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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惨世界》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文学作品之一，在纸上、舞台上和电影中都很流行。不过许多人不知道的是，它背后的真实故事，以及它与真实历史事件的相似之处。当然值得注意的是，《悲惨世界》中的许多主要人物、事件和主题，都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
作家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以随身携带一本小日记而闻名，他会在日记里写满自己感兴趣的日常事件，而这本日记最终以《所见之物》（Things Seen）的书名出版。并且他还会经常阅读这些日记，为他的人物和故事添加更多的细节。因而《悲惨世界》中人物的深度，和激动人心的情节，可以归因于雨果对周围发生的真实事件的观察。
1846年，维克多·雨果亲眼目睹的一件事，改变了他的一生，点燃了他史诗般的传奇之火。那是二月的一个寒冷的日子，雨果目睹了一名衣衫褴褛的男子被警察带走。旁观者告诉雨果，这个憔悴、饥饿的人因为偷了一条面包而被捕。
当被问及此事时，雨果说：“这让我思考……在我眼里，他已不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贫穷的幽灵。”
目睹这一事件，为雨果史诗小说中主人公冉阿让的诞生，埋下了种子。书中冉阿让的故事，便开始于他偷了一条面包，来给他饥饿的姐姐和她的七个孩子。
人们普遍认为，《悲惨世界》的故事发生在法国大革命时期。但相反的是，故事开始于1815年，当时是波旁王朝复辟时期，法国大革命结束16年后，王室重新掌权。
法国大革命无疑为《悲惨世界》提供了文化和背景。到1807年，法国人口中最富有的1%拥有超过一半的财富和资产。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一个沸点，而法国的霍乱大流行则进一步刺激了穷人。而在电影中出现的街垒战，也发生在1832年拉马克将军死于霍乱的时候，这在历史上被称为“六月起义”。
那时，大多数法国人都处于贫困和饥饿之中，而最富有的1%的人，则躲在他们的乡间住宅里，以避免感染霍乱。而穷人真的会在街道上死去，影片中极度贫困的场景，也与当时的现实完全一致。书中的许多事件，包括珂赛特的穷困生活，爱潘妮和伽弗洛什的生活，芳汀的死亡，都是根据维克多·雨果生前亲眼所见的真实情况写成的。
雨果在1848年的一次演讲中说：
以下是事实：在巴黎的一家三口，除了从城市街道的泥泞中捡来的一堆堆腐烂的破布之外，没有别的衣服和床单，并且他们为了躲避冬天的寒冷，而把自己埋在破布里面。
《悲惨世界》的后半部分以一群年轻学生为中心，他们是“Les Amis de l’abc”的成员，聚集在一起组织“六月起义”。
这个团体也存在于现实生活中，被称为Société des droits de l 'homme，翻译过来就是“人权协会”——这也是一群计划战斗的年轻叛军。
芳汀这个角色是根据维克多·雨果的真实经历塑造的。在他最后以《所见之事》为标题发表的日记中，有整整一章是关于“芳汀的起源”这个人物的。他在书中写道：
我看见一个衣冠楚楚的青年，弯腰拾起一大把雪，放在一个露着脖子站在林荫大道拐角处的街头妇女的背上。那女人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叫，扑到花花公子身上打他。而年轻人回击了一拳，女人也回击了一拳，于是战斗越来越激烈，并激烈到极点，连警察也赶到了现场。不过他们抓住那个女人，却没有碰那个男人。
雨果跟着警察，坚持说让他们放了那个女人，因为她没有犯罪。起初，警方无视他和那名女子的请求，直到雨果告诉他们他是谁。
那时，维克多·雨果已是法国家喻户晓的名人，之后他们很不情愿地放了那个女人。对于这个女人后来表达感激的情感反应，雨果写道：
她感到了惊讶和感激，不仅是因为她得到了同情，而且是因为她得到了公正的对待。
维克多·雨果和欧仁·弗朗索瓦·维多克是朋友，维多克是一名犯罪学家，后来被公认为“现代犯罪学之父”。
而维多克的犯罪生涯始于他从自己家里偷东西。获释后，他加入了法国军队。之后他逃离军队，让一个朋友帮他伪造证件以避免被捕。维多克还犯了许多偷窃、入室行窃和伪造身份的罪行，最终他在监狱里进进出出好几年，两次越狱。
维多克成为了法国宪兵队的间谍和线人，以此逃脱了他的犯罪生涯。而这也促使他创立了卧底侦探队“保安部”（la Brigade de sûreté），这是最早的犯罪侦查和私人侦探机构之一，从而激发了侦察员沙威的性格。
而欧仁·弗朗索瓦·维多克在《悲惨世界》中，体现了侦察员沙威和冉阿让追逐猫鼠的二元性。
让·马克西米连·拉马奎将军是拿破仑战争中的英雄，在拿破仑短暂的统治结束后，他很快成为革命的英雄。在复辟期间，拉马奎将军公开谈论波旁王朝，并成为左翼共和党人的英雄。
19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巴黎爆发了一场霍乱疫情，并表明了法国的贫富差距到底有多大。法国穷人（占当时人口的大多数）的死亡率比富人高得多，而富人则开始认为是穷人在传播霍乱，于是他们便从城市逃到乡下。而之后穷人中流传着政府在井水里下毒来消灭他们的谣言，使得阶级关系更加紧张。
最后一根稻草发生在1832年霍乱大流行最严重的时候，当时拉马奎将军死于霍乱。路易·菲力普国王立即宣称他是君主制的英雄，并为他举行了皇家葬礼——而这个谎言激怒了革命者。
无论是在《悲惨世界》中，还是在现实生活中，革命者们都利用拉马奎的葬礼，发动了他们的叛乱，他们把拉马奎死于加剧阶级战争的疾病，视为他们需要进行革命事业的信号。
《悲惨世界》中对刑事惩罚的极端描述一直受到质疑。然而，这些句子在当时是现实发生的，并且是作者自己记录下来的。
监狱的条件也是现实存在的——非常悲惨。在目睹了19世纪的法国监狱之后，维克多·雨果在他的个人日记（后来出版为《所见所闻》）中写道：
人们被迫在可怕的、甚至有瘟疫的车间里工作，并在半黑暗的环境中进行缝制工作，没有新鲜空气，没有日光，没有交流，也不互相看对方，安静的可怕。
一位警方消息人士告诉埃德蒙·龚古尔（Edmond Goncourt），妓院已经关闭，该市的妓女们已经用黑色绉纱将裤裆装饰起来，以纪念这位伟人的去世。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卖淫也是19世纪法国惩罚最严厉的犯罪之一，令人心碎的双重标准，正是许多女性面临的现实。
伽弗洛什是一个勇敢的流浪儿，在小说的后半部分六月起义的街垒战斗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是德奈第（Thénardiers）的儿子，爱潘妮的弟弟。
伽弗洛什的灵感，也很有可能来自于一件著名的艺术品。欧仁·德拉克罗瓦在1830年创作了《领导人民的自由》（Liberty Leading the People），这幅画描绘了在1830年反对查理十世（Les Misérables）的革命中，带领法国公民走向自由的寓言。而查理十世是1832年6月起义的先驱。
在自由运动的右边，一个年轻的男孩，像一个法国街头顽童，挥舞着两支枪，带领人民走向自由和正义，体现了工人阶级和他们在革命战争和流血中为之奋斗的目标。
欧仁·弗朗索瓦·维多克是一名在19世纪法国残酷的刑罚体系中服刑的罪犯，他是维克多·雨果一生的朋友。维多克的第一次犯罪，就是从自己家里偷了一个银盘然后卖了。两周后，他富有的家人保释他出狱，并希望监狱可怕的环境能让他改过自新，但他之后偷走了更多的钱、银子和珍贵的财产。
在《悲惨的世界》中，冉阿让因偷了一条面包而服刑19年，出狱后，他从给他提供住宿的牧师那里偷走了银盘子和餐具。当冉阿让被抓获时，神父说他把银器当作礼物送给了冉阿让，并把银器烛台也送给了冉阿让，还说小偷忘记了银器。
这让冉阿让侥幸逃脱了终身监禁，也让他走上了成为一个更好的人的道路。从那时起，他就以神父给他的仁慈为榜样，过着平常的生活。
马克·特劳戈特（Mark Traugott）在《起义的街垒》（The Insurgent Barricade）一书中，概述了法国街垒的历史，这些街垒对法国革命战争至关重要。在19世纪50年代之前，巴黎没有任何宽阔的街道供汽车通行，因为这座城市是在汽车出现之前建造的。对于新到巴黎的游客来说，仍然很容易就会在蜿蜒的小巷和街道中迷路。
复杂而狭窄的街道，使路障成为革命战争胜利的唯一希望。因为法国政府会在城市中修建了更宽的街道，唯一的目的就是防止革命者设置路障。
你可能想知道，为什么军队不直接用大炮炸掉路障。大炮被视为最后的手段，以避免对周围建筑物中的无辜者造成伤亡。而且，当时革命者是无法辨认的。一旦发生炮击，他们就会消失在巴黎蜿蜒的街道上，并使得叛军很容易从建筑物内部或角落发动攻击。
《悲惨世界》的后半部分，以1832年的六月起义为中心，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故事中，这场起义的主角都是年轻的学生，他们在巴黎的一家咖啡馆相遇并计划着。在拉马奎将军的葬礼上，一面红旗升起，上面写着“La Liberté ou La Mort”，意思是“自由或死亡”。
音乐剧和电影只展示了一小群叛军，但事实上，那晚有3000多名共和党叛军在战斗。而法国政府派出了一支2万名士兵的军队来阻止这场战斗，到了晚上，他们的人数增加了一倍，达到了4万人，此时共和党人毫无胜算。
战斗结束时，总共有801人伤亡。据估计，有73名士兵死亡，344人受伤。在叛军方面，93人死亡，291人受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