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对传记这门艺术作了精彩的介绍，追溯传记文类传统，探寻传记背后的种种争议。本书获得北京大学世界传记研究中心主任赵白生作序推荐。
赵白生教授在序言中如此介绍本书：“埃尔米奥娜·李的《传记》，有清单式罗列，而且还不少。但作者辅之以过渡性专题，如梦露专题、莎士比亚专题；更聚焦于里程碑研究，如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博斯韦尔的《约翰逊传》、斯特雷奇的《维多利亚名流传》。这样，清单式罗列相当于群众演员，过渡性专题略等于配角，专题性研究无异于主角。如此有层次感的通识书，自然让人像看了一部传记大片，余韵悠长，回味无穷。”
说到传记大片，9月份以来最火的电影莫过于诺兰导演的《奥本海默》，译林君的朋友圈满屏都是观后感小作文。这部长达三小时的传记电影，讲述了美国“原子弹之父”罗伯特·奥本海默的人生传奇与悲剧。
想要近距离了解一位名人，仅仅一部电影远远不够，他们更多的思想和经历，甚至是隐藏的细节，都藏在他们的传记之中。传记之所以成为传记，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传记是一门怎样的艺术？它应该如何被定义？它又有哪些规则？让我们一起走进传记的前世今生吧！
传记，究竟从何而来？
摩西出埃及、吉尔伽美什、夸父逐日、精卫填海……无论中外，人物传记最早的起源都是一些非凡人物的故事。它们充满了教育意义，却并未遵循我们通俗意义上传记的结构。
吉尔伽美什
此后，在古典时代出现的古典传记的主要事件则是战争、征服、在政府和辩论中获胜、统治民众、表露智慧、重要的行为和语录。这些传记的撰写都有道德目的，但也是为娱乐读者。
15世纪以后，圣徒传记地位衰落，但它并未消失。最著名的圣人传被反复重写，其间还会收集新的传闻。就拿下面的圣凯瑟琳来说吧：
圣凯瑟琳是一位国王的女儿，曾在辩论中挑战并击败了皇帝和他的哲学家们，并拒绝嫁给皇帝，因此被判以磔轮的极刑。她最终被斩首，但刀落下的那一刻，从她的身体中喷出的不是血而是牛奶。
据说她是4世纪在亚历山大港殉道的，但直到10世纪以后，人们才将她奉为“杰出的处女殉道者”、基督耶稣的新娘以及修女、哲学家、车匠和乳母的守护神，并开始撰写关于她的故事。
随着圣凯瑟琳的知名度日渐提高，后来的版本难免对其品质添枝加叶。在有些叙述中，她谦恭有礼、风趣机智；而在其他叙述中，她粗鲁而凶残。
总而言之，圣人生平有着多重目的。它们促进了偶像崇拜、神龛的建造和纪念物的出售。它们鼓励虔诚和灵性，并通过各国语言的版本建立了普通民众和教会之间的联结。
到了16和17世纪，人们开始对个人主义感兴趣，榜样传记也逐渐成为典型叙事。
其实，无论是古典时期的伟人生平还是中世纪的圣人传记，所呈现的都不是简单扁平的榜样典型。它们也力图通过夸张的恶行范例和失当范本对普通人进行道德教育，伴之以可怕的警示。
从夏洛蒂·勃朗特到女性传记
贵妇沙龙
17世纪末、18世纪初，很多女性作家写出了不少文学作品，然而女人的回忆录或“语录”却无人收集。相反，一些贵族夫人还热衷于为丈夫写传记，把他们的美德捧上天。
伊丽莎白·盖斯凯尔为同是小说家的夏洛蒂·勃朗特所写的传记则是一个温柔而动人的故事。
1857年，盖斯凯尔作为女人为另一个女人撰写传记，几乎没有先例可循。她比自己的传主大六岁，很喜欢后者的作品。两人初次见面是在1850年，盖斯凯尔当时40岁；她刚刚出版了《玛丽·巴顿》，勃朗特也刚刚出版了《简·爱》。
勃朗特1855年去世后，盖斯凯尔受到帕特里克·勃朗特牧师的请求，为他女儿写一部传记。勃朗特和盖斯凯尔都是深受丧亲之痛的女性。勃朗特的母亲和兄弟姐妹都去世了；盖斯凯尔也在年幼时经历过双亲去世，还曾有两个孩子夭折。
她的写法是保护性的：她希望为勃朗特辩护，否认《简·爱》出版后面临的道德沦丧和文笔粗糙的指控，方法则是没有公开自己所知的勃朗特写给远在布鲁塞尔的已婚男子赫格尔先生的狂热的情书，并刻意强调她的女性气质和宗教上的坚忍态度，而非职业成就。
盖斯凯尔着手写就了一部关于丧亲之痛、孤独、痛苦、基督教的刚毅以及“高贵的忍耐”的叙事作品，大部分篇幅都用于描写勃朗特作为女儿和姐姐，在生活中的那些微小的家常细节。
盖斯凯尔的崇拜者们很喜欢这部传记那种小说家的感同身受和慷慨宽容。有的崇拜者称之为一种新型传记，是“为每一个从世人的视线中消失的女人”所作的辩解。还有人认为它是“一个女人为另一个女人所写的最伟大的传记”。
弗洛伊德：是心理学家，也是传记“大咖”
20世纪被称为传记写作的“黄金时代”。尽管有的名人，比如弗洛伊德，并不看好这一文类，但在这个时期，他对传记的影响是巨大的。
在后弗洛伊德时代，就连不相信精神分析的人，也深感有必要陈述其传主的性爱、疾病、梦境和婴儿期。
而对那些遗臭万年的公众人物进行精神分析，诸如将希特勒写成童年创伤的产物等等，也十分流行。
弗洛伊德自1890年代开始发表他关于癔症与心理学的研究结果，并定义了精神分析的做法，同时在病例中予以陈述。
弗洛伊德把这个过程比作考古发掘，这个隐喻对分析和传记都适用。
在“心理传记”的第一例《达·芬奇的童年回忆》中，弗洛伊德把达·芬奇的生平和作品解读为一个精神病的故事，病因是他童年时对母亲的爱受到了压抑。那种性压抑的一部分被升华为“对知识的渴望”——如此既能解释达·芬奇的古怪，又能解释他的天才。
弗洛伊德指出：
如果传记研究真的力图理解其主人公的精神生活，它就绝不该像大多数传记那样，出于审慎或拘谨，对他的性活动或性特征保持沉默。
从1920年代到1960年代，心理传记一直是一个繁荣发展的文类。各种作家、政治家、世界领袖、作曲家、艺术家、科学家和心理学家都被放上了诊察台。这当然引起了反对的声音。
为什么对一个伟人之病态的探索会令人厌恶？
在弗洛伊德看来：
大多数传记作家对其传主都有一种婴儿般的依恋，希望把他们理想化，把他们变成自己的父亲。虽说他们所用的术语不同，但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研究主张与现代主义者在同一时期期待书写更大胆、更坦率、更有想象力的传记的渴望十分相似。
关于人物传记，埃尔米奥娜·李在这本小书中讲述的远不止这些。
奥斯卡·王尔德为什么公开声称“写传记的永远是犹大”？
伍尔夫对传记写作和对小说同样感兴趣，而肖斯塔科维奇的人生却是传记作家们面对的巨大难题。
的确，由于种种原因，“恐传症”曾经弥漫西方。正如《传记》的序言作者赵白生教授所说：
文坛巨擘，如乔伊斯和纳博科夫，更是火上浇油，无不发挥其“毒舌”的强大本领，纷纷给传记家打棍子、戴帽子，措辞无不用其极：传记家是“传记鬼”、“心理剽窃家”。
然而埃尔米奥娜·李在这本小书最后写下的论断却给我们打下一针强心剂：
每一位传记作家都会偶尔有猜测和推论。如果他们的研究工作做得出色，对传主的了解足够深入，那么他们的猜想就值得一听。
这部关于传记的通识读本，按照传记史的内在逻辑分主题勾勒，有史有论。在赵白生教授看来：“如此有层次感的通识书，自然让人像看了一部传记大片，余韵悠长，回味无穷。但最关键者，无论是清单式罗列、过渡性专题，还是里程碑研究，串起这些组合拳的是作者的史识——掷地有声的论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