传》传播中的“变异”现象，程度不同地改变了小说的主旨，最明显的是由英雄传奇演变成了才子佳人戏。明代传奇《虎囊弹》《水浒记》已露其端倪，京剧中的《虎囊弹》和《借茶活捉》则加以继承，仅略作修改。《花田错》又名《花田八错》，是京剧的保留剧目，影响较大。其剧情与小说有很大不同，仅借鲁智深大闹桃花村的一点缘由，改编成了才子佳人戏。小说中的刘太公在剧中成了刘员外，其女玉燕与丫鬟春兰去花田择婿，看中了书生卞机，订于第二天派家人来请。卞机与李忠、周通是朋友，周通访卞不遇，正巧刘家仆人来请卞机，误将周通带至家中。春兰见非其人，告知主人。刘员外以金谢过，周通不允，限三日后来娶玉燕。春兰复访卞机，始知误会。归告玉燕，两人让卞机乔扮女装来刘家共商解救之策。这时周通已至，误将卞机抢走。刘员外状告周通，周去官衙之前将卞机交其妹玉楼看管。玉楼识破卞机乃一男子，与卞同逃。周通又要强娶玉燕，不料鲁智深借宿在此，被鲁痛打。卞机最后同娶玉燕、玉楼二女为妻。这显然与小说《水浒传》大异其趣，可以说是在小说传播中发生“变异”的典型。再如《罗家洼》，写孙二娘之父孙伯权在罗家洼摆设擂台，为女选婿。曹老西打擂，菜园子张青上台比武获胜，与孙二娘结为夫妇。借张青与孙二娘之名，表现的完全是另一种意趣。
再次，还有一些京剧“水浒戏”虽与小说的主旨相一致，但故事情节却改动较大。如《二龙山》写史文恭邀金眼和尚、银眼和尚、小和尚助战，三僧宿于张青、孙二娘店中。张、孙夜刺三僧，暗中格斗，金、银二僧被杀，小和尚逃走。
再如《一箭仇》写活捉史文恭者不是卢俊义，而是阮氏兄弟。《清风寨》又名《娶李逵》，写清风寨山主刘通欲强娶张志善之女，李逵、燕青借宿张家，知而不平。李逵乔装新娘，燕青伪装其弟。洞房中李逵痛打刘通，又与燕青合力将刘杀死，火烧刘之山寨。《百花庄》《蔡家庄》两戏比较接近，前者写百花庄庄主死于梁山好汉之手，其儿子白天章、女儿白月娥蓄意报仇，摆擂台延揽武士。燕青、石秀奉命前去探听虚实，正遇白月娥练武。燕青假作比武，佯与订情。回山报与宋江，宋江设计派燕青与众人前去打擂，李逵也私自前往，将白氏兄妹擒获。后者写蔡家庄蔡继泉、蔡芙蓉兄妹聚众与梁山为敌，重阳节之夜，梁山好汉下山，郑天寿乔装牙婆，与扈三娘、孙二娘、顾大嫂进入蔡家庄。蔡继泉误以郑为女，加以调戏。郑欲刺之未成，双方格斗。鲁智深、李逵、武松等人乘虚攻入，共歼蔡氏兄妹。《女三战》和《男三战》（又名《红桃山》）两戏专以武打为主，前者写梁山三位女将大战张叔夜，后者写关胜、林冲、花荣大战红桃山女盗张月娥。以上剧目是民间京剧艺人编撰而成，故对梁山好汉多有赞美。
复次，有些京剧“水浒戏”据《水浒传》的不同续书改编而成，这是以前“水浒戏”所没有的，对《水浒传》的传播同样起到了重要作用。如根据陈忱《水浒后传》改编的《打渔杀家》（一名《庆顶珠》，又名《讨鱼税》），在舞台上久演不衰。该剧写阮小二改名萧恩，与女儿桂英打鱼为生。故人李俊与朋友倪荣来访，同饮舟中。土豪丁自燮派丁郎催讨鱼税，李、倪斥之，丁郎回去报告主人。丁又派武术教师到萧家勒索，被萧恩痛打一顿。萧恩到县衙首告，被县官吕子秋杖责，逼其向丁赔礼道歉。萧恩忍无可忍，携女儿黑夜过江，假献庆顶珠，闯入丁府，杀死丁全家。有些剧目的情节虽不见于《水浒后传》，但其精神却比较一致，如《昊天关》《太湖山》《艳阳楼》等都写梁山英雄及其后代与官府斗争之事。根据俞万春《荡寇志》改编的“水浒戏”不是太多，只有《九阳钟》《战濮州》（一名《美人一丈青》）等几种影响较大，大多以陈希真之女陈丽卿为主要人物。
令人感兴趣的是清统治者一方面大力禁毁《水浒传》，一方面又让“水浒戏”进入了宫廷之中。清人昭梿在其笔记《啸亭续录》卷一“大戏节戏”中记载说：
命庄恪亲王谱蜀汉《三国志》典故，谓之《鼎峙春秋》；又谱宋政和间梁山诸盗及宋金交兵、徽钦北狩诸事，谓之《忠义璇图》。其词皆出日华游客之手，惟敷衍成章，又抄袭元明《水浒》《义侠》《西川图》诸院本曲文，远不逮文敏矣。[20]
尽管增加了宋金交兵及徽钦二帝被金人掳获的情节，但主要内容仍是梁山好汉之事。所谓“大戏节戏”，即每逢庆典聚会时上演的重头戏，登台演出的都是著名京剧演员。可见“水浒戏”对《水浒传》的传播有着多么重要的作用。
据有关资料记载可知，“水浒戏”受到观众的普遍喜爱，并涌现了不少专演“水浒戏”的著名演员。清人李斗《扬州画舫录》称：
程班大面冯士奎以《水浒记》刘唐擅场。……黄班三面顾天一以武大郎擅场，通班因之演《义侠记》全本，人人争胜，遂得名。尝于城隍庙演戏，神前龟《连环记》，台下观者大声鼓噪，以必欲演《义侠记》，不得已，演至服毒，天一忽坠台下，观者以为城隍之灵。[21]
此则记载虽有虚诞成分，但不难看出观众对《义侠记》的喜爱，甚至超过了“三国戏”《连环记》。当然这与演员的出色表演有关。不仅梁山好汉等正面人物有著名演员扮演，次要角色甚至反面角色也有不少名角扮演。李斗又称：
京师萃庆班谢瑞卿，人谓之小耗子，以其师名耗子而别之也。工《水浒记》之阎婆惜，每一登场，座客亲为傅粉，狐裘罗绮，以不得粉渍为恨。关大保演阎婆惜效之。自是扬州有谢氏一派。[22]
清代著名学者焦循在《剧说》卷六中记载了一位名叫丁继之的演员，以扮演赤发鬼刘唐而著称。年已八十，仍登台演出，人们尊敬地称他为“民间地上仙”。[23]
与阅读小说相比，“水浒戏”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正如近人三爱所说：
戏曲者，普天下人类所最乐睹、最乐闻者也，易入人之脑蒂，易触人之感情。……故观《长坂坡》《恶虎村》，即生英雄之气概；观《烧骨计》《红梅阁》，即动哀怨之心肠；观《文昭关》《武十回》，即起报仇之观念；……由是观之，戏园者，实普天下人之大学堂也；优伶者，实普天下人之大教师也。[24]
上世纪20年代有位观众写了一篇《观戏记》，其中说道：
“广州班往往取小说之一节、一茎、一花、一木而牵合之，潮州班其所演小说，积日累月，尽其全部而后已。《三国演义》《水浒》《隋唐演义》等书，当其常演之本，不独只字不遗，即其声音笑貌偶有差错，万目哄之。……其演《水浒》也，如与宋江、武松为伍，杀贪官，诛淫妇，民权兴，官权灭也。”[25]
观众如此熟悉“水浒戏”，演员的表演稍有差错，便会引起观众的不满。而且由于演员的精彩表演，“水浒戏”比小说《水浒传》更容易深入人心。有人便担心“水浒戏”会产生负面作用，清人金连凯在《梨园粗论》中便说：“余平生最恶，莫甚梨园……夫盗弄潢池，未有不以此为可法……《水浒传》下诱强梁：实起祸之端倪，招邪之领袖，其害曷胜言哉？此观剧之患也。”他还写了八首诗专言戏剧之害，其中说“水浒戏”一首曰：“锣鼓喧阗闹不休，李逵张顺斗渔舟。诸公莫认如儿戏，盗贼扬眉暗点头。”[26]
“水浒戏”还直接影响到了小说的创作，最典型的例子便是《红楼梦》中引用了《虎囊弹》的唱词。此剧结尾鲁智深唱了一支曲子，名叫[寄生草]，曲曰：“漫揾英雄泪，相离处士家。谢慈悲剃度在莲台下。没缘法转眼分离乍。赤条条来去无牵挂。那里讨烟蓑雨笠卷单行，一任俺芒鞋破钵随缘化。”[27]《红楼梦》第二十二回写宝玉感到人生无比苦恼，联想起了戏文中“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唱词，也提笔填了一首[寄生草]：“肆行无碍凭来去……从前碌碌却因何，到如今回头试想真无趣。”[28]这表明《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对《虎囊弹》不仅十分熟悉，而且非常喜爱。
前面曾说到京剧中有许多“水浒戏”，实际上京剧之外，其它地方剧种如川剧、豫剧、徽剧、晋剧、汉剧、湘剧、秦腔、平剧、越剧、粤剧、河北梆子等都有同名剧目演出。上世纪50年代以来，“水浒戏”开始搬上银幕，80年代之后又被改编为电视连续剧。山东电视台制作播出的《水浒传》电视连续剧曾经轰动一时，好评如潮。90年代中央电视台制作的大型电视连续剧《水浒传》播出之后，许多观众对原著也发生了兴趣，这些都使《水浒传》的传播达到了高潮。
参考文献：
[1]王国维：《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商务印书馆1940年影印本。
[2]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
[3]这十种杂剧分别见于《明万历间脉望馆钞校本》《孤本元明杂剧》和《元曲选》。
[4]胡适：《中国章回小说考证》，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4页。
[5]本文所引《水浒传》原文及金圣叹评点，均据山东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6]傅惜华、杜颖陶编：《水浒戏曲集》第一集，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33页。
[7]（明）祁彪佳：《远山堂剧品（节录）》，载朱一玄等编《<水浒传>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27页。
[8]（明）李开先：《一笑散·时调》，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版，第527页。
[9]路工辑校：《李开先集·吕江峰集序》，中华书局1959年版。
[10]（清）昭梿：《啸亭续录》，载朱一玄编《明清小说资料选编》，齐鲁书社1990年版，第354页。
[11]（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39页。
[12]（明）祁彪佳：《远山堂曲品（节录）》，载朱一玄等编《<水浒传>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25-526页。
[13]（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转引自董康《曲海总目提要》，载朱一玄等编《<水浒传>资料汇编》，第542页。
[14]董康：《曲海总目提要》，载朱一玄等编《<水浒传>资料汇编》，第542页。
[15]董康：《曲海总目提要》，载朱一玄等等编《<水浒传>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58页。
[16]（明）祁彪佳：《远山堂剧品》，载朱一玄等编《<水浒传>资料汇编》，，第527页。
[17]董康：《曲海总目提要》，载朱一玄等编《<水浒传>资料汇编》，第547页。
[18]郑振铎：《劫中得书记》，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567页。
[19]陶君起：《京剧剧目初探》，中国戏剧出版社1963年版。
[20]（清）昭梿：《啸亭续录》，载朱一玄等编《<水浒传>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38页。
[21] （清）李斗：《扬州画舫录》，载朱一玄等编《<水浒传>资料汇编》，第537页。
[22] （清）李斗：《扬州画舫录》，载朱一玄等编《<水浒传>资料汇编》，第537页。
[23] （清）焦循：《剧说》，载朱一玄等编《<水浒传>资料汇编》，第539页。
[24] 三爱：《论戏曲》，载朱一玄等编《<水浒传>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64页。
[25] 无名氏：《观戏记》，载朱一玄等编《<水浒传>资料汇编》，第565页。
[26] （清）金连凯：《梨园粗论》，载朱一玄等编《<水浒传>资料汇编》，第539页。
[27] 浴血生：《小说丛话》，载朱一玄等编《<水浒传>资料汇编》，第566页。
[28] 本文所引《红楼梦》，均据山东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注】原载《东岳论丛》，2005年第6期
文章：王平
编辑：孙琳
【学者简介】王平，特邀山东省鲁西南区域文化传承与创新文科实验室学术顾问与水浒文化研究学术带头人，山西祁县人，文学博士，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聊斋学会（筹）会长、中国水浒学会副会长、中国金瓶梅研究会（筹）副会长、中国红楼梦学会常务理事等，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小说的教学与研究，先后出版《聊斋创作心理研究》《中国古代小说文化研究》《中国古代小说叙事研究》《兰陵笑笑生与金瓶梅》《明清小说传播研究》《古典小说与古代文化讲演录》《中国古代小说序跋研究》等著作，发表学术论文一百五十余篇，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省部级项目多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