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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于《上海文学》2025年4月号
沪上书话二则
贾九峰
顾廷龙跋《春觉斋论画》
我在写作《恩师书札》的过程中，有幸读到了顾廷龙先生的一封短笺。这是一封内容简洁的复信，开门见山回复了来信中提出的问题。信的落款日期是（一九八二年）五月四日。彼时，我的老师张俊才先生往来于京津济南等地各大图书馆，为编撰《林纾研究资料》搜集第一手资料。张老师在一九三五年十月由北平燕京大学图书馆引得校印所印行的《春觉斋论画遗稿》中发现了一篇《后记》。《后记》正是由这部画论的整理者、标点者顾廷龙先生撰写的。或许是因为林纾的文名太盛，历来对他的研究与评价，偏重于诗文创作与翻译，而书画则成为相对忽略的一个领域。殊不知，对于历代文人而言，书画与诗文虽各有偏重，但一样成为其精神全貌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为了弥补这一不足，使正在编辑的《林纾研究资料》不留空白，张老师决定将这篇《后记》收录书中，遂致信顾先生征求他的意见并咨询往上海图书馆查阅资料之事。顾先生复信欣然应允。《林纾研究资料》一九八三年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顾先生这篇《〈春觉斋论画〉后记》，从艺术角度对林纾的绘画及画论都有精到的评述。仅就本人所知，二○一四年商务印书馆曾与福建工程学院在北京联合举办了“林纾书画展”，商务印书馆还与中国书店合作出版了多达三百余页的大开本《林纾书画集》，顾廷龙先生最先整理、标点的《春觉斋论画》亦赫然收入其中。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内多所高校的艺术学专业都有研究生在以林纾书画研究为题撰写学位论文。客观地讲，顾先生这篇《〈春觉斋论画〉后记》，最大程度地提起了将书画成就纳入林纾研究的发端。
《〈春觉斋论画〉后记》作于一九三五年。八十七年过去，如今了解顾廷龙先生的人怕是少之又少了吧。
顾先生一九○四年生于苏州唯亭，与我国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同宗。江南顾家曾被康熙帝誉为“江南第一诗书人家”。其父顾元昌乃苏州书法名流。书香墨韵之中，顾先生自小就在文字学和书法上得到了先天滋养，这也为他后来成为著名图书馆学家、古籍版本学家、目录学家和书法家开启先智，奠定了基础。民国二十一年顾先生毕业于北京燕京大学研究院国文系，师从容庚、钱玄同、黎锦熙诸位先生，获文学硕士学位后投身于图书馆事业，担任燕京大学图书馆采访部主任。“卢沟桥事变”发生之初，顾先生不忍看到江南文物即将遭到日本侵略者肆意掳掠，毅然辞职回沪，与文化名家张元济、叶景葵等人创办私立合众图书馆，藉以保存濒临毁灭的文献典籍。在上海“孤岛”时期，合众图书馆汇聚了大量江南藏书世家的藏书，吸引了钱锺书、陈寅恪、顾颉刚、郑振铎等众多学者。常来看书的还有马叙伦、于佑任、冯其庸、周谷城、吴湖帆等海内外硕儒，合众图书馆成为抗战时期海上名流荟萃之地。一九四九年前，顾廷龙先生冒着生命危险，搜集保护了大量革命文献。对于上海来说，当年合众图书馆存在的意义早已超出了文化的范畴。新中国成立之初，顾先生将十余年收集的合众图书馆近三十万册古籍及近代中外珍贵文献悉数捐献国家。顾先生毕生致力于家谱、朱卷、日记、手札、专人档案资料及古籍稿本、批校本与革命文献的抢救与收集。他从造纸厂废纸堆中抢救出数以万计的家谱文献，收集到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毛泽东《农民运动丛书》等早期革命书刊近百种。顾先生执掌上海图书馆后，最早提出“孤本不孤”的印书计划，主持了宋刻《唐鉴》《韵语阳秋》等三十余种馆藏珍贵孤本的编印，使之公诸于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庚续流传，顾先生可谓功莫大焉！
一九三五年，顾先生担任燕京大学图书馆采访部主任期间，偶然购得林纾《春觉斋论画》稿本，出于职业敏感及学术素养，他在《论画》已近失传之时发现了它的价值，遂建议排印，以广流传。为此，他专著短跋以述经过，可谓用心良苦。《后记》虽短，如今读来，文质兼美，实属上乘佳作：
畏庐先生善为古文辞，译泰西文学名著百数十种，人莫不称其最先介绍之功。顾余事六法，亦臻上乘，得之者珍为珠璧。以先生于学问艺事，并皆研精入微，其独到处为人所不可及也。右《春觉斋论画》遗稿，乃萃数十年中挥翰之心得而成，期于至当，阐论法理，敢斥时风，论画之作，曾无有如此之俊伟者也。先生之画，师法渔山。渔山尝浮游于澳门，多觏西方名迹，故其调色，颇受熏陶。先生既私淑之人，又见闻之广，出渔山上，融化笔墨，自宜更甚，故实为沟通中西文化之一人。按近人之画树石粗成，辄自题识，非师王、李，即法荆、关，言之不稍愧怍。不知真迹见且不易，何从抚拟？是何啻痴人之说梦哉？先生尝谓唐画千伪而一真，宋画百伪而一真，明画则真伪参半，旨哉言乎？又曰：倪云林墨迹，恨余贫眼，至老未尝见其真者。巨公家间有藏者，余曾观数帧，但有坚钥其唇吻，不敢发声。若盲称其是，则学舌讨好，素所深耻。若极力斥驳，则又无真本可据，辨其真赝。但有缄默而退，无敢短长。然而率尔操笔者，动曰云林云林。作陂陀一折，疏树两三，茅亭居树下，此外为遥山一片，万本雷同，似云林遗迹流传人间，但有此状而已，思之令人喷饭。其箴俗匡谬之深心，不待烦言自显。他若述布局之清高，在乎气韵，理参光算，象形栩然，一字一语，皆有至理。洵可谓后学之津梁，迷途之宝筏矣。吾馆既得先生稿本，藏诸善本书库。念此作虽于民国初年分载都中报纸，而今已罕见。爰举印行，以饷艺林。而先生遗文坠稿，得以流传，亦复学者之应有事也。二十四年十月十日吴县顾廷龙记。
由《后记》可知，林纾所作《春觉斋论画》已于民国初年分载于都中报纸。二十年过去，文章已属罕见，想来与当年所谓的新旧文化争斗不无关系。中国社会历来盛行成王败寇的理论，林纾的诗文书画遭到“围啄”并不意外。在中国历朝历代的思想文化论争中，最为可怕的尚不是阵前叫骂，极尽揪辫子、打棍子、造谣污蔑之能事，而是圈子里一众观望之徒，但见胜负已分，便迅捷跳出来打扫战场，急于从胜利大餐中分一杯残羹冷炙。没有证据表明，当下这类人群还是普遍存在，可同样没有证据表明，思想与文化界还存在针锋相对的论争。顾先生身处那个时代，作为一名热血澎湃的文化青年，无人知道他更倾向于哪个文化阵营。但他敢于拒绝随波逐流，不以新废旧，拥有独立思考，发掘出《论画》价值，以饷艺林，充分体现了学人的道德勇气。
林纾所著《春觉斋论画》一卷，发表于民国初年，是我国论述绘画美学的一部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正如顾廷龙先生所言，该文最早连载于何报何刊已不可考。目前资料显示原载《湖社月刊》（第十一—十六期），因为《湖社月刊》创刊于一九二七年，而此时林纾已逝，显然这条信息是错误的。
清末至“五四”运动前夕，社会上展开对美学各个领域的讨论已愈加复杂、深入、具体且系统化，对绘画艺术的社会作用、反映内容以及主观作用的发挥、艺术的源泉乃至表现技巧、艺术形式等，都各抒见解。林纾主张绘画表现作者的审美理想与情操，讲求“清气高韵”，为此他特别强调画家的人品、气质、胸怀、素养、天分的作用。他明确提出画家要根据自己的审美理想，将绘画对象理想化，要更高更美于现实形象的观点。同时他也非常重视通过笔墨技巧去创造绘画的形式美与风格美。正如顾先生跋中所记，林纾绘画师从渔山而出其上，有机会接触西洋绘画，有能力对比中西绘画，故而《论画》中既有对西洋绘画的引介与赞赏之处，又有通过中西绘画比较发现西洋画法之不足。无资料判明，《春觉斋论画》是最早涉及西方绘画的画论，但它对待中西绘画的态度与论述是极为公正客观的。
作为新文化运动讨伐的首要对象，林纾在为传统文化艰难抵挡之后，于一九二四年十月寂然而终。面对新文化运动诸位干将的轮番挑战，其曾言“悠悠百年，请诸君拭目俟之”，被时人指斥为“旧文化最后的哀鸣”。可是一百年过去，这句话教会我们要在更长的时空里树立自己的历史观和文化观。“阐论法理，敢斥时风”，顾先生这篇短跋，也在肯定林纾画论之外，给了我们同样宝贵的启示。
《顾廷龙年谱》中有段话：“一九七九年春，上海《中华文史论丛》编辑郭群一见先生藏有‘胡适之先生《水经注》论著附手札’一束，以为有学术价值，并言于罗竹风、李俊民先生，为真正贯彻‘双百’方针起见，决定于《论丛》一九七九年第二辑发表。” 胡适文章在大陆公开发表，这在解放后还是第一次，在海内外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据知情者回忆，这件事情的首倡者正是顾先生本人。同年七月十六日的《文汇报》发表评论文章《胡适遗著发表引起学术界关注》，文章评说“许多学者认为，发表胡适研究《水经注》的文章，不因人废言，分清政治与学术的界限，有利于开展百家争鸣”。一个万马齐喑的时代刚刚结束，顾先生凭借一己之力，为厘清政治与学术的界限做出了积极有益的探索。仅凭此一件事，顾先生就应该被我们永久铭记。时隔多年，我们今日再读顾先生的生平文章，不由感叹，一生身处朝代更迭、时局动荡、兵荒马乱、运动频仍的年代，整个中国都很难安放下一张小小的书桌，顾先生他们一代学人要付出何等的艰辛努力，才能成就自己无愧一生的道德学问！
二○二一年十一月二十日，顾廷龙编著题签图书展于深圳开幕。据不完全统计，顾先生参与题签的珍贵古籍多达七百余种。顾先生一生以书为业，收书，编书，印书，为保护我国珍贵古籍资料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专为前贤形役，不为个人张本”。展览主题中的十二个字，高度概括了顾廷龙先生一生的精神风骨。顾先生哲嗣顾诵芬院士，是中国飞机设计事业的主要奠基人，荣获二○二○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父子各在一方领域贡献卓著，均成大家。家风垂教，已属佳话。
最后旁涉一件小事。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三日《顾廷龙日记》：“陈寅恪所著《唐书外国传注》《世说新语注》《蒙古游牧记注》及校订佛经译本（据梵文等）数种，装入行箧，交旅行社寄安南，不意误交人家，以致遗失，无可追询，一生心血尽付东流。以此心殊抑郁，体遂益坏，无三日不病。在港沦陷后，米面时向叶氏告贷。”人在离乱之中，书的命运多舛，叹书怜友，其心殷殷！
近些年读书写作，我常常生出这样的感怀——我们走进一个人，就像是推开一扇门，他身后的世界如此深广远阔。我们一路向纵深跋涉，生命逐渐变得丰富、厚重、深邃而笃定。由张老师引领，我遇到了琴南先生，而后又及钱锺书、陈子展、任访秋、郑朝宗、李何林、朱维之等诸位老一辈学者。现在我又走到了顾廷龙先生的面前。有位诗人说：“星辰在宇宙中发光，却从不在意人类的仰望。”顾先生一生道德文章，当得此言。
巴金《再思录》中一封写错年份的信
《再思录》（作家出版社，二○一一年四月第一版，下同）书中收录巴金致杨苡的书信共计五封。按时间顺序排列，分别写于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二十日、一九八八年八月十八日、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七日、一九九二年一月二十二日和一九九二年九月二十二日。杨苡，原名杨静如，与哥哥杨宪益、丈夫赵瑞蕻皆为著名翻译家。其译著代表作《呼啸山庄》（这个风靡中国的译名由她首创）。杨苡出生于一九一九年，年轻时就喜欢阅读巴金的作品。她于南开中学读书期间，巴金的三哥李尧林先生是其英文老师。有了师生这层关系，她开始频繁与巴金通信，二人友情保持一生。可惜早期通信已在“文革”中遭遇没收而付之劫火，所幸恢复通信之后的书简均得以妥善保存。巴金的五封信落款都只有月份和日期。例如第一封信，全文如下——
静如：
信收到。《雪泥集》四册早到了。《勇敢些》读过，不错。我也写了“怀念从文”的文章，我觉得不及你。小林等着你的稿子。谢谢你告诉我罗荪的近况，看来这半年中他的病情并未恶化，可能会稳定一个时期。但设身处地多想想，就是这样稳定下去，也多么令人难过。他的今天可能就是我的明天，我怎么办？我打定了主意：再写点东西。能动笔时不要放下笔。
文代会开完了，有人说并未开得一团和气，倒是一团冷气。开幕前郭玲春两次打来电话要我发表意见，我讲了几句，都给删掉了。我讲的无非是几十年前开的“双百方针”的支票应该兑现了。没有社会主义的民主，哪里来的“齐放”和“争鸣”？！之类。花了一百几十万，开了这样一个盛会，真是大浪费。我的确感到心痛。
我不喜欢《家·春·秋》，它应当触及今天的封建主义，可是没有办到。
写不下去了。祝好！
芾甘
十一月二十日
这封信的写作年份，编者根据内容推定为一九八五年，且排在一九八八年八月十八日第二封信之前。这是一处十分明显的编辑错误。
信中提及《雪泥集》四册，即为巴金致杨苡六十七封书简的结集。又及另一篇文章《勇敢些》则是发表在《钟山》。杨苡在二○○三年十月二十五日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提及此文。原话如下：“我好不容易找出我过去写的《昏黄微明的灯》，也许你看过。另一篇《勇敢些》在《钟山》发表，在‘灯’之前，我找不到了。”《昏黄微明的灯》是专门怀念沈从文先生的文章，一九八九年一月发表于《收获》。巴金在信中说：“我也写了‘怀念从文’的文章，我觉得不及你。” 巴金怀着悲愤的心情于一九八八年九月三十日写成《怀念从文》，杨苡在一九八九年一月发表《昏黄微明的灯》，都是最早纪念沈从文的饱含深情、充满正义的珍贵文字。沈从文先生一九八八年五月十日于北京病逝。仅从时间上看，巴金这封信的写作时间只能在沈从文逝世之后，不然何来“怀念”之辞？这一处编辑错误还是非常明显的。巴金怎么可能会在一九八五年的信中提到自己将在三年之后写作的一篇文章呢？更何况这篇长文是为纪念离世朋友的悲愤之作！至此，我们可以对这个错误的年份（一九八五年）予以坚决否定。那么这封信的正确年份是哪一年呢？
《雪泥集》（四册，六十七封书简）对此信有没有收录？是不是也按年代顺序编辑？孔夫子旧书网上搜索出来，打开目录，困扰多日的这个问题迎刃而解——一九八八年。
如此信中所涉事件的时间线便理顺了。“文代会开完了”，是指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八日至十二日召开的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五次代表大会。大会改选领导机构，执行主席为曹禺。夏衍致开幕词。开幕词中有这样一段话：“改革十年，我们国家已经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我们正处在一个新旧体制交替的关键时刻，在改革开放和发展商品经济的过程中，人们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和审美情趣都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必然要反映到文艺创作中来，我们要继续处理好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处理好发扬民族传统与吸收外来文化的关系。那种认为文艺比政治经济更为重要的看法是不科学的；那种用行政命令来管理文艺的方法是不明智的。文艺创作是一项极其细致而又复杂的最富有个性色彩的精神劳动，创作自由是尊重艺术规律的表现，创作自由和尊重艺术个性，又是建立在文学家艺术家的良知的基础上的，文艺不能从属于政治，但又不能超脱于政治之外。”大会号召全国文艺工作者团结起来，努力提高文艺创作和表演艺术的思想、艺术质量，不断满足和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需要，为进一步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巴金的信写于大会闭幕之后的第八天，这是合情合理的。信中提及的郭玲春为新华社记者。最早读到郭玲春这个名字，同样是在巴金《怀念从文》一文中。“一连几天我翻看上海和北京的报纸，我很想知道一点从文最后的情况。可是日报上我找不到这个敬爱的名字。后来才读到新华社郭玲春同志简短的报道……我认识郭玲春，却不理解她为什么这样吝惜自己的笔墨……可是连这短短的报道多数报刊也没有采用。小道消息开始在知识界中间流传……一个来探病的朋友批评我：‘你错怪了郭玲春，她的报道没有受到重视，可能因为领导不曾表态，人们不知道用什么规格发表讣告，刊载消息。’”显然这一次巴金多半又是错怪了郭玲春，删掉那些“不合时宜”的意见一定不是她的决定。
一九八五年确实也召开过一次“文代会”——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这可能正是编者出现错误的原因）。大会开闭幕日期为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至一九八五年一月五日。三月六日巴金在香港《大公报·大公园》发表《随想录》第一百二十六篇《创作自由》，内容正是记录此次盛会。文中他引用海外同行的话：“最值得注意的有两件事：第一是胡启立代表中共中央给作家以创作自由的保证；第二件是刘宾雁、王蒙等革新派作家的高票当选。” 然后巴金写道：“第一件事在所有海外同行的观感中都曾经谈到，或深或浅，或明或暗，大家一致认为‘创作自由’是创作繁荣不可少的条件。”巴金在这篇文章中的观点显然与“一团冷气”“没有社会主义民主，哪里来的‘齐放’和‘争鸣’？！”迥然不同。由此也可以从另一个侧面证明，这封信绝非写于一九八五年。
在这一版《再思录》的《出版说明》中编者有言：“此次修订再版，主要增加《再思录》增补本出版之后，发现和整理的文字、书信等，如《怀念师陀》等。编者重点调整和增补了书信部分，并删去了增补本的附录部分。原则上，《再思录》收录的为《随想录》写作完成之后的文字，仅有个别《巴金全集》未收、新整理的篇章为这个时间点之前。”需要说明的是，《再思录》最早出版于一九九五年七月，是陈思和、李辉策划的“火凤凰文库”第一种，由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二○○四年四月，陈思和、周立民策划的“海边书”系列第一种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增补本。致冰心等人的书信部分即在此次增补之列，但不知致杨苡的这五封信是否也在其中。如果这个“小小错误”是由增补本沿袭而来，那就希望这两本书的编者能一并改正，再版时重新调整次序，以免给文学史料研究者造成不必要的误导与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