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新中国第一个《红楼梦》整理本出版。六十五年来，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红楼梦》在不同阶段都成为国民阅读的重要版本，有时甚至是唯一读本。大众阅读《红楼梦》，原始底本的选择固然重要，但校点、注释更应被重视——一个容易被忽略的标点，一条看似微小的注释，都有可能解开读者心中长久的疑惑，这些标点、注释也最能体现整理者的学术水准。正是几代整理者的辛劳付出，助益和守护着一代代开卷经典的读者。
好云香护采芹人
——人民文学出版社《红楼梦》整理本出版述略
文 | 胡文骏（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部）
《红楼梦》被阅读的历史，已经超过二百五十年。与当今读者常见的注释本不同，清代乃至民国时期大众阅读的《红楼梦》，很多是评点本。早期抄本上出现的评点者有“脂砚斋”、“畸笏叟”等，后来有对全书进行批评的王希廉、陈其泰、张新之、姚燮等，他们或提示本事背景，或梳理创作手法，或评论艺术特色，但对于字词、典故、名物等一般不进行解说。随着时代变迁，随着语言文字使用、教育环境的改变，大众即使阅读中国古典白话小说，也逐渐产生了文字、典故、常识等方面的隔膜。何况《红楼梦》不同于一般的白话小说，它不仅蕴含作者个人的生活经历和艺术观点，更是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其中包含了诗、词、曲、赋、楹联、灯谜、匾额等各种文体；囊括了天文地理、历法节气、典章制度、建筑园林、琴棋书画、饮食医疗、服饰器玩乃至民俗迷信等，这些内容对理解小说内涵十分重要，需要有可靠精准的注释，为当代的读者提供必要的参考。
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今天，很多读者是通过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整理本，走近这部伟大经典的。
53版《红楼梦》：新中国第一个《红楼梦》整理本
1952年，草创不久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于1951年）即着手整理出版中国古典小说，以《水浒》为开端，在两三年间《三国演义》《红楼梦》《西游记》的标点注释本相继问世（后三种以副牌“作家出版社”的名义发行）。其中《红楼梦》的整理标点实际由时任人文社古典文学编辑的 “湖畔诗人”汪静之完成，参与注释工作的有俞平伯、华粹深、李鼎芳、启功等人。1953年12月，这部新中国第一个《红楼梦》整理本面世（以下简称“53版”），它是以程乙本（程伟元乾隆五十七年[1792]活字本）为底本（实际是以1927年上海亚东图书馆铅印本为底本，而这一铅印本所据底本为胡适收藏的一个程乙本，又简称为“亚东本”），分为上中下三册，繁体字竖排，有明晰的标点，有生僻难解字词的注释——由于当时汉语拼音方案还未正式公布，注释中采用的仍是民国时期颁布推行的注音字母。书名题签者是著名书法家沈尹默，这一书名题签沿用至今，成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标志之一。
这一版本原文、标点既有舛误，注释也存在不妥之处。例如第四十七回描述薛蟠被柳湘莲痛打，有“登时便开了果子铺”一句，书中注释：“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皮破血流，好像水果铺里水果的五颜六色。” （此例由中央民族大学曹立波教授提示）这里将“果子铺”解释为水果铺，失于偏颇，古籍中“果子”一词含义丰富，除了指草木的果实，还多指糖食面点，如南宋周密追忆临安城旧貌的笔记《武林旧事》卷六“市食”一节的“果子”条，例举了“皂儿膏”“宜利少”“鲍螺”“糖丝钱”“泽州饧”“蜜麻酥”“澄沙团子”“十般糖”“甘露饼”等数十种食品，很多都是糖果点心，并不是单一的水果。事实上富含饮食文化的《红楼梦》文本中多次出现“果子”一词，大多是零食、佐酒之用，像第八回薛姨妈招待宝玉摆出来的“茶果子”，第四十一回刘姥姥在贾母那里看见的“小面果子”，第四十二回平儿送给刘姥姥的“园子里的果子和各样干果子”等，因为有比较明确的附加信息，读者可以清楚地了解，它们有的是水果、干果，有的则是面点。因此在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新整理注释的《红楼梦》中，“开了果子铺”这一条注释被修改为“好像果子铺里食品的五颜六色”。
尽管53版《红楼梦》不尽完善，但它在《红楼梦》整理注释方面有着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对于《红楼梦》在大众读者中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它初版后仅半年即加印50000余套，其后不断重印，当然，除了《红楼梦》巨大的文学影响力，这与1954年开始的以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为起点的文艺批判运动也不无关系。
57版《红楼梦》：启功以一己之力重撰注释，体现渊博学养
1954到1955年，原以“作家出版社”名义出版发行的《三国演义》《西游记》经过修订后陆续以“人民文学出版社”名义再版推出——据许觉民先生回忆，当时第一次出版的文学创作（包括某些古典文学作品）往往用作家出版社名义，有了定评、得到各界认可之后再以“人民文学出版社”名义出版。与其他三种古典小说名著相比，《红楼梦》迟迟未推出“人文版”，原因之一可能是它正经历着一次全面的重新整理。
1957年10月，以“人民文学出版社”名义的《红楼梦》全新整理本（以下简称“57版”）出版，仍以程乙本为底本，由周汝昌、周绍良、李易校订标点，启功重新注释。在1981年之前，启功注释的《红楼梦》几乎是国内读者研读这部名著的通行读本。1980年代初，台北桂冠图书公司以启功注释版《红楼梦》为底本，在宝岛台湾出版发行，影响了众多台湾读者，如作家白先勇至今对这一版《红楼梦》印象深刻且美好。
57版《红楼梦》相较于53版更为严谨规范，在卷首的《出版说明》中明确列出了所用底本和参校本（包括五种百二十回本和两种八十回本），并对校记情况、异体字处理原则等做了详细说明，全书的最后附有一百二十回校字记。注释部分“系由启功先生重新撰写的。相对于作家出版社本的旧注而言，增加的新注为数很多。原来有注的，也大都经过纠正、补充、修改、删汰和重新编排”。
无论在数量和质量上，57版《红楼梦》的注释都大为提高。以第三回为例，53版注释共16条，57版增至39条，这一回描述林黛玉初入贾府，许多重要人物登场，贾府的建筑结构、陈设器玩，人物的面貌特征、服饰装扮等得到集中展示，如“鹅脂”“盘螭缨络圈”“撒花”“万几宸翰之宝”“待漏随朝墨龙大画”“錾金彝”“汝窑美人觚”“总角”“二龙戏珠金抹额”“箭袖”“攒花结”“坠脚”……弄明白这些在现代生活中已经不常见的名物词汇，能更加深入体会小说透过它们揭示的人物形象、背景设定等方面的艺术特征。
除了大量增注，对于旧注的修订也是57版的重要工作，上文所举“开了果子铺”即是。再如第二十九回“打墙也是动土”一条注释，53版注作：“成语，‘打墙也是动土，动土也是打墙’。如同说‘一不做，二不休’。就是既做了，索性做到底的意思。”57版注为：“旧时迷信，在开始作土木工程时，必先‘祭告土神’，叫作‘动土’。这个谚语的意思是说：为小事费了大手续，便不如索兴做起大事来。”前者没有分辨“打墙”与“动土”之间的联系，仅以另一成语“一不做，二不休”来解释，是不够准确和完备的。后者先从旧时习俗角度解说了“动土”的意思，进而点明“打墙”“动土”对应“小事”“大手续”的层次分别，从而将这条谚语的含义解释得更准确、更细腻。
启功先生是满族人，而且是清朝皇室后裔，他对满族的历史文化、风俗掌故比较熟悉，更有着深厚的艺术文化修养。《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出身于满清贵族家庭，书中体现的清朝皇家贵族礼制、文化，满族的语言、民俗等，正是启先生熟稔的内容。因此从53版开始，启功就参与注释工作，到了57版，更是以一己之力重撰注释，他渊博的学养鲜明体现在《红楼梦》注释中。如注释第三回“嬷嬷”一词，不但说明是“乳母”之意，还进一步补充：“又叫嬷儿或奶子（嬷儿、奶子都不是当面的称呼）。被乳的子女称呼她为妈妈。她所乳的男子所生的子女，称她为嬷嬷奶奶，她所乳的女子所生的子女，称他为嬷嬷老老，她所乳的人称她的子女为嬷嬷哥哥与嬷嬷姐姐。旁人也可泛称她为某奶奶和某妈妈。”嬷嬷这一人物群体是《红楼梦》中重要的一类，也多次充当推动情节发展的因素，如经常制造事端的贾宝玉乳母李嬷嬷，找贾琏夫妇为自己儿子求工作的贾琏乳母赵嬷嬷，强借迎春首饰当赌资的迎春乳母等，她们的子女也往往是小说中出场的人物。而曹雪芹的曾祖母孙氏正是康熙皇帝幼时的保姆，曹家的兴盛发达与她有很大关系。因此这一条不厌其烦从习俗称谓角度对“嬷嬷”的注释，恰恰是从全书考虑，为读者理解这一类人物形象打下基础。
57版《红楼梦》推出后，又经过了1959年和1964年的修订再版，在序言前言（如1959年版以时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何其芳《论〈红楼梦〉》一文作为序言，1964年版1974年印次以李希凡撰文为前言）、正文结构（如1964年版将原附录于书后的一百二十回校字记改为分别附于每回正文结束之后）等方面有所调整，版式也逐渐由繁体竖排、横排过渡到简体横排，注释方面在历次再版、重印中修订完善。到1981年，启功注释的《红楼梦》发行达到一百多万套，即使在1981年以后，这一版启功先生的注释也没有停止对读者的影响，曾用于“世界文学名著文库”丛书、“语文新课标”丛书、“中国古代小说名著插图典藏”丛书等多条重要产品线的《红楼梦》中。
《红楼梦》新校注本：历尽坎坷，特点鲜明
随着《红楼梦》早期抄本（尤以脂砚斋评点本为代表）的不断被发现和研究深入，学界对于在大众中影响巨大的《红楼梦》整理本也提出新的要求。早在启功为程乙本《红楼梦》做注释时，对底本的选择就有自己的看法：“我认为程甲本更符合曹雪芹原意，程乙本在程甲本的基础上做了一些改动，把很多原来说得含混的地方都坐实了，自以为得意，殊不知曹雪芹本来就是有意写得含混。”（赵仁珪、章景怀整理《启功口述历史》第205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而更多的学者认为，无论是程甲本还是程乙本，都经过高鹗、程伟元整理，并不是最接近曹雪芹原著的本子，于是在“文革”还未结束的1975年，《红楼梦》新校注本的工作启动了。
《红楼梦》新校注本的工作，由红学家冯其庸任总负责人，集结了当时红学领域的主要专家，先后参与校注工作的有冯其庸、李希凡、刘梦溪、吕启祥、孙逊、沈天佑、沈彭年、应必诚、周雷、林冠夫、胡文彬、曾扬华、顾平旦、陶建基、徐贻庭、朱彤、张锦池、蔡义江、祝肇年、丁维忠等二十余位学者，还有吴世昌、吴恩裕、吴组缃、周汝昌、启功等老红学家担任顾问。
底本选择是这项工作最初也是最有争议的问题，在采用早期抄本的一致意见下，选用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1760]秋月定本）还是戚序本（卷首有德清戚蓼生序的脂本），校注组看法不一。很快冯其庸撰写了《论庚辰本》一书，充分探析了庚辰本的学术价值和版本意义，为校注组选定庚辰本作为底本提供了坚实的依据。最终，新校注本确定前八十回以庚辰本为底本，以程甲本（程伟元乾隆五十六年[1791]活字本）配补；后四十回以程甲本为底本，全书以十余种脂本、抄本和多个程甲、乙本为参校本。
从1975年启动到1982年出书，《红楼梦》新校注本的撰稿工作经历了“文革”结束前后的人员调整、工作停顿，后来又重新开展的曲折过程，整理校记6000多条，最后精简为1000多条；撰写注释3500多条，最后精简为2300多条。此外，校注组的工作还为《红楼梦学刊》创刊（1979年）、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和中国红楼梦学会的成立（分别为1979和1980年）打下基础，这项工作的意义远远超越了校注本身。
1982年3月，《红楼梦》新校注本正式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校注者署名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因此后来也被简称为“红研所”校注本。新校注本首印达到435000套，全面替代已经于1981年底停止发行的原启功注释《红楼梦》，成为新的通行读本——即使在随后数十年出版市场大繁荣，《红楼梦》普及本遍地开花的情势下，这个读本仍是影响力最大的版本。
由于底本不同，新校注本与旧版《红楼梦》正文的区别很大，有些直接关系到重要情节和人物形象。在新校注本推出后不久，校注工作的主要参与者之一吕启祥辑录了《“红楼梦”新校本和原通行本正文重要差异四百例》，并撰写了《“红楼梦”新校本校读记》长文（《红楼梦学刊》1983年第三辑），集中阐释了新校注本的优长之处。这里转引两例：如第四十三回宝玉到郊外祭奠金钏，小厮茗烟代为祝告的一段话，原人文版全是白话口语，而新校本则半文半白：
“……二爷的心事难出口，我替二爷祝赞你：你若有灵有圣，我们二爷这样想着你，你也时常来望候望候二爷，未尝不可；你在阴间，保佑二爷来生也变个女孩儿，和你们一起玩耍，岂不两下里都有趣了。”
——原人文版
“……二爷心事不能出口，让我代祝：若芳魂有感，香魄多情，虽然阴阳间隔，既是知己之间，时常来望候二爷，未尝不可。你在阴间保佑二爷来生也变个女孩儿，和你们一处相伴，再不可又托生这须眉浊物了。”
——新校注本
吕文分析：“茗烟是小厮，肚子里未必有多少墨水，闹学房时还满嘴里粗口脏话。可他毕竟是跟着宝玉的，天长日久，薰染陶冶，随口说出一句半句‘字儿话’，不仅可能，简直是必有的，使人感到合情合理、可信可笑。连黛玉的鹦鹉都会念几句葬花吟，何况茗烟这么个机伶人儿。因此，在这里，人物语言的半文半俚实在要比一律大白话更有趣、更够味。”这段正文的差别显示了新校本在人物语言上更加细腻、更符合情理。
再如第十三回贾珍为亡故的秦可卿寻觅棺木，薛蟠说他店里有一副“没有人出价敢买”（新校注本）的板，原人文版此处作“没有人买得起”，吕文分析：“单看这句，似乎并无不可，联系上下文便不合情理。因为这副板不仅物奇价昂，而且系义忠亲王老千岁要的，因他坏了事才不曾拿去。之所以至今还封着无人买去，主要不在价贵，而是怕有干碍。因此新校本无人‘敢买’的文字是合乎情理的。”
从一字之差，到大段不同，新校注本正文优于旧版之处不胜枚举。这些差别大多可以归因于底本的不同，而注释部分则更能体现其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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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功先生在谈到为《红楼梦》注释时，将重点放在八个方面：某些北京俗语、服妆形状、某些器物的形状和用途、官制、诗歌骈文的内容、生活制度的习惯、人物和人物的社会关系、写实与虚构的辨别（见1979年启功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红楼梦》校注本所作“序言”，收入中华书局2007年版《启功给你讲红楼》时改名为《读〈红楼梦〉需要注意的八个问题》）；而53版《红楼梦》的注释，“主要是关于语言方面”（见53版《出版说明》），在启功为57版《红楼梦》重新撰写注释时，他考虑的八个方面无疑比53版全面得多，但毕竟有体例传承，这八个方面的并没有平均使用力量，仍然把重点放在词汇俗语上（参见于天池《润物细无声——谈启功先生对于〈红楼梦〉研究的贡献》，《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 年第 5 期）。例如第五回贾宝玉在太虚幻境看见的“金陵十二钗”等人的判词，启功并没有注释判词隐含的对人物命运走向的提示，也许就是因为这已经超出词汇俗语的范畴，而是涉及小说的艺术结构、思想内涵方面了。
《红楼梦》在流传之初即形成了堪称“红迷”的读者群——所谓“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出自清嘉庆年间竹枝词），到了当代，读者对它的热情和喜爱依旧不减。怎样为读者提供更合适的注释，是否要将更多红学研究成果融入其中，这是《红楼梦》新校注本校注组再三考虑的问题。署名“集体讨论、吕启祥执笔”的《关于〈红楼梦〉新校本注释的若干问题》一文（发表于《红楼梦学刊》1982年第三辑），详细回顾了校注组在注释方面的构想和工作过程，结合成书，可以得见新校注本注释的鲜明特点和优秀之处。
首先，注释条目数量大幅增加，注释内容更加全面。注释本身就是积累性的工作，新校注本同样借鉴、吸收了前人注释成果，这其中定然包括启功先生的注释，还有一些“内部”发行资料（如1975年署名“北京维尼纶厂、北京师大中文系《红楼梦注释》小组”的《红楼梦注释》一书，通过比对，此书应是以启功注释的人文版为蓝本）。在这些基础上，新校注本的注释更加丰富，如第三回旧版注释39条，新校注本达到73条；第五回旧版注释9条，新校注本达到81条。如第三回贾宝玉首次出场的两首《西江月》词、描写林黛玉的对句等，旧版均未出注，而新校注本则详细注明了其中的典故、对人物形象刻画起到的作用等内容。《红楼梦》正文有大量这类诗词曲赋、对联匾额等，它们与通常出现在古典小说中的“有诗为证”不同，后者往往只是加强描述，甚至与情节游离，有时跳过不看也无妨，《红楼梦》中的诗词韵文则是全书的有机组成部分，对于揭示人物的性格命运有重要作用。特别是像第五回中“金陵十二钗”的判词和曲子，集中勾勒了人物的命运线索乃至全书的构思立意，如果不加以注释说明，读者可能难以领会小说作者的缜密构思。对这些内容，新校注本根据红学研究成果，给予恰当的注解，但并没有刻意解谜，比如第五十一回薛宝琴十首怀古诗，就只注释其中的典故、语词，至于“内隐十物”的谜底，则不在注释中涉及，而是留待更专门的研究解答。
其次，对于《红楼梦》中的百科知识，予以更全面更专业的注解。启功先生的注释已经体现了他深厚广博的知识学养，新校注本则更到位地诠释了《红楼梦》“百科全书”的美誉。冯其庸先生曾回忆：“记得为了注释《红楼梦》里妇女的服饰和佩饰，曾到故宫珍宝馆去参观实物。为了了解清前期满族的风俗习惯，曾请教启功先生。关于医药方面，经常请教的是巫君玉医师，瓷器方面曾请教过故宫专家冯先铭先生。”专门的知识难点请教内行专家，这是严谨态度的体现。比如第四十二回贾母穿的“一斗珠的羊皮褂子”，“一斗珠”不知何指，请教了服饰名物专家才弄明白：“即用未出生的胎羊皮做成的皮褂子。这种羊皮，卷毛如一粒粒珠子，故又名‘珍珠毛’。一斗珠，又作‘一斛珠’。”这一词汇旧版注为：“一种细毛卷曲像一片珍珠似的白羔羊皮，又名珍珠毛。”前者不但解释了这种羊皮的样式，还指出其来自“未出生的胎羊皮”，更加确切完备。再如第三回林黛玉初入贾府的当晚，被安置在“碧纱橱里”，“碧纱橱”旧版注为：“帏幛一类的东西。用木头做成架子，顶上和四周蒙上碧纱，可以折叠。夏天张开摆在室内或园中，坐卧在里面，可避蚊蝇。”新校注本作：“是清代建筑内檐装修中隔断的一种，亦称隔扇门、格门。清代《装修作则例》中写作‘隔扇碧纱橱’。用以隔断开间，中间两扇可以开关。格心多灯笼框式样，灯笼心上常糊以纸，纸上画花或题字；宫殿或富贵人家常在隔心处安装玻璃或糊各色纱，故叫‘碧纱橱’，俗称‘格扇’。参见刘致平《中国建筑类型及结构》。这里的‘碧纱橱里’，是指以碧纱橱隔开的里间。”后者参考了相关资料，从清代建筑的角度正确解释了“碧纱橱”应是隔断的一种，而不能简单以字面意思理解为纱帐；而且从上下文看，黛玉进贾府时值残冬，更没必要在避蚊蝇的架子里坐卧。此外注释还点明林黛玉和贾宝玉实际住的是隔开的里外间。仅这一条注文，就体现了校注者对专业知识的严格查考以及结合正文的细致分析。
再次，新校注本的注释在成书之前经过了多次讨论、修订，可谓精益求精。从1975到1979年，校注组撰写了两次的“征求意见稿”，集中各方面反馈意见、反复修改。这里仅举一例，第五回晴雯的判词“霁月难逢”一首，1975年6月征求意见稿注为：
写晴雯。霁月，雨后天晴的月亮。
读者认为太简单，应该加以阐释。在1975年12月的第二次征求意见稿中改为：
晴雯判词。册上的画比喻晴雯处境的险恶。霁月，雨后明月，点“晴”字；彩云叫雯，点“雯”字。此首写晴雯虽是个奴隶，但心地明白，富有反抗精神，最后因遭诽谤，被封建统治者迫害致死。
在1982年成书中，这条注释是这样的：
晴雯判词。画面喻晴雯处境的污浊与险恶。霁月难逢：雨过天晴时的明月叫“霁月”，点“晴”字，喻晴雯人品高尚，然而遭遇艰难。《宣和遗事·元集》：“大概光风霁月之时少。”彩云易散：隐指晴雯的横遭摧残而寿夭。“彩云”，寓“雯”字（雯，即彩云）。白居易《简简吟》：“大都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身为下贱：指晴雯身为女奴，地位十分低下。多情公子：指贾宝玉。
对比征求意见稿，成书的注释引用文献详细阐释，摒弃了偏颇的意识形态理解，更加客观准确。
最后，新校注本对于学术界尚无定论、存在争议的问题，采取慎重的态度，或暂且不注，或介绍成说，供读者参考。例如第五回王熙凤的判词中“一从二令三人木”的意思，学界观点不一，有的认为是写贾琏和王熙凤关系的三个阶段，有的认为是王熙凤本人一生遭遇的概括，有的甚至认为其中包含了王熙凤设计迫害尤二姐的信息。新校注本以脂砚斋批点为据，注作：“难确知其含义。或谓指贾琏对王熙凤态度变化的三个阶段：始则听从，续则使令，最后休弃（‘人木’合成‘休’字）。据脂批，贾府‘事败’，王熙凤曾落入‘狱神庙’，后短命而死。”客观、谨慎地提供学术成果，是对读者负责，也是对不断发展的红学的尊重。
好云常伴，守护经典
《红楼梦》新校注本初版后，曾经在1996年和2008年经过两次全面的修订再版。除了正文的校勘、标点、分段方面的修订，1996年版增加注释87条，补充和修改原注165条；2008年版注释增加200余条，修改100余条（均见再版、三版序言）。在近四十年里，这部得到广大读者认可的经典读本，从未故步自封，而是在不断地吸收各界建议和学术成果，自我完善。2017年底，人文社推出以新校注本文字为底本的“珍藏版”《红楼梦》，再次引起了读者和媒体关注，主要是作者署名——不再是读者印象中的“曹雪芹、高鹗著”，而是“（前八十回）曹雪芹著，（后四十回）无名氏续，程伟元、高鹗整理”，其实这一变化在2008年第三版时就已经完成，这也是以客观严谨的态度反映红学研究成果的体现，对此已有相关学者专门解读，限于篇幅，这里不再展开讨论。
从1953年到今天，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在不同阶段都成为国民阅读的重要版本，有时甚至是唯一读本。一个容易被忽略的标点，一条看似微小的注释，都有可能解开读者心中长久的疑惑。而这些标点、注释，凝聚了以俞平伯、启功、冯其庸先生为代表的几代红学专家的心血，以及以王思宇先生为代表的出版社编辑的辛劳付出。
人类进步日新月异，阅读的形式、载体在不断变化，但文学经典的魅力不会改变。大观园的稻香村有对联：“新涨绿添浣葛处，好云香护采芹人。”专注、专业、敬业的工匠精神打造的优质版本，也如“好云”一般，助益和守护一代代开卷经典的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