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南旧事》电影海报，北京小姑娘英子的形象深入人心，原著和作者林海音也由此变得家喻户晓
“骆驼队来了，停在我家的门前。”
“他们排列成一长串，沉默地站着，等候人们的安排。天气又干又冷，拉骆驼的摘下了他的毡帽，秃瓢儿上冒着热气，是一股白色的烟，融入干冷的大气中。”
这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北京城南冬日暖阳下的骆驼队，但它却不属于老舍笔下的祥子，这是属于小英子的童年记忆。惠安馆里靠着门玩辫梢儿的疯姑娘，胡同里砰砰踢球的小伙伴，整天拿着鸡毛掸子到处掸灰、念叨小孩儿的宋妈，这一切都被摄入了小英子那双清澈纯真的眼睛，之后又透过20世纪50年代末台北城南一个中年妇人的笔端像流水一样汩汩地倾泻出来，浸染着一股“淡淡的哀愁”，传递出一种“浓浓的相思”。1983年上海的吴贻弓导演将《城南旧事》改编成电影，北京小姑娘英子的形象深入人心，原著和作者林海音也由此变得家喻户晓。这时候人们才发现写出这部京味十足的小说作者远在海峡对岸，竟是一个台湾人。
1930年英子的叔叔林炳文在从事抗日活动时被捕，在大连日本人的监狱中被折磨而死。英子的爸爸去大连收尸回京之后健康状况急剧恶化，总是吐血不止，1931年6月就去世了。春夏之交院子里爸爸种的花儿都落了，英子的童年也随之结束。年仅13岁的林海音从此担负起了作为长女、长姐的责任。她大胆地拒绝了祖父让他们回台湾依亲度日的建议，不愿自己和弟妹回台湾接受日本教育，也不想妈妈再回到大家族过辛苦的客家媳妇生活。
父亲去世后他们搬到了南柳巷的晋江会馆，这里是福建同乡聚居的地方，同乡居住不收取租金。会馆是康熙年间的泉州籍武将万正色捐建的。在这里英子一住就是十年，经历了求学、求职、结婚等一系列人生大事。后来林海音的女儿夏祖丽回北京探访妈妈的故居还偶遇了当年门房老王的女儿，她从床底下抽出一块门匾，正是“晋江会馆”四个字，是她母亲20世纪50年代拆除大门时特意保留下来的。现在这块匾收藏在前门外的台湾会馆里。
英子中学上了福建同乡开办的春明女中，学费有一些优惠。南城是演艺界人士聚居的地方，因此英子的同学中也不乏未来的明星和星二代。电影明星白杨比英子低一级，两个人当年还一起代表学校演出了著名话剧《茶花女》。反而是京剧世家的家风更为保守，余叔岩的两个女儿是英子的同班好友，可是她们不但不会唱京剧，连听戏也被父亲明令禁止。
1990 年5 月，林海音在北京旧居晋江会馆门前留影
中学毕业后林海音没有进入大学深造，她选择了成舍我创办的世界新闻专科学校，毕业后在《世界日报》担任记者。同一张办公桌，白天是编辑夏承楹的，晚上是记者林海音的。在世界新闻专科学校读书期间，林海音就曾见过来球场打球的夏承楹，她自己也是排球爱好者。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报社的这张办公桌成了两人传递情书的红娘，无意间成就了一段美好姻缘。
夏承楹出身官宦世家，是夏仁虎的第六子，人称“夏六”。夏仁虎是南京人，清朝中举入仕，在民国时期官至国务院秘书长，退隐后先后在北大与北师大任教。这是一个拥有八子一女的庞大家族。1939年林海音和夏承楹在北京协和医院礼堂举行了盛大的新式婚礼。女方的证婚人是与林家有亲戚关系的台湾文学家张我军，男方的证婚人是夏仁虎的老部下，王光英、王光美的父亲王槐青。很多年后，当夏祖丽坐在协和礼堂的长椅上，拿着父母的结婚照片，对着空荡荡的礼堂中央时她的眼睛湿润了，北京还是北京，但父母再也不能回来看看了。
林海音、夏承楹在北京养育了3个孩子，他们曾一起经历过“卢沟桥事变”后失业的艰难日子，也共同努力成了大家族里第一个搬出去独立的小家庭。在守旧的大家族里生活不是件容易的事，林海音上头有两个婆婆（公公有一妻一妾），中间有无数的妯娌亲眷，下面还有侄儿侄女。她和老老少少相处得都不错。后来她将这些写入了《闲庭寂寂景萧条》，又以婆婆为原型写入了《婚姻的故事》。
抗战胜利，最小的孩子夏祖丽也出生了，林海音在南长街的小家庭生活简朴而温馨。但是随着时局的发展和台湾亲友的不断催促，终于促使他们做出了离开北京、返回台湾的决定。英子小时候的愿望“我们看海去”终于在下一辈身上实现了。他们的行李都在“太平轮”上，就是那艘在黄浦江上沉没的客轮。幸运的是他们乘坐的是另一艘“中星轮”，最终安全地抵达了基隆港。
晚年林海音。
虽然林海音之子夏祖焯强调当年去台湾的决定不是“避秦”而是“返乡”，但回到故乡的林海音夫妇像外省人一样面临着找房子、找工作的压力。他们向张我军打听台湾的物价和生活，一面安顿一家老幼，一面积极寻找工作机会。夏承楹以何凡为笔名撰写专栏《玻璃垫上》，担任了《国语日报》的总编和社长。林海音则开启了她作为作家、编辑和出版人的职业生涯。
自1953年起主编《联合报》副刊的十年间，林海音尽心竭力地为副刊网罗人才，发掘好的文学作品。同时这十年也是她重新建立与台湾乡土的血脉联系，为台湾文学续命，培养本土人才的十年。刚刚返乡时林海音操着一口声调奇怪的“北京闽南话”，她努力地重建着与从未长期生活过的故乡的联系。在大力推行国语的时代背景下，再加上大量涌入的大陆作家，台湾本土作家既限于写作水平，也限于语言障碍，一下子就丧失了在文坛发表作品的机会。老一辈作家如杨逵等只能用日语写作，新生代的作家国语还说不利索，也不敢妄想在刊物上发表作品。林海音主编副刊期间不但帮助老作家重新写作，也提携了包括钟肇政、钟理和、黄春明、林怀民在内的一批青年作家，黄春明在她过世多年后回忆起往事依然眼泛泪花，林怀民说没有当初的30块钱稿费他就没有钱去学舞蹈。几乎台湾文坛的每个本土作家都受过林海音的恩惠，她成了名副其实的台湾文学之母。
1963年因为副刊发表的诗歌《故事》被当局怀疑有讽刺“总统”之嫌，林海音当即辞职，作者凤池则因此入狱三年，被称为台湾的“船长事件”。有意思的是，出事之后夏承楹第一时间跑到成功大学看望读书的儿子，宽慰他：“别担心，妈妈不会入狱，因为她是本省人。”
从副刊辞职之后林海音创办了《纯文学月刊》和纯文学出版社，由于她良好的声誉和广阔的人脉事业一直很成功。当这位台湾女作家已经找回了“我乡我土”的时候，她又于1960年发表了《城南旧事》以倾诉她另一份的思乡之情。在之后的散文集《两地》中，在那些回忆老北京的文章中，人们看到了她作为北京女儿对故土深深的思念。她说：“台湾是我的故乡，北平是我成长的地方。希望有一天，喷射机把两个地方连接起来……”
这还乡的梦一直做到1990年才实现。在参团访问北京的四五天里，林海音走遍了那些充满了旧日回忆的城南胡同，见到了所有想见的人，包括老同学白杨，老舍之子舒乙，还有小英子的扮演者沈洁。
大家带她去喝豆汁儿，就咸菜。她连喝九大碗，边喝边批判：“豆汁儿不能喝温的，要滚烫的，去换来”，“咸菜要切成丝儿，不能有咸菜末……”饭馆的经理和跑堂都怕了，他们悄悄问陪同人员：“不是说来的是台湾客人吗？敢情这是北京的姑奶奶上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