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将自己的才华和心力奉献给了他所热爱的事业，还把真知灼见和等身著作留给了世人。学术比生命更长久，能永葆不朽，嘉惠学界，开示后学。
谨以此文缅怀父亲杰出的学术贡献！
中国历史学规划会议
父亲在1979年《自定年谱》中说：“‘四人帮’粉碎，诸事待理，史学界‘文革’前即有批判，由批李秀成而批叛徒，由批‘海瑞罢官’而‘文革’以起；旋且‘批林批孔’、‘儒法斗争’，如今拨乱反正，实不容缓。”
是年3月，中国历史学规划会议在成都举行。父亲于19日由上海出发，抵川后，住成都锦江宾馆，与唐长孺、王仲荦、孙思白、祁龙威等旧友会面，与历史所老领导奚原、洪廷彦久别重逢，还认识了新友陈锡祺、钱宏等。钱宏告知近代史所拟创刊《近代史研究》，请父亲撰文，欣然应允。返沪后，即撰写《戊戌政变后的唐才常和自立军》寄出，刊登在该刊创刊号上。又与中华书局李侃、赵守俨相会，“赵系旧识，李侃虽尝通讯，实系初识，实则余与李侃斯时始晤面，《戊戌变法人物传稿》、《章太炎政论选集》等均出于与李君相识之前也，新旧友好相聚，颇相得也”。（汤志钧：《自定年谱》，1979年（己未）五十六岁）
开会期间，游览青城山、都江堰、工部草堂、王建墓、武侯祠、南郊公园等地。
成都会议结束后，赴重庆，参观红岩、周公馆、北碚公园等。4月5日，乘轮经三峡南下。9日抵武汉，唐长孺等来接，并邀父亲和王仲荦先生至武汉大学讲学，章开沅亦来数次。父亲在武汉大学讲授近代人物评价。在武汉度过四天，得暇看望多年不见的大姑。结束成都的访问讲学，乘“东方红”12号轮经南京返沪。
四川之行取得的最大收获是，与王仲荦先生谈妥编纂《章太炎全集》事宜：
自川经鄂抵金陵，均与仲荦夫妇同行，纵谈古今，而以谈《章集》为多。返后，仲荦多次来函相商，山东大学殷孟伦、殷焕先；南京师院诸祖耿、徐复；南京大学程千帆、洪自明；武汉大学黄焯；杭州大学姜亮夫、蒋礼鸿；北京图书馆李希泌；苏州朱季海、沈延国；上海顾廷龙、潘景郑、王乘六、金德建等均示赞同，且为参加标校整理者。余则在沪与上海人民出版社多次联系，决开会相商。11月3日，仲荦来沪，参加会议者尚有殷孟伦、徐复、蒋礼鸿等，决定出版《章太炎全集》，并制定凡例，明确体例，繁体直排。分工既定，仲荦与余即去苏州。时章夫人汤国梨已九十七高龄，以所撰《章氏丛书凡例》暨《刘子政七略别录佚文徵》见示，又见《致报社书》，申明外间流传挽联多伪作，“语句猥杂”，念及《挽孙中山联》之真伪，又一本证矣。
仲荦以为章氏著作，除手稿、抄稿外，书稿每有眉批，多为章氏读书心得，亦应录存。率先将“藏之箧笥，盖四十余年”之《全上右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校评》理出，惜其他编者如仲荦之认真严肃者不多也。（按：《章太炎全集》于1982年起出版六册，第一册《诂经札记》、《七略别录佚文徵》为余标校，且陆续交稿多种，而出版社因印数少，投资巨，竟不再出。即已出各种，亦有不足，出书后即遭批评，徐复且斥为“错误百百出”。）
回沪后，历史所近代史组召开会议，父亲作了中国历史学规划会议的传达报告。大家认为，这次中国历史学规划会议在成都召开，对我国史学研究工作是一个有力的促进，今后应把主要精力放在搜集整理史料和专题研究上。会上较早地提出研究上海史及出版上海史研究的不定期刊物。
同年5月，父亲出席在南京举行的太平天国学术讨论会，邀请了10位外国学者参会，其中日本学者有小岛晋治、并木赖寿、掘川哲男3人，其他各国均仅1人。期间至第二历史档案馆抄得章氏褒扬资料等。会议结束后，赴常州省亲。
是年5月23-25日，父亲参加上海市史学会1979年年会，“会长周谷城作会务报告，指出上海史学界为适应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要继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分析新情况，研究新问题。史学工作者必须肃清流毒，面对真理，打破禁区，敢说真话，在四个坚持的原则下，鼓励各种学派、各种学说的自由讨论。在史学园地中，所有的人都应以平等精神对待学术，允许不同意见的争论，允许批评与反批评。学术问题不允许搞‘集中制’，应废除由领导机关或自命权威的人士为学术论争作结论的错误做法。”“年会分中共党史、中国现代史、中国近代史、中国古代史、世界近现代史、世界古代史等专业进行了学术交流。陆志仁传达了中国历史学规划会议的精神，李华兴传达了五四运动60周年学术讨论会的情况，吴泽、蔡尚思、沈之瑜分别作了《马克思主义与历史科学》、《大教联的进步活动》、《关于外国博物馆工作》的报告。沈以行汇报了筹备年会和协商增补理事人选的经过。”（姜义华主编：《史魂—上海十大史学家·附录》，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4月出版，第446页）会议选举了新理事会，父亲当选为理事。
当年还有其他学术会议，如南开大学召开明清史讨论会，撰《清代经今文学的复兴》；北京召开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撰《五四运动和经学的终结》；广州中山大学召开辛亥革命讨论会，撰《辛亥革命前夕的章太炎》，皆因工作繁忙，未能出席，论文则陆续在刊物上发表。
中国史学会代表会议
会议之前，父亲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副院长陆志仁嘱拟开展上海史研究之发言稿，稿早改就，由陆发言，盖余已表示不参加上海史研究，但愿相助也。住京西宾馆，与周传儒同室。周为梁启超门人，已七十余，谈任公佚事。李侃、林甘泉、王庆成等先后来访。会议谈理事选举，有欲提余名者，暗止之。会议决定，1981年召开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以研究辛亥时期资产阶级为中心，并委余在沪组织文稿。”（汤志钧：《自定年谱》，1980年（庚申）五十七岁）
回沪后，召开上海史研究动员会议，并筹备成立上海史研究会：
为了推动上海史研究，上海市历史学会、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最近邀请了本市部分史学工作者，举行上海史研究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陆志仁、沈以行、唐振常、陈旭麓、汤志钧、丁日初、徐尚炯、陆诒、李龙牧、洪荒、吴贵芬、刘惠吾、黄苇、冯英子、任武雄、王文楚、程翌康，历史所上海史研究室沈恒春、吴德铎、谯枢铭、潘松鹤、邬烈勋、李德靖、姚全兴，以及长期在上海从事文化工作的老前辈江闻道、陶菊隐、徐铸成等三十多人。
会上，录陆志仁同志传达了中国史学会成立大会关于开展地方史研究情况，希望能够成立一个上海史研究会，更好地开展上海史研究工作。（姚全兴：《群策群力，开展地方史研究——上海史研究座谈会纪要》，《社会科学》1980年第4期）
1980年是义和团运动八十周年，召开中国史学会代表会议期间，《光明日报》理论部邀请戴逸、李侃、汤志钧、陈庆华、丁名楠、金冲及、章开沅、林增平、龚书铎等参加专题讨论会，5月27日该报刊登标题为《如何评价义和团运动》的发言纪要（节录）：
编者按：关于义和团运动的评价问题，史学界存在着不同的观点，最近在中国历史学会举行成立大会期间，北京市历史学会和本报理论部联合邀请部分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同志举行了评价义和团运动的专题座谈会，这里发表的是发言纪要（以发言先后为序）。
汤志钧（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室主任）：义和团运动可研究的问题很多，上海史学会去年讨论了义和团，对义和团的评价有不同观点，但没有充分展开。义和团运动有严重的封建性和盲目排外性，但它的反帝是不能否认的，成就也不能低估，对它的意义要有足够的认识。
同年8月，父亲赴山西太原参加历史大辞典会议：
8月6日，经北京去山西太原参加历史大辞典会议。初，梁寒冰请吴泽转邀主持历史大辞典经学史条目，又专程来所，只能参加，会期与天津南开大学主办之明清史会议冲突，遂未去南开。沪上参加者有吴泽、谭其骧、程应鏐、杨廷福等。会中有提出经学史与哲学史合并者，如合并，余亦可少一事矣。
组织游五台山，经龙王庙、镇海寺。次日，爬菩萨顶，游南天寺、北天寺、龙泉寺。以南天寺最高，各108级。又至玄通寺、显通寺、玄塔寺、藏经阁。第三天至佛光寺经五台县而返。
山西大学邀往讲学，讲经和经学，《晋阳学刊》载此发言，曰《批判封建文化，清理儒家经学》（刊《晋阳学刊》1980年第3期“笔谈”）。（汤志钧：《自定年谱》，1980年（庚申）五十七岁）
11月，赴长沙参加辛亥革命讨论会：
11月26日，在长沙参加辛亥革命讨论会，林增平邀宴，李侃、增平、李时岳、金冲及与余号称酒中“五虎将”。为湖南师范学院（今湖南师范大学）讲“戊戌维新与孔子改制”。又与金冲及参观马王堆，冲及时任职《文物》杂志，得仔细寻阅。
会议期间，老友相聚，青梅煮酒,把酒言欢，评出“五虎将”。戴海斌、沈洁在采访时，还提到这件逸闻趣事：
汤志钧：（大笑）
沈洁：哪五个？
汤：林增平、李时岳、金冲及、李侃，还有我一个。
戴：那您后来就不喝了吧？
汤：中风之后就不喝了，但是有的时候，喝一两杯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
戴：您生病之前酒量应该很大的。
汤：酒量啊，酒量最大的，林增平不错，李时岳也不错，金冲及马马虎虎，他欢喜闹着玩。龚书铎啊，他不会喝酒，就是陪在那里，所以叫他陪酒男郎！（大笑）所以我们有趣的事情太多了！（戴海斌、沈洁采访整理：《汤志钧先生访谈录》，《史林》2014年增刊（总第150期））
参加会议外，还在高校讲学。除在山西、长沙讲学外，为本市复旦大学讲戊戌维新，为华东师范大学讲近代人物，为复旦大学分校（今上海大学）讲两汉经学，为上海师范学院代教育部主办之师资培训班讲经今文学与戊戌变法等。
《中国历史大辞典》编辑工作会议
《中国历史大辞典》是在中国科学院领导下，集中全国史学界力量，准备于1985年完成的重点科研项目。上海史学界由复旦、师大、师院历史系和我所承担了史学史、历史地理、宋史、经学史和土地制度史（部分）五科的编写任务。为了协调五科工作，2月27日和3月26日在上海师大和辞书出版社，召开了两次由编写人员和辞书出版社有关同志参加的工作会议，中国科学院梁寒冰同志专程从京来沪参加了第二次会议并讲了话，吴泽、谭其骧、程应鏐、汤志钧以及辞书出版社束纫秋、巢锋等同志也都到会。
与会者一致认为：选辞、释词一定要体现“广、深、准”的原则，亦即不仅要广而不滥，所选辞目要有三分之一以上是国内外同类辞书上所没有的；而且释辞必须准确、简练，要有充分的史料依据，能反映出我国的学术水平。目前，上海五科辞目大体已经拟定，历史地理分册编纂组还写了五十条左右的辞目释文，供大家借鉴和参考。
会议就辞典的体例、收辞原则和各科辞目的交叉平衡问题进行讨论，认为上述问题是编写辞典的关键。因此，召开整部辞典的辞目审议会议是至关重要的。梁寒冰同志表示，总编纂处初定于今年7月下旬召开这个会议。
是年8月8日至18日，《中国历史大辞典》编辑工作会议在山西太原召开，全国50余名代表出席，着重讨论了《中国历史大辞典》的总体设计、编纂凡例和编纂工作的组织分工方法，父亲与吴泽、谭其骧、程应鏐、杨廷福等参加会议，并撰文记述会议经过（节选）：
在讨论中，大家关心的问题是：
1.选辞范围和释文标准：初步设想，全书收辞五万条。但从目前各分科拟定的辞目来看，详略不等。很多同志认为，应该有一总体设计，注意平衡。例如民族史中选辞较广，作为“民族”专业辞典是应该收的，但作为《中国历史大辞典》，则易与其他分科比例失调。释文也是如此。有的同志认为应该根据人物的历史作用决定释文“等级”，不能单从政治需要出发，如明代的“海瑞”就不能写得比“张居正”多。至于释文出处，强调初稿一定要注明，但正式出版却要抉择，否则字数就易扩张。《历史教学》自今年第七期起，每期选登辞条20000条左右，从已刊的“阶级关系”、“历史地理”、“历史人物”来说，也有可商之处，如字数一般偏长，有的虽经编辑部浓缩，仍旧超过原定“等级”，而事实上文字是可以精简的。
2.断代史与专科的关系：《中国历史大辞典》除分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等断代外，还有历史地理、民族、土地制度、经学史、思想史、史学史、中外交通史等分科。“断代”中如果不写“分科”，那就仅有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而“分科”又需通贯，不能囿于“断代”。除历史地理有相对的独立性外，其余“分科”，几乎都和“断代”交错。这样，既要避免重复，又要防止遗漏。而“职官”一目，如今放在“断代”，而不少职官，沿袭旧制；也有同名异职，并无渊源。如“尚书”，始置于战国，直到清代，都有“尚书”之名，但职掌权力递变发展，“断代”就难于处理。
3.下限问题：《中国历史大辞典》的下限原定为辛亥革命，即清王朝结束，但不少人物，主要活动在清朝，而死在民国。如康有为，大家认为要收，那梁启超也不能不收，而梁在北洋时期又有活动。又如王国维的主要学术成就在民国，而思想上又依恋清室。再如1919—1949年的“中华民国”，又该如何处理？
1980年8月《中国历史大辞典》编辑工作会议在山西太原举行，图为大会合影，前排左五为吴泽、左六为谭其骧、左七为郑天挺、右一为程应鏐；中排右五为杨廷福、右六为父亲
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
1981年为辛亥革命七十周年，中国史学会决定在武昌举办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成立组织委员会，由胡绳、刘大年任组长，委员除北京较多外，上海、广东、湖南、湖北、河南、陕西各一位，父亲为上海组委会委员。为迎接大会的召开，作了以下的筹备工作：
4月24日，中国史学会在上海举行第一次年会，请余列席，并组织“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研究述评”。会议期间，杨廷福邀史学界老年代表餐叙，到有邓广铭、谭其骧、吴泽、王仲荦、唐长孺、胡厚宣、史念海、李侃及余，余则另请近代史诸同仁在寓酒宴。
5月，在上海博物馆开辛亥革命纪念准备会，周谷城主持，上海已准备论文若干篇，即将送京审查。（汤志钧：《自定年谱》，1981年（辛酉）五十八岁）
是年6月10日，赴北京参加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组织委员会会议，分组审查论文，分政治、经济、文化三组，共有论文百余篇。父亲参加文化组，经旬日认真审阅，共选入论文七十篇。父亲所撰论文为《论康有为与保皇会》，认为保皇会可分为三期，初期尚具影响，不能厚非；此后，时代迅速发展，保皇会与革命对峙，遂为论者所不满。论文引录康有为未刊来往信札，颇有新意。
自北京返沪后，督促上海入选论文尽快付印成册，速寄武昌。
10月12日，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学术讨论会在武汉召开，15日结束。127名代表出席，还有香港地区以及澳大利亚、加拿大、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法国、印度、日本、罗马尼亚、泰国、英国、美国等10个国家的专家学者44人应邀参加。分为经济、政治、人物评价、会党、文化五个大组，讨论了十三个专题。
父亲回忆参加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的情状：
10月6日，赴武汉，8日抵达。11日，参加组织委员会后开大会。日本友人前来最多，有久保田文次、小岛淑男、野泽丰、中村义、狭间直树等均来。适《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送来样书，各送一册，法国代表白吉尔、巴斯蒂，香港代表王德昭、赵令扬亦各赠一册。（汤志钧：《自定年谱》，1981年（辛酉）五十八岁）
70周年讨论会，是在“四人帮”粉碎，拨乱反正后在武汉召开的，提供论文的作者，很多是从事中国近代史和辛亥革命研究很有成就的专家，也有一些风华正茂的新秀，还有日本、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香港地区的学者。通过这次交流，不但扩充了视野，而且使人感到学术上有必要开放交流。会后，日本、法国等一些学者，也将他们收藏的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陆续寄华，促进了此项工作的研究。与此同时，辛亥革命主要人物的著作和年谱，也陆续问世，如孙中山、黄兴、章太炎、宋教仁、陶成章等的全集和年谱。（汤志钧：《由辛亥革命讨论会想起》，《汤志钧史学论文集》，第18页）
《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再版，在武汉讨论会上，重印本由父亲和吴乾兑先生签名，赠送国外专家和国内主要单位。
1981年“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前夕重印出版。我和吴乾兑在武汉参加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纪念会时，将重印本分送国外专家和国内主要单位，由我们两人签名赠送。这时，参加编辑此书的主要同志已先后谢世或离所，只剩下我们两人，实际主其事者也是我们两人，重印时更是如此，这样的签送是合适的。（汤志钧：《关于〈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汤志钧史学论文集》，第214页）
1981年11月，父亲与李文海、胡绳武等在武汉
参会与各地讲学
1981年3月，应华中师范学院的邀请，为高教部设在该校的中国近代史师资训练班授课，戴逸、王庆成、胡滨、路遥、林增平、章开沅和父亲分别作专题讲座：
3月2日，应武昌华中师范学院之邀，为高教部设在该校之中国近代史师资训练班讲课，听者均为高校讲师、助教，由章开沅联系组织，戴逸讲引言、鸦片战争，王庆成讲太平天国，胡滨讲洋务运动，余讲戊戌变法，路遥讲义和团，林增平、章开沅讲辛亥革命云。共讲十二次，按专题讲，如：戊戌维新与今文经学、关于康有为、戊戌变法与帝国主义、戊戌时期的学会与报刊、戊戌时期的新旧斗争等。复应学生要求，增讲两次，一为湖南维新运动，一为戊戌变法史料，并言治学方法。
在武汉，曾访唐长孺、姚薇元，并在武汉大学讲学一次。（汤志钧：《自定年谱》，1981年（辛酉）五十八岁）
1981年3月，父亲在华中师范学院讲学
武汉讲学后，赴安徽师范大学讲学：
安徽师范大学校长张海鹏闻余去汉，特来函请返沪途中去芜湖讲学，允之。4月28日，乘东方轮去皖，海鹏偕长子仁泽来接，讲学两次，一为两汉经今古文学，一为康有为与戊戌变法。返时乘火车，在常州省亲一天。（汤志钧：《自定年谱》，1981年（辛酉）五十八岁）
此时笔者正在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求学，校、系领导诚挚邀请父亲来校讲学，父亲欣然同意。两次讲学都安排在午后7时开讲，仅历史系77、78、79三届学生就有二百余人，还有中文、政教等系的师生，大礼堂内座无虚席。
同年8月，为高教部设在华中师院的中国近代史青年教师进修班授课，作“经学与近代学术之关系”学术报告：
1980年代，无疑属于中国学术界的“初春”。8月上旬，我们这些来自全国各省各市高校的中国近代史专业的青年教师（大约20人），陆续到华中师院历史所报到了。……
第一次见到章（开沅）老师，是在进修班首次开讲时。记得第一讲是由上海汤志钧老师讲“经学与近代学术之关系”的专题。8月15日上午8点，章老师陪同汤先生准时来到教室里。二位先生一走进教室，……章老师简短地向我们介绍了这次进修班的举办情况及学术讲座安排，又对汤先生作了简要介绍，然后由汤先生开始学术报告。……（王先明：《求学犹忆桂子山》，见《章开沅学术与人生》，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5月版）
辛亥革命学术讨论会结束，应广东社会科学院、中山大学之邀，10月17日，父亲与李侃、龚书铎同往广州，陈胜粦等来接。为中山大学哲学系、中文系讲授“今文经学与康有为”，为华南师范学院讲授“关于戊戌变法的几个问题”，为暨南大学讲授“辛亥革命与反封建”。期间参观黄花岗、孙中山纪念馆；又去花县，参观洪秀全故居。25日，返回上海。
1981年10月在中山大学，左起：陈胜㷠、张磊、汤志钧、李侃、龚书铎等
1981年，除在广州、安徽讲学外，在沪亦讲学多次：一为上海艺术学院讲《秋瑾》，该馆拟排《鉴湖女侠》，乔奇、王元美等主持，一为上海市政治协商会议讲辛亥革命，一为广播电台拟辛亥革命讲稿，一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上海分会讲辛亥革命等。
1982年5月，父亲在山东大学与专家学者合影，前排右起：陈月清、路遥、陈之安、郑鹤声、章开沅、汤志钧、王仲荦、徐绪典、孔令仁、陆景祺
1982年10月参加洋务运动史学术讨论会，前排左十一为周谷城、左十四为吴泽、左三为父亲
除赴山东讲学外，又于8月19日赴北京参加中国近现代哲学史讨论会，晤张岱年、石峻，叙谈甚欢，返后，各赠书册。
4月22日，为常州中学历史教师讲《关于戊戌变法几个问题》。
6月8日，为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讲章太炎。
12月17日，为上海史志十县经验交流会讲《地方史资料的搜集、鉴别与整理》（按：记录稿发表于《上海史研究通讯》1983年第2辑）。
又为上海市仪表局讲中国近代史两次，为宝山政协讲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一次。
4月21日，应南京大学历史系之邀，为该校师生讲“近代经学”。
5月23日，去长沙，参加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魏源集》讨论会，“林增平今年六十，请万籁鸣画寿星以赠。（按：去年李侃六十，亦请万氏画寿星。）会议决定，近代史增帝国主义侵华史。《魏源集》主编请余校订《诗古微》，允之。会后，游岳阳，住云梦饭店，同行者有李侃、龚书铎、戴逸、李文海、林言椒等，游君山、杨么故址等。6月1日返。”（汤志钧：《自定年谱》，1983年（癸亥）六十岁）
8月18日，参加复旦大学主办之“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学术讨论会”。
9月18日，去广州、新会，参加戊戌维新运动和康有为、梁启超学术讨论会，“全国包括香港近180名代表参加。讨论了如何看待戊戌维新运动与洋务运动、辛亥革命的关系，怎样恰如其分地评价康有为、梁启超在戊戌维新运动期间的活动，维新派的阶级基础、戊戌维新运动期间各派政治力量的相互关系，戊戌维新运动失败的原因等问题。”（王亚夫、章恒忠主编：《中国学术界大事记》（1919-1985），上海社会科学院1988年版，第389页）父亲递交论文《重论康有为与经今古文问题》。“在广东集中后，去新会，住冈山宾馆。26日，赴南海，住西樵山宾馆。西樵山为康氏早年‘俯读仰思’之地，今得亲访。会后，应广东暨南大学之邀，为该校师生讲‘辛亥革命时之文化’，与李侃、龚书铎同往。”（汤志钧：《自定年谱》，1983年（癸亥）六十岁）
10月12日，应解放军政治学院之邀，去南京，讲中国近代史两次。
本年，又在上海政法学院讲“儒家经学与孔子评价”、“儒家经学与西汉政治”。（9月）、10月10日为上海市仪表局讲中国近代史两次。
父亲讲演时逻辑清晰，条理分明，引经据典，旁征博引，也不用讲稿，使听者记忆深刻。
父亲曾称赞吕思勉先生讲课时的大家风范：“吕先生上课不带讲稿，第一堂课，讲的就是《史记》，讲《史记》的三家注。后来呢，他也没有题目了，就说‘你们有什么问题，提问后我就讲解’。他也没有讲稿，又没有准备，当场提问当场解答。哎哟！吕先生可真厉害啊，记忆力超人啊！”“吕思勉先生教书是很认真的，他很了不起，中国的古书很多都背得滚瓜烂熟，记忆力很强，讲到什么地方就背到什么地方。”（戴海斌、沈洁采访整理：《汤志钧先生访谈录》，《史林》2014年增刊（总第150期））父亲说吕先生上课时只带一支粉笔，所以自己上课时不带讲稿是跟老师学的。
茅海建教授说：“汤志钧史料烂熟。”翁长松先生说：“汤志钧先生的授课很有特点，其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先生讲课不用讲稿，全凭头脑中的记忆，将玄妙和枯燥乏味的经学，讲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令人惊叹和折服。”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教授汤志钧近日受东海大学文学院长吕士朋之邀来台讲学，两周以来，汤教授风趣的言谈，及丰富的学识涵养令东大中文、历史系师生如沐春风。结束台中之行后，汤教授将转往台湾大学及日本等地继续讲学。
本月20日，汤教授将转往台湾大学授课，在台期间，他为中文、历史所学生讲授各种专题，包括秦汉博士、儒家斗争、王莽与刘歆、经和经学、经学学派与传承、清代的汉学等十余门，他幽默的授课方式，及精辟的解说，令东大学生如沐春风。
《联合时报》报道父亲在台湾地区讲学，标题为：《大陆儒者应邀东大讲授中国经学及戊戌变法，汤志钧满脑经典，讲课不必看稿》。在安师大，我是第一次聆听父亲的演讲，后来去日本留学，父亲也在我求学的大东文化大学讲学，我担任翻译，见父亲讲学时也是如此，完全不同于照本宣科式的讲课，也没有书本或讲稿，全凭记忆，滔滔不绝地引经据典，以论证自己的观点，鞭辟入里。
市委组织部：
沪委组（82）字第244号报告悉。
市委同意唐振常、汤志钧两位同志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
特此批复。
中共上海市委员会
一九八二年七月十六日
（上海档案馆：《中共上海市委关于唐振常、汤志钧两位同志任职的批复》，档案号：B1-9-626-52）
7月24日召开全所大会，所党委副书记刘振海宣读市委的批复，任命唐振常、汤志钧两位同志为本所副所长。父亲在《自定年谱》中说：“自知非领导才，辞之不得。”
协助拍摄《上海租界》、《秋瑾传》和《邹容》
1979年11月，历史所近代史研究室总结了一年来科研工作的进展情况，其中有一项是协助拍摄《上海租界》和《秋瑾传》：
除上述研究项目外，今年以来，近代史研究室还多次接待了上海电视台《上海租界》摄制组、上海电影制片厂《秋瑾传》拍摄组的同志，为之提供资料，介绍情况。
次年，上海电影制片厂为了拍摄历史人物传记片《革命军中马前卒》（又名《邹容》，伊明导演），剧组人员来历史所求教，近代史研究室有关人员热情地接待了剧组人员，并出谋划策，提供相关材料。2月5日下午，父亲带领科研人员到上影厂，详细介绍邹容所处的时代背景及其活动史实。同时，对剧本的修改提出了一些颇有参考价值的建议：例如剧本中给人的印象是邹容被英捕房蓄谋害死的，可是，关于邹容致死的确实史料至今犹未发现，作那样处理是否失当？又如中国学生在日本举行的“东京留日学生拒俄大会”上邹容怒斥梁启超一节，甚至还让一只草鞋飞到了梁的面孔上。这是后事前移，剧本如此处理，实有不妥等等，为拍摄《邹容》出了一份力：
上海电影制片厂为了拍摄历史人物传记片《革命军中马前卒》（又名《邹容》），来访我所，近代史研究室的有关人员热情地接待了该摄制组，并向他们提供了材料。
2月5日下午，室主任汤志钧同志又带领研究《苏报案》一段历史的人员到上影厂，向他们详细介绍了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青年革命家邹容所处的时代背景及其活动史实，同时，对剧本的修改提出了一些颇有参考价值的建议。例如，剧本中给人的印象是邹容被英捕房蓄谋害死的，可是，关于邹容致死的确实史料至今犹未发现，作那样处理是否失当？又如中国学生在日本举行的“东京留日学生拒俄大会”上邹容怒斥梁启超一节，甚至还让一只草鞋飞到了梁的面孔上。这是后事前移，剧本如此处理，实有不妥。反之，像当时的记载中有许多拒俄运动的史料，俄人对邹容事件的态度，中国人民的反俄斗争，很是生动，却是可以加进若干情节的。
此后的几个月，父亲和近代史室同仁继续为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邹容传》提供资料和帮助，以更如实地反映出邹容这位杰出的早期资产阶级革命家的一生，影片也更能感染人、教育人：
本刊第十二期曾以“为摄制《邹容》出一份力”为题报道了我所近代史室汤志钧等同志协助上海电影制片厂筹备拍摄历史传记影片《邹容传》的一些情况。近几个月来，我所近代史研究室的科研人员又为该剧组提供多次帮助，其中包括查阅、复制资料、画册，讲介当时历史情况，提出修改意见等等。剧组的演员们还登门求教，他们在近代史室有关人员协助下，阅读了当时主要书报、杂志及外文资料、画册，之后，又聆听了对邹容所处的时代背景的介绍。这对该剧演员们熟悉当时的生活，获取感性认识，培养人物感情方面是有用的。
我所的科研人员还就电影剧本中的几个方面，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供《邹》剧组作参考：
一.关于历史剧与历史的关系。历史剧应该尊重历史，艺术夸张要恰如其分，虚构也要合情合理，否则，就不能称为历史剧。邹容是一位杰出的早期资产阶级革命家，他始终坚定地进行着反对封建主义、反对改良主义的斗争。邹容的一生，可以歌颂的事迹很多，“戏”也是有的，影片如能集中地反映出来，是能感染人、教育人的。
二.关于邹容走上革命道路。邹容是在家庭同意的情况下赴日留学的，他在日本留学期间，经过摸索而找到革命道路。而剧本把他描绘成与家庭决裂，毅然出走，一则会使人产生疑云，二则似乎容易使人物传记公式化、一般化。
三.关于对吴稚晖的描写。吴稚晖是一个“反动”分子，这主要是他后期的政治立场和态度。在早期，作为当时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吴稚晖还是倾向于革命的。至于他与章太炎有分歧，那只是资产阶级内部各派在革命进程中观点、方法之争，剧本在描写吴稚晖时，让他一上台就带着反革命的脸谱，值得考虑。
1981年2月，《革命军中马前卒》（又名《邹容》）摄制完成并送审。2月21日，父亲和史学界有关同志应邀观看样片并参加座谈，大家认为，这部历史影片从正面来描写邹容，基本上反映了当时的历史实际，看了以后还是能感动人的。这部片子对当前的青年有教育意义，能够起到一定的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作用。又认为，在我国的影坛上，反映农民战争的历史故事片有一些，但反映资产阶级革命的则是第一部。24日，父亲和吴乾兑、周元高、费毓龄、孟彭兴等再次与剧组人员商谈补拍和加工细节：
本刊在去年12、15两期，曾对我所中国近代史研究室为协助上影厂《邹容》摄制组提供历史材料事作了报道。现在，由叶元编剧，伊明、王洁、鲍治芳导演，描写资产阶级革命家邹容的历史人物传记影片《革命军中马前卒》已经摄制完成送审，北京历史学界在黎澍同志的主持下还为此召开了座谈会。
2月21日，上海史学界有关同志也应邀看了样片并进行了座谈。上海市社联罗竹风、洪荣华，上图顾廷龙，复旦蔡尚思、陈匡时、吴杰、李华兴，华东师大吴泽、夏东元，上海师院夏笠，以及本所汤志钧、徐元基、齐国华等同志出席了座谈会。
大家认为，这部历史影片从正面来描写邹容，基本上反映了当时的历史实际，看了以后还是能感动人的。这部片子对当前的青年有教育意义，能够起到一定的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作用。又认为，在我国的影坛上，反映农民战争的历史故事片有一些，但反映资产阶级革命的则是第一部。与会者又对一些有关历史真实和艺术加工、形象现代化以及以梦作结尾等问题各抒己见。
2月24日上午，该片摄制组又来我所对影片的修改作较为具体的商量，汤志钧、吴乾兑、周元高、费毓龄、孟彭兴参加座谈。大家认为，影片已经摄制完成，不可能再作大的更动，但是考虑到各方面的关系，应该删除吴稚晖“打千”、“吓得冒汗”的镜头以及吴稚晖、英人迪比南诸人的一些暴露性对话；增加一点各国公使在北京聚会讨论“苏报案”的戏和表现《革命军》发表后社会反映的戏。至于青年革命家邹容的形象还嫌单薄，最好能有所加强。
1986年前后，还为孙道临主演的《非常大总统》提供资料，与孙道临先生多次相晤，探讨剧情。
《近代上海大事记》
在“文革”之前，父亲主持或参与编纂了四部史料集：《鸦片战争时期英军在长江下游的侵略罪行》、《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和《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为上海史研究的蓬勃兴起奠定了重要基础。自1978年历史所恢复后，加强对上海史的研究，中国近代史研究室着手编纂《近代上海大事记》（1840-1918年），1983年列入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六五”期间重点项目，父亲任主编。
父亲在该书“前言”中说：
近代上海历史的资料整理和编纂工作，过去虽有同治《上海县志》、《上海县续志》、民国《上海县志》等方志，但出于众手，错漏较多。如清代的职官任免时限，就每多失误。三十年代，上海市通志馆出版了《上海通志馆期刊》、《上海研究资料》正续编、《上海掌故丛书》诸书，对上海发展历史和地方容貌，作了大量工作，至今仍有较高参考价值。但1937年抗战发生后，通志馆解散，工作停顿，未及进一步整理。因此，《近代上海大事记》的编写，事属开创。（汤志钧：《近代上海大事记·前言》，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5月出版，“前言”第2页）
编纂《近代上海大事记》，除了查阅公共租界工部局、旧法租界公董局的档案外，还尽量查找各种中外文书刊，如《申报》、《上海新报》和英文报纸《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等，并利用谕奏、方志、文集、专著、杂录等资料。
中国近代史研究室的全体研究人员加入编纂工作，分工合作，认真负责：
本书在拟定编写体例和搜辑要求后，由下列同志分工编写：1840年至1850年由吴乾兑同志编写；1851年至1864年由石培华同志编写；1865年至1871年由徐元基同志编写；1872年至1880年由陈祖恩同志编写；1881年至1887年由王少普同志编写；1888年至1893年由崔云华同志编写；1894年至1899年由费毓龄同志编写，王少普同志补订；1900年至1904年由费毓龄同志编写，周元高同志补订；1905年至1910年由周元高同志编写；1911年至1918年由吴乾兑同志编写。附录中的各项表格，由于醒民同志编写；“人名索引”由沈孝钰同志编录。正文中有关海关、教会资料，于醒民同志曾提供补充，吴桂龙同志对上海职官任免也写过部分初稿。全书由汤志钧、吴乾兑、徐元基三同志修订定稿。（汤志钧：《近代上海大事记·前言》，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5月出版，“前言”第2页）
《近代上海大事记》记述了1840至1918年与上海有关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诸方面的大事，书末附有与上海有关的政府职官年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法租界公董局董事名录，英、法、美、日、俄、德等国驻沪领事年表，上海主要新旧路名对照表以及韵目代日表、人名索引等。该书编纂历时六年，于1989年5月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
培养研究生
1979年夏，父亲招收中国经学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录取黄绍海一人。
至1980年底，学期已有一年半，历史所召开研究生座谈会，听取研究生汇报学习的进度和心得（节录）：
本年11月间，院研究生办公室召开历史所研究生的座谈会，由副院长孙怀仁同志主持，副所长沈以行、院学秘室主任陈给参加会议。研究生黄绍海、周殿杰、郑祖安、卢汉超四位汇报了一年半以来的学习情况。现简要整理如下：
1981年11月24-26日，父亲出席历史所举行的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会，由吴泽先生、陈旭麓先生等主持答辩，黄绍海等四位研究生顺利通过毕业论文答辩：
我所研究生经过两年的学习，已完成了教育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并在导师的指导下撰写出了毕业论文。根据国务院和教育部的有关规定，最近在本所举行了研究生的毕业论文答辩。
同日下午，研究生黄绍海进行论文答辩，他的论文题目是《清代汉学探源》。就答辩委员会提出的汉学和宋学的关系问题，黄绍海答辩道：汉学和宋学作为相对立的专名出现，见于江藩的《汉学师承记》和《宋学渊源记》。其实，两者既有区别，即宋学在于“议政”，汉学在于“学问”；议政的武器为“义理”，学问的方法在“考据”，但同时也不能忽视，两者毕竟又有联系。一则理学作为钦定的取士标准，还得问津；二则汉学是从理学中脱胎而出，难免影响。我们只有注意到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现象，才能正确把握宋学和汉学的区别，并且进而找到汉学内部变化的原因。
1980年6月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研究生南下进行历史调查，在上海受教于父亲
1982年11月，副院长陆志仁（前左）、父亲（前右）和研究生卢汉超（后左一）、黄绍海（后左二）、周殿杰（后左三）、郑祖安（后左四）合影
自1987年2月起，为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史学研究所博士、硕士研究生讲“近代经学”，每周一次，每次三小时，历史系教师亦有前来旁听者。共讲一学期。3月12日，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七人，即将毕业，来沪专访，询近代思想、人物诸问题，一一指点。
1988年2月至3月，为华东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博士、硕士研究生讲“戊戌维新与学习西方”、“近代史史料”等。
4月6日，应华中师范大学之邀，由母亲陪伴乘长江轮去武汉，为研究生讲授儒家学说、戊戌维新与中学、西学。游黄鹤楼、长江大桥、汉阳归元寺、东湖等。又至中南民族学院讲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孔子儒学，为湖北大学讲维新思潮等。
父亲每次外出开会或讲学，我们姐弟四人就会争先恐后地为父亲收集保管信件、报刊、杂志等，只要父亲一回家，第一件事就是阅读信件和报刊，接着是在灯光下通宵达旦地抚卷笔耕。这一切都回不来了，却一直铭记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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