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是我国古代小说史上长篇小说的开山之作。历来认为《三国演义》的作者是元末明初人罗贯中，因为明朝嘉靖元年修髯子张尚德刊刻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是所知该书最早的刻本，这一说法似乎已成定论。
然而，疑问也在不断产生：罗贯中生活在元末明初（有的学者推算出罗贯中大约在1329年前后创作了《三国演义》），《三国演义》的第一次刊行是在明嘉靖元年，从元末明初到明嘉靖元年（1522）近200年间，该书不见于任何记载，它是怎样保存下来的？罗贯中生当元末明初，当时既没有成熟的小说理论，也没有现成的长篇小说可以借鉴，他是怎样的天才，能够创作出这样一部不朽的巨著？不过，因为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上明标为“罗贯中编次”，这一说法也早已为学界所认同，尽管一些学者对此抱有疑问，因缺乏充分的证据来推翻固有的观点，终归是疑者自疑，信者自信，传统的看法并未被动摇。
要解决这一问题，考证《三国演义》的版本源流，显然是关键的。然而，这一工作又是非常繁难的。明清以来流传至今的各种刻本的《三国演义》，今知有30余种，这些版本或存于国内或流于海外，都是一般学者所难以见到的，有条件接触这些版本的人实在不多。
寓居澳洲的柳存仁先生曾对海外所存《三国演义》的版本进行了较详尽的考察，认为明刻《三国志传》系统的本子所依据的原本似应早于《三国志通俗演义》而存在（请参阅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台湾、香港论集》所收柳存仁文《罗贯中小说之真伪性质》）；北京大学的周兆新先生在其所著《三国演义考评》一书中，对国内现存的几种《三国演义》刊本进行了详细的对勘，得出了与柳存仁先生大体相同的结论。这应当说是《三国演义》版本考证方面一个不小的突破。
此外，还有不少学者对《三国演义》版本的考证下了不少工夫，英人魏安撰写了一部《三国演义版本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专门考证《三国演义》的版本源流。他共搜集到35种版本，将其分为A、B、C、D四支，每一支又分若干分支。若从分析版本流变方面看，魏安的工作可谓详湛而卓有成效。但他的着眼点是要追求罗贯中创作《三国演义》的原文（魏安1993年在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的博士学位论文题目即为《追求其原文：<三国演义>的考证学》），所以，虽然考证精详，但结论中却有许多主观假设，反而加固了罗贯中创作《三国演义》这一说法。同样，柳存仁和周兆新二位先生也是在版本研究上突破了一层，却仍然认同罗贯中创作《三国演义》这一观点。这就是说，前面所提出的疑问仍未破解。
笔者自1986年开始留意《三国演义》研究，在阅读有关文献和学术论文的过程中，越发感到切实解决这一问题对于我们认识中国小说发展史乃至认识我们这个民族的传统文化都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1992年我有幸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师从启功先生和邓魁英先生攻读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学位，我把博士论文题目定为《三国演义研究》客观上也有了考察该书版本的条件，因为国内所藏的十余种《三国演义》版本几乎都在北京。为了得到正确的答案，我调查了北京各大图书馆中所收藏的《三国演义》的各种版本，查阅了相关的文献资料，取得了大量证据。
这期间，最关键的是我在国家图书馆查到了一部明代插图孤本黄正甫刊二十卷《三国演义》，该书在孙楷第先生《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中著录为“明天启间刻本”。从表面上看，在明刊《三国演义》各本中，它的出现时间是较晚的，所以，一些学者虽早见过此书，却未加留意；英人魏安更将其列在D支的删节本一类，未加考校。
实际上，这个黄正甫刊本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早期刊本，只是它的真面目被掩盖了而已。该书的封面、序言、目录和君臣姓氏附录是明天启三年补配的，正文部分则是早期留下来的旧版！何以见得？
一是该书封面标题为《三国演义》，正文各卷卷首则标为《新刻京本按鉴考订通俗演义全像三国志传》，诚所谓表里不一；
二是目录字体与正文有异，且有部分目录文字与正文内相应的标题不一致。
三是该书前有一篇“山人博古生”所作的序，明言该书“不失本志原来面目，实足开斯世聋瞽心花”。
此前，没有人看出这一点，这引起了我详细考校此书的极大兴趣。我用此书同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作详细对勘，从书中诗词、注释、故事叙述、文字运用等方面获得了大量的证据，证明这个黄正甫刊本的刊刻时间实比嘉靖本早20年以上（详见笔者为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黄正甫刊本《三国演义》所作的《前言》）。
有关黄正甫刊本的考证文章脱稿后，呈启功先生审阅，先生看后说：“文章写得很扎实，解决了一个重大问题。”并对其中的个别论述提出了修改意见。后来，我到北京图书馆将黄正甫刊本的影印件呈启功先生目验，先生在认真审视了该书的版刻风格后，指出：“这确是明代早期的民间坊刊本，证明你提出的证据是有说服力的。”
这个黄正甫刊本的发现，可以说使“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为今所见最早刻本”的固有观念失去了依据。同时，从该书中也获得了一些进一步探讨《三国演义》的成书与作者问题的线索。这个在福建出现的黄正甫刊本的刊刻时间大约应当在公元1500年（明弘治十三年）以前，值得注意的是，全书自始至终都没有提到该书的作者为何许人，也就是说这个今所见最早刻本并不标为“罗贯中编次”。
另，柳存仁先生在《伦敦所见中国小说提要》中曾提到一个朱鼎臣本，他对该书的目录和题署作了详细的著录，该本各卷卷首或无题署，或仅题作“书林梓”、“建邑梓”，卷之十三题作“古临冲怀朱鼎臣辑”，卷之十四又题作“羊城仲怀朱鼎臣编辑”，并题“书林梓行”。从柳存仁先生所作的文字说明看，他认为该书也是一个早于嘉靖本的刊本，却也自始至终不题为罗贯中撰或编次（这个版本出现得较晚，有待详考）。
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后学罗本贯中编次”的字样在并非最早刻本的明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上出现，完全可能是书商为了鬻书射利而贴上去的标签。
关于罗贯中，明初无名氏的《录鬼簿续编》中有他的记载，该书作者与罗贯中有交往，记载说罗贯中是“太原人”，却没有提到他叫“罗本”（今人有说他名“本”字“贯中”，纯属附会）。只说他“乐府隐语极为清新”，写过三种杂剧。压根没有提到他创作《三国志通俗演义》等小说，到了近200年以后的明中叶，他怎么竟成了一个天才的小说家？
罗贯中创作《三国志通俗演义》的说法，是嘉靖壬午本确定的。该本前面有一篇蒋大器的《序》，《序》云：“若东原罗贯中以平阳陈寿传，考诸国史，自汉灵帝中平元年，终于晋太康元年之事，留心损益，目之曰《三国志通俗演义》。”可谓言之凿凿。然而此说却有两处硬伤，一是将罗贯中的籍贯“太原”误写为“东原”；二是该书所叙史事实起自“汉灵帝建宁元年（公元168年）”，“终于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前后总计113年史事。而蒋大器说该书所叙“自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终于晋太康元年”，这就是说该书所叙史事只有97年。岂不是睁着两眼说混话？现在，我们发现了更早出现的黄正甫刊本《三国演义》，该书前的《君臣姓氏附录》标题下有一行文字云：“起汉灵帝戊申岁至晋世宗庚子岁止，首尾总计一百一十三年事实。”（其他闽刻本中也有承袭这一说法的）这足以说明蒋大器的《序》中关于《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作者是罗贯中的说法根本靠不往。
然而，要推翻像“罗贯中创作《三国演义》”这样久已深入人心的成说，没有充分可靠的证据，是不会轻易被人们接受的。明黄正甫刊本的发现，可谓是一个铁证。此外，为了更加充分地证明这一点，笔者还考察了自元末明初到明中对近200年间小说的发展，从《永乐大典》等有关文献中找到了大量的证据，证明所谓“小说史上的200年空白”是一种十分荒诞的说法。从罗贯中生活的那个时代出现的《三国志平话》的内容和流传情况看，从元明时期的三国戏曲与《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关系来判断，结论都是相同的，即在元末明初罗贯中生活的那个时代，三国故事还不够成熟，许多故事还没有定形，凭罗贯中一个人的智慧，无论如何也编写不出《三国演义》中那么多精彩的故事来。
应当说，这些考察获得了大量重要的旁证，而从《三国演义》本身，也有许多内证可以证明其成书时间实在罗贯中之后。例如“关云长五关斩将”的描写，这故事写关羽从许昌到滑州（今滑县）去寻找刘备。从地理上看，许昌到滑州直距离不过五百里，且是一马平川，关羽怎么会翻山越岭跑到洛阳、汜水、荥阳，绕了个大弯子去过关斩将呢？显然在地理描述上有错误。罗贯中是太原人，他如果写《三国演义》，不至于造成这样的地理错误吧。
上述论证足以说明，《三国演义》的作者不是罗贯中，或者说罗贯中一开始写了一个很粗糙的、符合文学发展规律的底本，最终的成书时间应当在明中叶。那么，这部大书是怎样创作出来的？胡适三十年代曾在他所作的《三国演义序》中说：“《三国演义》不是一个人做的，乃是五百年的演义家的共同作品。”他所说的“五百年”，应当是从北宋到明中叶这段时间；他所说的“演义家”也应当是指如宋人所说的“霍四九说三分”这样的一代又一代的说书艺人。《三国演义》中的精彩故事都是经这些说书艺人在口耳相传的过程中不断丰富和完善起来的。
到了明中叶，整个三国历史的系列故事已经相当完善之后，有眼光的书商看到了其中的商机，便与某个熟悉三国故事的下层文人联手，参阅《资治通鉴》（所谓“按鉴”）等史书，对这些三国故事进行系统的整理（所谓“考订”），写成了这部“通俗演义”式的“三国志传”，然后付梓刊行。启功先生曾谈到有一本《龙图耳录》，讲包公的故事，所谓“耳录”，就是有人在书场里听说书艺人讲说包公的故事，每次回家后把它记录下来，整理成这样一部“耳录”的书。《三国演义》的产生亦当是如此。
《三国演义》最初的写定者应是何方人士，可以推测他当是南方人，这从他对中原地理的无知可以证明。此外，从语言上也能看出这一点，黄权这个人物，在黄正甫刊本中第一次出现时，被误写成了“王权”，“王”、“黄”同音造成字误，也是南方方音所致。如果是太原人罗贯中所写，就绝不会出现这样的错误。如前所述，早期出现的《三国志传》多由福建的书坊刊出，这个最初的写定者也许就是福建人，或者是苏杭一带的人。他究竟是谁呢？虽不得而知，但已无关紧要。按照胡适的说法，“《三国演义》的作者、修改者、最后写定者，都是平凡的陋儒，不是有天才的文学家、也不是高超的思想家”（同上）。这就是说，《三国演义》这部不朽的巨著，实际上是由“演义家”（即说书艺人）们共同创造出来的，所以，这最初的写定者无论是谁都一样，甚至该部书的作者极有可能就是《三国演义》开篇《临江仙》的作者杨慎本人。
关于杨慎，我们知道他是蜀中才子，才华横溢，曾经被贬谪到云南，他的身份符合南方人，正好和书中的用语符合。他是四川成都人，感情上偏向于蜀汉，崇拜武侯诸葛亮（成都有武侯祠），也是情理之中。他在云南长期生活，笔下南蛮化用云南地名，也是理所应当的。杨慎完全可以最终整理完成《三国演义》，但是署名借用了200年前罗贯中的名字，当然，还缺乏关键的考古线索。
还有一个证据，证明《三国演义》不可能最终成书于元末明初，里面七擒孟获的故事中，虚构了很多南蛮的名字，这些名字大多来源于明朝时期云南的地名。明初傅友德和沐英征服云南，随后明朝用了三百年时间同化了云南，即便如此，云南既然有大量的土司，《三国演义》中描写三国时期的南蛮，直接用了明朝时期云南的地名，这也是《三国演义》不可能最终成书于元末明初的例证。
这就是说，像《三国演义》这样的大书，其中精彩的片段，都应当是由那些说书艺人创作出来的。明代的长篇小说，大多都在每一段或每一回结束时，有一句“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这是说书艺人在书场上为了吸引听众而说的“卖关子”的话。到了这样的小说被记录下来时，他的写定者往往连这样的话也抄录了下来。可见，是不可以把这最后的写定者当成作者来看待的。也就是说，绝不可以把它的写定者当成该书的作者，这本书应该是集体创作的结晶。
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重新解读《三国演义》，如何解读呢？小而言之，我们再阅读《三国演义》时，不应当把它当作一本个人创作的小说，更不应当结合罗贯中的思想和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来探讨该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而应放开眼界，将此书置于历史文化的大背景中来予以探讨。大而言之，我们应从探讨《三国演义》的成书过程、思想意蕴、艺术成就入手，结合探讨其它几部明代出现的古典小说名著如《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等的成书过程，惟其如此，才有可能重新认识作为中国古代通俗文学的小说发展史。
冯其庸先生在审读我的论文中，感到所探讨的问题事关重大，为了证实我的论述，冯先生亲自到北京图书馆去查阅了这个黄正甫刊本，而后写出评价。中华书局编审柴剑虹先生则认为拙文有关论证“对于推翻嘉靖壬午本为《三国志通俗演义》最早刊本的旧说，对于订正罗贯中为《三国演义》写定之作者的成说，都有相当的学术价值。”但上述各位学者，当时都对难以亲见黄正甫刊本而感到遗憾。看不到黄正甫刊本的原作，对于留意这一问题的专家学者们和广大读者来说，无疑也是个遗憾。
不管罗贯中是不是《三国演义》的唯一作者，他也是值得纪念的，不管《三国演义》是个人创作还是集体创作，不影响作为中国古典名著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