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1年，小仲马已是声名显赫的大作家，他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详述了自己辛酸的身世：私生子的饱经屈辱的童年，寄宿学校中同学们对他的侮辱和嘲弄。“既然是作为一种谬误的后果诞生到这个世界来，因此我就负有和谬误作斗争的使命。”这些话是理解这位作家的思想和创作的关键。
小仲马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他和父亲一样是自学成才的。但他从寄宿学校出来，刚满18岁时，便随同父亲一道进入上流社会，沉醉于奢靡和逸乐之中。小仲马是早熟和聪颖的，他崇拜父亲的才华、智慧和文学事业，他也想当个作家。大仲马指点他如何观察生活和思考问题。他后来回忆说：“可供观察的对象到处都有，而在我和父亲常去的地方，比起那些洋洋大观的哲学论文来，人们也许可以汲取到更多的生活智慧。
小仲马的文学生涯是从写小说开始的。在脍炙人口的《茶花女》问世之前，已经写过好几部习作。《茶花女》是他最成功的小说这部小说是以他的亲身经作为创作素材的。
小说的故事梗概是：
人们都叫她茶花女，为她喜欢用茶花来装饰自己。其实她的名字叫玛格丽特。她从农村来到巴黎，被迫沦为妓女。一个老头子公爵乘人之危，答应每年给她10万法郎，要她做名义上的女儿，实际上的情妇。玛格丽特生活是阔了，但她需要真正的爱情。
贵族的儿子阿芒爱上了她，她也把他当作理想的情人。玛格丽特以养病为名，让公爵在乡下给她租了一座别墅，以便经常和阿芒在一起。事情败露后，公爵停止供给玛格丽特一切费用。玛格丽特瞒着阿芒变卖自己的衣服首饰，继续和阿芒一起生活。
阿芒的父亲得悉儿子与玛格丽特同居，怕影响自己高贵的姓氏和儿女的婚姻，要求阿芒离开玛格丽特。阿芒没有屈服。父亲私下找玛格丽特，对她软硬兼施，要她为了阿芒的前途和阿芒妹妹的幸福而离开阿芒。她忍痛离开了。
阿芒呢，他以为她留恋荣华富贵而离开他。于是他不断在公开场合羞辱她，当着她的面追求另一名妓女。他沉醉于赌场之中，把赢来的钱抛在她身上。她的心碎了、郁郁死去。
阿芒终于知道了真相，从她的日记中看到她对他忠贞不渝的爱情。但覆水难收，追莫及。直到这时他才明白：正是他的父亲，给他安排了这场悲剧。
由于父亲的影响，小仲马在青少年时代接触过许多误入歧途的女人。他说：“因为没有一笔可供我在这些女人身上挥霍的财产，所以作为这种金钱乏的补偿我付出了不少的怜悯心。我同情绝望者，接受忏悔，在那些虚假的欢欣后面我看到了饱含着真诚的痛苦的眼泪…小说《茶花女》是这些生活印象的最初的总结。我写它的时候，才21岁。
1847年《茶花女》出版后，一纸风行，感动了无数读者。有人劝小仲马把它改编为剧本，他接受了这个建议，后来几经周折，通过官厅的重重审查，话剧才于1852年2月公演，获得空前未有的成功。此剧后来由意大利作曲家威尔第改编成歌剧，更是风靡世界了此后，小仲马专心于戏剧创作，在这方面发挥他卓越的才能。
从1855年开始，小仲马的剧作就基本上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从生活的实际出发，真实地反映生活。剧本的情节，都有深厚的生活基础，有些就是作者亲身经历的事情。他仔细观察了拿破仑第三统治下的第二帝国，在上层统治阶级中，有许多无耻的好色之徒，生活腐化堕落，社会风习丑恶不堪。在一般资产阶级家庭里，也充斥着眼光短浅而又麻木不仁的丈夫、机灵狡黠而又放荡不羁的妻子。那些所谓上等人大多精神空虚，冥顽不灵，游手好闲，寡廉鲜耻，专门玩弄女性，使她们养下孩子，而又不负责任。
小仲马有感于此，结合自己可怜的身世，1858年写了《私生子》1859年写了《放荡的父亲》这两出戏发生了很大的影响，连被批评的父亲大仲马也给他鼓掌。他这个时期的代表作是《半上流社会》。这个名词是作者的别出心裁的创造。他认为社会上有一种女人，我们不能认为她们是上流社会的人，因为她们生活淫荡，品行恶劣：也不能说她们是下贱的女人，因为她们有高贵的身份和显赫的社会地位，故称“半上流”女人，昂芝子爵夫人就是这种女人的典型。这是一种写实的风俗喜剧。这种喜剧在当时是一种新的戏流派。从四十年代后半期起，雨果、大仲马等人倡导的浪漫主义戏剧已不能感动观众，渐趋没落，代之而兴的便是风俗喜剧，小仲马是这种新剧种的最有影响力的作家。
此后，他还写了《金钱问题》(1857)、《女人的朋友》(1864)等佳作。则中的主要人物，大多是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都有非常明确的典型。《金钱问题》里那个为了自己发财而不择任何手段的银行家，他的座右铭是“把别人的钱弄到自己的口袋里”，这是对资产阶级的肮脏的灵魂的有力揭露。这些人物都是通过喜剧的形式来表现的：其中有挖苦，也有讽刺叫人捧腹，也发人深思。
1867年写的《奥勃雷夫人的观点》使乔治·桑赞赏不置，剧本表现一个像乔治·桑那样类型的女人对婚姻、家庭、社会等级持有一种开明的看法，她允许自己的独生子和那位因无知而堕落，有过私生子的少女结婚。这个剧本有小仲马的道德说教，也有他的社会思想，凡是涉及私生子的问题他都会发表独特的见解。
小说家
小仲马也是一位小说家，在《茶花女》之后，1852年写过一部长篇自传体小说《珠光宝气的太太》叙述他和一位外国公爵夫人的恋爱故事。这本书可说是《茶花女》的姊妹篇，但艺术感染力却不如前者。接着又写了一个短篇《爱娜·德·利斯》，后来把它改编成五幕剧。1866年，他又写了长篇小说《克利孟棱的事业》，这是一部杀人凶手的忏悔录。雕刻家克利孟棱是个女裁缝的私生子，小说的前半部就有作者自己的影子。女主人翁伊莎是个生来为了享乐，也为了说谎的女人，她的原型是小仲马的一个亲密的女友。克利孟梭和她结婚后又杀死了她，这部表现色情与肉欲的作品当时竞被吹捧为“最勇敢的现实主义的典型”，福楼拜却力排众议，尖锐地指出：“我对这部小说不完全象您那样狂热，虽然从很多方面来说，它是小仲马的一部力作。长的说教，露骨的描写损害了这部书”
小马和福楼拜在小说创作方面的见解是大相径庭的。1879年，莫泊桑在文学上正初露头角，小仲马叹惜没能亲手培养这位天才。他说：“唉，如果这位天才落到我的手里，我一定把他培养成一个道德家!”莫泊桑的老师福楼拜则打算把他培养成一个艺术家。小马批评福楼拜说：“这位伟人把整整一座森林转了个够，为的是能够雕刻出一个首饰匣子米。厘子没说的，可价钱太贵了。”正因为小仲马在小说创作上不能厚积而薄发，功夫不深，不能象福楼拜那样在艺术上精益求精、所以在《茶花女》之后写不出第一流的作品。
剧坛主宰
为了表达他的爱国主义思想，1873年他写成《克劳狄之妻》一剧。剧本描写一个有学问的爱国者，是一个非常诚实的人，他的妻子却十分放荡，不安于室，从他那里偷走了重要的国家机密。最后爱国者的丈夫杀死了叛国者的妻子。
同年，他又写了《阿利佛斯先生》，这个戏给他带来了精神上的荣誉，他用新的词汇丰富了法国语言。“阿利佛斯”是个典型人物，他抛弃了真心爱他但又贫穷的少女，而去追求一个对他毫无感情却又有钱的寡妇，这是一个专靠妓女生活的寄生虫。这个本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资产阶级社会膜拜金钱的心理和习惯。
到七十年代，小仲马已是法国剧坛的主宰，他已发表了十几个有重大影响的剧本。他一贯重视戏剧的社会效果，主张戏剧不应单纯以娱乐为目的，还要有匡正时弊和移风易俗的使命。他说:“任何文学，要不以完美、道德、理想和有益为目的、都是病态的、不健全的文学。”他写的剧本，比较真实地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若干方面，针砭资产阶级的恶劣的社会风尚，总的精神是纠正人心，改良社会，客观上起了巩固资产阶级统治的作用。
由于他在戏剧方面的巨大成就，他在1875年当选为法兰西学士院院士，雨果投了他一票。
让位给易卜生
1887年，他写完《弗兰西昂》后，七八年间，再没有新作问世。他晚年因与一青年女子恋爱，和妻子不和而日渐颓唐，他的才华虚耗在无穷无尽的精神折磨之中。当时，法国自然主义的剧作家亨利贝克和挪威的易生是剧坛上新起的两颗明星，年轻的批评家们轻蔑地谈起小仲马那些“构思得很巧妙的剧本”，他的旧作《参加婚礼的客人》(1871)和《女人的朋友》演出的成功也未能使他恢复信心。他最后一个剧本《黛伯之路》写了几年未能脱稿，他感到自己“没有热情，也没有魅力”。
1894年他写道：“我终于看见了，观众的兴趣正在发生变化，一部分年轻人转向贝克和他的学生们，另一部分对易ト生持欢迎态度。如今我看到的是，艺术的固定形式正在走向崩溃。我的剧本，所有我的剧本都将归于泯灭。”他是有自知之明的，他担心他的戏剧以后再没有观众，今后将是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的天下。
1895年7月，他写完了《黛伯之路》最后一幕，这个戏的结局是:巴黎女人跟着易生的同胞走了。这并非象征，而是带有深刻的寓意的。剧本完成后，他拒绝上演，以示藏拙。这位“易ト生之前的易生”已完成了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