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者陆阳的记述里，“从小体弱的钱锺书几乎每年都会大病一场，一病可能是一个月”，这是实录。钱先生固然学究天人，但是一辈子都是名副其实的“文弱书生”，身体素质始终很差，晚年更是缠绵病榻直到去世，可说因病吃尽了苦头。
钱杨夫妻在北京三里河家中
但是，比较有意思的是，大家都知道钱先生“多病”，但他具体是什么病，或语焉不详，或人言言殊，似乎一直以来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说明。就连最知内情的杨绛，也未曾专门谈过，尤其是早岁之病更是鲜少论及。《记钱钟书与<围城>》里说钱锺书“六岁入秦氏小学”，“上学不到半年，生了一场病”，不得已“停学在家”，什么病没说。
后来的《我们仨》与《听杨绛谈往事》二书，论及钱锺书的“病”不下百处，可也多是隐隐约约，点点滴滴，并不全面。我们大体可知的是，中年以后的钱锺书，苦于喉炎、失眠、频繁感冒等症，尤以哮喘纠缠最厉害，一旦病发非常痛苦。“每次发病就不能躺下睡觉，得用许多枕头被子支起半身，有时甚至不能卧床，只能满地走”，而且“呼吸如呼啸”，杨绛还戏称他是“呼啸山庄”。
电影《呼啸山庄》剧照
83岁那年，他被查出肿瘤，次年癌细胞扩散，日渐不省人事，拖到4年后驾鹤西去。这是钱锺书病况的一个“粗线条”过程。
这里面当然尚有大量“空白”需要填补。钱锺书从小体弱，6岁甚至病到辍学，这是上述已明的。
据杨绛回忆，1919年秋天，杨家准备无锡租房，恰巧找的是留芳声巷钱家，钱家女眷告诉杨母，“搬进以后，没离开药罐儿”，这里的“药罐儿”不排除钱锺书服用的可能性，而那时钱锺书9岁。可以合理推断，钱锺书生来体质孱弱，或许有遗传上的关系。很多材料表明，其生父钱基博本人，同样年轻时就体质很差，七病八痛，疲惫不堪。
晚清时分的“水乡无锡”
据《钱基博年谱》，钱基博幼时曾一度“已病不起”，经无锡名医汪艺香诊治得救；而据钱锺鲁《无锡钱绳武堂沧桑史》，钱基博日后常年患便血病和头疼症，著作大多数都是“忍受极度痛苦下完成的”。钱基博早年书信中，亦常有“近患痼疾”、“胸腹痛,不能伏案”、“伏枕时多不能握管”等语。钱锺书也始终神经衰弱，常年苦于失眠。
遗传因素之外，钱锺书青少年时代不爱运动，应该也是个重要促因。2001年，他的小学同学孙克定老人回忆童年往事，记得很清楚的一项，是钱先生“体育不行”，可见印象之深。杨绛也说他大学时“不爱活动”。钱锺书身材不高，海外某文史名宿与之多有接触，据其私下见告，老年钱锺书目测身高约164cm，虽不“渺然”但也偏矮，向乏锻炼或许也是成因之一。钱锺书开始有意识地锻炼身体，已是晚年。
1989年5月，作家潘耀明拜访合影
据舒展《历史的淘气》一文回忆，钱媛给他买了一台健身车，他依嘱每日踩15分钟，若遇晴好天气也会携杨绛出去散步一二十分钟。由于多病，他60岁以后，也慢慢实践养生之学，开始练八段锦与大雁功，“养生功”与器械健身及散步配合使用。钱锺书本身是喜谈“养生哲学”的，据学人庞惊涛统计，仅《管锥编》一书，涉及养生内容的条目即达50多处。
而且，钱锺书10岁入读东林小学时，就患上了高度近视，此后一直视力较弱。因为近视严重，东林小学时代，“坐在课堂上老师讲什么，他茫然不知”，以至于除了国文外，包括数学、英文诸科均表现平平——日后汤晏所写传记《一代才子钱锺书》说他“功课顶尖”，显然不确。也因此，1932年杨绛与之初晤时，钱锺书给她留下的第一印象，就是“戴一副老实大眼镜”，难说什么“年少翩翩”或“一见钟情”。钱锺书现存最早的照片，拍摄于1932年的清华气象台，确实是弱不胜衣的书生状。
1932年，钱锺书在清华气象台
甚至，这个年纪的钱锺书，其病似乎就很“有名”了。方其“年方弱冠”之日，陈衍就在《石遗室诗话续编》中就特意提及说“余见其多病”，然后“劝其多看书少作诗也”。那是1932年前后，钱先生不过20出头。
都说“病从口入”，但钱锺书一生，对于口腹之乐，似乎都没多大兴趣。他对做饭素乏研究，欧洲留学期间，学会炖鸡、烤面包做点简易早餐，已是超常发挥，足以“骄其妻”了。
他喜欢谈吃，有后辈说“闲暇时他会讲他的'美食经历’给我听”，令人“想起后来陆文夫写的《美食家》”云云，但他对吃实际不太挑剔。杨绛说“锺书是爱吃的”，证据是建国初刚回京时，家里女佣不擅做菜，钱经常带妻女出去吃馆子，而且“总能点到好菜”，此外就是夫妻俩英国时，曾受不了房东的粗略饮食而搬家，自己开火。诸如此类，其实都谈不上'食不厌精'，只是普通人的饮食要求而已。郑朝宗转述的“生平三大爱好”，也就后两项可以做实的。
晚年与好友郑朝宗学生陆文虎
钱锺书委实难称“吃货”，而且严重偏食。他是无锡口味，嗜好吃鱼，偏爱猪油年糕、蜜饯果脯之类甜食（《我们仨》）。《围城》里方鸿渐贪爱“煎鳝鱼丝”、“橘子酪”之类的饮馔喜好，几乎是作者的自我写照。钱锺书诗集《槐聚诗存》中自称“不好茶酒而好鱼肉”，也实乃夫子自道。所以，女婿王德一在世时，最喜欢带他去“鼓楼前一家小馆子吃那儿拿手的鱼”，钱也乐得享受。
1972年春后，他自己学会划火柴、点煤炉，直到1980年代初慢慢摸索能烧一点菜时，首选菜品往往也是鱼类。钱媛改嫁以后，需要操持家务，也开始研究菜谱，回娘家时也会下厨做“几样时令菜肴”，让父母尝尝鲜，但那时钱锺书每次也只能“吃一点儿”了。据访客潘兆平观察到的，以及吴泰昌亲耳听到的杨绛说法，钱家平日吃饭，多很简单清淡，一碗白粥、几片面包，外加果酱之类，“开荤”则会吃上两三段小对虾，属于“中西并蓄”。钱锺书不烟不酒不咖啡，饮食上是很撙节的。
女儿钱媛下厨做饭
1940年代困处上海“孤岛”时期的钱锺书，渐入中年，忧世伤生，在那一段“生平最为凄苦”的岁月里，身体状况更是频现红灯。按杨绛《我们仨》的回忆，“贫与病总是相连的”，此时的钱锺书又是“每年生一场病”。这个时候的他，尽管依然“英国绅士派头”，西装革履，出必手杖，但异常奔忙，除了在教会大学兼课，又添了几处家教，加之食物短缺，营养缺乏，身心俱疲，多病几乎是必然的。
那几年，清华同学郑朝宗与之过从甚密，曾留下这样的“现场记录”：“锺书君年未四十，体羸善病，抗战末期，困处沪滨，心情奇劣。每次我去看他，总要联想到杜甫的《佳人》”，可见多愁多病身的凄苦。《槐聚诗存》所收录此际篇什，多有“病起”、“病榻闻鸠”等题。自号“槐聚”，书题“围城”，可说均是苦闷的象征，是“困而致之”亟需疗伤的表达。
上海复兴中路573号钱杨旧居，据说楼下如今是咖啡馆
这个时段的钱锺书，主要病症是感冒，而且伴随发烧不退，“一病往往一个多月”。请了“上海名中医”，服高价药不见效，请了西医诊视，一样不济事。杨绛束手无策，被迫“自做医生”，对照病情，自去药房抓药，反倒误打误撞行之有效。
1943年5月，杨绛编剧的《称心如意》在上海金都大戏院上演两周，骤然一夜成名，但钱锺书正在病中，没去看过。可以说，即便是“壮年”时代的钱锺书，身体也是一点都不“壮”的。
1970年代之后，钱锺书否极泰来，声名日隆，但也渐入“暮景桑榆”之年，老病侵寻，筋力益衰。
据同事钱碧湘回忆，钱锺书在干校时，经常会“头痛，没有力气”；1972年春在给社科院晚辈信中，钱锺书曾自嘲是“半病不病身体，似通非通思想，得过且过生活，如此而已”。据这批书信，这年5月间，他牙齿也出现问题，一下子拔去两三牙，顿成“无齿之徒”，而且血压很高。更为重要的是，纠缠他整个晚年的哮喘病开始出现。据外甥女石定果回忆，1973年夏天，她去京见到钱锺书时，发现尽管天气很热，但“大舅舅衣领的扣子却不解开”，问知是为了“保护咽喉部以免受凉引发哮喘”。
这个哮喘出现的原因，钱锺书1979年访美时，亲口对夏志清谈过，是多年前“为庸医所误，小病转为大病，曾昏迷过四小时”，“从此得了气喘症”。据社科院董衡巽回忆，1974年他们从河南干校返京，听说钱锺书病了，前去探望，发现“钱先生靠在床上，头下垫了不少枕头、被子之类的东西，垫得高高的”，杨绛解释说“钱先生哮喘病病危，经抢救脱险，因大脑皮层缺氧硬化，说不清楚话”。
外甥女石定果（右）在政协会议上，近年一直呼吁尽快出台“反校园暴力法”
而据《听杨绛谈往事》，1973年12月，钱夫妇被迫“流亡”钱媛宿舍期间，钱锺书曾一度“病发告急”，送往北医三院抢救，结果急诊室连可供病人躺的地方都没有，夫妇俩只能找来暖气片上的木框子躺着。可以推测，为“庸医所误”从此落下哮喘正是这次诊治。而且，这次医疗事故还让他“腿脚也不灵便”，很长一段需要杨绛全程扶持。
一家三口
更为麻烦的是，这段时间他的手脚频繁出现状况：1987年，杨绛给吴泰昌的信中则说钱“连三日上下午打针，白血球还未正常”，还“跌了两次”，“撞得半面清肿”，“膝上也撞伤”，钱自嘲“摔得金碧辉煌”。次年，他的手腕手指又忽然患上神经炎，所以一度对外宣称谢绝一切题签，自嘲是“我成了新丰折臂翁，不能服役效劳了”。
留学期间
1991年后，钱锺书的哮喘加剧，需要每周去医院打针两次，平日则靠中医开汤药调养，“喝中药喝得舌苔都见黑了”。
订婚时的家族照，摄于苏州庙堂巷花园
对于钱锺书晚岁的杜门谢客，一直以来外界多有非议，很多人认定他清高、傲慢、不近人情，实际上也有不解内情引发误解的因素。屏绝交游，固然是“景光吝惜，每学嵇康之懒”（复刘世南信），“老来岁月，更无闲力气做人情”（致吴忠匡信），但还有一个要因，那就是身体状况实在不允，是谓“保命要紧”。
1990年之后，钱锺书不断手术，体质更为孱弱，免疫力极其低下，一不小心就会受到来客的感染，有苦难言。在给友人信中说，访客“一人去，我即喷嚏交作，热度烧至三九度八，延医打针服药，三日前始退，而又引起又咳嗽，现在正每日四顿西德特效药，或可免于大难”。又有一封信说，“十日前有美学者夫妇惠过，携其儿来，儿感冒未痊，传染内人，即波及我，咳嗽引起哮喘”，所诉皆苦经。
看望冰心
生命的最后旅程
一开始，经过透析，肾功能有所恢复，有人扶持时，钱锺书还能下床走动，每回煎药服后还可挪步散步，自嘲是“行药”。可是很快，那年10月底，他又因感冒发起高烧，常在39.4°c,乃至100多天烧都不退，人由此也变得极为虚弱，病情加重了。他没办法起床，“牙床萎缩，假牙脱落，无法咀嚼，只能鼻饲”，即将食物打碎成泥，由管子从鼻孔输入胃里。
直到1995年4月，频繁高烧的问题还是没办法解决。自1994年夏天开始，钱锺书的生命实际已进入了倒计时。
一年后，到了1995年的夏天，钱锺书已“无力说话”，但神志尚还清醒。精神好些时，“也有兴趣听听我们讲讲各种事情”，“有时能自己打开收音机听听新闻和音乐，或让家人读报，很少说话，更不看书”。但此后状况愈加不妙。
杨绛是否“心硬”使之“过度医疗”，日后也有争议
同事抓拍的散步中的晚年钱杨夫妇
北北楼311室，是钱锺书生命的最后一站，住了整整1600个日夜。他临终前没有什么遗嘱，但事先早已备下遗言：不设灵堂，恳辞花篮，不举行告别仪式，不开追悼会，撒骨灰于郊野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