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凡人鲁迅》，作者：张守涛，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1917年1月，还在美国留学的胡适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首举“文学革命”大旗，“以为今日而言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八事者何？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滥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杂志主编陈独秀随之在下一期《新青年》刊出自己撰写的《文学革命论》进行声援，明确提出“文学革命”和“三大主义”：“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林纾何人？他为何首先跳出来反对“文学革命”？林纾其实正是白话文的前辈，是新文学的引领者，是鲁迅等“新青年”当年的偶像。早在1897年，林纾就在福州刻印了通俗白话诗集《闽中新乐府》，此后常在白话报上发表文章，反对缠足，反对迷信，提倡兴办女学。直到1913年，他还在北京《平报》上开设“讽喻新乐府”白话专栏，发表白话讽喻诗一百三十首。林纾更是古今中外“译界之王”，不会英文的他靠着别人口述竟然翻译作品一百七十余部，包括柯南道尔《歇洛克奇案开场》等作品七部、托尔斯泰的《现身说法》等作品六部、狄更斯的《贼史》等作品五部，莎士比亚的《凯撒遗事》等作品四部。其中，他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迦因小传》等作品风行天下，产生巨大社会影响，对于社会风气、观念、思想等的改变有重要促进作用。有人甚至说，中国的近代民主革命就是由他的《巴黎茶花女遗事》《迦因小传》两部小说导致的。
民国时期的文学家大多沐浴过林纾“雨露”，都曾捧读过林纾小说，并以其为榜样，如郭沫若说他少年时最嗜好的读物便是“林译小说”，钱钟书也曾说过：“接触了林译，我才知道西洋小说会那么迷人。我把林译哈葛德、欧文、司各特、迭更司的作品津津不厌地阅览。”鲁迅当年更是林纾的铁杆粉丝，还在南京读书时便买过《巴黎茶花女遗事》，读了很是佩服。到东京留学后，只要林纾的小说印出一部，他便买一部。在收到友人寄来的《黑奴吁天录》后，鲁迅“穷日读之竟毕”，深为此书打动，在写给友人信中说：“曼思古国，来日方长，载悲黑奴前车如是，弥益感喟。”此外，正是受林纾借助翻译启蒙国民之影响和不满林纾因不懂外语造成的误译，鲁迅与弟弟周作人开始挽起袖子翻译《域外小说集》，只可惜林纾的译作当时无比畅销，而《域外小说集》却总共只卖出了二十本。
林纾素有“治国平天下”之志，早期翻译大多是希望以此警醒国人、教化国人，“余老矣！报国无日，故曰为叫旦之鸡。冀吾同胞惊醒，恒于小说序中掳其胸臆……”他在译作中呼吁立宪政体，反对封建专制，像鲁迅一样原本对革命、共和充满期待，希望做个“共和国老民”。但民国后混乱的现实让他很快彻底绝望，转头投奔到了传统的怀抱，以“大清遗老”自居，曾以布衣身份十一次祭拜光绪皇陵。林纾古文功底深厚，挚爱古文，又性格刚烈易怒。因此，当《新青年》明确地提出全面文学改革、以白话文取替文言文时，其他遗老遗少或不屑一顾，或迫于潮流装聋作哑，林纾却按捺不住，主动接起了战书。
训诂好手胡适抓住林纾文章中的一句话大做文章，在1917年5月《新青年》三卷三号上发文道：“顷见林琴南先生新著《论古文之不当废》一文，喜而读之，以为定足供吾辈攻击古文者之研究，不意乃大失所望……林先生知‘不之知’、‘未之有’之文法，而不知‘不之踣’之不通，此则学古文而不知古文之‘所以然’之弊也。林先生为古文大家，而其论‘古文之不当废’，‘乃不能道其所以然’，则古文之当废也，不亦既明且显耶？”胡适认为“方姚卒不之踣”一句中“之”字不通，进而指出连林纾这样的古文大家都犯这种不知“所以然”的错误，可见古文当废。
林纾对胡适的“小题大做”并没有放在心上，同为翻译大家的好友严复也劝他何必和小青年较真。懒得搭理胡适等“新青年”，林纾继续忙他的古文讲习会及《古文辞类纂》选本等工作去了。林纾的冷落让“新青年”们很是失落，好不容易跳出一个对手，刚斗了一个回合就不跟他们玩了，这可如何是好。
“新青年”们决定不放过林纾这位自己找打的对手。1917年6月，《新青年》发表钱玄同致陈独秀的信，批判林纾道：“林纾与人对译西洋小说，专用《聊斋志异》文笔，一面又欲引韩柳以自重；此其价值，又在桐城派之下，然世固以‘大文豪’目之矣……惟选学妖孽所尊崇之六朝文，桐城谬种所尊崇之唐宋文，则实在不必选读。”7月2日，他又在致胡适信中说：“彼选学妖孽、桐城谬种、方欲以不通之典故，肉麻之句调，戕贼吾青年。”钱玄同等“新青年”开始把林纾划为“桐城谬种”大加鞭挞。实际上，林纾自学成家，并非桐城学派，他只不过与桐城学派代表人物马其昶、姚永朴交好而已。
林纾之所以被划为“桐城谬种”，完全是钱玄同的批判需要和报复。钱玄同出身于章太炎门下，而以章太炎为代表的魏晋学派和桐城学派乃当时冤家。桐城学派推崇宋学，治学讲究经世致用，善于从经籍中发现微言大义；而章太炎的魏晋学派崇尚魏晋学说，更注重在文字、音韵、训诂上下功夫，务求一字一句合乎“本意”。从1903到1913年，掌管京师大学堂及北大文科的几乎都是桐城派文人，但随着章门弟子钱玄同、黄侃、马裕藻、沈兼士等人纷纷踏入北大，桐城派古文家严复、姚永概、姚永朴等人以及林纾相继遭受排挤挂靴而去。章太炎曾对弟子评价林纾道：“浸润唐人小说之风。”“与蒲松龄相次。”林纾北大离职后，则在致姚永概信中不点名地评论章太炎学派：“敝在庸妄巨子，剽袭汉人余唾，以挦扯为能，以饾饤为富，补缀以古子之断句，涂垩以《说文》之奇字，意境、义法概置弗讲，侈言于众：‘吾汉代之文也！’伧人入城，购搢绅残敝之冠服，袭之以耀其乡里，人即以搢绅目之——吾弗敢信也！”对章门弟子，林纾不客气地谓之“庸妄之谬种”。
“新青年”健将钱玄同、鲁迅、刘半农皆是章氏弟子，因此逮住机会对林纾“新仇旧恨”一起算，将“谬种”的帽子还了回去。论古文学问、成就，章太炎水平远高于林纾，如果要批古文，按理应该首先批章太炎。但钱玄同等人怎敢将矛头指向恩师，攻击林纾则既报两派旧恨，又满足了新文化运动革命需要，所以他们咬住林纾不放。
对于钱玄同等人的辱骂、挑衅，林纾继续高挂“免战牌”。有人却对此“看不下去了”，出来维护林纾。1918年3月出版的《新青年》杂志登出一篇“王敬轩”写的《写给〈新青年〉编者的一封信》，为“方姚卒不之踣”一句辩护，“贵报固排斥旧文学者。乃于此处因欲驳林先生之故。不惜自贬身价。竟乞灵于孔经。已足令识者齿冷。至于内动词止词诸说。则是拾马氏文通之唾余……贵报于古文三昧。全无探讨。乃率尔肆讥。无乃不可乎？”并赞扬林纾道，“林先生为当代文豪，善能以唐代小说之神韵，迻译外洋小说。”“林先生所译小说，无虑百种，不特译笔雅健，即所定书名，亦往往斟酌尽善尽美，如云吟边燕语，云香钩情眼，此可谓有句皆香，无字不艳。”“王敬轩”还在信中指责《新青年》“对于中国文豪专事丑诋”，谩骂他们的白话文主张如同“狂吠之言”，攻击他们使用新式标点、引进西方文化是“工于媚外，惟强是从”。
与这篇文章同时刊登的还有刘半农以“《新青年》记者”名义写的《复王敬轩书》。刘半农采用嬉笑怒骂的方式逐一批驳，批评王氏这样的守旧者是“不学无术，顽固胡闹”，说“排斥孔丘，自有排斥的道理”。尤其是刘半农继续以林纾为射击靶子，“若要用文学的眼光去评论他，那就要说句老实话：那就是林先生的著作，由‘无虑百种’进而为‘无虑千种’，还是半点儿文学的意味也没有。”并批评林纾翻译小说的毛病一是原稿选择不清；二是谬误太多；三是用唐代古文意译，还讥笑林纾翻译的小说《香钩情眼》道：“外国女人并不缠脚，‘钩’于何有？而‘钩’之香与不香，尤非林先生所能知道；难道林先生之于书中人，竟实行了沈佩贞大闹醒春居时候的故事吗？”
这两封信乃是钱玄同、刘半农因为白话文学反响寥寥而自编自导的“双簧戏”，“王敬轩”正是钱玄同模仿所为，意在“引蛇出洞”，挑起论战闹出动静。果不其然，这出“双簧戏”引发了强烈反响，“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终于坐不住了，刘师培等人开始筹办《国粹丛编》，林纾则愤然跃身上阵。
1919年2月，上海《新申报》为林纾开设专栏，成为他反击新文化运动的阵地。林纾发表短篇文言小说《荆生》，借虚构的人物和故事来影射谩骂新文化运动，一吐心中不快。《荆生》写了一个“伟丈夫”痛打狂生的故事。身体强健、武功高强的荆生夜宿陶然亭，听到隔壁有安徽人田其美（指陈独秀）、浙江人金心异（指钱玄同）以及刚从美洲回国的狄莫（指胡适）三人饮酒作乐，口出狂言攻击孔子和古文。“伟丈夫”荆生听得怒火中烧，破门而入痛殴三人，小说中描述田其美等被打倒在地，狼狈不堪。尤其是近视的金心异掉了眼镜，趴在地上磕头，“尚欲抗辩，伟丈夫骈二指按其首，脑痛如被锥刺；更以足践狄莫，狄腰痛欲断。”
1919年3月，林纾又写信给蔡元培，希望他以校长身份约束教员不要“胡闹”，重振纲常。林纾指责新文化运动“覆孔孟，铲伦常”，骂新道德推崇者蔑视父母养育之恩是“人头畜鸣”，说若推行白话文则“据此则凡京津之稗贩，均可引为教授矣”……没等蔡元培的回信，林纾又在《新申报》上发表《妖梦》一文，继续肆意攻击“新青年”，并把蔡元培也骂上了。文章写某人梦中游阴曹地府，在地府见到一所“白话学堂”。学堂中全是魑魅魍魉，大门对联写道：“白话通神，《红楼梦》、《水浒》真不可思议；古文讨厌，欧阳修、韩愈是什么东西。”学堂校长乃元绪（指蔡元培），教务长田恒（指陈独秀），副教务长秦二世（指胡适）。他们高挂“毙孔堂”招牌，高论废除古文，激怒了地狱阿修罗王，结果统统被它吃掉化为臭不可闻的粪便。
林纾的谩骂正中“新青年”下怀，他们纷纷撰文反驳。为达凯旋目的，他们故意将林纾政治化，揭露林纾在《荆生》中呼唤的“伟丈夫”是手握兵权的段祺瑞政府干将徐树铮，“有人想借武人政治的威权来禁压。”而林纾则被斥为抱“伟丈夫”大腿的小人、“现在的屠杀者”。如此一来，林纾被置于倚靠权势恃强凌弱的境地，而“新青年”则成为“被压迫”的弱者，轻易获得了社会同情。实际上，好附庸风雅的徐树铮虽名为林纾门生，但与林纾关系并不密切，林纾曾在信中写道：“徐氏既秉政，落落不相往来，盖天下不以为贤，弟何贤之。”林纾早年虽七次会试而不中，但从不饮“贪泉水”，多次拒绝袁世凯、段祺瑞、张勋等权贵的笼络。“伟丈夫”不过是林纾的自况而已，文武双全、擅长拳击和剑术的他素以“士中之雄”自许。
蔡元培也义正词严地在《致〈公言报〉并答林琴南函》的复信中反驳林纾，表明他对新文化运动态度（著名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一语正是出自此信）：“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实际上，蔡元培自己也没有完全做到“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他对“据此则凡京津之稗贩，均可引为教授矣”一语很是不爽，因为他父亲卖过豆浆。蔡元培动弹不得林纾，但对于主持《新申报》林纾专栏的北大学生张厚载，他还是有些“小鞋”给穿的。不久，北大以“沪报通讯，损坏校誉”为由将张厚载开除学籍。
林纾为了减轻张厚载的压力，分别给各报馆写信，直言自己骂人的过错，但仍倔强地反对新文化和新思想，捍卫古文，“拼我残年，极力卫道，必使反舌无声，瘈狗不吠而后已。”在随后的《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一文中，林纾辩解自己并非“桐城谬种”，而是写白话文的先行者，并非反对白话文，反对的不过是尽废古文，“古文者，白话之根柢，无古文安有白话。”最后感叹道：“吾辈已老，不能为正其非；悠悠百年，自有能辩之者，请诸君拭俟之。”在门上大书“对天地立誓，绝不口言人短”，他从此未再公开发表议论，只是在给学生上伦理课时常会失声痛哭。林纾的沉默、绝望标志着“文白之争”偃旗息鼓，标志着新文化阵营大胜而归。
面对新文化运动的滚滚潮流，林纾的“螳臂当车”必然会失败，但可敬的是他始终不易其节，坚守自己的信仰。1924年，年过古稀的林纾在孔教大学上了最后一堂课，长喘着气赋诗《留别听讲诸子》道：“任他语体讼纷纭，我意何曾泥典坟。弩朽固难肩此席，殷勤阴愧负诸君。学非孔孟均邪说，语近韩欧始国文。荡子人含禽兽性，吾曹岂可与同群。”10月8日，林纾遽然长逝，临终对子女遗言道：“古文万无灭亡之理，其勿怠尔修。”
林纾去世后，陈独秀在《林琴南很可佩服》一文中，对林琴南的人品给予了极高评价。胡适也在《林琴南先生的白话诗》中评价道：“林先生的新乐府不但可以表示他文学观念的变迁，而且可以使我们知道：五六年前的反动领袖在三十年前也曾做过社会改革的事业。我们这一辈的少年人只识得守旧的林琴南，而不知道当日的维新党林琴南。只听得林琴南反对白话文学，而不知道林琴南壮年时曾做过很通俗的白话诗——这算不得公正的舆论。”
实际上，正如学者蒋锡金先生所言，林纾译作正是“中国新文学运动所从而发生的不祧之祖”，“新青年”对林纾的攻击实是“弑父”之战。意气风发的“新青年”们天真地以为只有“弑父”，只有彻底打倒旧文化旧思想，才能建立新文化新思想，开辟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