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索寓言》是古希腊、古罗马时期流传下来的寓言故事，最早由传教士利玛窦传入中国，第一次正式出版时被翻译成《意拾蒙引》。据周作人考证，“‘意拾’与‘伊索’都是原名的拉丁文排法，再用英文读法译成的，原来应读作‘埃索坡斯’(Aisopos)才对。”最早以《伊索寓言》四字为中译本命名的是林纾，见于1903年出版的《伊索寓言》。周作人（周启明）的译作则是在建国以后，1955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虽然林译版本产生于清末，而周氏版本出版于新中国成立以后，但是《伊索寓言》仍然能够反映两人的翻译风格。周作人的翻译有浓重的民国意蕴，而林纾的翻译则带有古风古色。比较他们对《伊索寓言》的翻译，是为了更加鲜活地了解两代翻译家的特色，一瞥白话文运动在文人身上留下的印记。
一、影响力辨析
林纾与周作人在中国的近现代文学史上都是极其重要的人物。尽管林纾并不懂外语，但是他的文学素养和古文功底不容小觑。在他人口述的帮助下 ，他翻译了“11 个国家98 个作家的163 种作品( 不包括未刊印的18 种) , 其中有许多作家作品是他首先介绍到中国来的, 如巴尔扎克、狄更斯等一流的作家作品”。林纾的译文使用的都是文言文,而他自身也由于对白话文运动的极力反对成为改革者的众矢之的，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翻译的作品在当时的社会的确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胡适、郭沫若都曾对林译小说表达过赞赏之情，钱钟书则在《林纾的翻译》里说到：“偶尔翻开一本林译小说，出于意外，它居然还没有丧失吸引力。我不但把它看完，并且接二连三，重温了大部分的林译，发现许多都值得重读”。林纾的翻译影响了一代人，在那个变革巨大的年代里，掀起了翻译浪潮，推动了文学的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
周作人也是林译小说的影响者之一。周作人在《鲁迅与清末文坛》中讲到他和鲁迅与林译小说的渊源。早在1902年，他们接触到林译小说以后便成了林纾的“粉丝”，每有新书便找来阅读。在《林琴南与罗振玉》里，周作人这样回忆道：“老实说，我们几乎都因了林译才知道外国有小说，引起一点对于外国文学的兴味，我个人还曾经很模仿过他的译文。”1949年以后，周作人在北京从事翻译工作18 年，在这期间出版过十几种译著，用得最多的是原名周遐寿和笔名周启明。《伊索寓言》这部译著, 就是用周启明这个名字发表的。作为建国后的第一本《伊索寓言》, 周译版本对寓言的广泛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二、翻译文本中体现的中西文化选择
就翻译的目的来说，林纾秉承“文以载道”的准则，注重“启发民智”，所以他的译文往往并不那么忠实于原文，多就题发挥，表达自己的思想。而周作人则强调的是文学独立，在翻译上严格按照原文来，极尽考证之功，至于译后文章有何社会效应，则算作是客观产生的后果。林纾和周作人的这些翻译特色在各自的《伊索寓言》序言里可见一斑。林纾在《<伊索寓言>叙》里做了寓言的中外比较，突出伊索寓言的启蒙作用: “夫寓言之妙，莫吾蒙庄若也。特其书精深，于蒙学实未有裨。”比较中国的谐谑类的笔记小说，称其“专尚风趣，适资以侑酒。任为发蒙，则莫逮也”。他甚至高度评价了《伊索寓言》：“余非黜华伸欧，盖欲求寓言之专作，能使童蒙闻而笑乐，渐悟乎人心之变幻、物理之岐出，实未有如伊索氏者也。”他既指出了寓言的趣味性，也强调了“人心变幻”，“物理歧出”的世事的复杂，告诉我们要从寓言中学会一些生存的智慧。这便属于“启发民智”的提醒。而周作人在序言里则是大篇幅地考察《伊索寓言》的各个版本的译作并进行评价，讲伊索的生平，故事的各个版本和来源，显示出其学者型的严谨治学态度。在《关于伊索寓言》里，周作人说道：“伊索一派的故事不被称为寓言，或是譬喻，这是很有意义的。这本来只是一种故事，说得详细一点，是动物故事。被用作譬喻来寄托教训乃是后来的事情。”可见他所强调的是文学的独立价值，寓言具有其本来意义和后来的深发意义，这是区别，不可混淆。在文章的结尾，周作人表达了他对《伊索寓言》的认识：“《伊索寓言》向来被认为启蒙用书，以为这里边故事简单有趣，教训切实有用。其实这是不对的。于儿童相宜的自是一般动物故事，并不一定要是寓言，而寓言中的教训反是累赘，所说的都是奴隶的道德，更是不足为训。现在《伊索寓言》对于我们乃是世界的古典文学遗产之动物故事，像一切民间文艺一样，经了时代的淘汰而留存下来，又在所含的教训上可以想见那时苦辛的人生的影子，也是一种很有价值的贵重的资料。”在周作人看来，《伊索寓言》的意义在于记录曾经的苦辛，而对照今日，真正的我们所重视的教训和道理却是他所要摒弃的。这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周作人的思想，强调人的价值，所谓“奴隶”的道德是要被摒弃的。不管怎么说，从林纾和周作人对于《伊索寓言》的序中我们可以看到两者翻译思想的不同以及对《伊索寓言》的认识的相异。这一点在他们翻译的具体文本中更是显露得明显。下面就以《狼与小羊》为例：
林纾《狼与小羊》
就乳之羔失其群，遇狼于水次。狼涎羔而欲善其辞，俾无所逃死，乃曰：“尔忆去年辱我乎？今何如？”羔曰：“去年吾方胎耳，焉得辱公？”狼曰：“尔躏吾草碛，实混吾居。”羔曰：“尔时吾方乳，未就牧也。”狼曰：“若饮涧而污吾流，令吾饮不洁。”羔曰：“吾足于乳，无须水也。”狼语塞，径前扑之，曰：“吾词固不见直于尔，然终不能以语穷而自失吾胾。”嗟夫！天下暴君之行戮，固不能不锻无罪者以罪，兹益信矣。畏庐曰：弱国羔也，强国狼也。无罪犹将取之，矧挑之耶？若以一羔挑群狼，不知其膏孰之吻也！哀哉！
周作人《狼与小羊》
狼看见一只小羊在河里喝水，他想用了什么巧妙的口实把他吃了。因此他站在上游，责备小羊，说把喝水弄浑了，不让他喝水。小羊回答说，他是紧靠在河边喝着，而且站在下游，也不能把上面的水弄浑了。狼得不到这口实，便又说道，“但是你去年骂我的父亲哩。”小羊说，那时他还没有生呢。狼对他说道，“即使你辩解得很好，反正我不能放过你。”
这故事说明，对于那些预定要做不公正的事情的人，正当的辩解也无效力。
文白之差明显可见，这当然是两代翻译家最大的区分。而仅从内容的翻译来看，周作人忠于原文，在寓意的表述上并没有自身的改动；林纾则进行了较大的改动，将普世的意义“对于那些预定要做不公正的事情的人，正当的辩解也无效力”变成了当时时代之言，而且满怀激愤：“嗟夫！天下暴君之行戮，固不能不锻无罪者以罪，兹益信矣。”周作人版本的“做不公正的事情的人”的定义本身并没有强调其强者的身份，而仅仅是在说跟不讲理之人讲理是无用的道理。在林纾的翻译中则已经将“做不公正事情”置换成了“暴君行戮”，一是有所引申，二是有着强烈的强弱之分。寓意的改编还不够尽兴，林纾更在结尾加上了自己的批注“弱国羔也，强国狼也。无罪犹将取之，矧挑之耶？若以一羔挑群狼，不知其膏孰之吻也！哀哉！”寓言部分的小羊，绝对没有挑衅狼的意思，可是林纾却有如此之论，可见完全积郁于心的借题发挥。他感慨民众之悲，表达对暴君的愤怒，是非常切合当时黑暗的时代状况的。林纾满腔的热血不仅寄予了寓意的改写，更是将饱含的国仇家恨融进了他的“畏庐曰”中。林纾翻译的本意，不在于“本事”而在于“寓意”，算是他借他人故事来继续“日为叫旦之鸡，冀吾同胞警醒”的“畏庐实业”。综观林纾的整部《伊索寓言》，总共有批注190条，均以“畏庐曰”开头，在影印本上都是比正文小的字号标出。至于寓意，有的直接删去，有的则改编成一家之言。他所发的议论，多涉及国家贫苦的原因，重视人才和培养兵力的必要等政治情怀。林纾冲动的性格使得他在书中表达了强烈的冤抑之情，用词激烈，感情充沛：“吾同胞犹梦梦焉，吾死不瞑目矣！”“吾乃四万万众之园丁，不能卫此树，听其摧践于人，哀哉！”“吾华人各为谋，不事国家之事，团体涣，外侮入，虽有四万万之众，何益于国？又何能自免于死？”字里行间，救国思想明晰可见。林纾是白话文运动的反对者，同时他也是维新派的捍卫者，林纾将《伊索寓言》的寓意改写成政治隐喻，将其讥讽时局、表达爱国志气的心绪强烈地表达了出来。在晚清，林纾的翻译因为他的改写，被赋予了全新的意义而别开生面，感人肺腑。
另外，从翻译的细节上来说，可以看出两代翻译家的不同。对于人物的翻译，林纾将寓言中的希腊神祗做了中性化处理，大多泛称为“神”、“帝”或者“天神”、“天帝”。他似乎刻意避免使用本土神祗替代希腊诸神，实在需要加以区别，他倾向于分派诸神掌管不同的星球。比如第124 则寓言《赫尔墨斯和雕塑匠》中，宙斯、赫拉和使者赫尔墨斯分别变成了“太岁之星”、“海王星”和“水星之精”。而周作人则不同，因为所受教育不同以及良好的留学背景，他不仅把人名译出，还多有注释讲明人物关系来龙去脉。
由此可见，林纾的翻译多是“意译”，而周作人则是遵照原文，采取“直译”。关于“直译”和“意译”两种翻译方式的优劣我们暂且不论，但是我们可以看出两代翻译家的文化选择的不同。林纾的翻译思想内核是以春秋笔法，“文以载道”解读西方寓言，以传统文辞译专有名词，其背后的价值标杆是中国文化。而周作人则不同，以西方文化为本，尊重原文，背后的参照系则是西方。但是在用词上，周作人仍带有古文特点，生涩难懂，并非我们今天已经通俗易懂的白话，由此可见其翻译的过渡性和转化中的特色。比如上文引用的《狼与小羊》，对照罗念生的版本可见端倪：
罗念生《伊索寓言》
狼看见小羊在河边喝水，想找个合理的借口吃掉他。他站在上游，责备小羊把水搅浑了，使他喝不上清水。小羊回答说，他是站在岸上喝水，而且是处在下游，不可能把上游的水搅浑。狼撇开这个借口，又说：“但是你去年骂过我的爸爸。”小羊回答说，那时候他还没有出生，狼于是对小羊说：“即使你善于辩解，难道我就不吃你了吗？”
这故事是说，对于那些存心作恶的人，任何正当的辩解都不起作用。
周作人版本中“他想用了什么巧妙的口实把他吃了”“狼得不到这口实”“即使你辩解得很好，反正我不能放过你。”“对于那些预定要做不公正的事情的人，正当的辩解也无效力。”在罗年生版本中是“想找个合理的借口吃掉他”“狼撇开这个借口”“即使你善于辩解，难道我就不吃你了吗？”“对于那些存心作恶的人，任何正当的辩解都不起作用”。其中“借口”比“口实”在今天更为口语化，而周作人“即使……反正”的组合在今天看来还算得上是病句，“预定要做不公正的事情的人”中“预定”一词在今天一般情况下也不会这样使用。虽然周作人所译已经是白话文，但是他的使用特点仍然带有民国特色。或者说相比今天的白话文，周作人的白话文还是有古味。
这种生涩特殊的用词在整部《伊索寓言》里还有很多体现：“游惰”、“审择”，“贴邻”、“过恶” 等今天废而不用的旧词；不用“萧闲过活”而不用“闲散”，。周作人选择用偏僻字,让人觉得生涩难懂。不过某种程度上，这种生涩难懂还有周作人有意为之的意味，可以从注释一三一看出来: 半神半神即英雄, 因英雄字用得太滥熟, 故用此名, 神话中的英雄大都是人神和合而生, 故云半神( hemitheos )。这里所说的舍弃“滥熟”字词, 就说明他特立独行，不随大流，讲求简洁的翻译特点。
结语
周作人的本于原文，用词生涩难懂，体现的不光是其西方中心的翻译思想，更是客观反映出他语言的过渡性特点。而林纾的中国本位特色，也不仅是体现在他文言的表述上，更体现在他议论抒发所落脚的“救国思想”。林纾的翻译对于周作人一代人的“开眼界”的作用是明显的，不过其内核似乎与周作人一代仍然不同。回望历史，周作人当时先进的白话表述在今天已经发展得更加明白晓畅，让我们看见白话文运动以来文言白话的变化，也看见内在思想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