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1 司马迁：作《史记》，首创正史纪传体。
司马迁（前145～约前86）字子长，西汉人，两汉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他所处时代正是西汉极盛的汉武帝时期。其父司马谈学识渊博，任太史令，曾有志编写一部通史，但未能如愿，临终前嘱司马迁完成他未竟的事业。迁少时随父移居茂陵（今陕西兴平县），后又到长安。十岁便能诵古文，后来跟孔安国学《古文尚书》，听董仲舒讲《公羊春秋》。20 岁开始外出漫游，足迹遍及江、淮、沅、湘、汶、泗、齐、鲁、峄、鄱、薛、彭城、梁、楚，远至川、滇。广泛搜集旧闻传说，考察民情风俗。他初任郎中。元封三年（前108 年）继任父职，为太史令，得以饱览皇家所藏图籍。武帝太初元年（前104 年）参加制定《太初历》后，开始撰写《史记》。天汉二年（前99 年）因李陵与匈奴战败投降，迁为之辩护，触怒汉武帝，下狱受腐刑。太始元年（前96 年），被赦出狱，任中书令。他忍辱发奋，继续著述，约在征和三年（前90 年）完成了不朽的史学名著《史记》。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太史公记》、《太史公》。西汉司马迁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而著。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迄汉武帝时代。共130 篇：本纪12 篇，表10 篇，书8 篇，世家30 篇，列传70 篇。总结了我国三千多年社会发展历史，开创了我国纪传体史书的体例。书中记述了历代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情况及帝王、公侯、将相和其他重要人物的事迹，对国家统治者敢于批判、讽刺。塑造了鲜明的人物形象和性格特征。
《史记》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贯通古今，网罗百代的通史名著。正因为《史记》能够会通古今撰成一书，开启先例，树立了榜样，于是仿效这种体裁而修史的也就相继而起了。通史家风，一直影响着近现代的史学研究与写作。司马迁的文学修养深厚，其艺术手段特别高妙。往往某种极其复杂的事实，他都措置的非常妥贴，秩序井然，再加以视线远，见识高，文字生动，笔力洗炼，感情充沛，信手写来，莫不词气纵横，形象明快，使人“惊呼击节，不自知其所以然”。
No.2 司马光：编成《资治通鉴》，为编年史第一部巨著。
《资治通鉴》是司马光和他的助手刘攽、刘恕、范祖禹、司马康等人历时十九年编纂的一部规模空前的编年体通史巨著。记载了从战国到五代共1362年的史实。在这部书里，编者总结出许多经验教训，供统治者借鉴，宋神宗认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即以历史的得失作为鉴诫来加强统治，所以定名为《资治通鉴》。《资治通鉴》全书294卷，约300多万字，另有《考异》、《目录》各三十卷。是我国编年史中包含时间最长的一部巨著。（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是《春秋》）。全书按朝代分为十六纪，即《周纪》五卷、《秦纪》三卷、《汉纪》六十卷、《魏纪》十卷、《晋纪》四十卷、《宋纪》十六卷、《齐纪》十卷、《梁纪》二十二卷、《陈纪》十卷、《隋纪》八卷、《唐纪》八十一卷、《后梁纪》六卷、《后唐纪》八卷、《后晋纪》六卷、《后汉纪》四卷、《后周纪》五卷。
《资治通鉴》是一部编年体的通史(《史记》为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春秋》为现存最早编年体史书），按时间先后叙次史事，往往用追叙和终言的手法，说明史事的前因后果，容易使人得到系统而明晰的印象。它的内容以政治、军事的史实为主，借以展示历代君臣治乱、成败、安危之迹，作为历史的借鉴。叙述了各族人民的生活与斗争。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与司马迁的《史记》并列为中国史学的不朽巨著，所谓“史学两司马”。《资治通鉴》自成书以来，历代帝王将相、文人骚客、各界要人争读不止。点评批注《资治通鉴》的帝王、贤臣、鸿儒及现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学者不胜枚举、数不胜数。作为历代君王的教科书，对《资治通鉴》的称誉，除《史记》之外，几乎都不可以和《资治通鉴》媲美。
No.3 孔丘：最早的一部编年体断代史书及历史文件汇编《春秋》《尚书》
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汉族，春秋时期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市南辛镇）人，先祖为宋国（今河南商丘）贵族。中国古代的大思想家和大教育家、政治家，儒家思想的创始人。相传曾修《诗》、《书》（即《尚书》），订《礼》《乐》，序《周易》，撰写《春秋》。孔子集华夏上古文化之大成，在世时已被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是当时社会上的最博学者之一，他一生从事传道、授业、解惑，被后世统治者尊为孔圣人、至圣、至圣先师、万世师表，是“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孔子的儒家思想对中国、儒家文化圈及世界有深远的影响。
《春秋》我国最早的一部编年体断代史书，相传是孔丘根据鲁国史官所编的《春秋》加以整理，修订而成。创私家编订史书的仟端。记述方法是“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年”，全书记述了周王朝、鲁国和其他诸侯国的事迹。上起公元前722 年（鲁隐公元年），下讫公元前481 年（鲁哀公十四年），共242 年。全书17000 字。记事简单，往往只用三言两语。内容主要是各国互相征战、朝会、结盟、往来聘问及天地灾异等事。同时孔子还对这些事件作了一些评论，选择他认为恰当的文字来暗寓褒贬之意，即所谓“徽言大义”，后世称为“春秋笔法”。它对后世的哲学、政治思想及历史、文学著作有很大影响。
《尚书》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历史文件汇编。原名《书》，因其记上古之事，故称《尚书》。尚，古通“上”，即“上古史书”之意。是儒家经典之一，又称《书经》，相传由孔子编选而成。秦始皇焚书时，《尚书》在焚禁之列，济南人、伏生将《尚书》藏于屋壁内。至汉初取出时，只残存28篇，立于学官，用当时隶书写定，称《今文尚书》，并从此由史书变为儒家五经之一。汉武帝末期，相传在孔府壁中发现了用先秦文字写的《尚书》，称《古文尚书》。从此，便引发了经学史上的今、古文之争。从内容上看，《尚书》中的28 篇是学术界公认的比较可靠的材料，包括《虞书》2 篇、《夏书》2 篇、《商书》5 篇、《周书》19 篇，是商、周二代统治者的讲话记录及东周、战国时期根据远古材料加工编成的虞、夏史事记载；从时间上说，上起原始社会末期的虞、舜时期，下止春秋时代秦穆公；从文体上看，有典、漠、训、诰、誓、命六种，除《禹贡》外，均是上训下或下告上之词，类似于后世的诏令奏议。是研究我国原始社会末期、夏商周三代，尤其是西周初期历史的重要史料。
《春秋》作为史家之经典，以一字为褒贬，微言大义，存乎其中。全书文字简略，叙事注重结果，一般不铺叙过程，写法很象今天的标题新闻。这本书卓立千古，具有不可动摇的历史地位，首先是因为它具有高超的表现技巧，即“春秋笔法”。经学家认为它每用一字，必寓褒贬，后因以称曲折而意含褒贬的文字为“春秋笔法”。所谓“春秋笔法”，也叫“春秋书法”或“微言大义”，成为我国古代的一种历史叙述方式和技巧，或者说一种使用语言的艺术，是孔子首创的一种文章写法。历史上，左丘明发微探幽，最先对这种笔法作了精当的概括：“《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贤人谁能修之？”朱熹则说：“圣人作春秋，不过直书其事，善恶自见。” 唐代《史通》一书中赞曰：“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
No.4 吕不韦：一部辉煌的《吕氏春秋》，号称“一字千金”
吕不韦（前292年～前235 年），战国末期卫国著名商人，后为秦国丞相，政治家、思想家，战国末年濮阳（今河南淄阳西南）人。原为阳翟（今河南禹县）巨商。他在赵都邯郸见到以质居赵的秦公子异人（后改名子楚），认为“奇货可居”，游说华阳夫人，立为太子。秦孝文王（安国君）死，子楚继位（即庄襄王）。任其相国，封文信侯。庄襄王卒，秦王政（秦始皇）年幼继位，他继任相国，尊为“仲父”，食邑十万户。又利用燕赵矛盾取得河间（今河北献县东南）十城作封邑。执政时攻取周、赵、魏的土地。门下有宾客三千，家僮万人。曾令宾客编著《吕氏春秋》，又称《吕览》，书成之日，悬于国门，声称能改动一字者赏千金。此为“一字千金”。秦王政亲理政务后，因嫪毒案被免职、放逐，忧惧自杀。今存《吕氏春秋》26卷。
《吕氏春秋》汇集了先秦各种学派的思想，既有儒家、墨家、法家、名家的主张，也有道家、农家、阴阳家的观点，是杂家的代表著作。其编写目的，是为秦国统一天下、治理国家准备思想理论武器。全书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共26卷，20 多万字，汇合了先秦各派学说，“兼儒墨，合名法”，故史称“杂家”，这是杂家思想的代表作。文章不尚藻饰，朴实简劲。组织结构很有系统性，论说事理很有逻辑性。在论述中引证了大量的古史旧闻，及天文、历数、农业、音律等各方面的资料。所引用的书籍，有许多后世已经失传，因而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对后来的《史记》亦有显著影响。但由于是集体著述，思想很不统一。
《吕氏春秋》在先秦诸子著作中，《吕氏春秋》被列为杂家，其实，这个“杂”不是杂乱无章，而是兼收并蓄，博采众家之长，用自己的主导思想将其贯穿。网罗精博，体制谨严，析成败升降之数，备天地名物之文，总晚周诸子之精英，荟先秦百家炎眇义。虽未必一字千金，要亦九流之喉襟，杂家之关键也。《吕氏春秋》分析和论述了《吕氏春秋》与先秦各家的异同，并进而论述了“兼容并蓄”这一杂家的特点，是思想、文化发展的规律。在《吕氏春秋》之前，苟子、韩非已经不公开地采取了其他学派的观点；在《吕氏春秋》之后，汉、唐到宋、明各大学派，也都“兼容并蓄”地吸收了其他学派的观点。用这一思想治理国家对于缓和社会矛盾，使百姓获得休养生息，恢复经济发展非常有利。
吕不韦编著《吕氏春秋》既是他的治国纲领，又给即将亲政的秦始皇提供了执政的借鉴。可惜，由于吕不韦个人的过失，使秦始皇对这部书弃而不用，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吕氏春秋》的价值逐渐为后人领悟，成为了解战国诸子思想的重要资料。
No.5 左丘明：著有《左传》，编年体史书创始人。
左丘明（前556年－前451年），姓丘，名明。汉族，春秋末期鲁国都君庄（今山东省肥城市石横镇东衡鱼村）人。相传为春秋末期曾任鲁国太史官，是中国古代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军事家。晚年双目失明，相传他根据春秋时代各国史实及有关文字记载，著编中国重要的年体史书巨著《左氏春秋》（又称《左传》）和《国语》，两书记录了不少西周、春秋的重要史事，保存了具有很高价值的原始资料，是后人研究春秋社会各种历史的宝贵资料。由于史料翔实，文笔生动，引起了古今中外学者的爱好和研讨。被誉为“文宗史圣”“经臣史祖”。孔子、司马迁均尊左丘明为“君子”。历代帝王多有敕封：唐封经师；宋封瑕丘伯和中都伯；明封先儒和先贤。
《左传》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记事详细完整的历史著作，相传是春秋鲁国的史官左丘明所著。被认为是解释孔子《春秋》的，故称《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与《公羊传》、《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为儒家的经典之一。晋代杜预分年放在《春秋》后面，合为一书，加以注释，叫《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左传》记事起于公元前722 年（与《春秋》相同），止于公元前454 年（比《春秋》晚27 年）。比较系统地详细记述了这一时期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方面的重大事件，内容丰富多彩，用精炼的笔墨描写复杂纷繁的事件，刻画各式各样的人物，尤其是战争和外交辞令，写得更为出色。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注本有《十三经注疏》中的《春秋左传正义》，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
《国语》春秋时期的国别史，我国最早的分国纪事的史书。相传为春秋时期的左丘明著。以记西周末年和春秋时期周、鲁等国贵族的言语为主。分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语，共21 卷。它和《左传》一样纪事截至韩、赵、魏三家灭智伯（前454 年）止。如同《左传》的姊妹篇，故有《春秋外传》或《左氏外传》之称。其特点是以“国”分类，以“语”为主。记史事的原委很简单，但记言论则详细，不是自始至终有系统地记，而是有重点地记述若干事件。它展示历史的横断面，同编年史可以互相补充，是研究先秦史的重要资料。通行本有三国韦昭的《国语解》。近人徐元诰著有《国语集解》。
《左传》文章优美，其记事文对于极复杂之事项──如五大战役等，纲领提挈得极严谨而分明，情节叙述得极委曲而简洁，可谓极技术之能事。其记言文渊懿美茂，而生气勃勃，后此亦殆未有其比。又其文虽时代甚古，然无佶屈聱牙之病，颇易诵习。故专以学文为目的，《左传》亦应在精读之列也。
No.6 班固：著《汉书》，开创断代史体例。
班固（32～92）字孟坚，扶凤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东汉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其父班彪博学多识，曾作《史记》续篇《后传》65 篇。家学渊源对班固的思想和学业有重大影响。时值光武、明、章东汉鼎盛时期，为班固继父遗业，编撰《汉书》提供了有利条件。班固年9 岁，能属文诵诗赋。16 岁入太学，研习儒家经典，涉猎诸子百家。23 岁因父丧还乡守孝，着手整理《后传》。27 岁起便在《后传》基础上撰写《汉书》。永平五年（62 年），有人上书明帝，诬以私改国史，被系京兆狱。弟班超上书力辩，乃获释。明帝任命他为兰台令史，并令其修撰《汉书》。建初7 年（82 年），《汉书》基本告成。永元4 年（92 年），班固因受窦宪谋反牵连，被捕死于狱中。其时，《汉书》中尚未完成的8 表由其妹班昭和马续写，《天文志》由马续补写。另外，在章帝时，班固还撰有《白虎通义》一书。
《汉书》我国第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东汉班固著。在其父班彪所著《史记后传》的基础上，历二十余年修成。其中八表和《天文志》是班固死后由其妹班昭和马续写。全书有帝纪十二、表八、志十、列传七十，共一百篇，分一百二十卷。记事上起汉高祖元年（前206 年），下迄王莽地皇四年共二百二十九年。多用《史记》原文加以增删，改书为志，废世家入列传，并创《刑法》、《五行》、《地理》、《艺文》四志，使志书进一步完备。汉武帝以后各篇都是新作。对人物的评价是依据儒家的伦理道德标准。
《汉书》开创了正史体例。《汉书》开创了断代史的叙史方法，体例为后世沿袭。自秦汉以来，均为君主本位政体，本朝人往往不敢直接评论本朝政治，忌讳甚多，而断代史则合乎作者的心理，因为前朝已灭亡，评述前朝政事，危疑较少，较易发挥。故《汉书》一出，此后历朝官修“正史”均以断代为史。《汉书》继承了纪传体优点，此后正史均沿用纪传体的体例。纪传体是以人物传记为中心，虽然各自独立成篇，但彼此间又互有联系，因此全书可以合成一整体。它既能扼要列举历史发展的大概，又可以详细记述有关的史事。既便于查看个别人物活动的情况，又能顾及典章制度的历史沿革，其优点极多，使纪传体能为后世史家所采用。史学家章学诚曾在《文史通义》中说过：“迁史不可为定法，固因迁之体，而为一成之义例，遂为后世不祧之宗焉。”
此外，《汉书》扩大了历史研究的领域，《汉书》开创了目录学，《汉书》确立了书志体，《汉书》保存了珍贵的史料。
No.7 杜佑：著有《通典》，为我国第一个记叙典章制度的通史。
杜佑（735--812），唐中叶宰相，政治家、史学家。字君卿。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附近）人。生于世宦之家。父杜希望，官至鄯州都督、陇右节度留后。佑以门资入仕，历任江淮青苗使、容管经略使、水陆转运使、度支郎中兼和籴使等，又以户部侍郎判度支。后出为岭南、淮南节度使。在淮南期间，开雷陂以广灌溉，辟海滨荒地为良田，积米至五十万斛。杜佑在地方及中央任上均有出色政绩，用了三十五年完成了《通典》，创立了史书编纂的新体裁，开创了中国史学史的先河。
《通典》是我国第一部专记历代典章制度沿革的通史。从代宗大历元年（766 年）开始，至德宗贞元十七年（801 年），撰述时间长达35 年。该书所载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迄唐玄宗天宝末年，至于肃宗、代宗以后的变革，有时也附在注中加以记述。今本《通典》共200 卷，分为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九门，各门再分子目。对每一种制度，都综贯古今，溯源明流，通其原委，极有条理。书中不仅保存了大量有关历代典章制度的重要史料，成为考据唐以前掌故的“渊海”，而且为编写制度通史开创了先例。这种体例虽来源于纪传体史书的书志，却超过了以人物纪传为叙史中心的范围，发展成为专记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典章制度的文化专史。尤其应指出的是该书计有九门，而以“食货”为首，在“食货”中，又以“田制”为先。这种把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特别是历代土地关系的变革放在历代典章制度的首位加以叙述的作法实为作者首创。由此也可看出，作者是把农业生产的发展作为封建社会政治与文化发展基础的，在当时有其进步意义。同时，本书对唐代记载特别详细，主张经世致用，这也反映了作者进步的史学思想。本书不足之处在于作者从维护封建礼教的观点出发，以相当于全书过半的篇幅，记述礼、乐，致使全书臃肿，实属不当。
《通典》确立了中国史籍中与纪传体、编年体并列的典制体，开辟了史学著述的新途径，是我国第一部，也是成就最高的一部典章制度专史。杜佑以前的典章制度史，基本集中于纪传体史书中的书志部分。在史实容量和撰述体例上都有诸多的限制，无力承担完整记述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发展变化历史的任务，落后于社会的客观需要。《通典》把这一体裁独立出来，为这一体裁的成熟、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天地。从此以后，典制史成为传统史学的一个重要门类，出现了一系列典章制度史的专书，丰富了传统史学的表现能力，也促进了史学服务于社会这一优良传统的发展。在《通典》影响下，《通志》、《文献通考》等书相继问世，为研究中国历代典章制度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No.8 袁枢：著《通鉴纪事本末》，创立了纪事本末的体裁。
袁枢(1131—1205年)，字机仲，建安(今福建建瓯)人。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中进士，历任温州判官、严州教授、太府丞兼国史院编修、大理少卿、工部侍郎兼国学祭酒、右文殿修撰、江陵知府等职。他晚年喜易，著有《易学索引》、《周易辩异》等书。
袁枢编纂《通鉴纪事本末》的原因之一，给内外交困的赵宋封建政权提供安邦治国的药方。另一个原因，是为了解决读《资治通鉴》的困难。由于《通鉴》记述了1300多年的史实，取材宏富，但它只是每年记述，对于一件事情连续好几年的，它未能连贯记述，如果要了解其全貌，就要翻阅好几卷，读者很不方便。据说，《资治通鉴》修成后，司马光希望写作班子以外的有关人员再看一遍，但使他很失望，只有一个名叫王胜之的借去看了一遍，别的人面对这部巨著，有的只翻了几卷，有的只看了几页就不想再看了。由此可见，《通鉴》由于篇幅太大使人阅读困难。司马光本人也感觉到这一难处，他晚年时曾经想另写一部《资治通鉴举要历》，把《资治通鉴》简化一番，但他老了，已力不从心，结果没有完成。
袁枢根据《资治通鉴》记载的重要史实，以事件为中心，按照《通鉴》原来的年次，分类编辑，抄上原文，把司马光的史论也抄上，每事标以醒目的题目，而袁氏本人没有发表意见，也没有加上一句话。这样，共编集了239个事目，始于《三家分晋》，终于《世宗征淮南》，记述了1300多年的史事，共42卷。袁氏虽然只用了大约两年的时间编写《通鉴纪事本末》，但他熟读《通鉴》却花了不知多少年的时间。他不但要熟读《通鉴》，了解其全部内容，还要吃透司马光的史学见解。
袁枢最大的贡献，是开创了以纪事为主的本末体，实现了史书编纂体的突破，从而出现了编年、纪传、纪事本末三足鼎立的体例。以“时”为中心的编年体和以“人”为中心的纪传体各有千秋，而检索不便则是它们的共同缺点。而袁枢创立的以“事”为中心的纪事本末体裁，却弥补了编年与纪传体的不足，因而丰富了史学内容，开创了以“事”为纲的本末体史书先例。
No.9 刘知几：编著《史通》，我国第一个史学批评家。
刘知几，唐代史学家。永隆年间（680年）以弱冠举进士，历任著作佐郎、中书舍人、著作郎，又撰起居注，兼修国史二十余年。景龙二年（708年）辞去史职，从事私人修史工作。开元九年，六十岁时因营救长子犯罪流配一事而被唐玄宗贬为安州都督府别驾，不久去世。有《史通》传世，对中国唐朝以前的史籍作了全面的分析和批评，是中国第一部史学理论专着。
《史通》唐刘知几撰。该书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史学理论专著。书共20卷，原有52 篇，今存49 篇，分内、外两部分。内篇36 篇，外篇13 篇。综观全书内容，内篇多论史籍源流、体例和编撰方法，外篇则多论史官建置的沿革和史书得失。书中作者对与修史有关的许多问题，都具体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表现了卓越的识见和才能。书中，作者对过去的历史著作进行了认真的总结。他把已往的史书分为《尚书》、《春秋》、《左传》、《国语》、《史记》、《汉书》六家，一一探其源流，述其意义和作用，评其优劣得失。
同时，又把编年与纪传作为“正史”的二体，追本溯源，论其长短，辨其利弊。对于被封建统治者奉为经典的《尚书》、《春秋》，刘知几敢于提出异议，批评《春秋》“真伪莫分，是非相乱”，对书中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亲者讳指责为“爱憎由己”，“厚诬来世”。反映了作者进步的史学思想。
对于如何编写史书，刘知己作了详细的论述，并提出了不少值得重视的见解。如他提倡编写纪传体的断代史，并主张增加都邑、氏族、方言、方物四志。认为史书的内容应详近而略远，史家在编撰史书时，对史料应“博采”和“善择”。他还认为编写史书必须重视语言的运用，主张史书的语言措词应在如实反映历史真实情况的前提下，采用当时的语言，反对摹拟古文和用浮词滥调。这些主张在当时是颇有见地的。史家的品质才干直接关系到所编史书的质量。对此，刘知几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并提出了“才、学、识”为史学“三长”的主张。认为史家应具备“史才”、“史学”、“史识”，三者中“史识”尤为重要。这一理论不但是对以往史学思想的总结，而且也是古代史学理论的一个重大发展，对后世史书的编写及历史评论学的建立，均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顾炎武生于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卒于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享年70岁。初名绛，字忠清，入清后为表示不与清朝合作，便改名为炎武，易字宁人，号亭林，江苏昆山人。他自幼继承家学，15岁时就加入“复社”，与宦官弊政作斗争，清兵南下后，他又参加了昆山嘉定人民的反清武装斗争。他针对当时晚明的社会政治腐败、人民生活困苦、外患日急，而文坛学士每每只是侈谈理性、追求名利的腐朽状况，提倡经世致用学风。他决心涉猎群书，探求一些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学问，作为自己改造社会拯救国家的根据。他一生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学风严谨，成就宏富。
《天下郡国利病书》以讲究郡国利病贯穿全书，重点辑录了兵防、赋税、水利三方面内容。作者十分重视研究各地兵要地理，深感兵防之重要，所以书中对全国各地的形势、险要、卫所、城堡、关寨、岛礁、烽堠、民兵、巡司、马政、草场、兵力配备、粮草供应、屯田以及有关农民起义和其他社会动乱等方面资料，无不详细摘录。所以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称此书为“政治地理学”。
《天下郡国利病书》对于边疆的形势和沿革叙述特别详细，则又可看到作者对于祖国边陲的深切注意及其中蕴含着的爱国深情。在有关云南省的篇章中，历述了云南、大理、临安、永昌、楚雄、曲靖、澄江、蒙化、鹤庆、姚安、广西、寻甸等府和车里、木邦、孟养等军民宣慰司的沿革。在“边备”一卷中介绍了辽东、宣府、大同、榆林、宁夏、甘肃、哈密等地的形势。在“河套”及“西域”二卷中叙述了交趾、安南、流求、日本、真腊、爪哇、三佛齐、暹罗、满剌加、苏门答腊、锡兰、佛郎几等国的位置、沿革、交通和物产等情况。这些内容对于我们今天了解古代边境各地和国外的情况仍有相当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