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写于2001年，是为《水浒传》写的序。
书边草之四：施耐庵和他的《水浒传》
梅庆吉
出现在元末明初的《水浒传》，是一部伟大的著作，不但在我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在世界文学史上，也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作品中塑造的一系列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几乎家喻户晓，为历代读者所喜爱。作为一部永垂不朽的著作，也是学者们永远研究不完的课题。
（一）
以宋江为首的梁山好汉中，有一些历史上实有其人，正史野史上都有记载，但都比较简略。宋王偁《东都事略》载：“宣和三年二月，方腊陷楚州。淮南盗宋江陷淮阳军，又犯京东、河北，入楚海州。夏四月庚寅，童贯以其将辛兴宗与方腊战于青溪，擒之。五月丙申，宋江就擒。”（卷十一《徽宗纪》）该书又记载说，侯蒙看到宋江势力强大，就向徽宗皇帝建议招降，说：“宋江三十六人，横行河朔、京东，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材必过人。不若敕过招降，使讨方腊以自赎，或足以平东南之乱。”（卷一百三《侯蒙传》）同书还说宋江战败后曾投降张叔夜。（卷一百八《张叔夜》）在一本书中，就有这么多的记载，足见影响之大。在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宋方勺《泊宅编》、宋杨仲良《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宋李埴《皇宋十朝纲要》、宋洪迈《夷坚志》以及《宋史》等史料中都有一些零星记载。综合起这些材料，我们可以知道宋江起义的声势很大，其活动范围大致在今天的山东、河南、河北、江苏一带，多次打败官军，对宋王朝造成了严重的威胁。至于这支起义军的结果，则众说不一，有的说被官军招降，有的说战败投降，有的说招安后参与了征讨方腊，等等。
鲁迅说，由于这支起义军声势很大，流动的地区很广，所以便有“奇闻异说生于民间，辗转繁变，以成故事，复经好事者掇拾粉饰，而文籍以出。”（《中国小说史略》）他们的传奇故事，是当时的“说话人”不肯放过的素材，因此，宋江等人的生动故事，便在“瓦舍勾栏”里流传开来。宋罗烨的《醉翁谈录》中就记有《石头孙立》、《戴嗣宗》、《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等说话篇目，这只是见到的记载，事实上的篇目远不止此。
宋末元初龚开的《宋江三十六人赞》（载宋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中），首次记载了宋江等三十六人的姓名和绰号。龚开在自序中说：“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不足采著。虽有高如、李嵩辈传写，士大夫亦不见黜。余少年时壮其人，欲存之画赞，以未见信书载事实，不敢轻为。”说明当时宋江的故事已广为流行。故事一旦进入“街谈巷语”，那就一定会进行虚构与夸张，使之有声有色，随后便出现在了文学作品中。
比较完整记载了梁山故事的，是《大宋宣和遗事》。这是一本节录宋代历史故事传说而成的书，基本上属于故事梗概，其中有一部分是专讲梁山聚义的。就有关梁山泊聚义的故事梗概来看，差不多包括了《水浒传》的主要内容，如杨志卖刀、智取生辰纲、宋江私放晁盖、宋江杀惜、九天玄女授天书、败呼延绰以及受招安等，其中也写到了四大奸臣和徽宗皇帝私通李师师的事。宋末元初的童瓮天所写的《瓮天脞语》记载，起义者已由原来的三十六人扩大到了一零八人，根据地也由太行山改为山东的梁山泊。到了元代，又出现了一些以李逵、宋江、武松、燕青、张顺、张横、花荣、王英为题材的杂剧。
丰富的梁山故事传说和梁山戏剧，都为《水浒传》的成书产生做了很好的铺垫。
（二）
关于《水浒传》的作者，大致有三种说法：（1）罗贯中著，（2）施耐庵著，（3）施耐庵、罗贯中合著。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说：“钱塘罗贯中本者，南宋时人，编撰小说数十种，而《水浒传》叙宋江等事，奸盗脱骗机械甚详。”持此说的还有明王圻的《续文献通考》。他们都认为《水浒传》为罗贯中所著。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认为是“施某”所作，他说：“元人武林施某所编《水浒传》，特为盛行……余偶阅一小说序，称施某尝入市肆，紬阅故书，于敝楮中得宋张叔夜擒贼招语一通，备悉一百八人所由起，因润饰成此编。其门人罗本，亦效之为《三国演义》。”而明高儒《百川书志》就直接说：“《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关于《水浒传》作者的资料，早期的主要就是这些。由于语焉不详，引起了人们的种种猜测。后来在江苏兴化发现了大批有关施耐庵的资料，使《水浒传》的作者问题才逐渐露出了庐山真面目。
在兴化对施耐庵家事的调查，前后共进行了三次，第一次是在1952年，第二次是在1962年，第三次是在1981年底至1982年初。这三次调查，发现了大量有关施耐庵事迹的材料，主要有：《施耐庵墓志》、《故处士施公墓志铭》、《施氏族谱序》、《施氏宗祠建立纪述》、《施氏世系》、《施耐庵传》、《施耐庵神主》、《施耐庵墓记》、《耐庵小史》，以及《处士施公廷佐墓志铭》、《施氏长门谱》和写有“子安”的残碑。这些材料公布后，学术界展开了热烈讨论。对这些材料，全盘否定者有之，强调慎重对待者有之，全盘肯定者有之。至今，学术界尚无一致的看法。根据以上材料，刘冬先生对施耐庵的生平作了这样的概括：“施耐庵原籍苏州，生于元贞二年（1296），舟人之子，十三岁入私塾，十九岁中秀才，二十九岁或三十岁中举，三十五岁中进士。三十五岁至四十岁之间官钱塘二载。后与当道不合，复归苏州。至正十六年（1356）六十岁，张士诚据苏，征聘不应；与张士诚部将卞元亨友善。后流寓江阴，在祝塘镇教书。七十一岁或七十二岁迁兴化，旋迁白驹镇、施家桥。朱元璋屡征不应，最后居淮安卒，终年七十五岁，为洪武三年（1370）。”（见刘冬《施耐庵生平考》一文，收在《施耐庵研究》一书中）当然，就这些材料来看，相互之间抵牾之处很多，但在一地出现这么多相关材料，应该说不是偶然的事情。
弄清楚了施耐庵的生平事迹，下面还需要弄明白的是施耐庵与罗贯中之间的关系。最早指出施、罗师生关系的，是明朝的胡应麟，可因他没有拿出有力的证据，人们对他的说法一直是是信非信。而这一说法，却在新发现的王道生写的《施耐庵墓志》里得到了进一步落实。他说：“盖公殁于明洪武庚戌岁，享年七十又五。届时余尚垂髻，及长，得识其门人罗贯中于闽，同寓逆旅，夜间炧烛畅谈先生轶事，有可歌可泣者，不禁相与慨然。先生之著作，有《志余》、《三国演义》、《隋唐志传》、《三遂平妖传》、《江湖豪客传》（即《水浒》）。每成一稿，必与门人校对，以正亥鱼，其得力于罗贯中者为尤多。”由于很多人怀疑此文的真实性，加上文中所说的事情又明显有悖于已有的定说，因此没有引起人们更多的注意。也有人考证出罗贯中长于施耐庵，因此师生之说不成立。关于二人合作《水浒传》一事，也有不同说法。金圣叹认为后三十回或后五十回是罗贯中“狗尾续貂”，被他腰斩掉了。有人则根据《百川书志》中说的“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的说法，认为当是施耐庵原作，罗贯中润色。对此，刘世德先生说：“明人的题署，已知的最早的有二，一是高儒《百川书志》所纪录的'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一是北京图书馆藏残本（'嘉靖本’）、天都外臣序本、袁无涯刊本所题署的'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所谓'的本’，即'真本’；'集撰’则含有'撰写’之意。这表明，施耐庵是作者，是执笔人。'纂修’可释为'编辑’，和'编次’是一个意思。这等于说，罗贯中是编者、整理者。因此，第一，施耐庵的著作权应该得到不含糊地承认；第二，罗贯中参预了创作，是施耐庵的合作者，应该得到公正地对待。”（引自刘世德为北方文艺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水浒传》写的前言）
（三）
《水浒传》的版本是比较复杂的，归纳起来看，大致可分为“繁本”和“简本”两大系统。其“繁本”与“简本”的区别，主要看文字描写的细腻还是简略，不是看故事情节的多少。现存的百回本，均属“繁本”系统，其特点是描写细腻，故事情节比较完整，但比“简本”少了征田虎和王庆两部分内容，所以又称“文繁事简”本。而一百零四回本、一百十回本、一百十五回本、一百二十四回本均属“简本”系统。其特点是文字简略、粗糙，缺乏细节描写，比起“繁本”来，可读性较差，但内容比“繁本”多，所以又称“文简事繁”本。后来杨定见在百回本基础上，增加了根据“简本”改写的征田虎、王庆的内容，这就是一百二十回本的《水浒全传》，这是《水浒传》的版本中故事最全、可读性最强的一个本子，所以有人把这个本子称为“事文均繁”本。
“繁本”也好，“简本”也好，表现的主题都是一致的，那就是“忠”和“义”，“排座次”之前主要表现“义”；受招安之后，替朝廷征剿贼寇，主要表现“忠”。而金圣叹则力排梁山英雄的“忠义”之说，在他看来，梁山英雄是“天下之凶物”，“天下之恶物”，是天下“共击”“共弃”的，怎么可以加上“忠义”的名目？因此，他把后五十回（或三十回）诋之为罗贯中“狗尾续貂”，一刀斩断，使故事致“排座次”戛然而止，随后他又加了一个“卢俊义惊恶梦”的尾巴。他还根据自己的观点，对书中的文字，做了大大小小的修改。排除金圣叹对农民起义的诋毁不论，从艺术的角度看，截止于农民起义的高潮，无疑是一个理想的段落。同时，金圣叹还加进了许多独到而又精辟的评语，深刻揭示了《水浒传》的艺术价值，对一般读者来说，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所以，使金批《水浒》在《水浒传》的所有版本中，成为影响最大、发行量最大的一种，为《水浒传》的传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金批《水浒》”随之也成为《水浒传》版本中的一个特殊版本。《水浒传》的火暴，与金批关系极为密切。
（四）
洋洋洒洒百多万字的《水浒传》，描写了农民起义从发展、壮大到失败的全过程，这一过程的描写，反映了作者对待农民起义内心世界的矛盾。小说满腔热情地歌颂和赞美了农民起义，从晁盖小聚义到梁山大聚义，以及后来的两赢童贯、三败高俅，写的最为有声有色，基调是昂扬向上的，最令人鼓舞的。那是因为梁山好汉杀富济贫，除暴安良，为民除害，这就是多少年来《水浒》最为打动人的地方。梁山聚义，充分体现了“乱自上作”、“官逼民反”的社会现实。但是，这样一支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队伍成长起来了，壮大起来了，何去何从，这大概是作者最费脑筋的问题。历来农民起义，其结局无非如下三种：一是被朝廷打败，自消自灭；二是胜利后起义领袖当上了新皇帝；三是投降朝廷，去镇压其他的农民起义，最后落得个两败俱伤的结果，朝廷从中渔利。《水浒传》的作者，为梁山起义选择了第三者。他在《水浒传》前面冠上“忠义”二字，“忠”在“义”上，就反映了他的这种倾向。这就像阮小五在一首歌中唱的：“打鱼一世蓼儿洼，不种青苗不种麻。酷吏贪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作者的这种倾向，充分体现在宋江这个人物的塑造上。
电视连续剧《水浒传》播出后，由于没有把宋江描写成投降派，受到了一些人的激烈反对。因为梁山这支轰轰烈烈的起义大军，就是葬送在宋江手里的。而在《水浒传》中，宋江又是作者着意塑造的一个人物。作品中，宋江是一个“济人贫苦，賙人之急，扶人之困”的仗义疏财的人物，所以人称“及时雨”，又称“孝义黑三郎”。他能够“担着血海般的干系”，私放夺取生辰纲的晁盖，又为了维护他与梁山的关系，杀了阎婆惜。这种行为，在江湖上赢得了好名声。但在宋江的心目中，“孝”比“义”更重要。他在进入官场之初，就与父母告了忤逆，分户另居。因为他知道官场常有不测风云，一旦有事，以免连累。这是出于孝心。另外他在大闹清风寨之后，无路可走，才打算上梁山，可是半路被父亲的一封假信诓骗回去。这充分说明，宋江把“孝”放在“义”之上。而“忠”又放在“孝义”之上，这是宋江形象中的最重要一面。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这种思想，从他一出场就表现出来，并一直贯穿始终。
宋江私放晁盖之后，听说他们杀退官军、占据梁山泊时，十分不满，说他们犯下了灭九族的大罪，“虽是被人逼迫，事非得已，于法度上却饶不得。”所以，他杀阎婆惜之后，开始了流亡生活，丝毫没有想到上梁山。大闹清风寨后，走投无路，才想到上梁山，可半路上又被父亲的一封假信诓骗回去，心甘情愿地接受官府的断配。在充军江州的路上，晁盖等人来救他，他振振有词地说：“小可不争随顺了哥哥，便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连套在脖子上的长枷也不让打开，说那是“国家法度，如何敢擅动”。他宁肯受牢狱之苦，也不愿上梁山做自由民。“忠”也好，“孝”也好，“义”也好，那都是外在的，江州题反诗，才是他自我人格的第一次大暴露，说明他也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追求。反抗压迫，追求自由，是普遍存在的人的共同本性，宋江也不例外。正是在这种思想驱使下，他上了梁山。
晁盖
但瞬间闪现的自我人格，很快又被外在的东西所掩盖。他上梁山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打出了“替天行道”的旗号，时刻盼望“天王降诏早招安”。每次与官军作战，俘虏了文武官员，宋江都是亲解其缚，纳头便拜，表白“宋江等本无异心，只要归顺朝廷”，让他们回到朝廷后“善言解救”。还通过妓女李师师向皇帝通关节，希望能得到赦罪。宋江在梁山推行投降主义路线，也不是没有阻力，但都被宋江压了下去。正是在梁山义军节节胜利的时候，被朝廷招安了。招安之后，他们替朝廷东征西讨，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可结果怎么样呢？征方腊以后，死的死，逃的逃，躲的躲，最后只剩下了二十七人。这二十七个人，后来也都被一个个收拾了。尤其是宋江临死之前，还把最具有反抗精神的李逵给毒死了。终于没有负朝廷。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最终葬送在了宋江手上。
从大的段落来看，《水浒传》可分为两段，前七十回为一段，后三十回（或五十回）为一段。从作者使用的文笔来看，能明显地感到感情色彩的不同。前一部分的基调是乐观的、昂扬的、生气勃勃的。而后一部分则是低沉的、悲凉的、凄惨的。前一部分，作者为我们塑造了那么多可爱的梁山好汉形象，作者是不愿意看到这样的下场的。但他又找不出一条更为理想的出路，不得已安排了这样一个震撼人心的悲剧结局，表现了作者内心无法调解的矛盾。
（五）
关于《水浒传》一书的情节结构，有的学者把它概括为“大情节”和“小情节”。所谓“大情节”，即指“梁山泊农民起义军的发生、发展、兴盛、受招安、打方腊以至悲剧结局”的全过程，归纳起来说是造反——聚义——招安；所谓“小情节”，是指“单个英雄的故事”，即一个个独立成篇的小故事，把这些小故事连缀起来，才成为一个整体。（周忠厚《从情节看〈水浒〉》，《文学论集》第一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其实关于这一点，早在明末清初的金圣叹就已经看到了。他说：《水浒传》“二千余纸，只是一篇文字。中间许多事体，便是文字的起承转合之法。”（《读第五才子书法》）他所说的“一篇文字”，即指整部作品大的情节结构，是一个完整的整体，不能割裂的；而“起承转合”，就是构成这一整体的部件。
金圣叹说：“有有全书在胸而始下笔著书者，有无全书在胸而姑涉笔成书者。”（《水浒传》第十三回回评）《水浒传》的作者，就是“有全书在胸”者，作品本来要写的是一百八人，可开篇并没有写一百八人，而是先写高俅，这就是“全书在胸”的具体表现。所以金圣叹说：“乃开书未写一百八人，而先写高俅者，盖不写高俅，便写一百八人，则是乱自下生也；不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则是乱自上作也。乱自下生，不可训也，作者之所必避也。乱自上作，不可长也，作者之所深惧也。一部大书七十回，而开书先写高俅，有以也。”（《水浒传》第一回回评）作者这样写，正是整体考虑的结果。再比如宋江本是《水浒传》一书的主人公，而他却直到第十七回才出场，这也是作者出于整体的考虑。因此金圣叹又说：“只看宋江出名，直在第十七回，便知他胸中已详过百十来遍。若使轻易下笔，必要第一回就写宋江，文字便一直帐，无擒放。”（《读第五才子书法》）这些故事情节的安排，都是着眼于“大情节”。
在梁山聚义之前，作品是由一个个独立成篇的英雄传奇所组成，这些小故事都是精妙绝伦的，如史进的故事、鲁达的故事、林冲的故事、杨志的故事、卢俊义的故事、宋江的故事、李逵的故事等等，都写得酣畅淋漓。但这些故事之间，又不是完全游离的，而是像链条一样，一环一环套起来的。如金圣叹在第五十三回夹批中所写：“公孙到，方才破高廉；高廉死，方才惊太尉；太尉怒，方才遣呼延；呼延至，方才赚徐宁；徐宁来，方才用汤隆。”虽然一些故事可以独立成篇，但没有让读者觉得相互之间有了无相关之感。不像《西游记》“太无脚地了，只是逐段捏捏撮撮，譬如大年夜放烟火，一阵一阵过，中间全没贯穿，使人读之，处处可住。”（《读第五才子书法》）同时，全书也有三个贯穿全书始终的人物，即宋江、吴用和李逵，由他们三人，把互不相关的故事串联起来。
作为一部作品，应该有一个完整的结构，组成结构的各个部件应该服务于这个整体，统一于这个整体，否则，这个结构就不能存在。但构成结构的各个部件之间则又应是对立的，否则，这个结构又将毫无声色。就拿《水浒传》来说，各个故事之间、各个人物之间，决没有丝毫雷同。金圣叹说《水浒传》一书，“把一百八个人性格都写出来。”“写一百八个人性格，真是一百八样。若别一部书，任他写一千个人，也只是一样，便只写得两个人，也只是一样。”（《读第五才子书法》）正是有了这种各自之间的独特个性，才使《水浒》的整部作品得以存在。就是描写相同的事件，作者也能写出它们之间的不同来，这就是《水浒》让人叫绝的地方。金圣叹说：“江州劫法场一篇，奇绝了，后面却又有大名府劫法场一篇，一发奇绝。潘金莲偷汉一篇，奇绝了，后面却又有潘巧云偷汉一篇，一发奇绝。景阳冈打虎一篇，奇绝了，后面却又有沂水县杀虎一篇，一发奇绝。真正才大如海。”（《读第五才子书法》）金圣叹把这种方法叫做“犯”，有“正犯法”和“略犯法”。上面所说属于“正犯法”。“略犯法”则是：“如林冲买刀与杨志卖刀，唐牛儿与郓哥，郑屠肉铺与蒋门神快活林，瓦官寺试禅杖与蜈蚣岭试戒刀等是也。”（《读第五才子书法》）
金圣叹还为《水浒传》总结了许多创作方法，如倒插法、夹叙法、草蛇灰线法、大落墨法、背面铺粉法、弄引法、獭尾法、极不省法、极省法、欲合故纵法、横云断山法、鸾胶续弦法等等。正是由于有了这些方法，才使《水浒传》的“小情节”高潮迭起，精彩纷呈，由此铸就了《水浒传》永垂不朽的艺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