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马黎
《飘》这本书是我妈妈年轻的时候买的，后来给了我。就是这个版本，居然可以在网上看到，太震撼了。@云鸥
这版本也是我当年在我们家书橱翻出来的，真便宜啊。@ABB
这个版本是我妈在中学图书馆里翻出来的，好怀念，当年看得如痴如醉。@巧克力松饼
一本书的浙江版本，承载了几代人的记忆，甚至在很多人家里像传家宝一样，传到年轻人手里，这在中国出版史上是不多见的。
《飘》，就是你知道的那个《飘》——原名Gone with the Wind，美国作家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唯一的小说，却风行至今，成为爆款，全球现象级畅销名著。
这个奇迹的创造者，是一群敢为人先的浙江人。
40年前，浙江人民出版社首先推出了浙江人傅东华先生翻译的《飘》，轰动一时，打开了地方出版走向全国、面向世界的大门。
它是改革开放40年以来，除北京、上海以外的地方出版社翻译出版的第一部外国文学名著，当时首版销售高达60万册，成为现象级图书；
它也是浙江出版史上，唯一的“书中书”图书——在《飘》出版后的第二年，出版社专门出版小书《〈飘〉是怎样一本书》，详细介绍它的出版始末。
1983年，浙江人民出版社的文艺编辑室成为了浙江文艺出版社。《飘》也成了文艺社的看家书。如今，《飘》在中国已经有了五个译本，但傅译本依然是在广大读者中最有影响力的一部。今年，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飘》的40周年典藏版。
“《飘》出版四十年，背后的故事不仅是四十年出版的速写，更是社会发展进程的侧记。”浙江文艺出版社总编辑王晓乐这样说。
当年“飘”向中国的郝思嘉和白瑞德，曾经历了一场风波，一番生死抉择。包括这两个已经深入人心的中国式名字，在以“信达雅”为主流的译文世界，金华人傅东华先生的改造，是一次创新。
而另一则争议，则是它首次在中国的面世，差一点“流产”。浙江出版人的初心、眼界和胆识，保住了这个新生儿。而这一突破精神也成为日后浙江精神的重要文化基因。
四十周年典藏版《飘》
（一）
1936 年6月30日，《飘》在美国问世，打破了当时所有的出版纪录。前 6 月它的发行量便高达1000万册，日销售量最高达到5万册。1937年荣获了普利策奖和美国出版商协会奖，先后被翻译成29种文字，总共销售了近3000万册。
刚在前一年译完《吉诃德先生传》（《堂吉诃德》）的傅东华，本来已经决定“收官”，却被这波《乱世佳人》的浪潮再次赶到了前锋。
傅东华生于1893年，家在金华曹宅镇下的大黄村。他的英文基础是在上海南洋公学打下来的。毕业不久就进到中华书局当译员。
《乱世佳人》火爆，有朋友怂恿他译书。
“那时我厌倦译书工作的心理并未改变。又以为一部时髦书未必一定就是一部好书，所以迟疑不决，停顿了近一月。直至书的内容涉猎过了，电影也领教过了，才觉得它虽不能和古代名家的杰作等量齐观，却也断不是那种低级趣味的时髦小说可比——它的风行不是没有理由的，它确实还值得一译。同时那位怂恿我译的朋友又告诉我，这书日本已经有两个译本，都销得很好。于是我就发了一股傻劲，把事情决定下来——他们有，我们怎么能没有？”
傅东华 资料照片
在豆瓣翻一翻，能看到很多关于傅东华版《飘》的回忆杀。
一位已经注销网名的豆瓣网友，写了一篇《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飘》。40年前，他买到书后，“先细心用旧报纸和白纸给书包上两层封皮，才虔诚地翻开书页阅读。”
他看得很仔细，傅先生对原著从内容到语言上进行了充分的本土化改造。一是将人名和地名改成了符合中国人阅读习惯的称呼。人名由英语中的名前姓后改造成中国式的姓前名后，并从姓中取一个音改成我们熟悉的姓氏，如Scarlett O'Hara（斯佳丽·奥哈拉）改成郝思嘉，Rhett Butler（瑞德·巴特勒）改成白瑞德。“这让看外国小说从来记不住人名的我第一次看一遍就记住了书中全部人名。尤其四个主角的名字深入人心，2005年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李美华全译本对其他人物名字按现代译法，唯独对这个四人仍依傅旧译。”
最有意思的是，傅东华在语言上也运用了许多中国的语言特点，包括短句、成语，尤其是南方尤其是浙江人的口头语，比如把“if(假如)”译为“要是”，比如说“天杀的下流胚”之类，“我作为南方人看此版时实在感觉非常亲切。”豆瓣浙江老乡读得泪汪汪。
（二）
“因为译这样的书，与译Classics究竟两样，如果一定要字真句确地译，恐怕读起来反要沉闷。即如人名地名，我现在都把它们中国化了，无非要替读者省一点气力。对话方面也力求译得像中国话，有许多幽默的、尖刻的、下流的成语，都用我们自己的成语代替进去，以期阅读时可获如闻其声的效果。还有一些冗长的描写和心理的分析，觉得它跟情节的发展没有多大关系，并且要使读者厌倦的，那我就老实不客气地将它整段删节了。但是这样的地方并不多。总之，我的目的是在求忠实于全书的趣味精神，不在求忠实于一枝一节。倘使批评家们要替我吹毛求疵。说我某字某句译错了，那我预先在这里心领谨谢。”
而关于这部书的译名，也是一次突破。
原名Gone with the Wind，原意是说本书主人公的故乡已经“随风飘去”了。傅东华认为，上海电影院起初译为“随风而去”，与原名固然切合，但有些不像书名，后来改为“乱世佳人”，电影专用，他不能再用，就改成了一个字：飘。
“‘飘’的本义为‘回风’，就是‘暴风’，原名Wind本属广义，这里分明是指暴风而说的；‘飘’又有‘飘扬’、‘飘逝’之义，又把Gone的意味也包含在内了。所以我觉得有这一个字已经足够表达原名的蕴义。”
费雯丽饰演郝思嘉
（三）
1979年，来浙江人民出版社工作才两年的新人“小汪”——汪逸芳，第一次读到了傅东华翻译的《飘》，100万字，直觉就是好看，没别的形容。
“当年我们能看到的书，基本上只有四大名著，男孩子喜欢看打打杀杀，女孩子一看到郝思嘉这样的人物，和中国传统女性差距巨大，冲击力太大了，这样的女人当时找不到的，我脑子里只能想到《红楼梦》，好看到可以废寝忘食，从某种程度上比《红楼梦》更引人入胜。”
40 年前，浙江省的出版社只有一家，就是汪逸芳所在的浙江人民出版社，地址在竹竿巷，所有的人加在一起也只有70人左右。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社会重心明确转移，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百废待兴。文学界，出版界更是如此。“像极度干渴的人需要泉水那样，1978年重印的一批名著，瞬息间就被读者抢光了。”汪逸芳说，整个社会处于阅读的饥渴状态，全国图书市场也还处于休眠期，但出版界比较早地感受到了潜藏在人们心底的一种对文学对知识的渴望。“我们当时觉悟也不高，但只知道改革开放了，要找书，要找米下锅。”
她去资料室查过，当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历史上只出过一册薄薄的宋兆霖先生翻译的儿童读物，地方出版社“仓库”里找不到长篇小说，文学类只有演唱本与单册的民间文学读本。
也就是那一年的夏天，出版社感慨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之时，上海有一家旧书店“上海书店”的应子良带来了傅东华40年代的译作《飘》和《琥珀》。
“不光我们在找书，旧书店也希望他们的旧书能找到出口，各处都在找地方，看哪个出版社有意向，而当年浙江只有我们一家。”
《飘》，几乎全票通过。这是龙门书局出版的旧书，竖排繁体，纸是黄酒浸过一样的黄色。
“摆在面前的问题是：面对整个社会的书荒，我们能快速地做些什么。旧书可不可以翻版重印？值不值得重版？改革开放了，有许多事情都可以重新审视。开放，也可以理解为‘放开’，那么‘度’又在哪里？”汪逸芳和她的同事都在想。
1979年，人们对引进版权还没有概念，“40 年代的书，只要能找到译者或译者后人，一般都能解决问题。而译者傅东华是我们金华人，虽然于 1971 年谢逝，但其后人在上海。如果去找，也许可以沾一点乡里乡亲的‘便宜’。”
汪逸芳作为一位编辑，只知道要赶快进入编辑程序。厚厚的旧书拆开之后，稀里哗啦的，她拆成了三本。
（四）
就在开始编辑的两天后，一场巨大的风波急速吹来——在没有网络的年代，可以说相当迅猛。
9月24日，她在《读书》杂志上看到一篇介绍美国小说《根》的文章里谈到了《飘》，毫不留情地批判了《飘》。“《飘》与《根》是对立的。从赤裸裸的奴隶主立场讴歌内战前南方生活，对被打倒的奴隶主寄予无限同情……因而受到反动势力的喝彩。四十年来有人不遗余力地加以哄抬，使之成为‘一切时代的畅销小说’。但没有人否认，它是透过奴隶主的眼光来看奴隶制的，因而是地地道道的翻案文学代表作。”
她立刻将杂志交给了领导。很快，她接到了通知：暂停编辑工作。并要求她提出出版理由：是否有艺术参考价值。
汪逸芳的工作笔记上，记录了节点性的决定——
10 月 3 号又开始继续编稿，15日上册发排。
《飘》封面设计 20 日之前要定稿。印数 30 万。发稿到出书两个月，元旦前见书。上册已发。
时任浙江省出版局局长的马守良写道：十几个省的发行部门蜂拥而至，许多大专院校也纷纷要求供应此书，《飘》的印刷计划从10万册一路飚升至60多万册。上海一家文化单位甚至派人亲赴浙江坐等，不给几万册不走。
10月23日，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外国文艺》杂志编辑，著名俄罗斯文学的翻译家戴际安从上海来杭州，讲起《飘》，说了几件事，写进了汪逸芳的笔记里——
一、印数最好能控制，冷静一点有好处……二、艺术性应该肯定。北京重新在组织力量译。三、人名地名释读的准确性要注意一下。
戴际安的话直率，也中肯，还透露了其他信息，全国都在抢《飘》。“他的话，似乎也像一个定心丸，既然北京在组织力量翻译，我们做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而从发行渠道传来的消息，似乎上海也在组织翻译。从另一角度讲，也即看好此书的不只是我们一家）。当时具有出版外国文学资质的出版社全国只有两家，而戴工作于其中的一家。《飘》，既然大家都准备出，那就是速度为上。”
汪逸芳笔记：上册在12 月如期出版，12 月25日中册付印，下册在校对中。
（五）
更大的暴风雨还在后面。
作者直言不讳地指责——
一部美国30年代风行一时的长篇小说《飘》又重印了。一部三册，据说印了几十万之多。……这部小说把那些实行种族歧视的奴隶主当作英雄来描写，女主人翁则是一个“人妖”式的美人。从思想的角度来说，比起斯托夫人的名著《汤姆叔叔的小屋》来是一个反动、一个倒退。
最后一句是：“希望我们的出版界，不要‘飘’得太远呀”。
马守良后来在文中回忆，很快，内部通报批评、大小通报、来信批评接连不断。1980年５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出版局长会议上，批评《飘》成了未列入议程的议程；一位文化名人竟在信中言辞激烈地说：“‘社会主义’不知随风《飘》到哪里去了。”
汪逸芳和同事在第二天早上看到了《光明日报》的这篇报道，去局长办公室开会。“从老马办公室出来，心是定的，人是不怕了的，因为大家齐心协力要把这件事办好，办到底。至于结果，谁也没去想。”
“在那个时代，还有一种东西与社会共生，唯恐天下不乱的舆论会通过‘小道’传播和‘人民来信’的方式分别进入口口相传的民间与上层领导的办公桌。其中传得最盛的民间小道消息：浙江出《飘》，飘出一栋大楼啦！这种不长脚的小道消息，传播最广也最快，直到很多年以后我去北京出差，还有人小心翼翼地问，听说你们当年一部《飘》就盖起了一栋大楼？”
丁教授兼任校图书馆副馆长，他认为要历史地分析这部作品。一部书在全世界有这么大的发行量，“纽约放映电影《飘》时，由于许许多多人家顾不到生火烧饭，以致市里自来水水压普遍上升。片子放完水压立即下降”。这样的细节编是编不出来的。这只能说明，小说有被肯定的内在的必然性，起码艺术性不容怀疑，至于作者立场，那是另一个问题。
1980 年的4月，书全部出齐了。“但是政治压力随着日子的消逝仍在发酵。马守良局长用他的政治生命顶着舆论，为了让我们安心，有很多事情并没有告诉我们。”
（六）
还是这本手账，我翻到另一页，是一张剪报。
邓小平当时会见美国费城坦普尔大学代表团时说的原话是：“你们有一本书叫《飘》，是写南北战争的。”“小说写得不错。中国现在对这本书有争论，有人说这本书的观点是支持南方庄园主的。我们翻译出版了这本书。出版了也没有关系嘛，大家看一看，评论一下。”（见《邓小平思想年谱》第16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一场关于《飘》的争论就这样结束了，《飘》得以出版。
浙江出版人的突围，很快引发了国人对外国文学名著的阅读高潮。这本书的首版销量高达60万册，很快，福克纳、马尔克斯、博尔赫斯等等大量外国文学名著陆续进入中国人的阅读视野，就算是后来的生意人，都有过文学发烧友和写作的经验，它滋养了一代代中国文学青年的成长，这其中就有莫言、麦家等。
《飘》的出版，正是浙江出版人冲破思想禁锢、大胆进行思想解放探索的生动实践。它鼓舞了后来人敢于创新，立足本省、面向全国。走向世界。
今年年初，一位浙江文艺出版社的80后编辑发了一个圈，“当我们在说《飘》的时候，在说我们的前辈出版人的时候，说的绝不是码洋印数选题，而是专业责任担当。”
“在当时的大环境下，书‘出了问题’之后，浙江出版人谁也没有害怕，大家齐心协力，从最大的领导，到最小的小编，没有一个人是抖抖嗦嗦的。我们只是在想我们的‘祸’闯到哪个级别了，但经过反复讨论，我们没有错。”汪逸芳回想当年，迎难而上，齐头并进的团队精神，让她至今难忘。
当年为《飘》写评论的杭大丁教授，在1980年5月底的一个周六，被请到出版大院里讲课。他讲到了文化遗产应该如何继承的问题，汪逸芳印象很深，文化怎么继承，《飘》的出版精神一直浸润着浙江之后的文化事业。
“书是传承文化的，每一个出版人都会有退休和老去的那一天，但我们的文学精神和文化传承也许通过这本书就这样传承下去了。一本书做成不可能是一个人，从动念到风波平息，离开谁都不成功。而这么多年过去了，它还在一版又一版地出，一代又一代人尽心尽力地维护它，而不是猴子掰玉米，出了一个就扔一个，这样永远没有文化遗产。”
【她·为你读】
阅读者：黄湘丽——知名话剧演员，孟京辉御用女主角，中国剧坛的“百变女郎”。
原文在这里：
这白瑞德年纪已经三十五六，在思嘉的爱人里面要算老大哥，因而她无法将他控制、将他驾驭，没奈何得直同一个小孩子一般。他好像是天下的事情没有一件惧怕的，却有很多的事情会使他觉得有趣，有时他把她气得闷声不响，他就似乎觉得再有趣也没有了。也有时他存心将她挑拨，竟挑拨得她公然发怒起来，因为她虽然从母亲那里承袭得一副姣好的面容，却又从父亲那里承袭得一肚子爱尔兰的脾气。在这以前，她除了在母亲面前，向来不遏制自己的脾气。现在在白瑞德面前，发了脾气适足以供他作斗嘴的资料，因而不得不竭力遏制着。最可恨的是他自己从来不会发脾气，不然的话，她这方面的形势也不至于如此不利的。
每次跟他斗气，结果总是她失败，因而她就发誓，这人实在要不得，实在没教养，实在是下流坯，从此决不跟他再来往。但是过了几天，他又回到亚特兰大来了，托词说来看白蝶，盼肩谄笑地送她一盒从纳索带来的糖果，或是在音乐会上预定她旁边的位子，在跳舞会上盯牢她路舞，以及诸如此类的奉承手段，于是她又会高兴起来，将以前的芥蒂一笔勾销了。
渐渐的，她竟常常巴望他来了，她觉得他身上有一种使人兴奋的东西，却分析不出它是什么，只觉得它是别的男人身上没有的。就是他那魁伟的躯干，已足以令人屏息，他一经走进门口来，便会使人突然感到一种伟力的冲击。他那黑色的眼睛里含着一种旁若无人和暗暗讽讥的神情，仿佛在向她挑战，使她决意要将他降伏。
“这有些像我爱上他了！”她莫名其妙地想着，“但我并不爱他，这就叫我有些难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