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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若抄袭，维权到底
导读： 《红楼梦》被誉为四大古典名著之首，从其诞生之后，就有人对其加以研究。这种研究从清朝一直延续到现在，并诞生了新旧两种学派。然而，新中国成立之后，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直接引发了老人家对其进行批判，成为继批《武训传》之后，思想文化领域又一次大批判，那么老人家为什么要批判《〈红楼梦〉研究》呢？
新中国成立之初到后来，思想斗争一直持续存在。
这种斗争除了在党内对于政策的讨论之外，还有在党外思想文化领域的较量。
1951年，老人家批判了《武训传》，三年之后，老人家又发起了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
俞平伯与胡适等人是新红学研究的奠基人，《〈红楼梦〉研究》在之前叫《红楼梦辨》，最开始发表时是1923年。
时隔29年之后，也就是1952年，据说俞平伯有求于文怀沙，为了还文怀沙钱，于是应文怀沙之邀，将《红楼梦辨》修订为《〈红楼梦〉研究》，由棠棣出版社出版。
当《〈红楼梦〉研究》被批判时，于是便连带远在台湾的胡适也一起批判，因为他们二人是“新红学派”的代表人物。
对于批判一事，佞人们早就坐立不安，特别是看到自己的偶像胡适被批判时，他们更是暴跳如雷。
在这些佞人们的心里，自己的偶像怎么能被批判呢？于是他们将老人家对胡适的批判，归于老人家在公报私仇，那么老人家和胡适之间到底有什么恩怨呢？
胡适与老人家确实有过交集，这种交集从1920年开始。
胡适
然而，胡适从骨子里就瞧不起老人家。
老人家当时经恩师杨昌济介绍，由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书面推荐，进入北大图书馆工作。
老人家在图书馆的职务是助理员，工作具体被称为“书记”，也就是负责整理中外文报纸、并登记阅览者姓名，每月的收入是8块大洋。
这8块大洋，相比胡适来说，确实不值一提。
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新思想蓬勃发展，胡适成了北大的新派教授，他的月薪高达280元。
有人算了一下这笔收入，按照当时的物价，胡适一个月的收入，可以养活北京五口之家的穷人三年。
280元和8元之间，确实存在着巨大的经济差距。
胡适在北大讲课时，老人家曾抽空去旁听过他的课，之后有一些思想方面的交流。
以上便算是两人之间恩的交集了。
恩甚少，怨更多。
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国共和平谈判时，胡适要求老人家“放弃武力”，也就是让我们解散部队，听任国民党的摆布。
之后便是跟着蒋介石去了台湾，却依然念念不忘对老人家诗词的各种嘲讽。
“胡适之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就是根据于一种哲学的主张而写出来的。我们看那本书的时候，难免一种奇怪的印象，有的时候简直觉得那本书的作者是一个研究中国思想的美国商人。”
胡适为什么被一些佞人推崇呢？大概是因为民国时期没有普及教育，文盲太多的缘故。
为什么我们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呢？看看胡适这位所谓的民国大师的诗词水平就知道了。
随便找几首诗给大家看看，瞧瞧这位教授的文学水平。
《陶渊明与他的五柳》：
“当年有个陶渊明，不惜性命只贪酒；骨硬不能深折腰，弃官回来空两手。瓮中无米琴无弦，老妻娇儿赤脚走。先生吟诗自嘲讽，笑指篱边五株柳：看他风里尽低昂，这样腰肢我无有。”
这种诗是什么诗呢？
你要说这是七律，那说明你完全不懂诗词。
你要说这是现代诗，只能说这种现代诗也就是打油诗的水平，你要是将这种诗与一位教授联系起来，恐怕会让人惊掉下巴。
这首诗白话到了顺口溜的地步，而且标点符合都是错的。
再列举一首《蝴蝶》：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不知道大家读后是什么感觉，就这写诗的水平，谁敢相信是出自一个大学教授之手？
再列举一首《湖上水上一个萤火》：
水上一个萤火，水里一个萤火，平排着，轻轻地，打我们的船边飞过。他们俩儿越飞越近，渐渐地并作了一个。
这首水诗不知道意境在何处？价值在哪里？而且如果不用四川方言，还押不上韵。
胡适就这种诗词水平，却还能有脸点评老人家的诗词，不得不说民国大师可能不知道什么是羞耻。
今天依然有不少人打心眼儿里崇拜民国时期的那些大师，只可惜其中有不少大师之所以称为大师，不过是因为当时文盲太多，否则就这种水平，也就配在民国时做一个“大师”了。
胡适和老人家之间的私人恩怨大抵如此，那么到底是谁在挑动是非，大家心里应该都有数。
要知道批判的原因，就先要知道《〈红楼梦〉研究》到底研究了啥？
曹雪芹写的《红楼梦》，前80回是曹雪芹所写，后40回是高鹗所写，这便是以胡适和俞平伯为代表的“新红学派”考证出来的结果。
《红楼梦》从清朝开始就有人研究，到了民国时期，研究《红楼梦》的人出现了两派：“旧红学派”和“新红学派”。
这两派对《红楼梦》的研究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观点，但是本质都是资产阶级唯心论的产物。
“旧红学派”是用小说中的人和事去意会历史上的真人真事，相当于把《红楼梦》看作是一部暗藏历史的小说，这些只求末端价值的做法，否定了小说的艺术创作。
“旧红学派”也被称为“索引派”，其中作为代表之一蔡元培写过一本《石头记索隐》，是索隐派的最后一部重要论著。
蔡元培
蔡元培认为，小说中所描绘的人事必然能在历史上检索出来。他研究的结论是：“金陵十二钗”写的就是明末清初江南的十二个名士。
你没有看错，蔡元培说“金陵十二钗”的原型不是女人，而是男人。
如此一来，《红楼梦》就成了“石头记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他认为“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
在“旧红学派”的眼里，《红楼梦》是政治小说。
到了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新红学派”发展起来了，其中以胡适和俞平伯为代表。
胡适的观点集中在《红楼梦考证》中，俞平伯的观点集中在《红楼梦辨》中。
胡适主要集中在作者的考证上，包括作者的身世、家世等，俞平伯则主要集中在文本本身的考证上。
“新红学派”的观点否定了“旧红学派”认为《红楼梦》暗藏历史上的真人真事，而是认为这曹雪芹自己家的自传史。
胡适认为，《红楼梦》不过是“老老实实地描写这一个‘坐吃山空’”和“树倒猢狲散”的家族没落。
他认为，“《红楼梦》的真正价值正在这平淡无奇的自然主义”，这所谓“自然主义”，就是“贾政即曹頫”，“贾宝玉即曹雪芹”，因此《红楼梦》就是曹雪芹自己家族的自传史。
俞平伯则比胡适的说法更夸张。
他在《红楼梦简论》中说，《红楼梦》的“基本观念是‘色空’”，认为《红楼梦》是作者“感叹身世”而作，是“为十二钗作本传的”，是怀念“闺友闺情”而写，是作者的“自叙”式传记。
俞平伯
一是《红楼梦》是者曹雪芹的“自传”。
二是《红楼梦》的风格是“怨而不怒”。
如此看来，其实新旧红学派之间本质没有太大的区别。
无非是“旧红学派”认为讲的是别家的家史，“新红学派”是认为讲的是自家的家史，但主角都是一群闺蜜，无论是男闺蜜还是女闺蜜，总归都是一群嘤嘤嘤的人。
无论哪一派，对曹雪芹写《红楼梦》的思想艺术都不屑一顾，说到底就是两派都不认为《红楼梦》的代表了封建社会的衰亡史。
如此一来，《红楼梦》就没有上升到思想的高度。
以胡适为代表的“新红学派”认为，《红楼梦》写的是曹雪芹自己家的家族史，他对封建社会的衰亡是怨其没落，而不是痛恨封建社会本身。
如果以胡适和俞平伯的视角看《红楼梦》，那它就成了一部儿女情长的书，从而掩盖了其背后封建社会的阶级性和注定衰亡的历史规律。
了解了新旧红学派的观点之后，那么我们来分析一下老人家为什么要批判《〈红楼梦〉研究》，并且连同胡适也一起批判。
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于1952年9月由棠棣出版社出版，到1953年11月，仅仅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就重印了6次，总印数高达2.5万册，这在当时是一个畅销书的印数。
为什么2.5万册就算是畅销书了？因为当时的文盲太多，大字都不识一个，怎么看得懂？
因此，这2.5万册就相当于当时有点儿文化人的数量了，相比当时5亿多人口，占比有多少呢？仅仅0.05%，即所谓的文化人占比仅0.05%。
俞平伯
为什么我们说民国时期的“大师”之所以称之为“大师”，是因为文盲太多，原因就在于此。
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出版之后，又在《文汇报》、《人民文学》、《光明日报》、《新民报晚刊》、《北京日报》、《大公报》、《东北文学》、《新建设》、《人民中国》等知名报刊发表红学文章15篇，其中刊于香港《大公报》和上海《新民报晚刊》的《读〈红楼梦〉随笔》则是一组38篇红学文章。
1953年，他还受邀到中国人民大学办了一场名为“红楼梦的现实性”的讲座，其后来出版的《脂砚斋红楼梦辑评》和《红楼梦八十回校本》也主要完成于这一时期。
俞平伯的这批著述以《〈红楼梦〉研究》、《读〈红楼梦〉随笔》和《〈红楼梦〉简论》最有分量，也最具代表性。
然而，偏偏有两个人对俞平伯的书提出了质疑，这两个人的质疑引发了一场大批判，那么这两个人到底有什么来头呢？
这两个人一个叫李希凡，一个叫蓝翎，两人是新中国的第一代大学生。
1947年，李希凡经姐夫赵纪彬（时任山东大学文史系教授、校委委员）的引荐，来到山东大学做旁听生，在此期间，他接触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
1949年，李希凡考上华东大学后，又进行了更加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
1951年，华东大学与山东大学合并，他和蓝翎都成为解放后山东大学的第一届学生，在山东大学读中文系时，逐渐由对古典小说的喜爱而开始有了自己的一些看法，于是对胡适和俞平伯的《红楼梦》观产生了对立。
1954年4月底，李希凡、蓝翎完成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它》的写作。
由于《文艺报》在不久前曾经撰文推荐过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又由于李希凡是《文艺报》的通讯员，于是李希凡便给《文艺报》通联组写信，询问该刊能否发表批评俞平伯的文章，却一直没有得到回音。
李希凡
此时，李希凡、蓝翎想到了自己的母校山东大学，加上李希凡与山东大学学报《文史哲》编辑部的编辑葛懋春很熟，于是完稿后就直接把稿子寄给了《文史哲》编辑部。
文中指出，《新建设》1954年3月号发表的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简论》较之其1923年初版的《〈红楼梦〉辨》、1952年9月改名再版的《〈红楼梦〉研究》在某些见解和方法上有进步，但基本观点未脱原有的巢臼，其论点是唯心主义的，他把考证观点运用到艺术形象的分析上来，则是反现实主义的形式主义。
对此，他们提出了三点不同意见，而这三点意见与“新红学派”的观点针锋相对。
第一，他们认为《红楼梦》不仅仅是一部“爱情小说”，而是一部具有社会意义和历史价值的作品。
指出 “《红楼梦》出现在清朝乾隆盛世，并不是偶然的现象，乾隆时代正是清王朝的鼎盛时期，但也是它行将衰败的前奏曲。在这一巨变中注定了封建统治阶级不可避免的衰亡命运。”
认为《红楼梦》艺术性地将封建官僚阶层内部腐朽的生活真实地暴露出来，表现出它必然崩溃的原因。因此，“《红楼梦》是封建社会没落时期的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
第二，批判俞平伯关于《红楼梦》艺术风格“怨而不怒’的观点。
认为他“离开了现实主义的批判原则，离开了明确的阶级观点，本末倒置地把《水浒》贬为一部过火的‘怒书’，且对他所谓的《红楼梦》的‘怨而不怒’的风格大肆赞扬，实质上是企图减低了《红楼梦》反封建的现实意义。”
第三，不认同“色空”是《红楼梦》的基本观念的观点，也不认同把《红楼梦》看作“自然主义”的作品，不认同这是曹雪芹的自传。
认为“要正确评价《红楼梦》的现实主义意义，不能单纯地从书中所表现出来的作者世界观的落后因素，以及其对某些问题的态度来作片面的论断，而应该从作者所表现的艺术形象的真实性的深度来探讨这一问题。”
一个月过去，两人的稿子还没被处理，于是老人家授意《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要求在《人民日报》转载《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它》。
但是，鉴于老人家的要求，于是决定由《文艺报》转载。
李希凡、蓝翎告诉陈翔鹤，他们在 8 月时已经寄了一篇《评〈红楼梦〉研究》的稿子。
于是，《评〈红楼梦〉研究》很快被采用，发表在 1954 年 10 月 10 日的《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上。
这篇文章中，李希凡、蓝翎主要针对现实主义文学发表见解，认为曹雪芹在中国文学史上最大的贡献是：不但在创作上坚持了现实主义的道路，而且在理论上阐明了现实主义的真谛。
而俞平伯就在这里走向了歧途，关于贾氏衰败的考证，仅止于把它和曹家的衰败联系起来看，而没有看到贾氏家族兴衰的命运，“是整个封建官僚地主阶级，在逐渐形成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必然走向崩溃的征兆。”
文中李希凡、蓝翎还对俞平伯的“麻油拌韭菜，各人心里爱”的文学批评见解提出了批评，认为俞平伯的文学批评是“主观主义的文学评论”，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两个标准，即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
李希凡、蓝翎的观点，实际上是用“政治论”和“阶级论”代替“美学论”和“文学论”。
“政治论”和“阶级论”与“美学论”和“文学论”，都是评判作品的方法和角度，资产阶级因为不承认阶级的存在，所以多采用“美学论”和“文学论”的观点，但是这样的观点，往往并不会深刻地揭示作品的本质。
另一方面，“政治论”和“阶级论”主要从作者和作品的目的性进行分析，有些人容易出现突出政治性，而忽视作品本身的艺术性。
因此，文学作品的评判永远会存在其矛盾之处，关键在于如何全面而深入地看待。
然而，为什么学术争论会上升到批判运动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将其放到历史背景之下去看待。
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被批判时是1954年，朝鲜战争结束，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变化，由外部矛盾转移到内部矛盾，即中外对立矛盾转移为国内生产发展矛盾。
此时，一五计划已经开始，工业化拉开了序幕，与之配套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同步进行。
从那时候开始，我们进入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开始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时候不能仅仅是身体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但是思想还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思想。
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是私有制经济，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资产阶级思想与我们要走的道路极不适合。
什么是新民主主义？
说白了就是孙中山的旧民主主义，也就是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只不过由我们共产党领导，所以称为新民主主义。
在苏联援建我们之前，我们原来发展方针就是在私有制经济下，发展民族资本主义，鼓励轻工业和手工业，通过工农业之间的交换，慢慢产生原始积累，将原始积累投入重工业，完成工业化，经济建设也实现之后，再进入社会主义。
但是，朝鲜战争结束之后，我们获得了提前进入工业化的可能性，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由于我们被援建的项目是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为主，因此与之配套的经济基础也要发生相应的变化，因此我们的发展道路也随之发生变化。
既然发展道路发生了变化，而且生产资料和生产力也发生了变化，必然要求上层建筑也要随之发生变化。
这种变化是要求上层建筑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适应，而不是与之相违背，不能形成落后，甚至是阻碍。
在“五反”运动中，老人家曾批评过对待资产阶级问题上“左”的错误时指出，在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存在的时期，不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和思想存在，是幼稚可笑的。
但自从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以后，经济基础都发生变化了，必然要求思想领域也要与之配套，这是一个辩证关系。
说得更直白一点，我们应该由原来的新民主主义思想，转变为社会主义思想。
既然资产阶级作为阶级正在被逐步消灭中，那么清理和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唯心主义，那就是必然趋势。
思想决定行动，资产阶级思想必然会出现资产阶级发展道路，而我们当时刚刚从原来的新民主主义转变成社会主义，因此资产阶级思想必然会受到老人家的批判。
1952年，在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老人家看到了知识分子身上存在的问题，那么到底是什么问题呢？
一是脱离人民群众，二是脱离社会实践，三是脱离历史发展。
知识分子大多数都瞧不起劳动人民，也不承认劳动人民的智慧。
他们很多人都待在办公室或自己的圈子里空想，很少深入社会调查研究。
他们觉得自己领先于时代发展，不承认自身认知的局限性。
以上这些问题都导致老人家一直都强调要知识分子进行自我改造。
1952年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缺乏具体内容，空洞的思想改造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这种学风就是迷信权威的势利眼心态，谁获奖就跪舔谁，只看作者背景，不看作品内容。
老人家认为，这种资产阶级唯心论，在我们队伍里占了上风，并且在压制具有马克思主义的新一代知识分子。
基于以上两点主要原因，老人家于1954 年 10月16日，发表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
在信中，老人家明确指出，“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
那么，新旧红学派是不是资产阶级唯心论呢？
唯心论是主观理念第一，客观物质第二。
说得简单一点，唯心论认为人生而知之水会淹死人，而不是我们在溺水之后才知道水有危险性。
新旧红学派的观点其实就是拒绝承认《红楼梦》反映了封建社会的衰亡史这条主线，而是从自己的主观臆断出发，将这条普遍存在的必然规律视为一个偶然的家族没落史。
无论是“旧红学派”还是“新红学派”，两派都是从自己已有的经验出发，先将《红楼梦》立为别家的历史或是家族自传史的结论，然后去证明这个结论，而不是从《红楼梦》本身去研究得出反映了整个封建社会的衰亡史。
胡适以“坐吃山空”和“树倒猢狲散”这种个人原因和人性说辞，来解释《红楼梦》四大家族的衰亡原因，而不是从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加以解释，这就属于资产阶级唯心论。
说得更直白一点，《红楼梦》是封建社会衰亡史的缩影，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但新旧红学派将其视为一个家族的偶然事件，而不肯承认其必然性，反而引导民众着眼于其中的不触及本质问题的细枝末节，这恰恰又是资产阶级愚弄百姓，玩弄小资情调所惯用的手法。
老人家在信中提到的“毒害”就在这里。
这就像一只猛虎趴在众人面前，胡适之流告诉众人这只猛虎可能来自东北，迷路了才走到这里，它的毛摸起来很舒服，而且还会变色，夏天棕黄色，冬天淡黄色，它跟猫一样都是猫科动物，但他就是不告诉众人，这只猛虎会吃人。
更重要的是，对于《〈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不是老人家说的“大人物”做这件事情，而是由两个“小人物”去做这件事情，这让老人家认为应该大力批判《〈红楼梦〉研究》。
因为新旧红学派对《红楼梦》的研究，都是那些所谓的教授和名人在主导，但他们的研究与我们对世界的认知是相对立的，与我们现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上层建筑是相违背的，他们代表了资产阶级观点。
然而，他们占据着学术领域的制高点，对于迷信权威的人来说，他们将影响这些人，而这些人中有我们现在的干部，还有未来的干部，甚至还有我们队伍中高层的人。
这是极其危险的意识领域的毒害和渗透，这将导致我们的领导干部在看待事物时不抓住其问题的本质，将被诱导走向细枝末节，甚至是站到人民的对立面。
这一点后来在人民公社和大跃进中，领导干部在实际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就能从中反映出来。
我们队伍中真正具有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其实不多，这一点从老人家的信中就能反映出来。
他在信中说，“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
我们的领导干部对这种学术问题和思想问题缺乏警觉性，反而是年轻人提出了问题。
然而，面对敌对思想的入侵，这些负责人麻木不仁，不但不坚决反击，还压制我们新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这种做法让老人家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引起了老人家的不满。
这一点可以从老人家的信中看出，他认为我们队伍中领导干部，“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可见当时负责文艺界的人，并没有尽到职责，老人家不得不亲自发起批判。
这就是老人家要大力批判《〈红楼梦〉研究》背后的逻辑。
之后，全国开始了对《〈红楼梦〉研究》和胡适“反动思想”的批判。
郭沫若在批判俞平伯的会议上，点出了俞平伯这一类人身上的问题实质。
“俞平伯先生在三十年前要用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方法来研究《红楼梦》，本来是不足为怪的事情。三十年前，像我们这样年辈而研究古典文学的人们，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真要算是凤毛麟角了。俞平伯先生的研究之所以成为了问题的，是他三十年来，特别是自解放以来，在思想、立场和方法上，都没有什么改变。 ”
可见当时真正具备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少之又少，老人家发起的批判，无疑是在反击资产阶级文人的思想，保护新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
一个政权没有自己的保卫力量，如何能够经受住敌人的疯狂进攻。
今天社会主义之所以深入人心，都是因为老人家不遗余力同敌人在思想领域斗争的结果。
这场批判运动持续到1954年12月结束，1955 年年底，作家出版社编辑出版了《红楼梦问题讨论集》4 集，收入文章 129 篇，近 100 万字。再加上大量未结集的零散文章，总数字当在 200 万字以上。
鉴于当时文艺界存在的问题，1955 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
指示说，“为了实现党的总路线，在三个五年计划、十五年左右（一九五三年算起）时期内实现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达到消灭城乡资本主义的成分，在六万万人口的伟大国家中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在知识分子中和广大人民中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并在这个思想战线上取得胜利。没有这个思想战线上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就将受到严重阻碍。 ”
然而，即便如此，后来依然多次出现文化阵地丢失的情况时，为此老人家批评这些人是“死人办报”，并提出了防止“修正主义”，防止“和平演变”。
今天的佞人们污蔑老人家公报私仇，听上去就觉得可笑。
一个巨人需要跟一只蚂蚁较劲儿？
以老人家的地位和思想，需要跟胡适这种连白话诗都写不好的人一般见识？
不过也不能怪这群人，毕竟他们生来就没有长一颗感恩之心，这些自命清高的人，他们完全可以做到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
只恨当初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老人家还尽力给这群人扫盲，却没想到扫盲的结果就是在他逝世后被这群人污蔑诋毁。
今天依然有人表示当年老人家不应该用政治批判代替文学批判。
对于持这样的观点，请先看老人家《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原文，哪里提到了用政治批判？
至于别人要这么做，请翻看我们之前反复提到的那些别有用心之人，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如果说当年文盲太多，无法理解老人家当时的做法，那么现在教育普及之后，依然还有不少人难以理解，这就不是文化水平的问题了，而是世界观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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