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闭眼式写作在夏洛蒂勃朗特身上体现的第一点是以情感驱动来完成写作，在《普通读者》中，伍尔夫提及“她的全部力量-那是愈受压抑就愈显示其强大的-都投入了这么一种断言之中：'我爱’'我恨’'我受苦’”。与人物性格，喜剧性情节相比，令我们印象深刻的便是夏洛蒂勃朗特强烈的感情波动所带来的故事发展。热兰认为她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习惯，原因在于“有意想要切断与自己身边事物之间的联系，从而使自己内在的想象力更为敏锐”。
闭眼式写作在夏洛蒂勃朗特身上体现的第二点是回归自然状态。与其妹妹艾米丽勃朗特类似，他们利用描写自然事物来表达人性中那许许多多还在沉睡的欲望与情感，究其原因，大自然的宏大壮阔是承载强烈感情的最好产物，寄托于生活琐事便有些词不达意，流于平庸。
在回归自然状态的情况下，该项特点也呈现出夏洛蒂勃朗特在行文过程中追求的一种“去除社会化伪装的状态”在《简爱》中，简爱最终接受与罗切斯特在一起前，他们无法真正看清彼此，因为社会化的伪装使他们陷入盲目的状态，而在一场大火过后，社会化的伪装被完全去除，他们成了彼此平等的人，简爱也便接受了罗切斯特，达到了夏洛蒂勃朗特所追求的返璞归真，去除社会化，“平等地站在上帝面前”。
二、“他者”视角下人物安排的刻意性与审视性
正如第一点“闭眼式写作”所讲，夏洛蒂勃朗特在写作时是严格遵循其内心情感的，因此在人物情节安排中，也体现人物安排的刻意性与审视性。“她对让人困惑的性别宿命的意识以及她对自己在世界上所处的不合常规的和“孤儿般的”地位的焦虑所决定的”。在维多利亚时代，夏洛蒂勃朗特所处的“他者”地位让他在人物性格设置中呈现明显的批判与审视，尤其体现在男性的角色设置中。夏洛蒂勃朗特将《教师》中的主人公克里姆斯沃斯设置为一个失去双亲经历种种困厄并最终成为一名先生的人来对她自己的处境进行审视，最为重要的是，夏洛蒂勃朗特笔下的克里姆斯沃斯的地位同女性类似，被剥夺感与孤独感如影随形，而克里姆斯沃斯逐渐适应了男权社会的教师岗位成为新一代自我封闭的冥顽不灵的剥削者的情节也体现了夏洛蒂勃朗特对于维多利亚时期女性处境的客观分析，以愤怒与不甘为主要感情进行勾连。
在《简爱》中罗切斯特这一男性角色的设置同样具有审视性，罗切斯特的身份背后的父权制大山，“辛德瑞拉式”的小说发展趋向，“像我漂亮的布兰奇那样的宝贝是谁都不会嫌大的”，以及阁楼上的疯女人的存在，谎言与欺骗，倨傲与身份差异是夏洛蒂勃朗特为我们展示的父权社会的化身，通过罗切斯特的性别优越感，以及后来大火的情节呈现的“男性的被阉割感”，体现夏洛蒂勃朗特“他者”身份下的独特视角与社会认知。
三、叛逆的女性主义倾向
（1）渴望彻底逃离客厅
作为孤女的简爱努力奋斗着从童年时代受监禁的状态中挣脱出来，在盖茨黑德的压迫在劳沃德的饥饿，以及在桑菲尔德的“客厅”优越生活，简爱均选择毫无犹豫的离开，“逃离”是整部《简爱》小说的主题。简爱不仅追求作为女性的经济独立，更加注重精神上的独立，正如简爱与罗切斯特那段著名的“平等地站在上帝面前”的讲话。
（2）对自身处境的敏锐察觉
处于维多利亚时代的夏洛蒂勃朗特并为因为大环境而造成书写传统教育小说与回忆式小说的状态，在《教师》这一篇小说中，夏洛蒂勃朗特避免因自身的女性倾向而造成的非理性状态而采用男性视角作为叙述人，努力摆脱自己处境的暧昧状态，用以缓解女性作者在写作时的焦虑，简而言之，通过假装自己是一名男性来更容易地解读所在时代的女性状态。
但是这一勇敢尝试在显示了夏洛蒂勃朗特挣脱束缚的同时，也使她陷入了处于男权社会中心探索与自身反叛的双重矛盾当中。
三、矛盾情结贯穿始终
（1）简爱与阁楼上的疯女人
在《简爱》这部小说中，阁楼上的疯女人这一形象不仅仅是对罗切斯特面目的揭穿，更是简爱的自我映照。从午夜的哭笑声到逐渐实体化，简爱也在这一过程逐渐直视自己的内心自己灰暗的过去。“我个性中有一种骚动不安的东西，有时它搅得我很痛苦，而我唯一的解脱办法是，在三层楼过道上来回踱步。这里悄无声息，估孤寂冷落，十分安全，可以任心灵的目光观察浮现在眼前的任何光明的景象”孤女简的出生环境与成长环境在简的性格中留下了愤怒的情结而不是顺从，而作为不断前进不断冲破束缚的简来说，内心的愤懑是与日俱增的，并不会得到解脱。而疯女人伯莎的所作所为正是简努力隐藏的不为人知的疯狂，伯莎的自我与疯狂，不受外界束缚的本性也正是简所执着追求却无法外显出来的。
（2）夏洛蒂勃朗特与同时期女性的对立
毫无疑问，夏洛蒂勃朗特的创作具有明显的女性主义倾向，争取女性权益揭露父权制社会弊病，但同时夏洛蒂勃朗特对女性阵营也存在一定的批判与审视。在《教师》中，夏洛蒂勃朗特通过丑化女子寄宿学校女校长佐雷德来表达对于父权社会为虎作伥的女性的强烈批判，“作为父权制统治的代理人，佐雷德在男性面前奴颜婢膝，而在女性面前却恰好相反，特别是对那些本身并不愿奴颜婢膝的女性十分暴虐”较之批判父权社会男性更甚。批判的另一类女性是《教师》中19世纪接受“两面性策略”的用欺骗和卖弄风情的方式来扮演自己的女性，尽管认同这些女性受时代限制，但仍旧对此进行批判，并影响接下来的《简爱》的写作。
参考书籍
[美] S.M.吉尔伯特.《阁楼上的疯女人：女性作家与19世纪文学想象》[M].杨莉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