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姐妹画像，由弟弟布伦威尔创作
这个故事真的是很吸引人——洛伍德学校，简的家庭教师身份、罗切斯特先生、阁楼上的疯女人、贫困、救赎和令人欣慰的结尾（“读者们，我和罗切斯特先生结婚了。”）。夏洛蒂的笔名柯勒·贝尔（Currer Bell）也同样对小说的争相传阅起了作用，人们纷纷猜测小说作者的性别和真实身份。十一月份时，《简爱》的成功促使了出版商分别以笔名艾利斯·贝尔（Ellis Bell） 和阿克顿·贝尔（Acton Bell ）出版了爱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和安尼·勃朗特的《艾格尼丝·格雷》，虽然俩人的小说一年前被出版商接受，但却都没有出版的意向。夏洛蒂的名气在这时达到了顶点。三姐妹同时出版了小说，夏洛蒂也公开了自已的身份，她就是牧师帕特里克的女儿。伊丽莎白·盖斯凯尔（Elizabeth Gaskell）的传记中记录过这样一段对话：
“爸爸，我正在写小说。
"是的，我想让你读一读。”
“我怕草稿读起来费事。”
“亲爱的！那得花多少钱呢……！”
人们越来越怀疑柯勒、艾利斯和阿克顿是同一个人。夏洛蒂决定向出版商说明事情的真相。她在安妮的陪伴下，冒着暴雨步行到基思利搭乘连夜的火车，然后在利兹市换车到达目地的伦敦。第二天早晨，她就向出版商说出了秘密“我们是三姐妹。”呆在家中的爱米莉很气愤，感觉到自己被骗了，因为她还不想暴露自已的身分。1848年，他们的弟弟布伦威尔由于和一个比他年长的女人（鲁宾逊夫人）的恋情失败而酗酒身亡。三个月后艾米莉去世，五个月后安妮去世。
夏洛蒂·勃朗特
夏洛蒂喜欢假装即使小说获得巨大成功，对她的生活和家庭也没有什么影响，她总是说“我们的生活就像隐居的、蛰伏期的睡鼠。”其实，我们可以想像的到，小说出版后，她的生活是有变化的。但是勃朗特姐妹奋发图强通往成功的道路可不是“慵懒的”。每天晚上只要父亲校对过闹种上床睡觉后，她们就开始在餐桌上奋笔疾书。她们每天都非常努力，大量阅读、教书、旅行、理财（他们在铁路有投资）。她们对女性的重要地位和社会政治生活都有自已独到的见解。桂冠诗人罗勃特·思塞（Robert Southey）曾寄给夏洛蒂他写过的诗让她瞧一瞧，在信中他还告诉夏洛蒂“文学不是女人们该干的事儿。”但是三姐妹仍然孜孜不倦地追求自已的文学事业。夏洛蒂的传记（由盖斯科尔[1]所作）出版后，人们就把霍沃斯描述成偏避的、不祥之地，把霍沃思的这个牧师住所看作是不谙世事、阴郁的三个老女人的遁世之地。其实这样的夸张和讽刺根本没有道理。勃朗特姐妹的书信（幸存的大多都是夏洛蒂的信件）语言犀利、思维敏锐，有时还很风趣。虽然她们的小说都发生在崎岖的荒原，而且都是浪费的爱情故事，但是都能洞察到当时的社会状态。尽管她们的生命都很短暂，而且沾染着悲剧色彩，但是她们的生活又都是非常精彩。
公众渐渐地迷上了她们。当人们了解了《简爱》作者的真实身份后，好奇的公众就开始参观霍沃斯。随着1855年夏洛蒂的去世和两年后盖斯科尔传记的出版，参观人数也在不断地增加，有些参观者还来自美国。有的商店开始贩卖夏洛蒂的家庭照片，有些人还索要夏洛蒂的手稿。为了满足他们的要求，帕特里克不得不把她的书信裁成小纸条。每个人都想要夏洛蒂的手稿，安妮和爱米莉的名声相对来说要来得慢热些。她们的书在不断的再版出售，喜爱她们的人也越来越多。1893年，勃朗特学会（ Bront? Society）成立，两年后一个小型的勃朗特三姐妹博物馆成立。
从勃朗特姐妹的故居向外看，摄影：Denis Thorpe
享利·詹姆斯一直试图解释为什么夏洛蒂去世半个世纪后，她的作品依旧如此受欢迎。他认为对勃朗特三姐妹生活的“虚幻迷恋”使读者分了心。他说她们“压抑”的存在（“孤独、贫困的悲剧生活”）掩盖了《简爱》和《呼啸山庄》的真实成就。盖斯科尔的夏洛蒂传记和她的忠实读者的热情影响了人们对姐妹三人作品的公正评论。里维斯似乎[2]也支持詹姆斯的观点，并判定勃朗特姐妹的作品不具备“伟大传统（The Great Tradition）”的文学标准，因为他认为勃朗特“永远只关心微小锁事”，而爱米莉的《呼啸山庄》虽然很“惊奇”，但是却很“夸张”。在某些男性文学评论家眼中，勃朗特姐妹的小说只不过是Mills & Boon[3]出版公司的高档货。
姐妹三人的真实生活确实是人们对她们迷恋的原因之一。不仅仅因为姐妹三人同时发表过诗歌或小说就非常不同寻常（哪个家庭可以像斯德威儿一家（the Sitwells）[5]一样炫耀自已？），而且数字三也带有神秘色彩：在《麦克白》中的三个巫师、三个命运之神、三个复仇女神，《李尔》王中的三个女儿，三只熊。对某些人来说“怪异三姐妹”（泰德·休斯这样叫过，来源于莎士比亚）是魔幻与邪恶的交织——这种回响来自于格林童话。对于其它人来说，三姐妹之间互相鼓励一起生活，好似一幅女生联谊会的温馨画面，就像斯莱兹姐妹(Sister Sledge) 歌曲中所唱的那样“我们是一家人，我和我的姐妹们站在一起。”（虽然马瑞尔和伊丽莎白早早地夭折了）。
现在的霍沃思小镇
最重要的是布朗特姐妹的故事还没有结束。虽然她们已经去世了一个半世纪，但是对于她们依然有一些重大发现。朱利亚·巴克（Juliet Barker）在1994年出版过一本1000多页的很有影响力的勃朗特姐妹的传记，最新的平装修订版又增加了150多页内容。作者最新发现了夏洛蒂描写结婚礼服的一段文字（“我必须得买一件婚纱，一件让自已无比惊喜的婚纱。我得仔细挑选料子，就要便宜的那种。这样做可能有点傻，但只有这样做才能节省开支。”）最近很权威的有关夏洛蒂的一些信件也被发现了。这些信件让人们了解了到夏洛蒂甚至修改、检查或重新改写过她妹妹的诗。对于我们来说最大的收获就是得知艾米莉在去世时是否一直在整理手稿。
在以前有些人曾暗示这些草稿或者由于某些尴尬的敏感内容，或是出于嫉妒被夏洛蒂故意毁掉了。这种猜测和有人认为《呼啸山庄》的作者是她的弟弟布伦威尔的推断（第一次了出现是在1860年）一样不合情理。有关勃朗特姐妹的故事展开的越多，人们越对她们越着迷，而且在最近几年一些学者也开始对勃朗特姐妹的生活有过奇思妙想。例如卢卡斯塔·米勒（ Lucasta Miller）就在她的新书《勃朗特姐妹的秘密》进行了更大胆的猜测。1936年维吉尼亚·摩尔（Virginia Moore）把艾米莉手稿中的一句诗“Love's Farewell”误读成了“Louis Parensell”，随后她猜测说，露易斯是爱米莉的秘密情人。另外，她还声称艾米莉是个同性恋，之后这种论断又被卡米拉·佩格利亚（Camille Paglia）做了进一步猜想。凯瑟琳·福兰克的传记《爱米莉·勃朗特：自由的灵魂（Emily Bront?: A Chainless Soul ）》就比较保守一些了“其实她是得了厌食症（她拒绝吃东西，她认为自已唯一能够抓住的东西就是自已的身体。）”。这样的理论当然不能证明，但却是游戏中很有趣的一部分。勃朗特姐妹作为一名作家，自已的生活和作品永远都会有新的内容供读者品读，也是其作品一直长盛不衰且保持经典的一部分原因。
勃朗特姐妹的忠实迷们不仅需要美丽的遐想还需要真实的载体。幸好他们有勃朗特家族博物馆（Bront? Parsonage Museum）。维吉尼亚·伍尔夫就曾经访问过这里，那时的这座牧师住所还属于私人所有。笔直的墓碑就矗立在教堂的墓地内“像默不作声的一群士兵”。1928年勃朗特家族的住所向公众开放，从那时开始每年都会有七万人访问这里，1974年剧作家克里斯多弗·弗瑞（Christopher Fry）的电视剧《霍沃思的勃朗特姐妹》播出后，参观人数达到每年二十万人。现在那些遗物和家居用品依然摆放在那里：艾米莉去世时的沙发，父亲帕特里克收藏手枪的布袋，安尼13岁时的一撮头发，弟弟布伦威尔的画作，家里饲养的两条狗“守门员”和“弗洛西”的颈圈，还有一些夏洛蒂的物品——黑色的蕾丝面纱，卷发器，发夹，长筒袜和靴子。
艾米莉·勃朗特
现在博物馆正在举行父亲帕特里克的主题展。同时你在纪念品商店里还会买到一些小玩意：马克杯，杯垫，钥匙扣，冰箱磁贴。在小镇上“怀念勃朗特姐妹茶馆”和“维莱特（Villette）[6]”咖啡馆热情地招待着顾客。顺着路标的指引，大约步行3.5英里，你就会来到维新高地农舍（Top Withens）[7]，据说《呼啸山庄》就是以此为背景。似乎艾米莉并不讨厌远郊这片高地的呼啸狂风。上个月时我来到过这里，看到有人在猎松鸡，虽然她喜欢鸟和动物，看来她也不会太在意。但是像这种既使人心情振奋又重温文学之路的远足好像并不多见。
很多学者型的勃朗特迷们还办了一本期刊《勃朗特研究》。这本自从1895年就开始发行的季刊，完全是为了“回应越来越多对勃朗特姐妹们的作品和生活着迷的全球读者。” 例如日本人就特别喜欢勃朗特姐妹。《简爱》和《呼啸山庄》会出现在日本的教科书中；《简爱》的最新版电影的导演就是日裔美国人，《呼啸山庄》曾被导演德吉田喜重新改编成发生在德川时代的故事。日本福岛地震发生后，来参观博物馆的日本游客的人数明显减少，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参观的游客渐渐多了起来。据说日本居民习惯了在狭小的空间生活，所以勃朗特姐妹的故居给他们一种家的感觉（这和在宏大的Knole庄园和Newstead修道院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并且他们还认为夏洛蒂计划在最简朴的家中建一个只收六个寄宿学生的学校完全合情理。总之在日本，人们熟悉的英国文化偶像当中，勃朗特三姐妹的名气只稍逊色于贝克汉姆和莎士比亚。
勃朗特姐妹的故事还以各种方式和世界碰触。夏洛蒂去世一年后，戏剧“罗伍德寄宿学校”（德国版的《简爱》）在纽约上演。法国也被勃朗特三姐妹迷住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拍摄了电影《勃朗特姐妹》，由伊莎贝尔·阿佳妮和伊莎贝尔·于佩尔主演）。然后还有契诃夫：根据唐纳德·瑞弗德（Donald Rayfield）的传记，契诃夫在读了奥尔嘉·彼得森传写的勃朗特三姐妹几年后，写了自已的剧本《三姐妹（The Three Sisters）》[8]。几年年，导演凯蒂·米歇尔[9]的这部戏剧重点强调了人们之间的互相关系及影响，特别是任性的弟弟安德鲁（夏洛蒂的弟弟布伦威尔的原型）的出现及对其它人的作用。英国北方大地话剧院（Northern Broadsides）以契诃夫的《三姐妹》为蓝本，又重新改编并制作了戏剧《三姐妹》。我[10]把这版《三姐妹》的人物背景设在了霍沃思小镇，你可能会想这样做很古怪。除了这一点不同外，契诃夫戏剧的主题，如工作、教育、婚姻、女性的角色、城市与乡村的不同思维也同样占据了勃朗特姐妹的生活。
维新高地农舍（Top Withens）是一个破旧的农舍，据说艾米莉的小说《呼啸山庄》就是以此地为灵感。
很多作家重新描绘着他们心中勃朗特姐妹的形象并不断把她们搬上了舞台，如赫胥黎（他是1944年的电影《简爱》的编剧，由奥尔森·威尔士和简·方达主演）、达芙妮·杜穆里埃、梅·亲克莱、让·里斯、玛丽尔·斯巴克、林恩·瑞德·彬克斯、费恩·威尔顿、爱玛·特尼塔等。然后是电影导演（布努埃尔和泽弗瑞里）和演员（劳伦斯·奥利维尔、梅尔·奥勃朗、拉尔夫·费因斯、苏珊娜·约克、朱利叶·比诺什）。巨蟒剧团（Monty Python）还制作了由演员用旗语交流的信号灯版《呼啸山庄》，凯特·布什在其中首次献唱。改编为歌剧和芭蕾舞的勃朗特三姐妹的作品也极其丰富。在八十年代时我和哈沃德·古德曾合作编写过音乐剧版《呼啸山庄》，导演是蒂姆·瑞斯，希斯利夫由克雷夫·里查德扮演（角色分配的不好）。在那时其它四部版本的歌剧也在同时上演。
布伦威尔仍然不讨读者的喜欢：资质平庸，诗歌及绘画平平无奇，酗酒和依附他人生活使他看起来更像迪伦·托马斯笔下的一类人物，悲惨的一生听起来反尔更可笑。他最后的意义更多的是希斯利夫、阿瑟·霍庭顿（安妮的小说《女房客（The Tenant of Wildfell Hall）》）、甚至是罗切斯特的影子。姐姐们努力地不让他知道她们发表了小说，一方面是因为弟弟很可能会泄露秘密，另一个原因是出于好意，怕弟弟心怀嫉妒，自惭形愧。作为这个家庭被宠爱着的、唯一的儿子，曾给华滋华斯（Wordsworth）寄去过诗歌，并希望成为诗人，当他得知姐姐们成功发表作品而自已却一无所获时，他一定会崩溃的。但是她们是否真的能拯救他呢？从出版社寄给夏洛蒂的包裹或信件一定会寄到家中，难道他不会发现吗？他的迅速萎靡是否和他得知真相有关呢？
时间对帕特里克很友善。他从简陋的两间茅舍走到剑桥大学圣乔治学院，这段早年的求学之路异常精彩，同样他在霍沃思的事业也令人敬佩。他坚持努力工作来改善穷人的教育、健康和工作环境。公共卫生设施是当时人们最关心的一个话题：霍沃思没有排水沟，没有自来水，疾病更是经常肆虐，人们的平无均寿命只有28.5岁。依照这个标准，布伦威尔、艾米莉和安妮（分别在31、30、29岁去世）生活得就算很好了，夏洛蒂（38岁时去世）的生活就更不错了。孩子们一直担心帕特里克的身体，但是他直到八十几岁时才去世。
勃朗特家族墓穴
安妮也走出了姐姐夏洛蒂和艾米莉的阴影。《阿格尼斯·格雷（ Agnes Grey）》可能并不是一部非常成熟的作品（尽管小说有些段落很出彩，运用诗歌的衬托引起读者的共鸣），但是小说《女房客》的双重叙事结构，表现大胆，用超越时代的视角描绘了一个陷入不幸婚姻中的女人。安妮虽然单身并且只有二十几岁，但是却能觉察到身为人妻的责任和负担（“等待着她的丈夫，帮他打发无聊时光，细心照料他，让他拥有美好的生活”）不得不说是不可思议的。人们有时会想像如果安妮能活得更长一点，她会又有什么更加智慧的生活经验和我们分享。人们总是强调勃朗特姐妹在弥留之际时的恬淡寡欲，但是安妮在去世之前的一段话（去世前写于斯卡伯勒）明显地表现了她的挫败感和对残酷的现实生活的怨恨“ 我想在离开这个世界前多做些事情。我有很多愿望要去实现。但是，现在我什么都做不了，我的人生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最后，无论安妮的成就有多大，我们还是要回过头来关注夏洛蒂和艾米莉。无论你喜欢夏洛蒂或艾米莉，都在一个侧面表现了你的个性，就像我们会问“你喜欢猫或狗”或“你喜欢列农还是麦卡特尼”？到现在为止，艾米莉更加值得我们尊重。如果有人说《呼啸山庄》的结构不完美，或者认为和简称罗切斯特是他的灵魂伴侣相比，艾米丽的女主角凯西说“我就是希斯利夫”显得太过夸张的话，那么你就会被视做异端另类。但是爱米莉和夏洛蒂真的像我们看到的一样，有很大的不同之处吗？当然，我们怀疑爱米莉是否会说（夏洛蒂曾对她的好友爱琳·纳西说过）婚前尊重比爱他更重要，激情“不是很合适。” 但是夏洛蒂的小说也不会认同这样的情感：简爱尊敬乔治·瑞沃斯，仅仅是因为她对他没有激情，而且不会打算跟他结婚。尽管《呼啸山庄》的情感激烈、暴力，甚至有些夸张（希斯利夫“是一个残暴、无情、自私的人”，最后受虐的儿童变成了虐待他人的人），《简爱》中的情感同样有着残酷的一面，简被她的婶婶虐待过，在洛伍德学校也有过这样的遭遇，罗切斯特还以能激起她的妒忌心而感到高兴（新版电影对此情节只做了轻描淡写）。
我们很容易忘记，其实两个女人在当时的年代看起来是多么的激进。人们对《呼啸山庄》的评论更加激烈一些，一个评论者曾惊呼道“能写出这样小说的作家一定有自杀的倾向”，另一抱怨道“在所有的戏剧人物中，没有哪一个人像希斯利夫这样招人恨。”《简爱》也曾被指“粗俗”、“完全不顾忌社会的准则”、“异端邪说”，而且还可能和英国的宪章运动或欧洲的革命有关。
事实上，夏洛蒂并不支持革命，她曾说：“暴动或战争是社会顽疾”。但是她却鄙夷“小说中波澜不惊的男女主角”，不喜欢简·奥斯丁《傲慢与偏见》中“细心防护的栅栏，精心种植的花园，精晰分明的界线和那些精致的花草。那里没有一望无垠的乡村，清新的空气，叠嶂的山峦和跳跃的溪流。” 这就像拳击手大战前要吐出的那口暴戾之气一样。但是夏洛蒂这样比较并不是要攻击奥斯丁来表现自已的与众不同。通过最近改编且上映的电影，有人可能认为，夏洛蒂或艾米莉或许已经在大众的感情世界里代替了奥斯丁，这也许正确。但是，无论发生什么，这几位女性的作品依然在世界的某个角落里有她们的一席之地。
我们可以高兴地看到，新近上映的电影强调了小说中忽视的细节。没有人认为勃朗特姐妹很幽默，但是编剧莫伊拉·巴匪尼（Moira Buffini）可能会触动我们的那根神经。我们说有关勃朗特姐妹的话题又一次兴起好像并不准确，因为她们从未离开过我们。伊丽莎白·盖斯凯尔的传记中曾给我们带来这样一幅画面：夜晚三姐妹围座在家中的餐桌旁正在兴趣盎然地阅读并讨论着自已的作品。其实在一个半世纪前，她们聚拢在一起的画面就早已定格，但是我们孜孜不倦地阅读、讨论的兴致却永远不会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