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冬至，祝大家冬至安康快乐！在这个非常不容易的冬天，让我们一起照顾好自己和身边的人，平安过冬。
今天也是昆虫学家法布尔诞辰199周年的纪念日。法布尔被大文豪雨果盛赞为“昆虫界的荷马”，达尔文、罗曼·罗兰、鲁迅等文人学者，都对他有极高的评价。
“你们探索死亡，而我探索生命”
让-亨利·卡西米尔·法布尔
法布尔的研究方式，与当时流行的冰冷的博物分类学绝不相同，他以孩童般的天真好奇和昆虫交朋友，真实地记录下昆虫的本能与习性。
有趣的是，《昆虫记》被列为学生们的阅读指导书目后，老师家长们也称法布尔是鼓励孩子探索大自然、培养科学精神，乃至帮助他们在学业上“逆风翻盘”的良师益友。
你能轻松分辨吗？可以想象，在法布尔的“伊甸园”荒石园里，演奏着比这盛大得多的交响乐。而我们展示的，只是昆虫世界的“小儿科”。
昆虫们那些更丰富、神奇的“唱法”，可以一改你对它们的看法。大自然像神秘的宝库，拥有无数等候世人发现的秘密。
法布尔以文学与科学相结合的写作方式，更是使得冰冷的昆虫世界变得喧嚣热闹、妙趣横生，催发无数读者（尤其是小读者们）对大自然的好奇心。
《昆虫记》将带你深入广袤的原野
聆听无数小虫子诉说秘密……
自1923年周作人首次将《昆虫记》介绍到我国，这部严肃的学术著作，便诱惑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它为什么有超越一般学术作品的诱惑？
读一读，答案或许便不言而喻。在法布尔身上，有着超越于时代的朴素却坚定的求真精神，以及对大自然的纯真热爱：
“我是圣多马难于对付的弟子，在对某个现象说‘是’以前，我要观察、实验，而且不是一次，是两三次，甚至没完没了，直到我的疑心在如山的铁证下冰释。”
“你们是把昆虫开膛破肚，而我是在它们活蹦乱跳时进行研究；你们让昆虫变得既可怖又可怜，而我则使人们喜欢它们；你们在酷刑室和碎尸场里工作，而我是在蔚蓝的天空下，在鸣蝉的歌声中观察；你们用试剂测试蜂房和原生质，而我却是研究本能的最高表现；你们探究死亡，而我却探究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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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中国首部权威全译插图本，配有法布尔亲自手绘的400幅精准的科学插画，从法文原著直译，全文无删节，全十卷。今年修订升级，推出了阅读体验更佳的典藏版。装帧、纸质、版式都有很大升级。
新旧版《昆虫记》对比
《昆虫记（典藏版）》还附有近二万字的导言与代跋、大量针对性注释，力求让每一位读者读深这部宏伟巨著。
导言
昆虫的史诗
泥沙滚滚的埃格河，湍急地穿越贫瘠的塞里昂原野，孤寂地流过岁月的长河。19世纪末，泥沙奔流的小河，突然涌动起人流，人们为了一个叫法布尔的老人，为了一个叫荒石园的昆虫伊甸园，前往河岸边的小村庄塞里昂朝圣。
荒石园原本是一块多石子的荒地，经法布尔的妙手而回春，万木竞生，百花争妍，八方昆虫奔走相告，蜂拥而至这方虫间乐土。法布尔后半生就隐居在荒石园，深入昆虫世界，用田野实验的方法对昆虫进行观察和实验，真实地记录下昆虫的本能与习性，并总结一生研究昆虫的心得，用散文的形式著成《昆虫记》。
正是《昆虫记》这部被奉为“自然圣经”的鸿篇巨制，吸引着远方虔诚的崇拜者，使寂寂无名的塞里昂成了自然爱好者心中的圣地。
小小昆虫竟有如此的魅力，《昆虫记》从出版迄今，已有数十种版本，并被翻译成50多种文字，横跨几个大洲，纵贯两个世纪，启蒙着一代又一代童蒙稚子。自1923年周作人首次将《昆虫记》介绍到我国，它从此便与我国书界结下了剪不断的情缘，诱惑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
《昆虫记》既是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又是一部优美的生命散文，是“诗与科学两相调和”的范例，被誉为“昆虫的史诗”。法布尔写作《昆虫记》耗时30余年，字数达200余万，除了记录对昆虫进行观察与实验的结果，用朴素纯真的文字表现生命之美外，同时也记载了法布尔研究昆虫的心路历程，对学问的辨证，对人类生活与社会的反省。在法布尔的笔下，昆虫的灵性栩栩如生，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变得如诗、如画，在愉悦的阅读之中，不仅能获得知识、思想和趣味，更引起人们的思考。《昆虫记》简直就是一座无尽的宝藏，从不同的角度阅读都能读出各自的意味。
科学的《昆虫记》
读《昆虫记》，我们可以深刻地感受到其中所蕴含的一种精神，那种精神就是求真，即追求真理，探求真相。这种精神就是法布尔精神。法布尔研究昆虫不是出于实用的目的，研究动力来自他对自然界的好奇，他要用自己的观察和思考去感受和理解这个世界，法布尔的生命意义和乐趣就在发现昆虫世界的真相的过程之中。实际上，这就是科学研究的本质之所在。如果没有这样的科学精神，就没有《昆虫记》，人类的精神之树上将少掉一颗智慧之果。
法布尔的童年是在乡间与花草虫鸟一同度过。大自然那迷人的美深深地吸引着他，他抑制不住去探索自然万物的奥秘的渴望。灿烂的阳光使六岁的小男孩心醉神迷，“我是用嘴、用眼来享受灿烂的光辉吗？”初生的科学好奇心提出了这个童稚的问题。小法布尔受好奇心的驱使，在无意中锻炼自己，他要通过自己的观察去了解大自然的真相。于是，这个未来的观察家开始实验了，他把嘴张得大大的，眼睛闭得紧紧的，灿烂的光辉消失了；他又把嘴闭得紧紧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灿烂的光辉又重新出现了；他反反复复地实验，结果都相同。啊，多么了不起的新发现！求真的精神在小法布尔身上发出了第一道微弱的光芒。
在那个和昆虫彼此不分的童年时代，小法布尔热衷于将山楂树当床，把松树鳃金龟放在山楂小床上喂养，他想知道为什么鳃金龟穿着栗底白点的衣裳；夏日的夜晚他匍匐在荆棘旁，伺机逮住田野里的歌手，他想知道是谁在荆棘丛里悠悠鸣唱。昆虫世界是那么神妙莫测，童年的法布尔总是睁着一双明亮的眼睛，警觉地注视着虫儿和花草，好奇心唤起了他探索昆虫世界的真相的欲望。这种欲望一发不可收，而且至死不渝。法布尔对昆虫的痴迷，就好似蛱蝶寻找蓟草、粉蝶飞向甘蓝，没有什么能割断他与昆虫的联系，没有什么能阻止他探索昆虫世界的真相。
法布尔的一生，就是探求生命真相的一生。在法布尔那个时代，以分类学为基础的博物学是主流的生物科学，欧洲的博物学家热衷于在世界各地收集动植物标本，然后蹲在实验室里做解剖与分类的工作。昆虫学家的研究是把昆虫钉在软木盒里，浸在烧酒里，睁大眼睛观察昆虫的触角、大颚、翅膀、足，却不思考这些器官在昆虫的劳动过程中起什么作用；他们给昆虫工人命名，却不知道这个工人生产的是什么。昆虫生命最重要的特征，比如本能、习性等等，登不了昆虫学研究的大雅之堂。这种流于公式化和表面化的研究方法，当然不可能了解到昆虫世界的真相，以致一些大师的著作中也充斥着荒诞的理论与说法。
法布尔的心中燃烧着求真的火种，他挑战传统，将自己变成虫人，深入到昆虫的生活之中，用田野实验的方法研究昆虫的本能和习性，比如昆虫的劳动、婚恋、生育、死亡、智力、伦理道德等等。法布尔的研究方法无异于离经叛道，自然遭到了正统力量的责难，法布尔辩驳说：
你们是把昆虫开膛破肚，而我是在它们活蹦乱跳时进行研究；你们让昆虫变得既可怖又可怜，而我则使人们喜欢它们；你们在酷刑室和碎尸场里工作，而我是在蔚蓝的天空下，在鸣蝉的歌声中观察；你们用试剂测试蜂房和原生质，而我却是研究本能的最高表现；你们探究死亡，而我却探究生命。（卷二）
在当时，虽然有少数科学家了解观察的重要性，但对于“实验”的概念还未成熟，甚至认为博物学是不必实验的科学。法布尔又进一步说道：
仅仅观察常常会引人误入歧途，因为我们是按照自己的思维模式来诠释观察所得的数据。为使真相从中现身，就必须进行实验，只有实验才能帮助我们探索昆虫智力这一深奥的问题……通过观察可以提出问题，通过实验则可以解决问题，当然问题本身必须是可以解决的；即使实验不能让我们茅塞顿开，至少可以从一片混沌的云雾中投射些许光明。（卷四）
正是这种求真的精神，使得法布尔对昆虫行为的描述相当深刻而有趣，法布尔也不厌其烦地在书中交代他的思路和实验，让读者可以融入情景去体验实验与观察结果所呈现的意义。不仅如此，求真的精神还使法布尔把昆虫研究的实证精神发展到极其严谨的地步。法布尔说：
我是圣多马难于对付的弟子，在对某个现象说“是”以前，我要观察、实验，而且不是一次，是两三次，甚至没完没了，直到我的疑心在如山的铁证下冰释。（卷七）
法布尔不会观察到一例现象就匆忙下结论，他认为这样的结论是脑子里的产物，而不是事物的逻辑结果。如果局限于偶然观察到的事实，即使观察十分仔细，那也不能说明什么；在做结论之前应当反复观察和实验，寻找大量的例证，并且把观察和实验的结果相互核对，同时还必须对事实进行质疑，寻究后续的事实，打乱事实间的连贯性，只有在这个时候，才可以提出而且是十分有保留地提出可信的看法。
昆虫能够思考吗？会把“所以”跟“因为”联系起来决定自己的行为吗？面对事故，它会改变自己的行为吗？对于这些问题，法布尔决定让观察和实验的事实来说话。法布尔看见一只胡蜂捉到了一只大苍蝇，当时天刮着风，而猎物又太大，猎手飞起来很累赘，于是胡蜂便切掉猎物的肚子、头、翅膀，只带着胸部飞走了。通过这例现象，法布尔会得出结论说，胡蜂的行为是由理智所决定的吗？不，法布尔不会轻易说“是”或者“不是”，他还必须反复观察，他在风和日丽和狂风呼啸的天气里观察，他在高墙厚瓦的隐庐里和日晒雨淋的露天里观察，他发现在任何情况下胡蜂都是只带着猎物的胸部飞走。这下法布尔该可以得出结论了吧，不，还未到时候。或许一种昆虫的证据还不足以说明问题，他又观察石蜂筑蜂房为幼虫储蜜的行为，他还必须实验，人为地制造一些偶然事件来测试石蜂的应对能力；此外，他还用狼蛛、蜾蠃等昆虫反复进行实验，最后他才十分谨慎地得出结论：本能是昆虫唯一的向导，在正常条件下，这个向导是可靠的，然而面对偶发事件，昆虫却无能为力。
求真的精神其实就是一种百折不挠的科学精神。贫穷和偏见困惑了法布尔的一生，他完全可以利用化学和数学天赋走一条驾轻就熟的捷径，过上梦想中的好日子。然而不论在怎样的环境下，法布尔依然初衷不改，执着而艰难地探索昆虫的本能问题，揭示昆虫世界的生命真相。为了挚爱的昆虫，他放弃了赢得掌声和荣誉的机会，默默无闻地做了一世中学教员。中学教员那份微薄的薪水，维持一家的生计都成问题，更别说购置实验设备了。当一个人整天都要为面包一筹莫展地操心时，在旷野里为自己准备一个实验室是何等的艰难啊。没有实验室，他就去到田野里的葡萄架下，一蹲就是一天，观察飞蝗泥蜂狩猎；他不怕从田间归来的村妇怜悯地对他说一声：“哦，可怜的傻瓜！”没有设备，他就动用家里的瓶瓶罐罐造一个昆虫园，邀请蝎子、金龟子、蜣螂同居一室；他不怕邻居嘲笑他把家变成了虫宅。
一块地，这就是我的梦想。哦！一块不要太大，但四周有围墙，不会有公路上的各种麻烦的土地；一块日晒雨淋，荒芜不毛，被人抛弃却被矢车菊和膜翅目昆虫所钟爱的土地。在那里，我可以不必担心过路人的打扰，与砂泥蜂和泥蜂交谈，这种艰难的对话，就靠实验表达出来；在那里，无需耗费时间的远行，无需急不可待的奔走，我可以编制进攻计划，设置埋伏陷阱，每天时时刻刻观察实验的效果。一块地，是的，这就是我的愿望，我的梦想，我一直苦苦追求的梦想，但将来能否实现却没有明确把握。（卷二）
这就是法布尔朝思暮想的实验室，这是怎样的一个实验室啊！为了拥有这样一个实验室，法布尔以不折不挠的勇气跟穷困潦倒的生活斗争了整整四十年。当他终于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实验室的时候，法布尔已是近花甲之年的老人了，连他自己都禁不住感叹：
愿望是实现了，只是迟了一点啊，我的美丽的昆虫！我很害怕有了桃子的时候，我的牙齿却啃不动了。（卷二）
法布尔后半生就隐居在百里香滋生的荒石园里，一边继续进行观察和实验，一边整理前半生研究昆虫的观察笔记和实验记录，以每三年一本的速度写出了十卷本的《昆虫记》。
在冷酷无情的大自然环境中，昆虫们坚忍不拔地为个体与种族的生存而斗争。法布尔也一如他所挚爱的昆虫一样，顽强不屈地坚持用田野实验的方法研究昆虫的本能与习性。正是这种求真的精神，使法布尔成为第一位在自然环境中观察昆虫的科学家，成为昆虫新世界的拓荒者，他为昆虫行为学的研究，为科学的、客观的实验和观察工作开辟了一条新道路。正是这种求真精神，我们才会有幸读到《昆虫记》，才能根据法布尔观察与实验得来的第一手资料，了解纷繁复杂的昆虫世界的真相。
虽然法布尔的观察细致入微，实验也相当有趣，但是，随着科学的进步，后人的研究也更正了《昆虫记》中的某些错误，比如，蚜虫的腹管，法布尔认为是分泌蜜露的蜜管，现在的研究证实，它其实是蚜虫的警报系统。如果我们在阅读时，能够像法布尔一样以求真的精神，抱着怀疑的态度，以现代科学的最新成果去验证，或者用本地昆虫重复实验，或许《昆虫记》才真正起到了启蒙作用，而不仅仅是提供了大量翔实的研究成果。
《昆虫记》与进化论
翻开《昆虫记》，字里行间都渗透着对进化论的质疑，读《昆虫记》，不能避而不谈进化论。
达尔文于1859年出版《物种起源》一书后，进化论在欧洲广为传播，被称为“19世纪自然科学三大发现”之一，人们习惯于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来解释一切，然而，法布尔却发出了不合时宜的声音。这正是目前科学界对《昆虫记》提出的主要批评。
一只小小的虫子是怎样获得奇妙的本能的呢？关于动物本能这个问题，当时的流行理论以自然选择、遗传、生存竞争为依据，认为本能是一种既得的习惯，它在某种对动物有利的偶然行为激发下表现出来。求真的精神使法布尔如孩童般天真，他死死抱着真实性不放，不喜欢做任何设想，他不是没有注意到当时的时髦理论，可是，他不愿跟在大师后面人云亦云，宁肯观察不起眼的事实。在40年的昆虫学研究生涯中所观察到的事实表明：昆虫的本能是与生俱来的，它过去怎样，现在就怎样，将来也是怎样。比如膜翅目昆虫精于蜇刺猎物的技术，那是因为它生来就要运用这种技术；它是天生的刺颈师，就跟我们生来就会吮母亲的奶一样，从来用不着学。这种能力是遗传得来的，从一开始就已经完善了的；过去的经历对此丝毫无所增添，将来也不会增添任何东西。由于观察与实验得到的事实与流行理论不相符合，因此，整部《昆虫记》贯穿了对进化论的质疑。虽然法布尔很敬仰达尔文，但他并不因此而放弃自己的独立见解，只要有机会，法布尔总是不忘给进化论戳一针，质疑达尔文的优胜劣汰理论：
如果优胜劣汰这个据说是支配和改造世界的著名定律言之有据，如果最有天赋的真的把最没有天赋的，从世界舞台上排除掉，如果未来是属于最强者、最有技巧者，那么壁蜂家族自从它们在树莓桩里挖洞以来，本应该让那些固执地要从通常的出口出去的弱小者死掉，只留下善于从侧面凿洞的强有力者，难道不应该这样吗？为了物种的昌盛，需要有长足的进步；……可是，强者的子孙并没有使弱者的子孙消失，相反它们仍然是少数。优胜劣汰的巨大意义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每当我想把这个理论应用于观察到的事实，它却使我空忙一场，而得不到任何证据来解释实际的情况。优胜劣汰在理论上是宏伟的，可在事实面前却是装着空气的球。（卷二）
《昆虫记》里充满了对进化论的质疑，但并未影响两位科学巨人的友谊。法布尔与达尔文为了同一个主题而展开对话，相互辩论，尽管观点不同，心底里却是相互敬重的。法布尔在离开奥朗日之前，便与达尔文建立了通信联系，直至唐郡的孤星于1882年殒落。达尔文在阅读了《昆虫记》第一卷后，对法布尔的实证精神深深钦佩，他给法布尔的信中写道“我觉得在欧洲，没有任何人比我更钦佩您所从事的研究事业”，并援引法布尔的论证来支持进化论；而法布尔为了更好地理解达尔文，认真地学习英文，以便尽可能详细地回信。
19世纪末20世纪初，进化论只是有了一个大概的原则，能够比较通情达理地解释无数事实，起码使这些事实变得不像过去那样令人费解，然而，达尔文也提出了一些异想天开的阐述，这当然得不到法布尔的认同。不管科学界怎样评价《昆虫记》与进化论的关系，法布尔的质疑都是建立在实证基础之上的，他的求真精神仍然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法布尔精神已经烛照世界一个世纪，我们中国足足等了八十年，终于有了一本《昆虫记》的中文全译本。洋洋洒洒250万字的《昆虫记》全译本，使我们能够通过法布尔的著作，领悟法布尔精神之精髓，更全面地了解法布尔的研究成果，更深刻地体验法布尔对昆虫研究的痴迷、对人生的体悟、对科学的感想。如果换一种眼光看，我们还不妨把《昆虫记》当作法布尔的自传，一部非常奇特的自传，昆虫只不过是他研究经历的证据，传记的旁证材料，在昆虫世界的悲喜剧中，法布尔既是观察者也是演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