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
当看到由严复的《天演论》和林纾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做成双甲子纪念特藏，在我脑际霎时浮现了严复的这两句诗，出自他在1904年作的《甲辰出都呈同里诸公》。此前的三四年，《巴黎茶花女遗事》见世，一时洛阳纸贵，“断尽支那荡子肠”不仅表达了诗人一己荡气回肠的阅读体验，也道尽一代青年经历的感情风暴——成为一个时代浪漫启蒙的见证。
在众多赞叹之中，严复这两句诗给我印象最深，却记不起是什么时候读到的，似乎不止一次。也许在某一部文学史、某一本传记，或某一本有关名人轶事的笔记里？我又在想，什么时候得知严复的《天演论》的？好像从中学的教科书就知道了。是的，记得我得到一本《天演论》而欣喜若狂，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商务出的新版。又是什么时候读到《茶花女》的？有一回记得很清楚，那是一本纸页脆黄的平装本，那时在哈佛读书，从燕京图书馆借出的。
记忆有清晰有模糊，在互相穿越、重迭。文件夹因为换过几个计算机，已丢失或打不开了。对《天演论》和《茶花女》，我未必比别人了解得更多，但此刻唤醒了我的阅读史，在重访我的思想与情感的历程。历史常是这样，偶然的机遇，风尘的覆盖，碎片的记忆，被遗忘，被湮没，但人类精神的灯塔永远在守望在照亮文明的进程。此刻，严复和林纾犹如双子星座，在我记忆的海面上升起，伴随着波光月色的风涛。
以这套玲珑可喜的“特藏”来纪念商务印书馆建馆一百二十周年，让我们不仅向严复和林纾表示景仰，也关注这两部现代经典的出版史及其带来新的启示。常言道，世有英才，更须伯乐。或者说，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但英雄还得由人造成？
严、林均是冠绝一时的古文大家，出自清代桐城派殿军吴汝纶门下。吴称《天演论》为“高文雄笔”，“海内奇作”；梁启超盛赞“严氏于中学西学，皆为我国第一流人物”，则彰显其学养与眼光。严复的“信、达、雅”三原则，是翻译理论的不刊之论。他自述“为一名之立，荀月踟蹰”，洵为专业敬业的楷模。的确，凡属不世出之才或不免自负，严复说：“细思欧洲应译之书何限，而环顾所知，除一二人外，实无能胜其任者。”而对于信奉左马班韩为“天下文章之祖庭”的林纾，所谓“读书破万卷，下笔七千言”也是其傲视一世的写照。试想在二十多年时间里，他和多位口译者合作共翻译了一百八十四种小说（据马泰来的统计），这需要何等精力和才气！此纪录大约至今未能被打破。其中，有二十多部欧美文学经典，而且不乏比原作更富神韵的章节。钱锺书先生说，多亏了林译，他“才知道西洋小说这么迷人”。
两人几乎同时斐声文坛。严复赞叹《茶花女》时不无同门相惜之意，然而当康有为说“译才并世数严、林”时，据说两人都不开心，这大约与当时小说的地位还不那么尊贵有关。其实，严复是小说的最早鼓吹手之一，林纾更看重其在古文方面的成就。倒是有些私密性轶闻更为有趣。林纾翻译《茶花女》纯属偶然。彼时正当国人对拿破仑的盖世武功津津乐道之时，他想翻译拿破仑，恰逢其关雎情深的发妻病逝。中年丧偶，“牢愁寡欢”，通过朋友王寿昌的介绍接触到小仲马的《茶花女》，不料竟使他感触万千，遂与王一起翻译，从此一发不可收。
其实，那时的严复也丧妻多年。庚子年北方动乱，他避居上海，与朱明丽结婚。朱是《天演论》粉丝，自称必要像严复那样的人她才肯嫁，在朋友圈里传为美谈。其时，作为戊戌革党的黄遵宪遭清廷清算而蛰居在广东老家，为严复做了一首诗：“一卷生花《天演论》，姻缘巧作续弦胶；绛纱坐帐谈名理，似倩麻姑背蛘搔。”这是为老友道喜，后两句夫妻俩在闺房讲道的情景，严肃而香艳。其实，朱女士的英文很好，所扮演的角色大约不止为夫子后背搔痒。不过，“一卷生花《天演论》”和严复的“可怜一卷《茶花女》”有某种互文性，似对当时林纾的情感状态另有一番同情了。
《天演论》初版于1898年，为湖北沔阳卢氏慎始基斋刻本；《巴黎茶花女遗事》也是1899年福州的私家初刻本。这两部译作迅即出现各种版本，各家出版社竞相印发，由是更风靡一时。但是，很快严、林与商务印书馆签约，从1903年起，两人的译作皆由商务出版。1904年，推出了严复的《原富》《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和《法意》，次年《天演论》铅印本见世。林纾也是一样，1903年之后十数年里，共出版了林译一百四十种，大多收入《说部丛书》和《林译小说丛书》。商务为严、林提供经济上的保证，而从出版、营销到传播都是极其高效的。
这一切，造就了严、林的传奇，也造就了商务的传奇。而在这一切的背后，站着一位商务的关键设计师——张元济。
1896年，张元济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中任职，处理涉外文书工作，由此树立了放眼世界传播西学的志向。次年，他创办通艺学堂，鼓吹西学，培养维新变法的人才。英文教师严君潜是严复的侄子，严复为学堂取名，也在学堂作过讲演。戊戌变法失败后，张元济受到“永不叙用”的处罚，南下至上海，担任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与严复书信往来频繁。严在一封复信中说：“译书为当今第一要务”，代表了两人的共识。此时，严已翻译《原富》，准备交给张在译书院出版。1902年，张元济进入商务印书馆，次年担任编译所所长，即将严译纳入出版计划。
同样因受欧风美雨文化复兴的风气感召，林纾从事小说翻译。如《斐洲烟水愁城录》的序文说：“敦喻诸生，极力策勉其恣肆于西学”，“欧人志在维新，非新不学，即区区小说之微，亦必从新世界中着想，斥去陈旧不言。若吾辈酸腐，嗜古如命，终身安知有新理想耶？”因福建同乡之故，林纾与高梦旦相熟。高也是商务的重要人物，继张之后担任编译所所长。1903年，商务出版的第一本林译《伊索寓言》，其口译者即严复的侄子严君潜。这么看来，高梦旦与严复、张元济也都有关系。
甲午之后中国进入现代转型的进程，在外侮频仍、国族危机的激荡下，革命运动与保守势力此起彼伏，要求改革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此刻的张元济、严复和林纾走在一起，站在中西文化交通的前沿，怀着拥抱世界的激情，迎着希望的曙光，决心为翻译与出版事业开创新的文化空间。然而，回到上世纪初，把翰林张元济、举人林纾和新式学堂出身的严复连结在一起的历史节点，可以发现，他们面临着一种新的人生抉择而走上现代知识分子的自我形塑之途，其输入西学的共同志业更受到“教育”这一理念的驱动。当商务的创始人之一夏瑞芳邀请张元济加入商务时，张自述：
光绪戊戌政变，余被谪南旋，侨寓沪渎，主南洋公学译书院，得识夏君粹芳于商务印书馆。继以院费短绌，无可展布，即舍去。夏君招余馆任编译，吾与约：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夏君诺之。
的确，张元济信守自己的诺言。1904年，他致函汪康年曰：“弟近为商务印书馆编纂小学教科书，颇自谓可尽我国民义务。平心思之，视沉浮郎署，终日作纸上空谈者，不可不为高出一层也。”事实上，当时清廷打算起用张元济，不久正式召张进京起复原官，他也应召，然而在官中三个月即告假回到上海，继续在商务追求与实践他的教育理想。
因此，张元济、严复和林纾不待科举制度的寿终正寝，已完成自身知识分子身份的转折，为国民前途殚精竭力。他们也看准了商务印书馆在国民教育、都市文化方面的发展潜质。确实，正如后来所证明的，他们在中国翻译史、思想史、文学史、教育史和出版史上都留下了深刻的印痕，厥功甚伟！同样，商务也成为严、林的安身立命之所。严复能“屏绝万缘，惟以译事自课”，与其著作所带来的可观收益是分不开的，至其晚年基本上由稿酬、版税和在商务的股份得以维持。林纾不仅是他的译作，包括文集，皆由商务出版，如高梦旦的《畏庐三集》序言所说：“畏庐之文，每一集出，营销以万计。”以致有人戏称林纾的书房为“造币厂”，因其“动辄得钱也”。
严、林对于中国思想与文学的巨大影响，我们耳熟能详。《天演论》发表之后，“物竞天择”、“自强保种”等话语不胫而走，而“进化”一词更成时人的口头禅。我们似乎不太关注“进化”思想在日常生活与都市文化方面的表现。民初郑曼陀画的一幅月份牌美女图里，一个时装美女在阅读《天演论》，背景是浩瀚的海面。其时，“时尚”和“进化”有相通之处，如上世纪三十年代流行无袖露肩、高开衩的旗袍，表明女性身体更为自由开放的观念。有“通俗之王”之称的包天笑最富进化思想，由商务出版、他主编的《妇女杂志》中就不乏《进化学上之妇人观》之类的文章，涉及感情及其表述的历史变迁。也正是包天笑，在1917年1月创办的《小说画报》中声称“盖文学进化之轨道，必由古语之文学变而为俗话之文学”，该杂志由是成为中国现代第一份专刊白话小说的杂志。
二十世纪中国义无反顾地朝现代化迈进，时代风云瞬息变幻，大浪淘沙，潮起潮落，而商务印书馆与时俱进，保持而且不断更新其出版传奇。今天的青年读者可能对《天演论》或《茶花女》产生隔膜，而且我们也知道，严复和林纾曾在政治上文学上一度非常保守，成为时代的落伍者。但对于商务来说，这两人不仅是品牌，更是一种可贵的传统，闪烁着一以贯之的文化理念。
“严译”、“林译”是商务特铸的品牌符号，不仅使我们勿忘初衷地回望中国与世界接轨的历史时刻，同时也成为一个通过翻译把世界文明转化为国粹美文的比喻。翻译，意味着文化并存、包容、选择而最终转化为中国特色的文化果实。
1923年，商务首次出版《巴黎茶花女遗事》排印本，“林译”得以完帙；1930年重新命名《严译名著丛书汇编》，更确定“严译”的经典性。古语说“慎终追远”，时至上世纪三十年代，善始善终地对待严、林的著作，对商务来说，这两位文化巨匠在文化河床中光景常鲜，是活的传统的代表，而藉以建构、开拓和更新自身传统，不仅是其出版产业的生命标志，也是中西合璧新旧兼备的文化方向的体现。
值此商务印书馆一百二十周年庆典之际，就商务与严、林关系略述所知，藉此向前贤表达崇仰之情，也对商务的璀璨前程表示衷心的祝愿。（作者为香港中文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