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写在人生边上》初版序（钱钟书）
人生据说是一部大书。
假使人生真是这样，那么，我们一大半作者只能算是书评家，具有书评家的本领，无须看得几页书，议论早已发了一大堆，书评一篇写完交卷。
但是，世界上还有一种人。他们觉得看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写书评或介绍。他们有一种业余消遣者的随便和从容，他们不慌不忙地浏览。每到有什么意见，他们随手在书边的空白上注几个字，写一个问号或感叹号，像中国旧书上的眉批，外国书里的Marginalia。这种零星随感并非他们对于整部书的结论。因为是随时批识，先后也许彼此矛盾，说话过火。他们也懒得去理会，反正是消遣，不像书评家负有指导读者、教训作者的重大使命。谁有能力和耐心做那些事呢？
假使人生是一部大书，那么，下面的几篇散文只能算是写在人生边上的。这本书真大！一时不易看完，就是写过的边上也还留下好多空白。
一九三九年二月十八日
二、钱钟书先生《读〈伊索寓言〉》
文章选自钱钟书先生的《写在人生边上》。这个散文集最早由上海开明书店1941年12月出版。内容除了这篇《读〈伊索寓言〉》外，另收有《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窗》《论快乐》《说笑》《吃饭》《谈教训》《一个偏见》《释文盲》《论文人》等，计十篇。
但是，世界上还有一种人。他们觉得看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写书评或介绍。他们有一种业余消遣者的随便和从容，他们不慌不忙地浏览。每到有什么意见，他们随手在书边的空白上注几个字，写一个问号或感叹号，像中国旧书上的眉批，外国书里的Marginalia。这种零星随感并非他们对于整部书的结论。
《写在人生边上》是散文集，篇幅不多，而方寸间别有一天，言人所未言，见人所未见……
的确，与现当代的其他散文作家相比较，《写在人生边上》别具妙趣横生、启人心智的特色，或者可以说，读者欣赏钱钟书先生的散文作品，更多的不是在于情感上的愉悦，而是在于智性上的满足。这一特色的形成，和作者学术上的造诣密切相关联：“涉猎一下他的理论性著作──《谈艺录》《宋诗选注》《旧文四篇》《管锥编》等等，不得不惊诧于他功底的深厚。出入经史，贯通中西，融会古今，而绝傍前人，匠心独运，自成一家，和他创作上的才华焕发，戛戛独造，互相辉映，各有千秋。渊博和睿智，正是他成功的秘诀，力量的源泉。”（同上）
《读〈伊索寓言〉》借《伊索寓言》里的九个寓言故事联类引申，洞烛世相，化陈腐而为神奇，开生面而破余地。我们固然可以说此篇诚“翻案”文字之妙选，但这还只算是极粗浅的概括。正是钱先生首次标举“喻有两柄而复具多边”，拈出这个命题的意义，又不限于修辞学上面的，而是具有认识论价值的。事物虽一，其用万殊。用钱先生的话来说，就是：“盖事物一而已，然非止一性一能，遂不限于一功一效。取譬者用心或别，着眼因殊，指同而旨则异；故一事物之象可以孑立应多，守常处变。”（《管锥编》卷一）《读〈伊索寓言〉》可以说是这一认识方法的早期实践。
作者又总是以文为趣，在章法结构上似乎也采取所谓“眉批”式的“不经意”的做法，由此而可能会导致一些读者认为，前面的两段感想与中间对九个寓言故事的“翻案”部分之间似乎捏不到一块。其实，《伊索寓言》作为“一本小孩子读物”，原本是世界儿童文学的经典性作品；《读〈伊索寓言〉》前面的两段感想正是缘于“年轻人”的，而这些感想又是“偶尔翻看《伊索寓言》引起的”；再联系到收束部分关于“小孩子读寓言”的议论，还是能够发现作者结构经营上的收放自如、开合有度、举重若轻。在发表感想议论的方式上，也无一不是体现着“两柄”兼到、出语尽双、善下转语的特点，这才是该文根本的文脉联络。
中间部分为对九个寓言故事所作的“眉批”式“翻案”。这一散文结构章法，大概最相宜于以上所述的作者的写作主张和风格特色了。具体
上面已经谈到《读〈伊索寓言〉》在议论语言方面的基本特点，归结起来就是蕴涵着真理的“佯谬”和统一的矛盾“不谐”。由此而使思维启神益智，语言妙趣横生。本文的议论语言读起来庄谐杂出，或似是而非，或似非而是，或形同悖论，或正经话作荒唐语，充满了佯谬，又充满了理趣；好似一切的矛盾都集中在一起且统一于一体。“矛盾是智慧的代价”，而智慧就在于从矛盾中（“不谐”）发现为人们所忽视或所误会或所掩盖的内在统一（“谐”）。我们习惯上判然划分的“正话”与“反语”之类，拿到这里来套用已嫌笨拙。“谐”出于不“一”，滑稽异同，非心智高卓者莫办。美国精神心理学家A．卢森堡总结出一种他称之为“两面神思维”的所谓高级思维结构，即“同时积极地构想出或更多并存的和（或者）同样起作用的或同样正确的相反或对立的概念、思想或印象。在表现违反逻辑或者违反自然法则的情况下，具有创造力的人物制定了两个或更多并存和同时起作用的相反物或对立物，而这样的表述产生了完整的概念、印象和创造”（王依民《读〈写在人生边上〉》，《读书》1986年第3期）。
也许可以顺便提到，这篇早期的散文作品，对作者后来的创作、研究都产生过一些影响，这从该篇所谈论的寓言故事融化到作者后来的一系列著作中的事实即可看得出。例如“狗和它自己影子的故事”，又见于《围城》第五章。“狐狸和葡萄的故事”，又见于《围城·重印前记》：“我们对采摘不到的葡萄，不但想像它酸，也可能想像它是分外地甜。”又见于该书第八章。“牛跟蛙的故事”，又见于《宋诗选注》批评严羽：“尤其是那些师法李白的七古，力竭声嘶，使读者或者想起寓言里那个青蛙，鼓足了气，跟牛比赛大小。”……也许是得意的话再讲一遍？而都不外是取象不二
读《伊索寓言》学者骂人尽谐谑──钱钟书《读〈伊索寓言〉》命意探讨（刘真福）
说它厚重，首先是所涉面广，有对现实生活中人际关系的微观剖析（首段），有对人类历史的宏观瞭望（第二段），有对《伊索寓言》思想内容的发挥借用（文章主体），有对现实社会的嘲讽、批判（末段），这些丰广的意蕴看似信手拈来、随意合成，其实非博学多识难以为之；其次是思想敏锐深刻，有对人情世故的洞明与练达，有对事理的直视穿透力，有对歪理邪道的反拨力，例如三言两语道出了“信而好古”的新历史观，轻巧地从流传千古的寓言中挑出“谬误”；又如对于当时社会上的种种丑恶人群扪毛辨骨，看穿本相。这种丰广而深刻的见识竟然来自一个三十岁上下的青年学者!
但是，一句“厚重而奇妙”还不足以准确传达文章的精髓。本文的写作初衷是什么，换言之本文主题是什么？仍是谜一样让人捉摸不透。奇文共欣赏，人人说心得。头脑简单的人思直思无碍，顺着作者说的“我认为寓言要不得”“可以证明《伊索寓言》是不宜做现代儿童读物的”所提示的方向去思考，认为本文意在批评《伊索寓言》，如此一来文章变浅变白了；谨言慎思的人让文章正话反说、反话正说给绕住了，陷于深思冥想的泥淖中，认为文章的意义就是蕴涵着真理的“佯谬”和统一的矛盾“不谐”，充满理趣，使人启神益智，如此一来文章变深变玄乎了。按照前者的逻辑，作者是以社会批判家姿态出现，但矛头指向遥远的外国古代寓言，犹如堂吉诃德与大风车作战，所作所为实在让人费解；按照后者的逻辑，作者是以滑稽的面目出现，纯以文字游戏宣示受众，犹如小孩子向众多成人出智力测验题，所作所为同样让人费解。
那么，写作初衷、真正命意到底是什么？我以为是以批评《伊索寓言》为借口或依托，批判黑暗、荒诞、不公正、无理性的现实社会，给社会上形形色色的群丑百怪画像。批评《伊索寓言》只是幌子，生活在两千多年前的伊索与作者有何关系？成书于两千多
故事名称
故事寓意
讽刺现实中人
蝙蝠的故事 刺善变者 随机应变，处处“与众不同”
蚂蚁和促织的故事 享乐者挨饿活该 在死人身上当“寄生虫”
狗和它的影子的故事 戒贪得 不自知者不要对镜自照
天文家的故事 眼睛总朝上必摔跤 地位沦落仍想“上进”
乌鸦的故事 伪装者终现本相 大家都伪装，你我都一样
牛跟蛙的故事 戒狂妄自大 有缺点也自视为优点
老婆子和母鸡的故事 戒之在贪 富人往往吝啬
狐狸和葡萄的故事 得不到的东西都是不好的 诉苦经可免旁人分甜头
驴子跟狼的故事 错行仁义反受其害 行医者时或草菅人命
如果列表分述仍嫌约略而空泛，我们不妨专门解剖“蚂蚁和促织的故事”，稍作详细的说明：
一到冬天，蚂蚁出晒米粒；促织饿得半死，向蚂蚁借粮，蚂蚁说：“在夏天唱歌作乐的是你，到现在挨饿，活该!”这故事应该还有下文。据柏拉图《对话篇·菲得洛斯》说，促织进化，变成诗人。照此推论，坐看着诗人穷饿、不肯借钱的人，前身无疑是蚂蚁了。促织饿死了，本身就做蚂蚁的粮食；同样，生前养不活自己的大作家，到了死后偏有一大批人靠他生活，譬如，写回忆怀念文字的亲戚和朋友，写研究论文的批评家和学者。
读这段文字有两点提请注意：一、推测作者的用意。一半以上文字不是述古而是论今，好像并不想推敲故事的寓意之确当、深浅与否，寓意与故事之间关联恰
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断定钱氏之文是在借古讽今，指桑骂槐。然而这种推断、解析主要是在“文本”的层面上进行，寻求的是文章“本有之义”；即使说“推测作者的用意”，也是以“文本”为基础，还缺少某种有深度的、坚实的基础。我们还可以从另一方面探讨，即通过“知人论世”揣摩作者的当初命意。
本文收于钱钟书的第一个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集子于1941年出版。正是现代散文的转型期，抗日战火正为炽烈，散文创作更多地关心社会大众生活，抒情小品告退而严肃杂文方滋，大多数散文作家都涉猎杂文，出现一批“骁勇善战”的进步派杂文作家，如聂绀弩、秦似、夏衍、唐弢、巴人等。他们对黑暗社会的批判极其彻底，冷嘲热讽，含沙射影，锋芒或直或隐地向着专制制度和专制下的国民劣根性，这种文风在今人看来是多么稀有、陌生和珍贵，但在当时是司空见惯的。钱钟书于1935年出国留学，1938年回国，回国时还不足三十岁。文坛上散文流派格局已经形成。其生年也晚，其归来也晚，不介入这派那派，当然他也不以散文创作名世，仅凭一《写在人生边上》小册子并不能加入“著名散文大家”行列。不过他的散文也自有特点，即以学理、见识、机趣见长，独标一格。受时代潮流影响，也有不少锋芒闪现，汪洋恣肆，议论纵横，在豪气、儒雅气、谐谑气中，隐然有些火气、锐气、不平之气，以至于有人说他骂人太“尖刻”。当然还不至于太“尖刻”。钱氏散文的批判精神不能与鲁迅杂文和聂绀弩等的杂文相提并论，即没那种彻底性、直接性和不可向迩的威力，他是从个人主义文化人士的立场、观点出发来观察社会，发表言论的，所揭批者以文化界人事居多。《写在人生边上》的散文集不乏此类篇页，除《读〈伊索寓言〉》外，还有《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谈教训》《论文人》等
且看《写在人生边上》的旧序，透露出作家的这种姿态与神情：“但是，世界上还有一种人。他们觉得看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写批评或介绍。他们有一种业余消遣者的随便和从容，他们不慌不忙地浏览。”从“业余消遣者”“随便和从容”“不慌不忙”等字眼可见作者悠游、闲散的心态和人生取向。又说：“这种零星随感并非他们对于整部书的结论。因为是随时批识，先后也许彼此矛盾，说话过火。”他自己承认“说话过火”，可见文章中有不少刺人的锋芒。
明乎此，可知《读〈伊索寓言〉》既骂人，骂得“恶狠狠”，又回避“骂人”的恶名，骂得婉转、巧妙，以至于时隔几十年后读者感到不知所云，“寻坠绪于茫茫”。
三、领会幽默风趣
作者善于联想，巧于打比方，在行文的无关紧要处时常蹦出妙语，这些妙语有的甚至是“废话”，可是有了它们，文章就显得活泼且有趣味得多。比如写年近三十的女人对十八九岁女孩子和二十三四岁女孩子不同的态度这一段，是举例证明前面所说的话的，其实作者的意思前面已经说得很清楚，这一段也并没有表达新的意思，但它使文章更形象化，读起来颇有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