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版校注组赴清西陵考察。左起：吕启祥、徐贻庭、冯其庸、应必诚、沈天佑、顾平旦、陶建基。人民文学出版社供图
▲不同装帧形态的新校本《红楼梦》。
▲第一版注释发稿本。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刘梦妮
“要校勘出一部接近曹雪芹原著面貌的《红楼梦》。”今年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的《红楼梦》（简称“红研所校注本《红楼梦》”，又称“新校本《红楼梦》”）出版40周年。在出版40周年纪念暨2022年修订新版发布会上，86岁的校注组成员、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吕启祥讲述了校注出版这部《红楼梦》的初衷。
作为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红楼梦》是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品之一，也是最复杂的作品之一。多年来，围绕曹雪芹原著面貌、书中人物命运与故事结局，无数学者展开讨论，各类学术专著与通俗解说也不断问世，但很多问题至今没有定论。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至今仍在进行中。“来之不易，来日方长”——吕启祥用8个字概括了这项工作的过去与未来。
红学史上的第一次
曹雪芹生前，《红楼梦》只是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手抄本极为耗费人工，价格昂贵，传播范围有限。这一时期的《红楼梦》版本被称为早期抄本，因其中有脂砚斋等人批注，又称脂本。
直到曹雪芹去世20多年后，在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程伟元和高鹗经过搜集、整理，用木活字排印的方式将《红楼梦》刊印出来。首次刊印版本为程甲本，第二年重新整理刊印的版本为程乙本，通称程高本，共120回。程高本的出现，让《红楼梦》由手抄时代步入刊印时代，传播数量和速度都大幅提升。
之后的100多年里，程高本及其翻刻本、评点本流行于世，广为传播。而更早的那些手抄本一直流落民间，不为人所重视，直到二十世纪20年代，才陆续被研究红楼梦的学者和藏书家发掘出来。根据各自的特征，它们分别被命名为庚辰本、甲辰本、己卯本、俄藏本、蒙府本、戚序本等等。目前发现的10余种抄本，都只有前80回的部分内容。因此，红学界普遍认为，《红楼梦》是一部未能最后完稿的著作，曹雪芹原著只有前80回，后40回是程伟元和高鹗整理补上的。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熙中多次为修订提供重要意见，在他看来，诸多抄本的陆续发现是一种幸运：“如果没有抄本，我们只能读到120回的程高本，不可能再进行别的研究，接近曹雪芹原著的《红楼梦》恐怕也看不到了。”
“红学家们在研究中发现，早期抄本文字更好，更接近于曹雪芹原著面貌，这是一个学术共识。而程高本，尤其是程乙本，已远离了原著。”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2022年新修订版召集人张庆善告诉记者，“程高本特别是程乙本，经后人整理修改的内容比较多，表面上看是通俗了，但实际上是把《红楼梦》早期抄本的典雅气息给弄没了。”
张庆善介绍，早期抄本和程高本，几乎每一页都有差异，有的是具体的字词不同，有的是段落不同，甚至有的情节也不一样，“这些早期抄本的存在，为校勘整理出一部接近曹雪芹原著面貌的《红楼梦》提供了保证。”
当然，早期抄本也存在各种问题。“它们是手抄本，错误相对多，抄写的人会写错字，甚至增字、丢字，但这些错误通过校勘改过来就可以了。”张庆善解释，事实上，校勘正是《红楼梦》校注组的工作之一，“比如我觉得底本上的某个字是错的，能不能改呢？不能乱改，要对比别的抄本，别的抄本上这个字是正确的，可以按别的抄本改过来，之后再做一个校记，写清楚底本是什么字，依据什么抄本做了修改，这样既保留了底本的情况，又为研究者提供了依据。”
1975年，《红楼梦》校注组成立，决定以乾隆时期的抄本作底本，校订整理出一个接近曹雪芹原著的本子。在程高本已经流行了100多年的背景下，这是第一次以早期抄本作底本进行整理普及出版工作，在红学史上都不曾出现过。
那么，《红楼梦》校注组为什么在众多早期抄本中，选择了庚辰本呢？
当年校注工作总负责人、红学家冯其庸专门写了一本书《论庚辰本》，阐述庚辰本与曹雪芹原著的接近性。“这部过录的庚辰本，它最初的底本，是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的改定本，这时离曹雪芹去世只有三年。截至现在，我们没有发现比这更晚的曹雪芹生前的改定本，因此，可以说这个‘庚辰秋月定本’，是曹雪芹生前的最后一个改定本，也是最接近完成和完整的本子。”
校注组最终决定新校本《红楼梦》前80回以庚辰本为底本，参考其他10余种早期抄本及程高本，后40回则以程甲本为底本。“《红楼梦》以120回的面貌流传了这么多年，如果只有早期抄本的前80回，应该不会赢得那么高的地位，所以还是选择用120回的来满足读者的需求。”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所长、此次新修订版专家之一孙伟科介绍。
孙伟科认为，后40回最重要的是把两点保留了，一是贾宝玉父子矛盾的悲剧，贾宝玉不按家族的要求光宗耀祖，最终离家出走；二是宝黛爱情的悲剧，后40回把木石前盟和金玉良缘的矛盾保持了。这两个矛盾是《红楼梦》里最主要的矛盾，把这两个矛盾保持到底，是后40回的贡献。
“《红楼梦》后40回一些情节，虽然不符合前80回的线索，但有一些章节写得相当不错，最重要的是完成了《红楼梦》的悲剧结局，这在中国古典小说当中是非常了不起的。”张庆善说。
为一个词争得面红耳赤
“从来没有那么多红学家为一部书的校注聚在一起！”采访中，谈起当年校注组的工作，不止一个人向记者感叹。
冯其庸、李希凡、刘梦溪、吕启祥、孙逊、沈天佑、沈彭年、应必诚、周雷、林冠夫、胡文彬、曾扬华、顾平旦、陶建基、徐贻庭、朱彤、张锦池、蔡义江、祝肇年、丁维忠，7年里，先后有20位红学领域的专家参与校注，共整理校记6000多条，实际采用1000多条，撰写注释3500多条，实际采用2300多条。
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部堆放着各种文献书籍的办公室里，编辑胡文骏为记者翻出了学者们当时的原始发稿本，上面有多位专家的勾画与批注。“已经很难辨认是哪些专家的笔迹了，但可以看出他们当时的工作状态。”胡文骏说。
“校注组主要有三方面工作，一是标点断句，二是校勘，也就是文字的订正，还有就是注释。”张庆善告诉记者。
当年，在恭王府前石狮子的右侧，有一座叫琴楼的楼，里面每间房都小小的，有一床、一桌、一椅、一书架，校注组刚成立时，专家们就在那里工作，一人一小间。多年后，李希凡在《往事回眸》中回忆：“上午校订，下午阅读，校订是大家在一起，读出各种版本的每一句话，斟酌取舍。”他这样形容在琴楼的日子，“似是到了‘世外桃源’。”
如今，琴楼已被拆除，但吕启祥仍然记得当时工作的情景。在校勘过程中，大家坚持己见，寸步不让，常常为了一个字、一个词争得面红耳赤。“究其原因，不外是为了坚持自己心目中的‘原著面貌’。”
工作中，与吕启祥相处时间最长的学者是陶建基。吕启祥曾在新校本《红楼梦》出版25周年的纪念文章中，回忆这位“端方正直”的老先生：“陶老年纪大，身体也不甚好，可愈是琐碎吃力的事，他愈是认真落力去做，一次查找《不自弃文》的出处，为了赶时间，他不避暑热路远，大礼拜天乘公共汽车跑到北图，找出《朱子文集大全类编》，从卷二十一《庭训》里把《不自弃文》全文抄录下来，字字清晰，一笔不苟。”
吴世昌、吴恩裕、吴组缃、周汝昌、启功等老红学家担任校注组顾问。那时启功居住在小乘巷一间陋室中，吕启祥曾回忆起去他家求教的情景。“那时，为了《红楼梦》校注的事，我大约隔些日子便会到小乘巷启先生家中去。记得是一个很小的院子，院角有一株芭蕉树，先生住其中一间平房，屋内泥土的地，纸糊的顶棚，已经破旧，上有耗子穿梭游走，冬天生一个炉子，一把藤椅已年深月久，跐牙咧嘴，扶手上的钉子突了出来，坐上去要十分小心。”
为了注释《红楼梦》中妇女的服饰和配饰，校注组的专家们曾到故宫珍宝馆参观实物。为了弄清楚书中提到的医药、器物，他们请教了医药界与故宫的多位专家。书中每条注释的确定，都经过多次商讨，并力求找到典故或史料的最早出处。
经过7年努力，1982年，新校本《红楼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逐渐成为影响最为广泛的《红楼梦》读本。据胡文骏介绍，40年来，这一版本《红楼梦》，普通版、珍藏版、大字本、有声版等各种形态加在一起，累计发行近1000万套。
四十年打磨不寻常
曹雪芹写作《红楼梦》时，“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十年辛苦不寻常”。努力接近曹雪芹原著面貌的新校本《红楼梦》，40年来也经历了不断打磨的过程。
“校勘《红楼梦》的根本目的，是要努力接近曹雪芹原著的面貌，给广大读者提供最好的通行本。”张庆善说，“这样一个本子需要根据红学的发展，不断修改完善。”
事实上，40年来，不断有读者和学者向红楼梦研究所、红楼梦学会以及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部提出意见与建议。1994年和2007年，校注组专家又对新校本《红楼梦》进行了两次全面修订，并分别于1996年和2008年出版第二版、第三版。2008年，根据最新红学研究成果，新校本《红楼梦》的署名由过去的“曹雪芹、高鹗著”，改为了“（前八十回）曹雪芹著，（后四十回）无名氏续，程伟元、高鹗整理”。
“新校本《红楼梦》发行量大，不少读者发现问题就会提出来，有的学者还专门就校注问题写成论文发表。这些意见和建议反馈给了校注组专家以及红研所的老师们，我们出版社也曾收到读者的反馈。”谈及修订意见的收集，胡文骏这样说。
第三版序言里讲述了读者来信指出校勘错误的往事。第47回中，柳湘莲对贾宝玉说：“眼前十月一，我已经打点下上坟的花消。”校注组一开始将“十月一”改为“十月初一”。读者在信中说，“十月一”是北方为已故亲人送寒衣的民俗节日，不能改做“十月初一”。冯其庸他们请教了周围的老北京人和北方的朋友，都说至今仍有“十月一，送寒衣”的民俗，因此在第三版出版时，恢复了庚辰本底本的“十月一”。
“我们这次仍然是把各方面的意见收集起来，大家在一起一条一条地讨论，看法比较一致的就直接通过，不一致的就会更慎重些，有的意见就留到将来有新的研究成果出来再解决。”张庆善说。
此次修订过程中，校注组老专家胡文彬去世。孙伟科回忆，早在2020年12月份，他就收到胡文彬发给他的几百条意见，“一开始胡老师还参加了我们的讨论，遗憾的是，他在2021年5月去世了。在最后的时间里，胡老师都一直牵挂着这件事。”
老专家们强烈的责任心给孙伟科留下深刻印象，“你能感觉到，如果作品中间存在任何一个小的差错，都会让他们寝食难安。”
事实上，40多年过去，与吕启祥一起工作过的大多数专家都已去世。在出版40周年纪念会上，吕启祥说，继续修订是对这份事业的传承和延续，也是对他们的告慰和最好的纪念。
“吕启祥老师说自己年纪大了，看着周围的同道一个个离开，很着急，特别希望赶紧修订，把这份事业继续下去。”胡文骏说。
据统计，此次修订共订正正文及标点150余条，校记30余条，注释200余条。“每次修订的原则都是一样的，那就是忠实于曹雪芹原著，忠实于底本，吸收新的可靠的研究成果，改正错误。”张庆善说。
他介绍说，此次修订一个重要改动，是第63回芳官唱《赏花时》，第二句“闲为仙人扫落花”，之前校注组根据汤显祖原著《邯郸记》，将其校正为“闲踏天门扫落花”。但根据最新红学研究成果，“闲为仙人扫落花”来自雪芹祖父曹寅致友人的诗注，“这句曲子表达了曹雪芹对家族的怀念，他应该是有意这么写的，因此此次修订改回了底本原文。”张庆善说。
还有第76回中的名句“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花魂”，这句话后半句曾校订为“冷月葬诗魂”，此次修订又改了回来。张庆善解释说，在庚辰本底本中，这里是“葬死魂”，旁边有墨笔改为“诗魂”，因此曾校订为“冷月葬诗魂”。但其实“葬死魂”的“死”，很可能就是“葬花魂”的“花”。林黛玉的诗也多次提到“花魂”，比如“昨宵庭外悲歌发，知是花魂与鸟魂。花魂鸟魂总难留，鸟自无言花自羞”，“偷来梨蕊三分白，借得梅花一缕魂”。另外，从格律上讲，“花”与前一句“寒塘渡鹤影”中的“鹤”也更对得上。“总之，是‘葬花魂’还是‘葬诗魂’，不是好和坏的问题，而是对和错的问题。”张庆善告诉记者。
这次修订中讨论得最多的，其实是一个很小的细节。《红楼梦》第28回中，大家说起为林黛玉配药，贾宝玉对王夫人说：“太太给我三百六十两银子，我替妹妹配一料丸药，包管一料不完就好了。”王夫人道：“放屁！什么药就这么贵？”于是，贾宝玉开始解释他要配些什么药，之前的版本是“头胎紫河车，人形带叶参，三百六十两不足龟，大何首乌，千年松根，茯苓胆……”，但“三百六十两不足龟”这里，大家总觉得读不通。“360两是清楚的，贾宝玉让他妈妈掏360两银子，可是‘360两不足龟’又是什么呢？”张庆善说，经过多次讨论，大家认为这里一方面是标点错了，一方面是批语误入正文，也就是说“三百六十两不足”应该是抄本的抄写者把脂评抄到了正文里，“当然，这只是我们的分析，并没有版本依据，为了尊重原著，就将这句话改为了‘头胎紫河车，人形带叶参——三百六十两不足——龟大何首乌，千年松根茯苓胆……’，这样一下子就全通了。”在此基础上，再通过注释解释为什么这样修订，“读者读到这里的时候，也可以参与思考讨论。”
注释中，一个重要改动是贾宝玉出场时的两首《西江月》，过去对这两首词的注释比较简单，这次扩充为“借世俗的眼光描画贾宝玉的形貌和性情，寓褒于贬，出语精警，意味深长，是嘲笑也是自嘲，是讥讽也是反讽。其词在看似轻松的语句中包含着深沉的愤懑和某种追悔，世人包括家人并不理解这古今无双的个性，揭示出主人公的孤独和受谤是必然的”。这样深入的解读，能让读者更深刻理解贾宝玉这位看似单纯实则复杂的人物。
人人可成校勘家
《红楼梦》的魅力经久不衰，吸引着无数学者与普通读者步入这个动人的世界。在孙伟科看来，《红楼梦》是一出悲剧，但曹雪芹不是简单写人物命运多么悲伤，而是通过他们来彰显人格理想的价值。“林黛玉为什么死？她捍卫了一种价值。宝玉为什么出家？他信守了一种价值。这种价值实际上是曹雪芹所崇尚的崇高人格。”
《红楼梦》未及完成，曹雪芹便在贫病中去世，再加上他的手稿迄今为止都未能发现，也没有他生前付印的定稿。“现有的抄本都是过录本，要想根据这些抄本完整恢复曹雪芹原著的面貌，实际是不可能的了。”孙伟科感叹。
但修订工作以后还会继续下去。在张庆善看来，“古籍整理是非常重要、非常艰难的工作，不可能一蹴而就。人们的认知在不断发展，学术研究也在不断发展。比如芳官唱的《赏花时》中，那句‘闲为仙人扫落花’，就是学者们在研究中发现，底本是有意写错的。这是学术研究成果在我们校订工作中的反映。”
而在吕启祥看来，新校本《红楼梦》底本所选择的庚辰本，是不是最好的也是可以讨论的，她举了一个例子，林黛玉眉眼的描述，作为底本的庚辰本是这样的：“两湾半蹙鹅眉，一对多情杏眼”，虽是通的，但与其他抄本对比却并不好。因此，初版时便根据甲辰本和己卯本，将这句话改为“两湾似蹙非蹙罥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待俄藏本《红楼梦》回归后，又据俄藏本改为“两湾似蹙非蹙罥烟眉，一双似泣非泣含露目”。“这里为了文字的择优，我们违背了体例，更多的时候是为了留存底本，而放弃了其他抄本更优的文字。”
总之，《红楼梦》的版本很复杂，“这10余种抄本的源流、关系究竟如何，现在都不很清楚。在校勘过程中，真伪、先后、优劣是取舍的依据，会因对各个本子的不同见解而有所不同。”吕启祥说。
当年，吕启祥他们开始新校本《红楼梦》的校注工作时，早期抄本的数量还十分稀少。在校注组内，底本庚辰本的排印本能保证人手一册，而其他抄本只有少量复印本，大家只能轮流看。今天，早期抄本早已不再是少数专家学者才能翻阅的奢侈品，各种抄本都有排印本出版，一般人也能买得起。
“普通读者只要有兴趣，肯下功夫，也可能成为校勘家。”在吕启祥看来，《红楼梦》有如此广泛的读者群体，版本研究也不断出现新成果，有理由期待更加完善的校注本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