浑浊的拉普拉塔河慢悠悠地流着。
我不敢肯定我孩提时代的旧事是发生在这条河的西岸还是东岸，是发生在蒙得维的亚还是布宜诺斯艾利斯。我只记得我漫长而懒散的假期是在我表舅佛朗西斯科·阿埃多（Francisco Haedo，博尔赫斯母亲的表兄弟，妻子Clara Young Peña.女儿Esther Dayla Haedo，）的别墅里度过的。
佛朗西斯科·阿埃多的别墅
我出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中心苏伊帕查街和埃斯梅拉尔达街之间的图库曼街一所住宅里。那是我外祖父母的房产。跟那个时代的一切住房一样，那所房子又矮又小，毫无气魄。也跟那个时代的多数住房一样，屋顶是平的，有一座拱形门洞（称为门厅），一个供吃用的水池，两个小院子。大概没过多久我们就搬到名叫帕莱尔莫（Palermo巴勒莫）的郊区，那个地方给我留下了我一生最早的记忆。新的住宅有两个庭院，一座花园，花园那边有一块荒地。那个时代的帕莱尔莫——我们生活的帕莱尔莫，即塞拉诺街和危地马拉街一带——位于城市污秽的北郊。那里的许多居民为住在那个地方感到羞耻，便用含糊的方式说住在“城北”。我们住在一幢两层的小楼里。在我们那条街上，这样的楼房极少。其余的住宅很矮，周围也很荒凉。提到这个地区时，我常常称之为“郊区”，它跟美国人所说的“贫民区”不同，因为住有许多血统高贵的人，当然也有卑微的人，以及其他远非受人敬重的人，乃至流氓无赖（所谓的哥们）。他们以持刀殴斗闻名。不过，关于这个流氓无赖的帕莱尔莫，我很晚才感兴趣，因为我们总是千方百计避免提到它。但是我们的邻居、阿根廷第一位诗人埃瓦里斯托·卡里埃戈（Evaristo Carriego）却不同。他就是在那些无赖中间找到创作题材的。这类材料在那里唾手可得。至于我，对那些哥们的生活只有一种模糊的概念，因为我的生活是在家里度过的。
那时我父亲豪尔赫·吉列尔莫·博尔赫斯（Jorge Guillermo Borges）从事律师职业。他是无政府主义哲学家斯宾塞的门徒，在现行语言师范学校兼授心理学课，用英文讲授，课本是威廉·詹姆斯写的心理学小册子。
博尔赫斯父亲（右四）和法学院同学合影，1895
右二为马塞多尼奥·费尔南德斯
我父亲懂英文是因为他母亲弗朗西斯·哈斯拉姆（原文是：Frances Haslam，全名是Frances Anne Haslam y Arnett，简称安妮或范妮·哈斯拉姆）出生在属于古老的诺森布里亚家族的斯塔福德郡（英国）。一系列稀奇的机遇使她来到南美洲。
Edward Young Haslam爱德华德·扬·哈斯拉姆，博尔赫斯父亲的外祖父，和博尔赫斯的祖母范妮·哈斯拉姆，大女儿卡罗琳·哈斯拉姆（右边），她们还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妹妹阿格尼斯。
卡罗琳·哈斯拉姆（Caroline Jane Haslam Arnett）和一位名叫豪尔赫·苏亚雷斯（Jorge Suárez）的意大利犹太工程师结为夫妻。就是这位工程师把第一辆马拉的街车带到了阿根廷。他们定居在阿根廷，并派人去找卡罗琳·哈斯拉姆的妹妹范妮·哈斯拉姆（博尔赫斯的祖母）。
卡罗琳·哈斯拉姆（姐姐）和范妮·哈斯拉姆
Via 《博尔赫斯画传》林一安 著
我还记得有关马拉街车的一件趣事。苏亚雷斯去拜见乌尔基萨（Justo José de Urquiza）将军。到了将军在恩特雷里奥斯的“宫殿”后，他不费吹灰之力就在牌戏中赢了乌尔基萨这个杀人不眨眼的独裁省长。牌戏结束时其他客人都替苏亚雷斯捏把汗，对他说：“你要是要求将军准许你的街车在全省跑，每天晚上你必须输给将军一定数量的金币。”乌尔基萨是个很不高明的赌徒，苏亚雷斯费了好大的劲儿才输掉规定的金币数。
范妮·哈斯拉姆是在恩特雷里奥斯省首府巴拉那认识佛朗西斯科·博尔赫斯上校（Francisco Borges Lafinur）的。那是在1870年或1871年，首府正受到里卡多·洛佩斯·豪尔丹（Ricardo López Jordán）为首的加乌乔游击队的围困。博尔赫斯上校一马当先，带领他的骑兵团厮杀，指挥部队保卫首府。范妮·哈斯拉姆从家里的平台上看见了他。为了庆祝政府援军的到来，那天晚上举行了舞会。范妮和上校就是在舞会上相识的。他们跳了舞，彼此相爱了。过了一个时期，他们结为伉俪。
我祖父有两个儿子。我父亲排行第二，生在恩特雷里奥斯省。他常这样对我祖母——一位可敬的英国贵妇——解释说，他实际上不是恩特雷里奥斯省人，因为据他说，他是在大草原上生的。
Frances Anne Haslam弗朗西斯·范妮·哈姆拉斯（博尔赫斯的祖母）和两个儿子，站立的是长子弗朗西斯科·爱德华多·博尔赫斯一个海军军官，坐着是博尔赫斯的父亲豪尔赫·吉列尔莫·博尔赫斯。
我祖母范妮·哈斯拉姆是个酷爱读书的女人。当她年逾八十高龄的时候，为了对她表示亲热，人们常这样对她开玩笑说：“再也没有狄更斯和萨克雷这样的作家了。”我祖母回答说：“不管怎样，我更喜欢阿诺德·本涅特、高尔斯华绥和威尔斯的作品。”
我父亲很聪明，跟一切聪明人一样也很善良。有一回他对我说：“你要注意观察士兵、军服、营房、旗子、教堂、神父和卖肉的人，因为这一切会消失，你将来得讲给你的儿女听。”遗憾的是，他的预言没有应验。我父亲非常谦虚，宁愿做个不被人注意的人。他虽然为自己的高贵英国血统感到骄傲，但还是常常面带困惑的神情开玩笑地说：“说到底，英国人又算什么呢？……不过是一群德国农民式的乌合之众。”他崇拜的人是雪莱、济慈和斯温朋。作为读者，他有两方面的兴趣。一是关于形而上学和心理学的书（贝克莱、休谟、路易斯和威廉·詹姆士）；二是文学和关于东方的书（莱恩、伯顿和培恩）。是他为我揭示了诗的力量，让我明白了语言不仅是交际的工具，而且是魔幻的象征和音乐。我现在用英文朗诵诗歌时，我母亲对我说，我的调子跟父亲的一样。起初我不清楚，稍大后才知道，也是我父亲为我上了最早的哲学课。我还只有几岁的时候，父亲就利用棋盘为我讲解了塞诺的诡辩论：阿基琉斯和乌龟，飞矢不动和运动的不可能性。后来他还教给了我关于唯心主义的基础知识，但从来也不提贝克莱的名字。
我母亲莱奥诺尔·阿塞多·德·博尔赫斯（Leonor Acevedo Suárez）出生在一个具有阿根廷和乌拉圭古老血统的家庭里。在我的青少年时代，宗教只是妇女和孩童的事情。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多数男人是自由思想家。有人问他们的信仰时，他们才说他们是天主教徒。我受到母亲的影响，总念及人们最好的地方和对友谊的强烈意识。母亲自从跟父亲学习英文的时候起，读的大部分是英文书籍。父亲死后，她一页书也读不下去了。于是就翻译了威廉·萨落扬（William Saroyan亚美尼亚裔美国小说家）的《人间喜剧》。此书出版了。作为这项工作的结果，她受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亚美尼亚人协会的嘉奖。后来她还翻译了霍桑的几篇小说和梅尔维尔、弗吉尼亚·伍尔夫和福克纳的几部作品。我失明后，她一直陪伴我。对我来说，我母亲始终是一位随时准备向人道歉的、善于理解人的朋友。许多年来，直到不久前，她一直是我的一位真正的秘书。她负责为我发送信件，给我读信，把我口述的话记下来，多次陪我在国内外旅行。虽然我很晚才察觉，但是我终于发现是她默默地、有效地促进了我的文学事业。
博尔赫斯母亲Leonor Acevedo Suárez
她祖父是伊西多罗·苏亚雷斯（Isidoro Suárez）上校。1824年，他率领秘鲁和哥伦比亚骑兵发动了决定胡宁之战——南美独立战争最后一次战役——的关键性的进攻。尽管苏亚雷斯是胡安·曼努埃尔·德·罗萨斯的从堂兄，但他还是宁肯过贫寒的生活并流亡到蒙得维的亚，也不愿在暴君统治下的布宜诺斯艾利斯苟安偷生。他的土地被没收了，一个兄弟被杀害了。
我母亲家的另一个成员是佛朗西斯科·德·拉普里塔（Francisco de Laprida）。1816年他在图库曼主持大会，宣布了阿根廷联邦的独立；1829年死于内战。我母亲的父亲伊西多罗·阿塞维多（Isidoro Acevedo）不是军人，但是也参加了内战。所以我母亲的两个家庭里都有从军的前辈。也许就是由于这个缘故，我才向往那种史诗般的事业。但是上帝拒绝我去干，毫无疑问，上帝的拒绝是明智的。
我已经讲过，我的大部分童年时代是在家里度过的。由于我没有男孩子作朋友，就和我妹妹假想出两个玩伴：一个叫基洛斯（Quilos），一个叫莫利诺（Molino风车）。后来，我们感到乏味了，就对母亲说，他们两个已经死了。我的眼睛生来就近视，很早就戴眼镜，身体一向很虚弱。由于我的亲人大多数当过兵——我伯父甚至当过海军军官——而我明白我是永远不可能当兵的了，所以我很早就为自己感到羞耻：我只配做个读书人，而不能扛枪打仗。整个童年时代我一直这样想：宠爱我是不合理的。我认为自己不配享受任何形式的溺爱，也不配过什么生日。每次过生日，我就感到不快，因为大家把各种礼物往我怀里塞。我认为这是非常不公平的，无异于对我的愚弄。大约到了三十岁，我才克服了这种情绪。
博尔赫斯4岁的时候画的老虎之一
在家里，大家通常用英语和西班牙语交谈。倘若有人问我一生中的主要东西是什么，我会回答说是我父亲的藏书室。有时我认为，我从来也没离开过父亲的藏书室。至今它仿佛还历历在目：在一个很大很大的房间里，立着一个安有玻璃的书柜，书柜里摆着好几千本书。由于我的眼睛太近视，我不记得那时的大多数人的面孔了（甚至想到我外祖父阿塞维多时我也只是想起他的相片）。但是我清楚地记得钱伯斯百科全书和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上的铜版插图。我读完的第一本长篇小说是《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我还读了马里亚特舰长的作品，威尔斯的《月球上最早的人》，爱伦·坡，朗费罗的一卷本作品集，狄更斯，《金银岛》，《堂吉诃德》，《托姆·布朗在学校里》，格林童话，刘易斯·卡罗尔，《维丹特·格林先生的冒险》（一本今天被忘记的书），伯顿写的《一千零一夜》。伯顿这本书充满了被视为淫秽的东西，不准我读。我只好躲到屋顶平台上去偷偷地读。那个时期我对神奇的故事非常着迷，对来自各方面的责难置若罔闻。所有这些书全是用英文写的。后来我读了西班牙文的《堂吉诃德》后，觉得英文版译本太乏味了。我记得那套西班牙文的书是加涅尔出版社出的，红色封面上烫着金字。有一个时期我父亲的藏书室被弄乱了。我读了另一种版本的《堂吉诃德》后，觉得那不是一本真正的书。后来一位朋友为我弄到加涅尔出的此书，书中的插图还是铜版的，注解和错误原封未动。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吉诃德”。
我用西班牙文读了许多爱德华多·古铁雷斯（Eduardo Gutiérrez）写的关于“逍遥法外”的和“绝望”的人的作品——其中包括最杰出的作品《胡安·莫雷拉》，还有他的《军人的身影》，书中有一篇描写博尔赫斯上校之死的生动故事。我母亲禁止我读《马丁·菲耶罗》，因为她认为那是一本只适合流氓无赖看的书，里面一点也没有讲真正的加乌乔的事情。这本书我也是偷着读的。我母亲之所以这样做，因为作者埃尔南德斯（Hernández）曾经是罗萨斯的拥护者，是我们的统一派先辈的敌人。我也读过萨米恩托（Sarmiento）的《法孔多》（Facundo）和许多描述希腊和斯堪的纳维亚神话的书。诗歌方面我读过的是雪莱、济慈、菲茨杰拉尔德和斯温伯恩的英文诗作。他们是我父亲偏爱的大诗人，他能背诵他们的许多诗篇，而且常常背诵。
博尔赫斯4岁的时候画的老虎
我父亲的家庭是个文学世家。他的叔外祖胡安·克里索斯托莫·拉菲努尔（Juan Crisóstomo Lafinur）是阿根廷最早的诗人之一。1820年他的朋友贝尔格拉诺将军去世的时候，他写过一首颂歌。我父亲的一位表兄，阿尔瓦罗·梅利安·拉菲努尔（Álvaro Melián Lafinur），是一位杰出的“小诗人”。我小时候就认识他了。他是阿根廷文学院的院士。我父亲的外祖父爱德华德·扬·哈斯拉姆（Edward Young Haslam）创办了阿根廷最早的英文报之一的《南方的十字架》（Southern Cross），并在海德尔堡大学获得哲学或文学博士学位（我不敢肯定是什么学科）。他的经济条件不允许他在牛津或剑桥学习，所以他便去德国，在德国学完了全部拉丁语课程后拿到了文凭。他死在巴拉那。我父亲写过一本小说，1921年在马里奥卡出版，书名叫《首领》（El Caudillo），写的是恩特雷里奥斯的故事。他还写了4本论文集（他毁掉了），并据菲茨杰拉尔德的《鲁拜集》译本翻译和出版此书，韵律和原译本相同。他还毁掉了一本《一千零一夜》式的东方故事集和一部剧本，即《走向虚无》，写的是一个为自己的儿子感到失望的男人。他发表过一些按照恩里克·班奇斯的风格写的十四行诗。
从我孩童时代，他的视力开始丧失时，我就默默地盘算着，应该由我来完成条件不允许我父亲完成的文学事业。这是坚定不移的，这种信念要比人们仅仅口头上讲的重要得多。
豪尔赫·吉列尔莫·博尔赫斯
和他的小说El Caudillo《首领》，1921
我是六七岁的时候开始写作的。我想模仿西班牙的经典作家，如塞万提斯。我曾经用很糟的英文写了一小本希腊神话集，准是从伦普里尔（John Lemprière）那里选来的。这算是我的第一次文学尝试，我的第一篇故事写得很不像样，是仿照塞万提斯的风格写的，题目叫《倒霉的帽舌》（La visera fatal），是一篇骑士小说。这些东西都是在我的练习本里写的，写得很不精炼。我父亲从不过问我的写作。他希望我自己走些弯路。有一回他对我讲：“要让儿子教育父亲，而不是相反。”在我大约九岁的时候，我翻译了奥斯卡·王尔德的《快乐王子》，发表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国家》（El País）日报上，因为署名是“豪尔赫·博尔赫斯”，人们便以为是我父亲的译作。
1992年的国家报
回想我上学的最初的岁月，我觉得毫无快乐可言。首先，直到满九周岁我才入学。因为我父亲是个无政府主义者，不相信任何国家事业。我上学时戴着眼镜，穿着硬领衣服，系着领带，像伊顿公学的学生，我不得不忍受多数同学的嘲笑和挑衅。学校的名称我记不清了，不过我记得是在塔迈西斯街上。我父亲说，阿根廷历史起着教科书的作用，因此老师希望我们热爱阿根廷的一切事物，比如说，在让我们了解洪荒初开，土地连接在一起的时代之前就给我们讲阿根廷的历史。关于西班牙文作文课，老师叫我们要用华丽的风格写作，诸如：“那些为自由、独立、光荣……的祖国而斗争的人……”等等。后来我在日内瓦时，人们对我说，这种写作方式没有意义，应该用自己的眼睛观察事物。我妹妹诺拉生于1904年。她进了一所女子小学。
博尔赫斯和妹妹诺拉·博尔赫斯
在所有那些岁月里，我们总去布宜诺斯艾利斯南面一二十公里远的阿德罗格（Adrogué）小城度夏。我们家在那儿有一处宅子：一幢二层楼的宽敞房子，一些土地，两座茅屋，一架风车，一只栗色的长毛牧羊犬。那时的阿德罗格是个遥远而平静的迷宫：有围着铁栅栏、大门口立着石雕像的别墅，有公园和从许多广场辐射开来的街道，全城充满了无处不在的蓝桉的香气。几十年间我们总去阿德罗格小住。
博尔赫斯在阿德罗格La Delicias酒店
我第一次真正接触大草原是在1909年。那一年我们到布宜诺斯艾利斯西北方圣尼古拉斯附近去拜见几位亲戚。我们看到的草原上最近的房屋是地平线上的一个小黑点。当我知道这无边无际的地方就是大草原、在那里干活的男人就是爱德华多·古铁雷斯描写的人物加乌乔时，我觉得那简直是某一位魔术师的杰作。对我来说事情往往如此：在我的整个一生中，事物被写进书里后我才理解。有一天大清早我被准许骑马陪他们把牲口赶到河边去。那些男人长得又小又黑，都穿灯笼裤。我问他们会不会游水，他们回答说：“水是为牲口准备的。”我母亲送给监工的女儿一个洋娃娃。洋娃娃装在一个大纸盒里。第二年我们回来时问起那个小姑娘。人们回答说：“她得到洋娃娃高兴极了！”他们把洋娃娃指给我们看。洋娃娃还在盒子里放着，像神像似地挂在墙上。原来小姑娘的父母只让她看而不允许她动，否则会把洋娃娃弄坏、弄脏，洋娃娃就这样挂在高处，一点儿也不会被弄坏，却只能让人远远地崇拜。卢贡内斯描写过，在杂志出现以前，他不止一次看见加乌乔们把纸牌钉在棚屋的墙上，仿佛那是装饰画。金杯花四和它的小狮子与塔楼特别受他们喜爱。我相信我是在阿斯卡苏比（Hilario Ascasubi）的影响下开始写歌唱加乌乔的诗篇的。那是在我去日内瓦之前。我记得我曾千方百计使用加乌乔的语汇。但是技巧上的困难把我征服了，每次只能写很少的几节。
从我孩童时代，他的视力开始丧失时，我就默默地盘算着，应该由我来完成条件不允许我父亲完成的文学事业。
——博尔赫斯｜朱景冬 译
— Reading and Rereading —
年轻的极端主义者
1914年，我们去欧洲。父亲的视力已开始恶化。我记得他曾抱怨说：“我连字都看不清了，怎么能继续签署文件呢？”被迫提前退职后，他计划十天后去欧洲。那时候世界上没有这么多疑神疑鬼的麻烦事，用不着办理护照或通过别的什么官僚主义关卡。我们先在巴黎逗留了几个星期。那时也好，后来也好，我总是不大喜欢那个城市（就像其他任何一个善良的阿根廷人那样）。不知为什么，可能是因为我总有点像英国人；事实上，我一想到滑铁卢就联想到胜利。对我和我妹妹来说，此行的目的是去日内瓦求学。父母在欧洲大陆旅行期间，我们将和我外婆住在一起（她和我们一道来到欧洲，后来死在那里）。同时父亲将寻找一位日内瓦的眼科名医治疗。那个时期，欧洲的东西比布宜诺斯艾利斯便宜，阿根廷货币值钱得多。但是我们对时局一无所知，一点儿也没想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会在那年八月爆发。当时我父母正在德国，但他们还是设法回到日内瓦，同我们团聚了。一两年之后，我们不顾战争，穿过阿尔卑斯山，到了意大利北部。维罗纳和威尼斯的风光，我至今记忆犹新。我曾在宽大的维罗纳剧场勇敢地高声朗诵过几首阿斯卡苏比的加乌乔诗篇。
博尔赫斯一家在日内瓦，1914
头一个秋天（1914年），我开始进卡尔维诺（Juan Calvino，西班牙文，也译成加尔文）创办的日内瓦中学。我们班上大约四十名同学，一半以上是外国学生。主要课程是拉丁文。不久我就发现，只要把拉丁文学好，其他功课可以马虎一点。其他课程——代数、化学、物理、地质、植物、动物——全用法文讲课。那一年，除了法文，所有的课程我都顺利通过了考试。但是我的同学们却背着我给校长写一封告状信，说我应该学习全部法文课程，法文也是我应该掌握的一种语言。他们要求校长注意这一点。于是好心的校长便对我进行了劝告。最初，当一位老师喊我的名字时，我根本听不懂。他们只用一个音节喊我的名字（法语borges只有一个音节）。每次老师喊我回答问题时，同学们都得用胳膊肘捅我。
1916-1917届，加尔文中学同学合影
我们住在城市南部（旧城区）一幢楼的套间里。今天我对日内瓦比对布宜诺斯艾利斯还熟悉。这是因为日内瓦没有两个街角是相同的，你会很快记住它们的区别。我每天沿着结冰的绿色罗讷河畔走。罗讷河穿过市中心，河上架着七座彼此截然不同的桥。瑞士人相当骄傲和保守。我的两个最好的朋友，西蒙·古赫林斯基（Simon Jichlinski）和马乌里切·阿博拉莫维奇（Maurice Abramowicz），是波兰籍犹太人。后来一个当了律师，一个当了医生。我教他们赌牌，他们学得既快又好，我们赌了一盘，结果我输得一分钱不剩。我成了个出色的拉丁语学者，虽然我的大部分个人读物是英文的。在家里，我们用西班牙语交谈，但是没过多久我妹妹的法语讲得那么好，说梦话甚至都用法语。我记得有一天我母亲回家来，碰到诺拉躲在红色长毛绒窗幔后面恐惧地哭喊：“Une mouche！Une mouche！”好像法国人那种认为“苍蝇是危险的东西”的看法传染给了她。“快出来，”母亲对她说，语气里缺乏强烈的爱国热情，“你是在苍蝇中间生出来和长大的。”由于战争，除了去意大利旅行和瑞士国内的几次旅行外，我们不能旅行了。后来，我的英籍祖母不怕德国人的潜水艇，只和四五个乘客一起搭船，来到我们这里。
后来，我开始自费在校外学习德语。驱使我冒这个险的是卡莱尔的《成衣匠的改制》（Sartor Resartus）。这本小说使我眼花缭乱，目瞪口呆。主人公提奥奇尼斯·德维尔斯邓（意为魔鬼的粪便提奥奇尼斯）是一位德国唯心主义教授。我在德国文学中寻找和塔西佗有密切关系的某种日尔曼的东西。但是过了很久我才在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的古老作品中找到。我觉得德国文学是浪漫的、病态的。我第一次试读了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但是我被此书难住了（就像大部分读者那样，包括大部分德国人）。于是我想，诗因为短也许容易读。我弄到一本海涅最早的诗歌集《抒情插曲》和一本英德词典。渐渐地，多亏海涅的简单词汇表，我能够抛开词典、进入语言的美境了。我还设法阅读了迈林克的长篇小说《高莱姆》（Gustav Meyrink El Golem 古斯塔夫·梅林克的《假人》）（1969年我在以色列时，同格肖姆·肖莱姆谈过关于“高莱姆”的波希米亚传说。他是一位犹太神秘主义的杰出研究者，他的名字我在一篇关于“高莱姆”的诗里作为唯一可能的韵脚使用过两次）。大约在1917年，我曾试着把兴趣转向让·保罗·里希特（Jean-Paul Richter）（为了纪念卡莱尔和德·昆西），但是很快我就觉得非常乏味。里希特虽然拥有两个英国维护者，但我认为他是一个魄力惊人、热情不足的作家。然而我对德国的表现主义却极感兴趣，现在我仍然认为它高于同时代的其他流派（如意象主义、立体主义、未来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等）。几年后我在马德里做了把表现主义诗人的作品译成西班牙文的最初的、也许是最后的尝试。
有一个时期，还是在瑞士的时候，我开始读叔本华的著作。即使今天要我挑选一位我唯一喜欢的哲学家的话，我也一定选他。倘若宇宙之谜可以概括为语言的话，我认为那种语言就在他的著作里。我读过许多遍叔本华的德语作品，并跟我父亲和他的朋友马塞多尼奥·费尔南德斯（Martindonio Fernández）一起翻译过叔本华的作品。现在我仍然认为德语是一种美丽的语言，比它产生的文学还美丽。不可思议的是，法国居然有一种高贵的文学（尽管法国对流派和运动怀有感情）。
费尔南德斯给博尔赫斯的一封信
也是在日内瓦时我第一次接触华尔特·惠特曼的作品：由约翰内斯·施拉夫译成德文的诗（“Als ich in Alabam meinen Morgengane machte”，意即“当我早晨在亚拉巴马街上散步时”）。当然我明白读一位美国诗人的德语作品是荒唐的。所以我从伦敦买来一本《草叶集》。我至今记得书的封面是绿色的。有一个时期，我认为华尔特·惠特曼不仅是一位伟大的诗人，而且是“唯一的”诗人。最后我还认为1855年以前世界上存在的一切诗人无不以华尔特·惠特曼为师，不模仿是一种无知的表现。这种看法是读了卡莱尔的散文（现在我觉得是难以卒读的）和斯温朋的诗作后产生的。这便是我经历的几个阶段。但是后来我还有过类似的经验，觉得自己被某一个作家压得喘不过气来。
Leaves of Grass. Brooklyn NY：Fowler & Wells，1856
我们在瑞士侨居到1919年。在日内瓦住了三四年后，我们在卢加诺过了一年。就在那时我拿到了中学毕业证书。我想把我的手稿拿给父亲看，但是他对我说，他从不相信别人的指点，我应该靠自己的能力走路，要自己尝试，如果不能避免错误也没关系。当时我在用英文和法文写十四行诗。英文的十四行诗是对华兹华斯的简单模仿，法文十四行诗是仿照象征派诗写的，形式单调无味。我还记得试着写的法文诗中的一行：“Petite boite noire Pour le violon casse”。全诗的题目是：“Poeme pour etre recite avecun accent russe”。因为我知道我是用一种外国人讲的法语写作，所以我想，采用俄语语调准比阿根廷语调好。在我写的英文诗中，我使用了一些18世纪的词语结构，如把“over”写成“o'er”，或把“sings”写成“doth sing”，但是我明白，西班牙语是我非用不可的语言。
1919博尔赫斯在马略卡岛
我们去了马略尔卡，因为那里东西便宜，风景秀丽，游客稀少。我们在那里的帕尔马和巴尔德莫萨（Valldemosa）（一个座落在小山顶上的村子）住了近一年。我继续学习拉丁文，教我的是一位神父。他对我说，由于他生来就具有的智力完全能满足他的需要，他从来也不想读什么小说。我们重新读了维吉尔的著作。我还很崇拜这位作家。我记得我曾以我熟练的游泳技巧使岛上的居民惊叹，因为我是在乌拉圭河或罗讷河的激流中学的。而马略卡人却只习惯在风平浪静的海里游泳。当时我父亲在写一部小说，追忆他的故乡恩特雷里奥斯打内战的久远年代。我为他提供了一些相当糟糕的比喻，是从德国表现主义诗人那里搬来的。他采用了，但完全出于无奈。他的小说印了大约五百本，他自己把书带到布宜诺斯艾利斯，赠给了他的朋友们。每每遇到“巴拉那”（Paraná）这个字眼（我父亲的故乡），印刷者就认为是个错字，把它改成“巴拿马”。（Panamá）为了不给他们添麻烦，而且觉得这事挺有趣，我父亲就同意了他们的“校正”。现在我对自己年轻时干预他写书感到遗憾。十七年后，他在弥留之际对我说，再写小说时我如果运用直截了当的形式删去一切“精美”词藻和绚丽的段落，他将非常高兴。那些日子我写了一篇关于一个狼人的故事。把稿子寄给马德里一家通俗杂志《地球》（La Esfera），编辑们十分巧妙地退了稿。
La Esfera《地球》杂志
Grecia《希腊》杂志，1919
今天我很难想到大海了。可当初，几年之后，当我读到阿诺德·本涅特的句子“宏伟的第三等级”时，我立刻理解了它的含义。但是几个月后我到马德里的时候，尽管那是我出版的唯一的一首诗，人们还是称我是大海的歌手。
在塞维利亚，我和《希腊》杂志周围的作家团体发生了联系。这个团体（他们自称是极端主义者）的成员们试图革新文学。而对文学这门艺术，他们却一无所知。他们中的一个人有一次对我讲，他们的全部读物就是《圣经》、塞万提斯和达里奥的作品，以及“大师”拉法埃尔·康西诺斯－阿森斯（Rafael Cansinos Assens）的两本书。我发现他们不了解法国的事情，对他们来说也不存在名叫“英国文学”的那种东西，这使我这个阿根廷人的头脑不禁感到意外。他们给我介绍了一位以“人文学家”闻名本地的“天才”。但是不久我就证明了他的拉丁文比我懂得还少。至于《希腊》杂志，编者伊萨克·德尔·万多·维亚尔（Isaac del Vando Villar）明确地告诉我，它所刊出的全部诗作都是由他的一两个助手写的。我记得有一天他们中的一个人对我说：“我忙得不可开交……伊萨克也在写一首诗。”
Rafael Cansinos Assens
后来我们去了马德里。对我来说，在那里发生的最重要的事情是结交了拉法埃尔·康西诺斯－阿森斯。至今我一想到曾拜他为师就感到愉快。他从塞维利亚来到马德里。在塞维利亚他已开始教士的研究工作，到马德里后，他在宗教法庭的档案中碰到康西诺斯这个名字后就猜想他是犹太人。就是这件事推动他研究了希伯来文，后来他还行了犹太教的割礼。安达卢西亚文学界的朋友们带我去见他。我胆怯地为一首“他”写的关于大海的诗向他表示庆贺。“是的，”他回答说，“有生之年我多么渴望看见海啊！”他是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面带安达卢西亚人蔑视卡斯蒂利亚卢事物的神情。康西诺斯与众不同的地方是他专门为文学而生存，对金钱和名声毫不关心。他是一位卓越的诗人，写过一本赞美诗——大部分是色情诗——名叫《七星烛台》（El candelabro de los siete brazos），1915年出版（原文如此，据维基百科是初版于1914年Primera edición）。他还写过一些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和随笔。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在主持一个文学团体。
El candelabro de los siete brazosAlianza Editorial, 1986
每个星期六我都要去“海外咖啡馆”。我们半夜在那里聚会，一直谈到天亮。有时我们多达二三十人。大家瞧不起西班牙的一切风俗（如洪多民歌和斗牛），却崇拜美国的爵士音乐。大家宁愿做个欧洲人而不做西班牙人。康西诺斯提议大家谈谈比喻、自由诗、传统诗歌形式、叙事诗、形容词和动词。他待人对事都持温和的方式，在这一点上，他是把自己的方式强加于人的独裁者，他不允许以攻击性的影射对待同时代的作家，总是使谈话保持很高的水平。
康西诺斯又是一个贪婪的读者。他翻译了德·昆西的《鸦片服用者》、（希腊某作家的）《马科·奥雷利奥的思考》（Las Meditaciones de Marco Aurelio del griego马可·奥勒留的《沉思录》）、巴比塞（Henri Barbusse）的小说、施沃布的《想象的传记》（马塞尔·施沃布《假想的乐趣》Vidas imaginarias Schwob）；后来又开始翻译歌德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全集；他还首次把《一千零一夜》译成西班牙文。译文很流畅，不但可以同伯顿与莱恩的媲美，而且读起来更令人愉快。有一次我去拜访他，他带我去他的藏书室。更确切地说，他的整个住宅就是一座图书馆。走进去就像进了一座森林。康西诺斯很穷，买不起书架，只好把书堆在地上，从地面一直堆到屋顶。这样一来，走路都困难了，只能从那些立柱之间穿过。我觉得他把我已遗忘了的欧洲过去的一切都关进了那里，差不多可以说那里是东西方文化的象征。不过他有一种怪脾气，这使得他不能够和同时代的杰出作家友好相处。他的怪脾气就是竭力赞扬二、三流的作家。那个时期，奥特加·依·加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正处在他声誉的顶点，但是康西诺斯却认为他是个蹩脚的哲学家和作家。我从他那里得到的最重要的东西是谈论文学的乐趣。此外他还鼓励我多读书。我开始像猴子一样模仿他的写作。我写的句子很长，但很流畅；虽缺乏西班牙语特色，却有浓重的希伯来语味道。
有趣的是，正是康西诺斯于1919年创造了“极端主义”（ultraísmo）这个术语。
Ultra杂志，极端主义宣言最早就是刊载在这个杂志上
由康西诺斯提出的极端主义宣言
在《我们》Nosotros杂志（布宜诺斯艾利斯，1922年）出版的宣言中，博尔赫斯总结了极端主义的目标：
1、减少抒情的元素直至其根本，隐喻。
2、删除无用的中间句、连词、形容词。
3、避免装饰性的，人为添加的语句、陈腐的传统主义、详尽的叙述、讲道以及朦胧的牵强附会。
4、将两个或更多的画面融合，以扩大它的启示性。（林美涵 译）
我那时想，西班牙语文学老是落在时代的后面。我曾经用笔名“胡安·拉斯”（Juan Las）写过一些短小简单的极端主义诗歌。这一切——现在我很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不过是玩笑之作，但是青年们却很认真。另一个极端主义的忠实的新信徒是吉列尔莫·德·托雷（Guillermo de Torre）我是那年春天在马德里认识他的。九年后他和我妹妹诺拉结了婚。
诺拉·博尔赫斯、托雷、及诺拉画的托雷
在那个时代的马德里，还有一个以戈麦斯·德·拉·塞尔纳（Ramón Gómez de la Serna）为中心的重要俱乐部。我到那里去过一次，我不喜欢他们干的事情。他们有一个小丑，小丑带着一只手镯，手镯上有一个铃铛。他把手向人们一伸，铃铛便叮零作响。戈麦斯·德·拉·塞尔纳总是这样发问：“毒蛇在哪里？……”不难想象，这是很滑稽的。有一次他转过身骄傲地对我说：“你在马德里从没见过这样的玩意，对吗？”感谢上帝，我的确没有见过。
俱乐部：Pombo 咖啡馆
我在西班牙写了两本书。一本是（现在我不禁问自己为什么要写）《赌徒的牌》（Los naipes del tahúr），是关于文学和政治的评论（我还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自由思想家和和平主义者），是在皮奥·巴罗哈（Pío Baroja）的影响下写的。我本想把文章写得辛辣和严酷一些，但实际上很是温和。我用的是“愚蠢”“妓女”“说谎者”之类的字眼。我没能找到人出版它，我回布宜诺斯艾利斯后把手稿毁了。另一本书的题目是《红色的圣诗》或《红色的旋律》（Los salmos rojos o Los ritmos rojos）。是一本赞颂俄国革命与和平主义博爱的自由诗的诗集——可能有二十首。其中的三四首发表在《布尔什维克史诗》《战壕》和《俄罗斯》杂志上。（“Épica bolchevique”, “Trinchera”, “Rusia”. 这里说的应该是《布尔什维克史诗》《战壕》和《俄罗斯》这几首诗歌发表在杂志上）在我归国前夕，我在西班牙把这本书毁掉了。
诗歌《俄罗斯》，博尔赫斯手稿
1921年3月，我们乘坐“维克多利亚·欧亨尼娅女王号”（Reina Victoria Eugenia）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在旅居过日内瓦、苏黎世、尼姆、科尔多瓦、里斯本等这么多充满往事的欧洲城市后，发现我的故乡扩大了，我感到惊讶。现在它很大，几乎是个无边无际的城市，它伸向远方，伸向草原。对我来说这不只是还乡，而且是一个发现。我所以怀着光明和贪婪的心情看待布宜诺斯艾利斯，恰恰是因为我离开它太久。倘若我从没有在国外生活过，我决不相信能够像当时那样怀着力量和光明看待它。城市——不是整个城市，而是几个使我感到特别激动的地方——激发我写了我出版的第一本书《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热情》中的诗篇。
Fervor de Buenos Aires，1923
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热情 插图 By 诺拉·博尔赫斯
这些诗是在1921年和1923年间写的，书是1923年初出版的。诗集五天就印完了：我必须加快速度，因为我们还得回欧洲（我父亲想再次去日内瓦求医治疗眼疾）。本来商定出一本六十四页的书，但写成的手稿相当长，最后不得不狠心地删掉五首诗；那五首诗我一点儿也记不清了。出版的书有点儿像儿童读物。清样没有校阅，没有目录和页码。我妹妹为封面设计了一幅版画。一共印了三百本。那时出版一本书是一件冒险的事。我从没有想到把书送到书商和批评家手里去。大部分诗集我都送人了。我还记得我散发书的一种办法。我发现去《我们》（Nosotros）（那个时代最古老、最有名的文学杂志之一）编辑部的许多人都把大衣挂在衣帽间里。于是我带着五十或一百本书去见阿尔弗雷多·比安奇（Alfredo Bianchi）。他是编辑部的一位编辑。比安奇开心地望了望我，说：“你是想要我替你卖书吗？……”我回答说：“不，我虽然写了这本书，但我不是精神失常的人。我想我可以求你把一些书悄悄塞到那些挂在那几的大衣兜里。”他很宽厚地答应了。过了很久我再去那里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些大衣的主人已经读了我的诗，甚至有人还写了评论。我就是这样获得了一点诗名。
Nosotros《我们》杂志
诗集基本上是浪漫主义的，尽管是用相当单调的风格写的，并且充满了简单的比喻。我赞颂落日、偏僻之地和陌生的街角，大胆地运用贝克莱式的形而上学和我的家史，表现早熟的爱情。同时我还开玩笑地模仿西班牙十七世纪的风格，在前言里提到了托马斯·布朗先生的《骨灰瓮》（原文是Religio Medici，应该是《一个医生的信仰》这本书）。我担心这本书会成为一种“葡萄干布丁”：里头写的东西太多了。但是我回想了想，觉得我从来也不曾远离过这本书，我觉得我的其他一切作品都是对这本书首次表现的题材的进一步发展。我觉得我的一生是在重新写这唯一的一本书的过程中度过的。
《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热情》中的诗篇是极端主义的吗？1921年我从欧洲回国时，我一直举着极端主义的旗帜。现在我仍然被文学史家们称为“阿根廷极端主义之父”。那个时期我跟我的诗坛同行爱德华多·贡萨莱斯·拉努萨（Eduardo González Lanuza）、诺拉·兰赫、佛朗西斯科·皮涅罗（Francisco Piñero）、我表兄吉列尔莫·胡安（Guillermo Juan）（博尔赫斯）和罗伯托·奥特列（Roberto Ortelli）交谈时，我们得出了这个结论：极端主义充满了（像未来主义那样）现代派和诡计。我们对铁路、螺旋桨、飞机和电风扇无动于衷。只要我们的宣言还坚持比喻的头等重要性，坚持不要过渡性的和装饰性的形容词，我们想写的东西就是精美的诗，就是高于“此时此地”的、摆脱了地方色彩和当时的环境的诗篇。我认为《质朴》（Llaneza）这首诗足以说明我所追求的东西：
花园的铁栅栏打开了，
像一个经常的祈祷者
查找的页码那么驯服。
在里头，目光无需注意
已安全留在我记忆中的事物。
我了解人们的习惯和心灵，
以及整个人类正策划的影射性的谈吐。
我不常要讲话，
也不需要假装有天赋。
我周围的人都了解我，
很清楚我的软弱和痛苦。
这就是登上至高点，
也许在天上才能满足。
不要赞叹，不要胜利，
仅仅希望被人承认，
就像一部分不可否认的真实，
就像那些石头和树木。
我相信这类诗距离以前我在西班牙作胆怯的极端主义练习时所写的怪诗一定很远。那时在我看来有轨电车像一个人端着步枪瞄准，黎明像一声叫喊，落日像钉在西方的十字架上。有一次我把那些可笑的诗吟诵给一位理智的朋友听。他评论说：“看得出来、你认为诗的主要目的是使人吃惊。”关于《热情》中的诗是不是极端主义的问题，我的朋友和我的法文译者内斯托·伊瓦拉（Néstor Ibarra）作了回答。他说：“博尔赫斯写了第一首极端主义诗后就不再是极端主义诗人。”现在我只能为我早熟的极端主义的过分表现感到遗憾。过了差不多半个世纪后，我仍然在心中设法抹去我生命中的那段愚蠢的时期。
我觉得我的其他一切作品都是对这本书（《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热情》，1923）首次表现的题材的进一步发展。我觉得我的一生是在重新写这唯一的一本书的过程中度过的。
——博尔赫斯｜朱景冬 译
— Reading and Rereading —
“卖弄学识”的诗人
我回国后发生的最重要的事情要算同马塞多尼奥·费尔南德斯（Macedonio Fernández）的交往。在我的一生所结识的人中（我认识许多名人），谁也不如马塞多尼奥留给我的印象深。他身材瘦小，头戴蘑菇帽，在北达尔塞纳区等我们到来。我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他的深厚友情。他们同生于1874年。马塞多尼奥是一个非常健谈的人，但又是一个喜欢沉默寡言的人。我们常常在星期六晚上到十一广场的“珍珠咖啡馆”相聚。在他主持下，我们一直谈到天亮。在马德里时，康西诺斯是一切学识的代表；在这里，马塞多尼奥则是纯粹思想的代表。那时，我是个酷爱读书的人，很少外出（几乎晚上吃完饭就躺在床上读书），但是整个星期我都期待着和马塞多尼奥见面，听他谈话。他住的地方离我们家很近，我本可以随时去见他。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没有权利享受这种特权。为了让马塞多尼奥具有星期六的全部价值，我不应该占据他一星期的其他时间。在这样的聚会上，马塞多尼奥讲三四次话，但是仅仅“冒昧地”发表不多的几次心平气和的看法。而这些看法显然是专对他身边的人发的他的看法从来也不肯定。马塞多尼奥讲话时总是彬彬有礼，注意分寸，并用“好了，我想你已经注意到……”之类的话减弱其见解的分量。然后他才讲出某种惊人的和非常新奇的想法。但是他总认为听他讲话的人也有这种想法。
费尔南德斯和博尔赫斯
Confirmado杂志，1969
他是一个体质脆弱，面色发青，头发灰白，留着小胡子的男子，那副样子很像马克·吐温。这种相像使他感到愉快，但是当别人说他也像保尔·瓦莱里时他却不高兴了，因为他不喜欢他。他老是戴着那顶黑色的蘑菇帽，我相信他睡觉也不会脱的。为了避开凉气，夜间从来不脱衣服。因为根据他的理论，凉气会使他牙疼。为了保护得更好些，他用毛巾把头包了起来，看上去他像个阿拉伯人。他有许多古怪表现，其中包括民族主义（他钦佩一个个总统，因为他认为阿根廷选民不会选错人）、对牙科医生的恐惧（当着众人的面，他用一只手掩着嘴，猛地把牙拔下来，免得挨拔牙钳）和那种同街头妓女搞精神恋爱的习惯。
费尔南德斯（左边）和保尔·瓦莱里（右）对比
作为作家，马塞多尼奥出版了好几本具有异国情调的书。在他去世二十年后，他的手稿仍然被收藏着。他的第一本书出版于1928年，题为《睁着的眼睛并非全然不眠》（No todo es vigilia la de los ojos abiertos），是一本关于唯心主义的大部头论著，并特意运用尖刻而复杂的笔调写的，目的是（我认为）模仿现实的复杂性。第二年出版了他的一本作品集，题为《刚到来的人的篇页》（Papeles de Recienvenido），我参加了素材的收集整理工作。是一本笑林集锦，笑话中有笑话。马塞多尼奥还写了一些小说和诗歌，写得很惊人，但是很难读。一部二十章的小说比五十六篇序言更可取。我不相信在马塞多尼奥的书里能够找到他这个人。真正的马塞多尼奥存在于交谈中，将和他的交谈者一道死去。
马塞多尼奥的书的内页
马塞多尼奥住在公寓里，过着简朴的生活，并且经常搬家。这是因为他不按时交房费。每次搬家都扔下一堆堆的手稿。有一次他的朋友们为这事责备他说：“把这一切全扔掉是耻辱的。”他回答说：“你们果真认为我那么富有，有东西可以扔掉吗？”
费尔南德斯给博尔赫斯的信
除了你，没人相信我。如果我说你的风格是我见过最热烈的，你必定会在文学方面成为世界级的作家，请一定要相信我。哪怕是已经认识了我二十年的人也没人这样信任过我，这种信任让我无比惊奇，我现在怀着一种热切的新希望，于我的总体情况而言，这种希望非常必要。我想也许你会让我认识到的，会成功的。要相信我和你说的，别难过，别否认你自己，也别否认我对你的信任。（闵逸菲 译）
Nadie cree en mí excepto vos. Trata de creerme tambien cuando te digo que tu estilo es el más ardiente que he conocido y que serás escritor universal en literatura. Desde que me sorprendiste con tu fé en mí, que nadie la ha tenido ni los que me conocen desde hace veinte años, acaricio una esperanza nueva y muy querida para mí, muy necesitada en mi situación general. Creo que me harás conocer y triunfar quizá. Cree lo que te digo: no seas así amargo y negador contigo mismo y con mi fé en vos.
Rivadavia 2748. Altos
休谟和叔本华的读者可能不会在马塞多尼奥身上看到新东西，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他自己得出了他的结论。很久以后他才读休谟、叔本华、贝克莱和威廉·詹姆斯的著作，但是我猜想，他之所以没有阅读更多的哲学家的著作，是因为他总是引用上述这些作家的作品。有一次他跟威廉·詹姆斯通信，信里混杂着英文、德文和法文，因为正如他说的，“……这些语言中的每一种我都懂得极少，我现在仍然不得不从这种语言跳到那种语言。”
我想念马塞多尼奥，想象他怎样在读一页书时立刻觉得有了思考的勇气。他不但断言我们是用跟梦一样的材料造成的，而且他还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梦幻的世界上。他怀疑真理可以传播：他认为某些哲学家发现了真理，但是当传播它的时候却完全失败了。尽管如此，他还是相信发现真理是相当容易的：一次他对我说，如果他能够躺在大草原上，忘掉世界、忘掉自己和自己的探求，真理会突然显示在他眼前。他还说，把那种揭示出的知识翻译成语言可能办不到。
马塞多尼奥喜欢搜集才华横溢的人的语录篇言。其中，我惊奇地发现了我们两人都认识的一位和蔼可亲的女士的名字：基卡·冈萨雷斯·阿查·德·汤姆金森·阿尔韦亚尔（Quica González Acha de Tomkinson Alvear.）。我惊讶得张大了嘴巴看着这个名字。从某种角度来说，我并不认为基卡已经达到了休漠和叔本华这样的高度。然而马塞多尼奥却说：“哲学家们试图解释宇宙，而基卡只是感知宇宙，理解宇宙。”说着，他转身向基卡问道：“基卡，什么是存在？”基卡回答道：“马塞多尼奥，我不明白你指的是什么。”“你瞧，”他对我说，“她理解得十分透彻，因而她搞不明白为什么我们困惑不解。”这就是基卡之所以成为一位才华横溢的女士的证明。后来，我对马塞多尼奥说，诸如此类的话，或许也可以用来评论一个孩子或者一只猫，他听了大为恼火。（这段在朱景冬译的海南版缺失了，所以此段文字出自《世界文学》2001第6期林一安译本。）
在认识马赛多尼奥以前，我是个轻信的读者。他给我的最好的礼物是教会了我以怀疑的态度看书。最初我忠实地模仿他，照搬他的某些有害的文体形式。后来我为此感到遗憾。现在回想起来，觉得他像被天堂乐园弄得茫然无措的亚当。他的才气仅仅在寥寥几页纸上幸存下来；他的影响跟苏格拉底类似。我的确非常喜欢他，怀着全部的爱喜欢他。
博尔赫斯给费尔南德斯的明信片
伦敦
你的豪尔赫（陶培元 译）Londres 20 agosto 1923 Señor don Macedonio Fernández calle Rivadavia 2748 Buenos Aires Argentina Republic ¿A qué puntualizar con intensidad de palabras la caterva de días ninguno alegre, todos turbios, alguno angustiosísimo que han pasado por mí desde que le dije adiós a Conce y a Buenos Aires. Mejor a divertirse con tonteras visuales como el grabadito persa en el dorso. Tuyo Jorge
对我来说，从1921年到1930年是活动最多的时期。但也许很多活动是瞎忙，一无意义。我写作和出版了七本书：四本论文集，三本诗集。我还创办了三种杂志，并且非常顽强地同另外十二种出版物合作，其中有《新闻》《我们》《开创者》《批评》和《综合》（“La Prensa”，“Nosotros”，“Initial”，“Criteria”和“Síntesis”）。
我对当时的这种生产率感到惊讶。看到它同它的结果不存在丝毫关系，同样使我感到惊讶。四本论文集中有三本（还是不提它们的书名为好）我从没有准予再版。事实上，当1953年我现在的出版商埃梅塞（Emecé）提议出版我的《作品全集》（obras completas）时，我同意出的唯一理由是因为这个协议能允许我抽掉这些可笑的书。这使我想起马克·吐温讲过的话。他说，抽掉简·奥斯丁的作品，可以办成一个好图书馆。又说，由于抽掉了简·奥斯丁的作品，即使不增加任何书，照样是一个好图书馆。
埃梅塞博尔赫斯全集三卷本，1966
在我这些欠考虑的书的第一本中有一篇关于托马斯·布朗先生的很不像样的文章（原文是Urne-Buriall，应该是Hydriotaphia, Urn Burial《瓮葬》）。也许这是头一篇用西班牙文写这种题材的文章。还有一篇试图把比喻分类的文章，好像其他的诗歌因素如韵律和音乐等，可以心安理得地抛在一边似的。书中还包括一篇关于不存在自我的长文章，是从布拉德莱（Bradley）、佛经或马塞多尼奥·费尔南德斯那里引申出来的。
我写这些作品的时候，努力模仿17世纪的两位巴罗克作家，即克维多和萨维德拉·法哈多（Quevedo 和 Saavedra Fajardo）。他们以自己的风格写了跟托马斯·布朗先生（原文是：…Thomas Browne en Urne-Buriall，应该可以理解成“两位作家想要追求同托马斯·布朗的《瓮葬》文风相似的作品”）同一类型的作品。我极其精心地用西班牙文写拉丁词语。但由于书中充满陈词滥调和说教，结果造成失败。第二次失败是一种反动：我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竭力想做一个百分之百的阿根廷人。我弄到一本阿根廷方言词典（塞奇维亚出版的），把那么多方言土语塞进了文章，许多阿根廷人都难以看懂。如果丢开词典，现在我自己也不敢说懂。这样做显然毫无希望，所以我放弃了。第三次不值得提的事情是一种局部的补救。我摆脱了以前的风格，恢复了理智，力图以某种条理写作，让读者容易理解，而不是想以绚丽的章节使读者眼花缭乱。这种很难说有价值的尝试之一是《相斗的人们》（原文是Hombres pelearon，这篇小说的标题后来修改成Hombre de la esquina rosada，也就是《玫瑰角的汉子》）。这是我第一次涉足布宜诺斯艾利斯旧北城的神话。小说描述的故事从那时起我一直在讲述，情节略有变化。故事讲的是一场无缘无故、毫无意义、只为比勇气而进行的决斗。我说过，在我们的语言感情方面，我们阿根廷人不同于西班牙人。我还说过（虽然方式比较温和），我写作好像是为了不让西班牙人理解我。我却认为，我们应该强调我们的语言的亲缘关系。诺斯替教派断言，避免一种罪过的唯一办法是先犯罪，然后摆脱它。在我那些岁月的书中，我好像犯过文学方面的大多数主要罪过，其中有一些罪过是在伟大作家莱奥波尔多·卢贡内斯的影响下犯的。对这位作家，我仍然不能不钦佩。这些罪过是：唯美主义文体、地方色彩、追求惊人之笔和17世纪的风格。我已不为那些过分的表现感到内疚，因为那些书是另一个博尔赫斯写的。直到不久前，我还想如果书价不很高，我就把那些凡能找到的书统统买来，付之一炬。
在那个时期我写的诗中，也许也应该抽掉第二本诗集《面前的月亮》。此集出版于1925年，是一种有着虚假而纷乱的地方色彩的东西。其中不乏愚蠢之处，如使用19世纪智利的写法，把我的名字写成“Jorje”（这是一种胆怯的书法尝试），把连接词“y”写成“i”（我们最伟大的作家萨米恩托也这样做过，他想尽一切可能不做西班牙人），省略词中的“d”结尾（如把“autoridad”写成“autorida”，把“ciudad”写成“ciuda”）。在后来出的版本中，我抽掉了最拙劣的诗，去掉了古怪的词语，并随着一次又一次的印刷一步步修改和提炼了诗句。那个时期的第三本诗集《圣马丁札记簿》（题目跟这位民族英雄毫不相干；只不过是过去时兴的学生用的笔记本上印的名字。我用它写了我的诗），看来其中有几篇真正的诗，如《南方的守灵之夜》（题目被罗伯托·菲茨杰拉尔德醒目地译作《南方的死者守护人》）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惨案》。这最后一首写的是该城两座大墓地的情景。书中的诗有一首（恰恰不是我最喜欢的）已经变成阿根廷的一篇小小的经典作品。还有一首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神秘创建》。这本诗集经过若干年来的修改和精简，臻于完善或纯净了。
《面前的月亮》Luna De Enfrente，1925《圣马丁札记》Cuaderno San Martín，1929
前面提到的评论集中，第三本于1929年获得金额为三千比索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二等奖。这在当时是相当可观的。我用一部分钱买了一套旧的第十一版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其余的钱可以保证我一年的生活而不用工作，我决定写一本完全是阿根廷题材的篇幅大些的书。我母亲希望我写三位真正有价值的诗人中的一位，即：阿斯卡苏比、阿尔马富埃尔特和卢贡内斯。我没有那样做直到现在还感到惋惜。当时我却决定写一位受群众欢迎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个小诗人的埃瓦里斯托·卡里埃戈。我父母说，他的诗不好。但是我分辩说，他是我们的街坊和朋友。他们说：“好吧，如果你认为可以以此为题材写一本书，你就干吧。”卡里埃戈在我童年时代的天堂、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区的名声扫地的人和卑贱的人身上发现了文学的源泉。他的道路如同探戈舞的变化：先是势不可挡，大胆无畏，充满勇气；后来却变得多愁善感。1912年，他只有二十九岁就患肺病去世，只留下一本诗集。我记得他送给我父亲的一本是我们带到日内瓦的阿根廷书籍之一，我曾在那里一读再读。大约在1909年，卡里埃戈写了一首献给我母亲的诗；其实是写在她的相册上的。他在诗里谈到了我：“但愿你们的儿子勇往直前，鼓起充满希望的灵感的翅膀，飞向葡萄熟了的新兆头，从高高的葡萄串提炼出诗歌的酒浆。”但是当我开始写我的书时，我遇到了卡莱尔写他的《腓特烈大帝》时发生的那种问题：愈往下写，愈是觉得我的主人公不重要。我动笔时本打算写一部不转弯抹角的传记，但是写了一半后我愈来愈对昔日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感兴趣。读者会立刻发现书的内容和书名《埃瓦里斯托·卡里埃戈》不相符。所以它是有缺陷的。1955年再版时（作为我的《作品全集》的第四卷），我增加了几章，其中有一章是《探戈的历史》。由于补充了这些章节，我认为这本书完整了，也完善了。
《埃瓦里斯托·卡列戈》Evaristo Carriego，1930
1955年创办的仅出过两期的《棱镜》是我主编的三种杂志的第一种。我们的极端主义小团体渴望有自己的刊物，但是真正的刊物我们是办不起的。我注意到街头广告栏里的布告，立刻想到，我们也可以印一种“墙报”贴在城市各处的墙上。每期只印一大张，包括一篇宣言和七八首短而简练的诗，周围留下很宽的白边。我们（贡萨莱斯·拉努萨、皮涅罗、我表兄和我）晚上抬着我母亲为我们准备的浆糊桶和梯子，走几公里路，沿着圣菲、卡利亚奥、恩特雷里奥斯和墨西哥大街把墙报贴在墙上。大多数墙报几乎立刻被行为不端的读者撕掉了。但幸运的是，《我们》杂志的阿尔弗雷多·比安奇看到了一张。他请我们为他的地位牢固的杂志编一期极端主义诗选。
Prisma《棱镜》墙报，1921
在《棱镜》之后，我们决定办一种六页的刊物（实际上只是两面印、折两次的一大张）。这便是最初的《船头》杂志，出了三期。两年后的1924年，出现了第二个《船头》。一个下午，布兰丹·卡拉法，一位科尔多瓦的年轻诗人，来“加登饭店”（“加登饭店”吗？）见我。我们从欧洲回国后住在那里。他对我说，里卡多·吉拉尔德斯的巴勃罗·罗哈斯·帕斯决定创办一种代表文学新一代的刊物；大家都说，如果这是刊物的意图，我不能不参加。当然我感到高兴。那天晚上我到“菲尼克斯饭店”去见圭拉尔德斯。一见面他就讲：“布兰丹告诉我，前天晚上你们开了会，想办一种发表青年作家作品的刊物。大家说我不能不参加。”这时罗哈斯·帕斯走进来兴奋地对我说：“我很高兴。”我打断他的话说：“前天晚上我们三个人开了会，决定办一种新作家的刊物，你不能不参加。”多亏这种无辜的花招，《船头》便诞生了。我们每个人拿出五十比索，出了一期，印了三百五十份，既没有印刷错误，纸张也好。但是过了一年半，出了十五期后，由于缺少订户和做广告的钱，我们只好放弃了。
《船首》Proa No 11,
Norah Borges诺拉·博尔赫斯设计
那些岁月是愉快的，因为朋友们聚在了一起。那些年月属于诺拉·兰赫、马塞多尼奥、皮涅罗和我父亲。我们以真诚的态度从事我们的工作。我们觉得我们在革新散文和诗歌。的确，像所有的青年一样，我试图成为一个最最不幸的人，一种哈姆雷特和拉斯科尔尼科夫的混合物。我们得到的结果虽不好，但是我们的同志情谊经受住了考验。
博尔赫斯，1924年
1924年我同两个文学团体发生了联系。一个圭拉尔德斯的，如今我还常常想起它。那时圭拉尔德还没有写《堂塞贡多·松勃拉》。他待我非常慷慨。我交给他一首很蠢的诗。他在字里行间猜出了我想表达，但由于缺乏文学才能而未能表达出来的东西。后来他跟别人谈到这首诗。那人因没有在诗中找到他所发现的东西而觉得这首诗不知所云。另一个是《马丁·菲耶罗》杂志的团体。我为跟它发生联系感到遗憾。我不喜欢他们代表的东西：一种法国观点，认为文学永远在革新，亚当每星期都复活。他们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既然法国有那类热衷于宣传和无益的争论的聚会，我们也应该适应时代，照样办理。这样做的结果之一便是在“佛罗里达”和“博埃多”之间造成了一块虚构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封地。“佛罗里达”代表中心，“博埃多”代表无产阶级。我是宁愿留在“博埃多”团体里的，因为它致力于描写北城、郊区、痛苦和黄昏。但是两个成员（他们是“佛罗里达”的埃尔内斯托·帕拉西奥和“博埃多”的罗伯托·马利亚尼）中的一个人通知我说，我已经被划在“佛罗里达”的成员中，要改换派别太晚了。全是人为制造出来的事情。有一些作家属于两个团体（如罗伯托·阿尔特和尼古拉斯·奥利瓦里）。这种极为随便的做法，现在却受到“轻信的大学”的认真看待。但是那全都是宣传（一部分）和孩子们的恶作剧（另一部分）。
西尔维娜·奥坎波、维克多利亚·奥坎波、诗人卡洛斯·马斯特罗纳迪、爱德华多·马列亚和确实不是最小的诗人亚历山德罗·苏尔·索拉尔是同这些岁月连在一起的。可以非常简单地介绍一下苏尔·索拉尔。
谷歌doodle纪念苏尔，右下角为苏尔肖像
他是个神秘主义者、诗人和画家，是我们的威廉·布莱克。我记得在一个闷热的下午我问他在这炎热的一天做了什么。他回答说：“没于什么要紧事，只是午饭后创立了一打宗教。”苏尔也是一位哲学家和两种语言的创造者：一种是约翰·威尔金斯式的哲学语言，另一种是经过改革的西班牙语，即混杂着许多英、德和希腊文字的西班牙语。他的先辈住在波罗的海沿岸和意大利；“苏尔”是“舒尔茨”的演绎，“索拉尔”是“索拉里”的演绎。那个时期我还认识了阿尔丰索·雷耶斯气他是墨西哥驻阿根廷大使，每个星期天都请我去使馆吃晚饭。我认为雷耶斯是本世纪西班牙语散文方面最杰出的文体家。在写作方面，我从他那里学到了许多朴实和简洁的技巧。
Palacios enBría，1932 苏尔的画
综观我一生中的那个时期，我发现我对我这样一个卖学问的、武断的年轻人所怀的好感并不大。但是我当时那些朋友至今还健在，而且离我很近。我认为友谊是得以拯救阿根廷的热情。
在主要致力于写作的一生中，我只读了很少的长篇小说。而在多数情况下，仅仅出于责任感我才把书读完。同时我也是个喜欢读和反复读短篇小说的人。斯蒂文森、吉卜林、詹姆斯、康拉德、爱伦·坡、切斯特顿的作品，莱恩译的《一千零一夜》的故事和霍桑的短篇小说，是自我记事起经常读的书。我觉得像《堂吉诃德》和《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这样伟大的长篇小说实际上缺乏形式，这就加强了我对短篇小说的爱好。短篇小说的主要特点是文字经济，起首、发展和结束都得一清二楚。然而作为作家，若干年间我总觉得我没有能力写短篇小说。只是经过又长又曲折的一系列谨慎的练习之后，我才决定写真正的短篇小说。
从1927年到1933年我花了大约六年的时间才走完了自我意识相当强的练习写作这段路，即从《相斗的人们》到我的第一篇真正的小说《玫瑰色街角的汉子》。我的一位朋友，尼古拉斯·帕雷德斯，前政治首领和北城的职业赌棍，死了。我想永远保留下他的一点声音、他的故事和他讲述故事的特点方式。我变成了我写的每一页书的奴隶，我高声朗读每一句话，力图找到他的准确声调。那时我们住在阿德罗格。因为我知道我母亲坚决不同意写这个题目，所以我偷偷地写了好几个月。小说原来标题是《路边的人们》，发表在《批评报》（我是它的编辑）星期六增刊上。这是一份名声不佳、耸人听闻的日报。但是由于胆小，也许因为觉得小说在我本人之下，所以署了个笔名。笔名是借用我的一位祖辈佛朗西斯科·布斯托斯的名字。尽管这篇小说（我觉得它有失浮华和做作，人物是不真实的）受到了几乎令人惊讶的欢迎，但是我始终不认为这是个起点。它不过像一件古怪的东西搁在那里罢了。
我真正开始写短篇小说是在写《世界性丑事》中的一系列作品的草稿的时候。那些小说原是1933年和1934年为《批评报》写的稿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玫瑰色街角的汉子》竟是一篇真正的小说，但是相反的，这些草稿和后来写的把我引向真正的短篇小说的不少虚构作品，都不过是些假小说和假小品。在我的《世界性丑事》中，我不愿意再版马塞尔·施活夫在他的《想象的传记》中写的那种东西。他虚构了一些真实的人的传记，却不记或几乎不记述关于他们的任何事情。我的做法相反：我先阅读名人们的传记，然后按照我自己的幻想故意改变和扭曲它们。比如在读了赫伯特·阿什伯里的《纽约的匪帮》后，我编写了我自己关于犹太强盗蒙克·伊斯特曼如何当场对抗我所选择的当局的故事。我同样还改编了比利·西·基德·约翰·默雷尔（我改成了拉扎勒斯·默宙尔）、约拉桑的预言家维拉多、蒂奇伯恩的原告等许多人物的故事。我从来也不想出什么书。小说是通过《批评报》的版面为人们提供的消费品，结果竟那么引人注目。
难以置信的冒名者汤姆·卡斯特罗
现在我认为那些小说的秘密价值——除了写作时产生的兴奋心情外——在于它们是叙述故事的练习。由于故事梗概和情节是现成的，所以我只需巧妙地运用生动多变的技巧就够了。
在主要致力于写作的一生中，我只读了很少的长篇小说。而在多数情况下，仅仅出于责任感我才把书读完。同时我也是个喜欢读和反复读短篇小说的人。
——博尔赫斯｜朱景冬 译
— Reading and Rereading —
巴别图书馆馆员
1937年，我开始干一种普通工作。我很清楚，我一直在撰写一些小东西。譬如给《批评报》副刊投稿。其实那份副刊不过一页纸，刊登许多供人消遣的玩意儿，插图也极为一般。同样我也为《家庭》杂志撰稿。
那是一种十分流行的社会性周刊，每个月我给它寄两次稿子，每次写两页关于外国作家或作品的小评论。此外我也写一些知识性文章，寄给名叫《城市》的冒牌科学家杂志。实际上那是一种以推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地下建设为目的机关刊物。所有这些工作的报酬都寥寥无几。对我来说，挣钱维持家庭生活的时代早就过去了。
后来，通过朋友们帮助，我得到一个微不足道的职位：在米格尔·卡奈图书馆里当首席助理。那是市图书馆的分馆，位于城市西南部一个灰暗的地区。尽管下有第二助理、第三助理，上有馆长和主任、第一、第二副主任，每月还是付我二百一十个比索，后来又增加到二百四十个比索。
博尔赫斯在Miguel Cané图书馆的工位
在图书馆，我们的工作不多。我们共有五十来个职员，其实只消十五个人就足够了。跟我一起工作的就有十五或二十人，负责图书分类和编目。其实图书馆的藏书很少，找什么书用不着查目录卡，所以辛辛苦苦做了卡片并没有什么用。第一天我干得很起劲儿，第二天，几位同事把我拉到一边说，我不应该这么干，这会让他们难堪。“再说，让我们干编目工作是作样子的，为的是有事做不然就会被裁减。”我反驳他们说，我已经了编了四百本书，他们才编了一百本。他们说：“算了吧，你要是继续这么干，最后会让上司生气，害得他不知拿我们怎么办。”他们劝我采取现实态度，第一天不要超过八十三本，第二天不要超过九十本，第三天不要超过一百零四本。
我在图书馆好歹干了九年，干得很不痛快。其他职员仅仅对赛马、足球和下流的笑话感兴趣。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时我已经是个有名的作家，只是图书馆的人还不知道。我记得有一次，一位同事在上一本百科全书上看到了“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这个名字。发现那个人的名字生辰跟我的完全相同，他感到很惊讶。我们这些图书馆馆员不时分得一公斤马黛茶，像礼物一样带回家去。有时夜晚一面向几里路远的电车站走，一面还激动得流眼泪。这种微不足道的礼物重加说明了我的存在的卑微和下贱。
百科全书上的博尔赫斯，向芯颖拍摄
我每天花两小时，一面乘坐着拥挤的电车，一面靠着约翰·阿尔特肯·卡莱尔的散文译本钻研《神曲》，一直钻到“炼狱”，然后靠我自己继续往下读。图书馆的那点活儿，上班一小时就干完了。然后我躲进地下室，把其余的五小时全用在读书或写作上。我记得我用这种方式重读了吉本的六卷《罗马帝国衰亡史》和维森特·菲德尔·佩斯的《阿根廷共和国史》全卷。我还读了利昂·布洛伊、克洛代尔、格罗萨克、萧伯纳的作品。在假期里，我翻译福克纳和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小说。有一次我被提升到第二副主任的使人晕头转向的职位。一天早晨我母亲给我打电话，要我赶快回家。我刚赶到家父亲就咽气了。他久病不愈，忍受着折磨，恨不能一下子死去。
就像在此之前写的《接近阿尔莫塔辛》一样，《<吉诃德>的作者彼埃尔·梅纳德》依然是介于小品文和真正的短篇小说之间的东西。不过，能够把它写出来，对我却是一个不小的鼓舞。随后我就试着写更长些的短篇。其结果就是《特隆·乌克巴尔，奥尔比斯·特蒂乌斯》。它写的是一个新世界的发现，这个新世界最终取代了我们目前的世界。这两篇小说都发表在维多利亚·奥坎波主编的《南方》（SUR）杂志上。
Google doodle上拿着《南方》杂志的奥坎波
其后我在图书馆里继续写作。尽管我的同事认为我背离他们，不参加他们那种欢声笑语的娱乐活动，但是我仍然在地下室里干我自己的工作。如果天气闷热，就爬到屋顶上去写。我的那篇卡夫卡式的小说《巴别图书馆》是作为那个市图书馆的梦魔似的再现或热情的赞美而构思的。其中某些细节并没有什么特殊意义。数不清的图书和书架就在我身边。聪明的批评家却对那些数字很感兴趣，慷慨地赋予它们某种神秘色彩。《巴比伦彩票》、《死亡和罗盘》和《圆形废墟》也都是全部或部分地在图书馆的空闲时间里写的。这些短篇和另一些短篇汇集成了那本集子《曲径分岔的花园》。此集后来经补充，于1944年改题为《杜撰集》出版。《杜撰集》和《阿莱夫》(1949和1952)，我认为是我的最优秀的两本书。
Ficciones，1944 SUR出版社包含《小径分岔的花园》，1941和《杜撰集》，1944
1946年，我荣幸地得知我被“提升”为公共市场的鸡兔检查员。我去市政府询问：“图书馆里职员众多，为什么单单挑我去干这种差事？我感到奇怪。”政府官员回答说：“得了，你是‘联盟派’一边的，还想指望什么？”他的回答不容反驳，第二天我只好提出辞职。朋友们聚在一起请我吃晚饭。我准备了一篇讲话，但是我自知胆小，难以宣读，只得请我的好友佩德罗·恩里克斯·乌雷尼亚代为读之。
博尔赫斯1943年 By Freund Gisèle
在那些年代——也是我一生中——遇到的重要事件之一是同阿道夫·比奥伊·卡萨雷斯结下了友谊。我们大约是在1930或1931年认识的。那时他大概十七岁，我刚刚过了三十岁。在这种情况下，本应长者为师，幼者为徒的。但是恰恰相反，当几年后我们开始一起工作时，他实际上竟成了我的良师。我们从事着各种各样的文学活动。如编选阿根廷诗集、幻想小说集、侦探文学作品选，写评论文章和前言，评介托马斯·布朗和格拉西安，翻译比尔博姆立、吉卜林、威尔斯等作家的作品，创办《背时》杂志，不过只出了三期。我们还写过电影脚本，但都被退了回来。我喜欢忧伤、格言和巴罗克风格，比奥伊却喜欢平静和庄重。如果允许我说一句肯定的话，我将说：是比奥伊逐步把我引向古典主义的。
卡萨雷斯和西尔维娜·奥坎波婚礼当天
德拉戈·米特尔、奥斯卡·帕尔多、博尔赫斯
从四十年代初的某个日子起，我们开始合作写大部头作品。这是一桩我一直认为不可能办到的业绩。我早就构思出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可以作为侦探小说的情节写进作品。一个落雨的早晨他对我说，我们应该根据这个故事写点东西。我勉强同意了。当天早晨我们就确定了小说的署名，即奥诺里奥·布斯托斯·多梅克（Honorio Bustos Domecq）。多梅克是比奥伊的一位曾祖的名字，布斯托斯是我的一位曾祖的名字。以布斯托斯·多梅克署名的第一本小说是《堂伊西德罗·帕罗迪面临的六个问题》（Seis problemas para don Isidro Parodi，1942）。在写这本小说期间，我们没有停过笔。马克斯·卡拉多斯成功地创造了一位盲侦探；我和比奥伊走得稍远些，我们把我们的侦探关进了一座监狱的牢房。这本小说同时也是对阿根廷的一种讽刺。许多年间，布斯托斯·多梅克的双重身份一直未被揭示。当我们最后说明真相的时候，人们便认为，既然布斯托斯是个玩笑，他的作品也就很难让人认真看待了。
我们的第二次合作是另一本侦探小说，即《一个死亡的榜样》（Un modelo para la muerte）。小说富有特色，充满了笑话。但只出了一版，并且没有发行。我们给这本作品署的名是B·苏亚雷斯·林奇。B·代表比奥伊和博尔赫斯。苏亚雷斯是我的另一位曾祖的名字，林奇则是比奥伊的另一位曾祖的名字。布斯托斯·多梅克这个署名1946年再次出现，是在一本包括两篇小说的集子上，题为《两个难忘的幻想》。经过长时间的中断，布斯托斯又拿起了笔，于1967年出版了《文学故事》其中的作品写的是想象中的现代古怪艺术家——建筑师、雕刻家、诗人、小说家、女裁缝，是以一个虔诚的现代批评家的笔调写的。但是无论作者还是他笔下的人物，全都是精神失常的人。所以很难确定究竟谁是主要人物。这本书是献给这三位被忘记的伟人的：毕加索、乔依斯和科巴西尔。风格本身就是一种戏谑。
Un modelo para la muerte.1970
常有人问我怎样才能合作。我认为这需要彼此抛弃全部自我和虚荣心，也许还需要互相尊重。合作者应该忘记自己，只想着作品。事实上，当有人想知道这句话或那句玩笑属于我还是属于比奥伊时，我不知该怎样回答他，因为说老实话，我真的不知道。有时我想跟别的朋友合作，但是办不到。我认为布斯托斯·多梅克的《文学故事》比我个人写的任何作品都好，几乎跟比奥伊独自写的作品一样优美。
Nuevos Cuentos de Bustos Domecq布宜诺斯艾利斯：Libreria La Ciudad， 1977
1955年，我的两位不寻常的朋友维多利亚·奥坎波和埃斯特尔·森博拉因·德·托雷斯认为可以推荐我当国立图书馆馆长。我却觉得这是一种莽撞举动。我个人宁愿在城市南部某个小得多的图书馆当个小馆长。但是有一天傍晚，由《南方》杂志（应读作维多利亚·奥坎波）、阿根廷作协（应读作卡洛斯·阿尔贝托·埃罗）、阿根廷英国文化协会（应读作卡洛斯·德尔·坎毕略）和高等学校的自由中学（应读作路易斯·雷西格）领头签署了一个报告。报告送到教育部。当时的总统爱德华多·洛纳迪遂任命我为国立图书馆馆长。
维多利亚·奥坎波在巴黎，1939
by Gisèle Freund
在此之前的一个晚上，我曾和母亲去看那座图书馆大楼。但是出于纯粹的迷信，我没有进去。我心想：“在得到这个职位之前决不能进去。”就在那个星期内，我接到了任命书，随即走马上任。我的家庭出席了就职仪式。我对工作人员说，他们面前站着的实际上是个让他们感到难以置信的馆长。
第二年，另一桩令人高兴的事情在我的生活中发生：我被聘任为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的英国文学教授。其他候选人给大学寄去了关于他们的凭证、译作、论文和著作的资料。我只是寄去了这句简单的话：“我一生都在毫无意识地为这个职务做着准备。”我应聘赴任了。我在大学里非常愉快地度过了十来年。
在那些年代——也是我一生中——遇到的重要事件之一是同阿道夫·比奥伊·卡萨雷斯结下了友谊。
——博尔赫斯｜朱景冬 译
— Reading and Rereading —
周游世界的诗人
我的眼睛是从幼年起逐渐失明的。这就像夏日的黄昏缓缓降临一样。不应该把失明看作什么特别悲哀或特别可怕的事情。从1927年起，我动过八次手术。但是近二十多年来，就是从我写《他们的诗》（Poema de los dones赠礼之诗）以来，我的眼睛就坏得不能看书写字了。我们的家庭久有失明的家属史；在伦敦的一种名叫《柳叶刀》的医学杂志上登过一篇记述我曾外祖父爱德华德·扬·哈斯拉姆的眼睛动手术的文章。失明也危及到国立图书馆的几代馆长。我的两位杰出的前辈作家何塞·马莫尔和保尔·格罗萨克同样遭受过失明的不幸。在上面提到的诗里，我以绝妙的讽刺写道，是上帝同时赐给了我黑暗和图书。
失明为我带来的严重后果之一是使我一步步放弃了自由体诗而转向古体律诗；不止于此，我失明以后，就开始以新的方式写诗，必须强制性地离开草稿，这就意味着不可避免地相信记忆。显而易见，诗歌比散文更容易记忆；押韵的诗句比自由诗也容易记忆。可以说，诗是便于携带的，因为你可以一面在街上走或乘地铁旅行，一面创作或修改一首十四行诗，这是由于节律和节奏具有容易记忆的特点。在这些年间，我采用十一音节的四行诗形式写了几十首一般诗和十四行诗。我以为我是以卢贡内斯为典范的，但是诗歌写完后我的朋友们却说，很遗憾，它们跟卢贡内斯毫不相干。
在我的最后几本诗集中，总是能找到一条故事线索；实际上，我写诗是以某种故事情节为基础的。也许使我更远地离开卢贡内斯的原因是他不能放弃法国文学，他的文化基本上是法国的，而我的精神世界却基本上是英国的。在最近这个时期的诗歌创作活动中，我没有像第一个写作时期那样打算写一系列诗篇。但是我对每一首诗都非常感兴趣，因为这些诗的题材多种多样：爱默生和葡萄酒、斯诺里·斯图鲁松和沙漏、我祖父的死和断头台上的卡洛斯一世。我还提到了我的文学英雄们：爱伦·坡、斯威登堡、惠特曼、海涅、卡蒙斯和塞万提斯。当然我也没有忘记把诗献给镜子、牛头怪和匕首。
我一向对比喻十分着迷。我沿着这条路线开始了对德国古老文学和比喻的巧妙用法的研究。早在1932年我就写了一篇关于比喻的文章。那些比喻的古朴美以及它们的传统和专门用法最后吸引住了我，迷住了我。我最后之所以完全致力于盎格鲁-撒克逊语的研究，也是由于先祖的原因。这可能只是一种浪漫主义的迷信，但是哈斯拉姆家族生活在诺森布里亚和麦西亚（今天称诺森伯兰和米德兰兹）这一事实把我同撒克逊的，也许还有丹麦的过去联系在一起。对北欧的此类传统的这种偏爱使得我的同胞中的某些最坚定的民族主义者指摘我是“英国人”，却不注意某些实质上是英国的事物对我是绝对格格不入的、无关紧要的：茶、真正的家庭、“男子的”体育运动和对莎士比亚写的每一行诗的狂热崇拜。 声誉跟失明一样，是一步步到来的。我从来没有期待过声誉，也从来没有追求过声誉。五十年代初敢于把我的作品译成法文的内斯托·伊瓦拉（Néstor Ibarra）和罗杰·凯略伊斯（Roger Callois）是我最早的恩人。我认为，正是他们的开拓工作为我扫清了同塞缪尔·贝克特分享1961年度国际出版家奖的道路，因为在他们把我的作品译为法文之前，我实际上是不被人注意的，不仅在国外，而且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都如此。由于获得这项奖，我的作品就像蘑菇一样一夜之间得到了复兴。
就在那一年，在爱德华德·拉勒克·廷克（Edward Larocque Tinker）的主持下，我作为教授被邀请去得克萨斯大学任教。这是我第一次亲身接触美国。从一定意义上讲，通过我读的书，我一直生活在美国。但是当我在奥斯丁的作品里看到两个工兵讲英国话时，我产生了多么奇怪的感觉啊！因为在此之前我一直认为英语是跟这种人无缘的。实际上，美国在我的想象中已经变得如此高大，以致看到那里仍然存在着如此粗俗的东西，如杂草、泥土、水坑、苍蝇和野狗后，不由得从心里感到惊讶了。尽管有时产生思乡的心绪，但是现在我知道我母亲——她跟我在一起——和我最终还是喜欢得克萨斯。
博尔赫斯和Miguel Gonzalez-Gerth在得克萨斯大学奥斯丁分校 By Larry Murphey.
我母亲一向讨厌足球比赛，但是当看“长角队”（Longhorns）打败了“黑熊队”（Bears）时，还是感到很高兴。在大学里，我所教的阿根廷文学课一结束，我就像学生那样去听鲁道夫·威拉德博士上的英国诗歌课。我的日程安排得满满的。我发现美国学生——和大多数阿根廷学生相反——更关心的是他们的学习，而不是他们的分数。我想把他们的兴趣引向阿斯卡苏比和卢贡内斯，但是他们老是就我个人的作品提问题。我尽可能和拉蒙·马丁内斯·洛佩斯（Ramón Martínez López）一起度过一切时间。他作为语言学家，和我分享对词源学的酷爱，并教我懂得了许多东西。
在美国的那六个月里，我们常去旅行，我从美国的东海岸一直到西海岸的大学里都举行讲座。我去过新墨西哥、旧金山、纽约、新英格兰和华盛顿。我发觉美国人是我从没有访问过的最热情、最慷慨和最不爱记恨的民族。我们南美洲人有一种用自私的观念考虑问题的倾向，美国人则用一种道德观看待事情。由于我是个业余的新教信仰者，所以美国是最使我钦佩的地方。这种感受使我觉得摩天楼、钞票、电视、塑料和整个亵渎性的机器大世界并不重要。
我的第二次美国之行是在1967年，当时我取代在哈佛大学讲授诗歌的查利·艾略特·诺顿教授，为仁慈的听众上诗人的职业课。我在坎布里奇过了几个月，也是上一种关于阿根廷作家的课；还曾去新英格兰旅行，美国甚至西部的一切东西似乎都在那里创造出来。
博尔赫斯在美国，1968 By Charles H. Phillips
我在美国曾多次参观文学家们的住所，去过霍桑在萨莱姆的故居，爱默生在康科德的故居，梅尔维尔在新贝德福德的故居，艾米莉·狄金森在阿默斯特的故居和离我住的地方不远的朗费罗的故居。朋友们似乎都聚集在坎布里奇：豪尔赫·纪廉、约翰·默奇生、胡安·马里查尔、雷蒙多·利达。赫克托·英格拉奥和一位波斯物理学家费里德·赫斯法尔。后者发展了一种关于地球时间的理论，我虽然不太理解，但是有朝一日我会把它抄过来的。
我还认识了罗伯特·菲茨杰拉尔德、约翰·厄普代克和已经去世的达德利·菲茨。我利用一切机会熟悉大陆的其他地方：衣阿华（我在那里觉得我故乡的大草原在等待我），芝加哥（它使人想起了卡尔·桑德堡），还有密苏里、马里兰和弗吉尼亚。
第三次去美国是1969年11月。此行多亏俄克拉何马大字的我的两位译者罗威尔·邓纳姆（Lowell Dunham）和伊瓦尔·伊瓦斯克（Ivar Ivask）。他们邀我去举办一系列讲座并召集一群研究者评论和丰富我的作品。伊瓦斯送给我一把鱼形的芬兰短剑，它和我童年时代的帕莱尔莫的传统式样大不相同。
回顾近十年来的情况，我发现我过的是一种相当不安定的生活。1968年多亏布宜诺斯艾利斯英国事务委员会的尼尔·麦凯（Neil MacKay），我访问了英格兰和苏格兰。在母亲的陪同下，我在那里也去各处参观：去了伦敦，那里的文学纪念物十分丰富；去利克菲尔德参观约翰逊博士的故居；去曼斯菲尔德参观了德·昆西的故居；去拉伊参观了亨利·詹姆斯的故居；还去了康特里湖和爱丁堡。
我参观了位于五镇之一的汉利我祖母的故居和阿诺德·本涅特的住宅。我觉得约克郡和苏格兰都是地球上最美丽的地方之一。在苏格兰的平原和山区的某个地方，我产生了从前体验过的那种异样的孤独感；这种感情一度把我带到广阔的帕塔戈尼亚平原。
几年后我再次前往欧洲。这一次是和马利亚·埃斯特尔·巴斯克斯（María Esther Vázquez）一起去的。在英国时，我们住在现已去世的赫伯特·里德（Herbert Read）家里。他曾带我们去约克大教堂，把放在地方博物馆约克郡北欧海盗展览厅里的儿把非常古老的、亮光闪闪的丹麦剑给我看。后来，我以其中的一把剑为题写了一首十四行诗。赫伯特先生在逝世前不久纠正和完善了我原来的题目：他提议把《赞约克一把剑》改为《赞约克大教堂一把剑》。
巴斯克斯和博尔赫斯，黑白照片是1964年？，彩色照片是1974年布宜诺斯艾利斯书展。
不久后，应我的瑞典出版者邦尼（Albert Bonniers förlag 出版社）之邀和该国驻阿根廷大使的邀请，我们去了斯德哥尔摩。斯德哥尔摩和哥本哈根如同旧金山、纽约、爱丁堡、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和日内瓦一样，是最令人难忘的城市。
1969年初，应以色列政府邀请，我在特拉维夫和耶路撒冷度过了使人鼓舞的十天。回到家时我相信我去过了世界上最古老也最年轻的国度，从一块十分警惕的土地回到了世界上半睡不醒的角落。从我在日内瓦的那些日子里，我一直对犹太文化感兴趣，并且作为我们所说的西方文明的组成部分想念它。
博尔赫斯在以色列，1971年
今天，我虽然年事已高，但仍然想念着那里我许多没有注意看的石头，并愿意再看看另一些石头。我还指望能够看见摩门教徒们的犹他州。我小时候就通过马克·吐温的（过艰苦生活）和舍洛克·赫姆士（福尔摩斯）的传说《红色的研究》（《血字的研究》）知道它了。另一件非常渴望实现的事情是去冰岛旅行和再回得克萨斯和苏格兰去。
七十一岁的时候我还顽强地工作，并且心里装满了计划。去年我写了一本新诗集《影子的颂歌》。这是自1960年以来我写的第一本完全是新的书，也是自1929年以来我为了作为一本书加以出版而写的诗。关于这本书，在修改它的各个部分时我最关心的是使它成为一本伦理性质的书，而跟宗教或反宗教的任何观念没有联系。书名中的“影子”意味着失明，也意味着死亡。
《影子的颂歌》Elogio de la sombra，1969
为了写完《影子的颂歌》，我每天早晨工作，在国立图书馆里口述。写完书的时候，我已经养成了一种相当舒适的写作习惯。我觉得很舒适，就保持下来，并且开始写短篇小说。小说当年都发表了。这是自1953年以来我写的第一批小说。合编成小说集，题为《布罗迪的报告》。这是一系列用平铺直叙的形式写成的朴素的试作。关于这本书，近五年来我经常谈论。
《布罗迪报告》El informe de Brodie，1970
现在我计划写一本新书，是一组关于但丁、阿里奥斯托和北欧中世纪题材的个人的——非博学的——评论集。我也想写一本关于政见、事件、思考和个人的左道邪说的书。它将是一本很不郑重、直言不讳的书。做完这些，天晓得会怎样？另外还有一系列我听来的或杜撰的故事，我也想写。
目前我即将写完一篇题为《代表大会》的长故事。虽然题目是卡夫卡式的，但是我更希望它跟切斯特顿的风格一致。故事发生在阿根廷和乌拉圭。二十年来，我一直以一种尚不成熟的情节使我的朋友们感到厌倦。可最后我发现这些情节不需要更多地加。我还有一个计划，拖得时间更久。这就是修改甚至重写我父亲的小说《首领》（El caudillo），正如他几年前要求于我的那样。我们讨论了一些问题；我倾向于认为这项工作将是一种由他继续下去的对话和一种真正的合作。
The Congress《代表大会》英译单行本Norman Thomas di Giovanni [翻译]
Hugo Manning [设计]London: Enitharmon Press, 1974.
不知为什么，人们对我很好。没人反对我，即使某些人伪装我的反对者，但是仍然以相当善良的态度同情我。每当读到什么反对我的东西时，我不但具有同感，而且认为我可以把它写得更好些。也许我应该劝告我未来的反对者，在发表他们的批评文章之前寄给我，他们完全可以相信能够得到我的一切帮助和支持。我时常想用笔名写它一长串文章批评自己。唉，我的想法多么天真！在我这样的年纪，一个人应该有自知之明，这种认识可以代替幸福。我年轻时把文学想象成一种灵巧而惊人的变戏法；在已经找到自己的声音的今天，我觉得不断地修改既无益于也无损于我的原作。当然，这是一种反对本世纪文学中的一种主要倾向——辞藻奇特华丽——的罪过。就是这种倾向促使一个乔伊斯那样的人发表了自负地称之为“未完成的著作”（Work in progress）。
我觉得我已写了我的最好的作品。这使我感到比较满意和平静。然而，我不认为我的写作生命结束了。从某种意义上讲，和我年轻的时候比，现在青春离我更近了。我不再把幸福视为不能达到的了，虽然很久以前我曾经这么看。现在我知道，幸福可能随时会到来，不应该去追逐它。至于成功或失败，我认为无关紧要，我从来也不为此操心。现在我希求的是安宁、思考的乐趣和友谊的快乐，以及爱别人和被人爱的感情，尽管我的渴望太过分了。
现在我知道，幸福可能随时会到来，不应该去追逐它。
——博尔赫斯｜朱景冬 译
— Reading and Rereading —
西班牙原文参考：
其他资料参考：
1、错译与漏译的误导：再评《博尔赫斯文集》译事｜林一安 《中国翻译》，2001第4期
2、《自传随笔》（博尔赫斯）｜林一安 译《世界文学》2001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