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鹗续写《红楼梦》的争议，自程高本问世以来便持续不断。
当代红学研究普遍认为，高鹗续书在艺术价值、思想深度和情节逻辑上与前八十回存在显著差异，甚至在某些关键情节上背离了曹雪芹的创作意图。
但为何高鹗能成为《红楼梦》的续写者？
这一现象背后是多重历史因素与时代局限的产物，需从历史语境、文本传播和意识形态三方面解析：
一、续写的历史必然性：市场需求与文化传承
手抄本时代的残缺困境
曹雪芹生前，《红楼梦》（《石头记》）仅以手抄本形式在小范围流传，且止于八十回。
读者对完整故事的需求迫切，书商程伟元在序言中称“竭力搜罗”残稿，与高鹗“细加厘剔，截长补短”修成百二十回本，实为满足市场对“全本”的期待。
续书的合法性建构
程高本声称续书基于“曹雪芹残稿”，但无实证支持。
这种话语策略既为续书赋予权威性，也掩盖了续写者对原著的改写意图。
从传播学角度看，程高本成功将《红楼梦》从“残本”升格为“完整经典”，推动其大众化。
二、高鹗续书的问题：思想与艺术的断裂
价值观的保守化扭曲
对悲剧内核的消解：曹雪芹预设“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彻底毁灭，高鹗却安排“兰桂齐芳”“贾家复爵”的团圆尾巴，弱化了批判性。
礼教观念的强化：黛玉临终前对宝玉的怨怼（“宝玉，你好……”）、贾母对宝黛爱情的冷漠处理，将悲剧归咎于个人而非制度，迎合封建伦理。
人物性格的崩塌
宝玉的“世俗化”：前八十回宝玉厌恶科举，续书中却中举后出家，矛盾地兼顾“忠孝”与“解脱”，实为续写者对叛逆者形象的驯化。
凤姐的降智：调包计的设计粗糙，使精明狠辣的凤姐沦为工具人，失去前期多面性。
伏笔的误读与忽略
“情榜”结局缺失，太虚幻境预言未完整呼应；
香菱的“荷枯藕败”判词被改写为扶正病逝，削弱命运讽刺；
妙玉“风尘肮脏违心愿”本应指向沦落风尘，却被简化为被强盗掳走。
三、高鹗续书得以流传的深层逻辑
意识形态的安全阀
程高本刊行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正值文字狱高峰。
高鹗淡化原著中的政治隐喻（如“秦可卿之死”、“甄家抄没”），强化因果报应（如赵姨娘中邪、凤姐托孤），使文本符合主流价值观，规避审查风险。
大众审美与文人趣味的妥协
续书降低哲理深度，增加戏剧冲突（如“宝玉失玉”、“潇湘闻鬼哭”），符合市井读者的猎奇心理。同时保留诗词雅趣（如“黛玉焚稿”），维系文人阶层的接受度。
历史偶然性的加持
曹雪芹原稿后三十回（或四十回）彻底失传，程高本成为唯一完整版本。
20世纪以前，读者无从对比，自然将其视为“正统”。
即便胡适考证出续作问题，普通读者仍惯性依赖通行本。
四、当代红学对续书的批判与反思
学术研究的突破
脂砚斋批语公开后，前八十回伏笔与续书矛盾逐一暴露；
周汝昌、张爱玲等学者指出续书“狗尾续貂”，张爱玲更称“人生三恨之一”是“红楼梦未完”。
续写实验的挑战
现代作家（如刘心武）尝试按脂批线索重续，但难以还原曹雪芹笔力，反衬高鹗续书的历史作用——至少维持了《红楼梦》的文化延续性。
文化符号的复杂性
尽管艺术缺陷明显，高鹗续书已融入《红楼梦》的经典化进程。
其存在本身成为“经典如何被建构”的案例，提醒读者注意文本背后的权力关系。
结语：续书的“历史合理性”与“艺术原罪”
高鹗续写《红楼梦》，本质是封建晚期文人借助经典重构主流话语的尝试。
它的“成功”源于时代对完整叙事的渴求、意识形态的规训，以及曹雪芹原稿的湮没。
今日批评其“曲解原意”，恰证明曹雪芹思想的超越性——他试图解构的世界，正是高鹗竭力维护的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