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仲马家族外传

大仲马在传统法国文坛上被列为“另类”，但他的骨灰已迁置先贤祠，跟大文豪雨果和左拉同一墓穴。

中国读者对大仲马的小说比较熟悉，读过《三剑客》和《基督山恩仇记》的人很多，但并不知道这位在文艺创作上似有永不枯竭灵感的作家和雨果一样，还是个伸张社会正义，不惧强暴的革命者。雨果称赞他是一个“超出法兰西疆界，在全宇宙播种文明的作家”。一次文学聚会，大仲马也曾在留言簿上回答“若君非您自己，愿为谁矣？”的问题时，写下：“吾愿为雨果”。大仲马曾参加过1830年和1848年的法国革命。1860年，他还用自己的稿费购船运送军火，支持加里波第领导“红衫党”占领西西里岛和那不勒斯，推翻波旁家族王朝统治。

法国作家安德烈·莫洛瓦为大仲马家族立传，书名《三仲马》，介绍仲马祖孙三代。大仲马的父亲托马-亚历山大-达维·德·拉巴耶特里是诺曼底一个侯爵与海地甘蔗种植园非洲女黑奴玛丽-赛瑟特所生的第四个孩子。父亲返回法国本土前，伪称其妻死亡，卖掉了奴隶身份的四个孩子，但赎回了自己宠爱的托马，将其带回法国，接受贵族教育。托马长大后得悉母亲并未死亡，又因父亲续弦，并断其经济来源对父衔恨，遂用自己母亲姓氏加入了“王后龙骑兵团”从戎。

法国大革命爆发后，托马-亚历山大·仲马转向共和派“蓝军”，数年屡立战功，晋升为将军。巴黎凯旋门南墙头上刻有他的英名。他因曾谏言拿破仑撤回远征埃及大军，莫当独裁者，而被迫退役，连养老金也遭剥夺。1792年底，托马娶旅店主之女玛丽-路易丝·拉布埃为妻，生有二女一子，后者即为著名小说家大仲马，为家族第二代。

仲马家族第三代里，除去人们熟知的小仲马外，还有大仲马不曾相认的另一个私生子亨利·波埃，在莫洛瓦写的《三仲马》一书里没有提及。法国历史学者玛塞尔·赛赫夫为亨利·波埃写了一部传记《文笔火枪手亨利·波埃：一个大仲马的私生子》，由历史学院出版。书中指出，亨利·波埃与同父异母的小仲马，同为作家却个性迥异，在法国社会斗争中走了完全相反的道路。

小仲马也是父亲的私生子，因剧本《茶花女》演出走红，被生父誉为自己的“最佳作品”。他出于政治偏见，激烈攻击巴黎公社，迫害参加公社的大画家库尔贝，穷凶极恶。《国际歌》作者欧仁·鲍荻埃凛斥“小仲马之流向公社烈士喷吐硝镪水”。大文豪茹尔·瓦莱斯在《人民呼声报》上揭露他“唯利是图，对穷人冷酷无情”。小仲马确实虚伪之至，他无耻地说教，呼吁社会维护妇女权利，但在1871年5月“流血周”看到双手被反绑游街的巴黎公社女社员时，突然歇斯底里狂呼“杀死她！”须知，奥古斯特·巴尔托勒迪正是缘于同一场景，以遭捆缚的女社员形象构思模型，雕塑了《自由女神像》的。人的感受竟然有此天渊之别！

亨利·波埃与他的同父异母兄弟小仲马截然不同。生活在如火如荼的社会动荡年代，他积极投身社会革命，1871年参加了巴黎公社这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人民主权运动。亨利·波埃从3月18日起担任国民自卫军艾德将军参谋部上尉，5月10日被任命为巴黎公社第六军团少校指挥官，“五月流血周”中跟雷热尔少校一起在蒙巴纳斯区与凡尔赛匪帮巷战，坚持到最后一刻。

苦难中，他毫不气馁，以路易丝·米歇尔为榜样，跟“红色圣女”一道组织巴黎公社流亡者的文化活动，包括当地土著卡纳克人的音乐晚会，自己还写出了一部剧本，在努美阿付梓。在儿子被判刑流放后，母亲安娜倾其家产，随他一起前往新喀里多尼亚，后被当局驱逐到澳大利亚悉尼。她多方策划，欲帮助儿子出逃未果。亨利·波埃在荒岛上被流放长达七年。雨果呼吁大赦公社社员时，亨利·波埃方得以返回法国，母子团圆。回国后，亨利·波埃当了专栏作家，撰写戏剧评论，倡导自由戏剧，成为一位进步文艺斗士。作为记者兼文艺评论家，他在很大程度上让法国人认识了易卜生、斯特林堡、托尔斯泰，甚至王尔德，他更是德彪西音乐的热忱捍卫者，撰文为受到攻击的《佩雷拉斯与梅丽桑德》辩护。

玛塞尔·赛赫夫根据考证的历史事实，在《文笔火枪手亨利·波埃：一个大仲马的私生子》传记里详述了这个青年走上为社会革命奋斗的历程。

亨利·波埃积极组织反对第二帝国的公众集会，三次被判刑。直至拿破仑三世倒台，他得以出狱，立即到群众红色俱乐部宣传“人民主权”思想。1870年秋，国防政府成立，他因携带武器又被捕。这一期间，他为布朗基传递过两回信件，并结识了后来成为巴黎公社将领的弗洛朗斯。这一切都表明，他尔后参加1871年春天的“三月十八日”巴黎公社运动是有其思想基础的。

1915年10月，亨利·波埃在巴黎逝世，享年64岁。他生为天主教徒，受过严格的宗教教育，却留下遗嘱，死后不要宗教葬礼。他在巴黎拉雪兹神甫公墓火化，依照他的遗愿，追悼者诵读诗人维尼的《狼之死》为他送行。亨利之子，即大仲马的孙子钱拉·波埃继承父业，也成了作家，笔名盖芒特，1948年当选为龚古尔文学院院士，任法国作家协会名誉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