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三大校长第一编　北大校长蔡元培

他长北大，让教员学生的思想自由发展，自由辩论，自由发表，杂志如雨后春笋，思潮如波涛澎湃。老顽固、新洪水与猛兽，皆在他的羽翼下无忧无虑、平平安安地竞争，造成一大批人才，为全国效忠，为其他大学做模范。孑民先生之发扬文化，其功不在禹下，他一生任事做官，总是合则留，不合则去，当非大智莫办。

蔡元培

一、我所受旧教育的回忆

我六岁（以阴历计，若按新法只四岁余）入家塾，读《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等。本来初上学的学生，有读《三字经》的，也有读《千家诗》或先读《诗经》的，然而我没有读这些。我读了三部小书以后，就读四书。四书读毕，读五经。读小书、四书的时候，先生是不讲的，等到读五经了，先生才讲一点。然而，背诵是必要的，无论读的书懂不懂，读的遍数多了，居然背得出来。

读书以外，还有识字、习字、对句的三法，是我了解文义的开始。识字是用方块字教的，每一个字，不但要念出读法，也要说出意义。这种方法，现在儿童教育上还是采用的，但加上图画，这是比从前进步了。习字是先摹后临，摹是先描红字，后用影格；临则先在范本的空格上照写，后来将帖子放在面前，在别的空白纸上照写。初学时，先生把住我的手，助我描写，熟练了，才自由挥写。对句是造句的法子，从一个字起，到四个字止，因为五字以上便是作诗，可听其自由造作，不必先出范句了。对句之法，不但名词、动词、静词要针锋相对，而且名词中动、植、矿与器物、宫室等，静词中颜色、性质与数目等，都要各从其类。例如先生出了白马，学生对以黄牛、青狐等，是好的；若用黄金、狡狐等作对，就不算好了。先生出了登高山，学生对以望远海、鉴止水等，是好的；若用耕绿野、放四海等作对，用颜色、数目来对性质，就不算好了。其他可以类推。还有一点，对句时兼练习四声的分别。例如平声字与平声字对，侧声字与侧声字对，虽并非绝对不许，但总以平侧相对为正轨。又练习的时候，不但令学生知道平侧，而且在侧声中上、去、入的分别，也在对句时随时提醒了。

我的对句有点程度了，先生就教我作八股文。八股文托始于宋人的经义，本是散文的体裁，后来渐渐参用排律诗与律赋的格式，演成分股的文体，通常虽称八股，到我学八股的时候，已经以六股为最普通了。六股以前有领题，引用题目的上文，是“开篇”的意义，六股以后又有结论，可以见自领题到结论，确是整篇。然而，领题以前有起讲（或称小讲）十余句，百余字；起讲以前有承题，约四五句，二十余字；承题以前有破题，仅二句，十余字。这岂不是重复而又重复吗？我从前很不明白，现在才知道，这原是一种练习的方法。先将题目的一句演为两句（也有将题目的若干句缩成两句的，但是能作全篇的人所为）；进一步，演为四句；再进一步，演为十余句；最后乃演为全篇。照本意讲，有了承题，就不必再有破题；有了起讲，就不必再有破题与承题；有了全篇，就不必再有破、承与起讲。不知道何时的八股先生，竟头上安头，把这种练习的手续都放在上面，这实是八股文时代一种笑柄：我所以不避烦琐，写出，告知未曾作过八股文的朋友。

我从十七岁起，就自由地读考据、词章等书籍，不再练习八股文了。

二、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北京大学的名称，是从一九一二年起的。一九一二年以前，名为京师大学堂，包括师范馆、仕学馆等，而译学馆亦为其一部。我在一九〇六年曾任译学馆教员，讲授国文及西洋史，这是我为北大服务之第一次。

一九一二年，我长教育部，对于大学有特别注意的几点：第一，大学设法、商等科的，必设文科；设医、农、工等科的，必设理科。第二，大学应设大学院（即今研究院），为教授、留校的毕业生与高级学生研究的机关。第三，暂定国立大学五所，于北京大学外，再筹办大学各一所于南京、汉口、四川、广州等处（是时想不到各省均有办大学的能力）。第四，因各省的高等学堂本仿日本制，为大学预备科，但程度不齐，于入大学时发生困难，乃废止高等学堂，于大学中设预科。（此点后来被胡适之先生等所非难，因各省既不设高等学堂，就没有一个荟萃较高学者的机关，文化不免落后，但自各省竞设大学后就不必顾虑了。）

是年，政府任严幼陵君为北京大学校长。两年后，严君辞职，改任马相伯君。不久，马君又辞，改任何锡侯君。不久又辞，乃以工科学长胡次珊君代理。一九一六年冬，我在法国，接教育部电，促回国，任北大校长。我回来，初到上海，友人中劝不必就职的颇多，说北大太腐败，进去了，若不整顿，反于自己的声名有碍。这当然是出于爱我的意思。也有少数的说，既然知道它腐败，更应进去整顿，就是失败也算尽了心。这也是爱人以德的说法。我到底服从后说进北京。

我到京后，先访医专校长汤尔和君，问北大情形。他说：“文科预科情形可问沈尹默君，理工科的情形可问夏浮筠君。”汤君又说：“文科学长如未定，可请陈仲甫君，陈君现改名独秀，主编《新青年》杂志，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因取《新青年》十余本示我。我对于陈君，本来有一种不忘的印象，就是我与刘申叔君同在《警钟日报》服务时，刘君语我：“有一种在芜湖发行之白话报，发起的若干人，都因困苦及危险而散去了，陈仲甫一个人又支持了好几个月。”现在听汤的话，又翻阅了《新青年》，决意聘他。从汤君处探知陈君寓在前门外一旅馆，我即往访与之订定，于是陈君来北大任文科学长，而夏君原任理科学长，沈君亦原任教授，一仍旧贯；乃相与商定整顿北大的办法，次第执行。

我们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我在译学馆的时候，就知道北京学生的习惯。他们平日对于学问并没有什么兴会，只要年限满后，可以得到一张毕业文凭。教员是自己不用功的，把第一次的讲义照样印出来，按期分散给学生，在讲坛上读一遍。学生觉得没有趣味，或瞌睡，或看看杂书，下课时，把讲义带回去堆在书架上。等到学期、学年或毕业的考试，教员认真的，学生就拼命地连夜阅读讲义，只要把考试对付过去，就永远不再翻一翻。要是教员通融一点，学生就先期要求教员告知他出的题目，至少要求表示一个出题目的范围。教员为避免学生的怀恨与顾全自身的体面起见，往往把题目或范围告知他们，于是他们不用功的习惯，得到一种保障了。尤其北京大学的学生，是从京师大学堂“老爷”式学生嬗继下来的（初办时所收学生都是京官，所以学生都被称为老爷，而监督及教员都被称为中堂或大人）。他们的目的，不但在毕业，而尤注重在毕业以后的出路，所以专门研究学术的教员，他们不见得欢迎。要是点名时认真一点，考试时严格一点，他们就借个话头反对他，虽罢课也在所不惜。若是一位在政府有地位的人来兼课，虽时时请假，他们还是欢迎得很，因为毕业后可以有阔老师做靠山。这种科举时代遗留下来的劣根性，是于求学上很有妨碍的。所以我到校后第一次演说，就说明“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然而，要打破这些习惯，只有从聘请积学而热心的教员着手。

那时候因《新青年》文学革命的鼓吹，我们认识了留美的胡适之君。他回国后，即请到北大任教授。胡君真是“旧学邃密”而且“新知深沉”的一个人，所以一方面与沈尹默、沈兼士兄弟及钱玄同、马幼渔、刘半农诸君以新方法整理国故，一方面整理英文系。因胡君之介绍而请到的好教员，颇不少。

那时候各科都有几个外国教员，都是托中国驻外使馆或外国驻华使馆介绍的。学问未必都好，而来校既久，看了中国教员的阑珊，也跟了阑珊起来。我们斟酌了一番，辞退几人，都按着合同上的条件办理。有一法国教员要控告我，有一英国教员竟要求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来同我谈判，我不答应。朱尔典出去后说：“蔡元培是不要再做校长的了。”我也一笑置之。

我从前在教育部时，因各省高等学堂程度不齐，故改为各大学直接的预科，不意北大的预科，因历年校长的放任与预科学长的误会，竟演成独立的状态。那时候预科受了教会的影响，完全偏重英语及体育两方面，其他科学比较落后，毕业后若直升本科，则发生困难。预科中竟自设了一个预科大学的名义，信笺上亦写此等字样。于是不能不加以改革，使预科直接受本科学长的管理，不再设预科学长。预科中主要的教课，均由本科教员兼任。

我没有本校与他校的界限，常常为通盘打算，求其合理化。是时北大设文、理、工、法、商五科，而北洋大学亦有工、法两科，北京又有一工业专门学校，都是国立的。我以为无此重复的必要，主张以北大的工科并入北洋，而北洋之法科，克期停办。得北洋大学校长同意及教育部核准，把土木、工矿、冶金并到北洋去了，把工科省下来的经费用在理科上。我本来想把法科与法专并成一科，专授法律，但是没有成功。我觉得那时候的商科，毫无设备，仅以一种普通商业学教课，于是并入法科，使已有的学生毕业后停止。

我那时候有一个理想，以为文理两科是农工、医药、法商等应用科学的基础，而这些应用科学的研究时期仍然要归到文理两科来，所以文理两科必须设各种研究所，而此两科的教员与毕业生必有若干人是终生在研究所工作，兼任教员，而不愿往别种机关去的。所以完全的大学，当然各科并设，有互相关联的便利。若无此能力，则不妨有一大学专办文理两科，名为本科，而其他应用各科，可办专科的高等学校，如德、法等国的成例，以表示学与术的区别。因为北大的校舍与经费，绝没有兼办各种应用科学的可能，所以想把法律分出去，而编为本科大学，然没有达到目的。

那时候我又有一个理想，以为文理是不能分科的。例如文科的哲学，必植基于自然科学，而理科的学者最后的假定，亦往往牵涉哲学。从前心理学附入哲学，而现在用实验法，应列入理科。教育学与美学，也渐用实验法，有同一趋势。地理学的人文方面，应属文科，而地质、地文等方面属理科。历史学自有史以来属文科，而推原于地质学的冰期与宇宙生成论，则属于理科。所以把北大的三科界限撤去，而列为十四系，废学长，设系主任。

我素来不赞成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孔氏的主张。清代教育宗旨有“尊孔”一款，已于一九一二年在教育部宣布教育方针时说他不合用了。到北大后，凡是主张文学革命的人，没有不同时主张思想自由的，因而为外间守旧者所反对。适有赵体孟君以编印明遗老刘应秋先生遗集贻我一函，属约梁任公、章太炎、林琴南诸君品题。我为分别发函后，林君复函，列举彼对北大怀疑诸点。我复一函与他辩，这两函颇可窥见那时候两种不同的见解，所以抄在下面。

林君来函：

鹤卿先生太史足下：

与公别十余年，壬子始一把晤，匆匆八年，未通音问，至以为歉。属辱赐书，以遗民刘应秋先生遗著嘱为题词，书未梓行，无从拜读，能否乞赵君作一短简事略见示，谨撰跋尾归之。

呜呼！明室敦气节，故亡国时殉烈者众；而夏峰、梨洲、亭林、杨园、二曲诸老，均脱身斧钺，其不死幸也！我公崇尚新学，乃亦垂念逋播之臣，足见名教之孤悬不绝如缕，尚望我公为之保全而护惜之，至慰至慰。虽然，尤有望于公者：大学为全国师表，五常之所系属。近者外间谣诼纷集，我公必有所闻，即弟亦不无疑信，或且有恶乎阘茸之徒，因生过激之论。不知救世之道，必度人所能行；补偏之言，必使人以可信。若尽反常轨，侈为不经之谈；则毒粥既陈，旁有烂肠之鼠，明燎宵举，下有聚死之虫。何者？趋甘就热，不中其度，则未有不毙者。方今人心丧敝，已在无可救挽之时，更侈奇创之谈，用以哗众。少年多半失学，利其便己，未有不糜沸麇至而附和之者，而中国之命如属丝矣。晚清之末造，慨世者恒曰去科举，停资格，废八股，斩豚尾，复天足，逐满人，扑专制，整军备，则中国必强。今百凡皆遂矣，强又安在？于是更进一解，必覆孔孟，铲伦常为快。呜呼！因童子之羸困不求良医，乃追责其二亲之有隐瘵逐之，而童子可以日就肥泽，有是理耶？外国不知孔孟，然崇仁、仗义、矢信、尚智、守礼，五常之道未尝悖也，而又济之以勇。弟不解西文，积十九年之笔述成译著一百二十三种，都一千二百万言，实未见中有违忤五常之语，何时贤乃有此叛亲蔑伦之论，此其得诸西人乎，抑别有所授耶？

我公心右汉族，当在杭州时间关避祸，与夫人同茹辛苦，而宗旨不变，勇士也！公行时，弟与陈叔通惋惜，公行未及一送，申伍异趣，各衷其是。盖今公为国宣力，弟仍清室举人，交情固在，不能视若冰炭，故辱公寓书殷殷于刘先生之序跋，实隐示明清末季，各有遗民，其志均不可夺也。弟年垂七十，富贵功名前三十年视若弃灰，今笃老尚抱守残缺，至死不易其操。前年梁任公倡马班革命之说，弟闻之失笑。任公非劣，何为作此媚世之言。马班之书，读者几人，殆不革而自革，何劳任公费此神力？若云死文字有碍生学术，则科学不用古文，古文亦无碍科学。英之迭更，累斥希腊拉丁罗马之文为死物，而今仍存者。迭更虽躬负盛名，固不能用私心以蔑古，矧吾国人尚有何人如迭更者耶？须知天下之理，不能就便而夺常，亦不能取快而滋弊。使伯夷、叔齐生于今日，则万无济便之方。孔子为圣之时，时乎井田封建，则孔子必能使井田封建一无流弊；时乎潜艇飞机，则孔子必能使潜艇飞机不妄杀人，所以名为时中之圣。时者与时不悖也，卫灵问阵，孔子行；陈恒弑君，孔子讨。用兵与不用兵，亦正决之以时耳。今必曰天下之弱，弱于孔子。然则天下之强，宜莫强于威廉；以柏灵一隅，抵抗全球，皆败衄无措，直可为万世英雄之祖，且其文治武功、科学商务，下及工艺，无一不冠欧洲，胡为恹恹为荷兰之寓公。若云成败不可以论英雄，则又何能以积弱归罪孔子？彼庄周之书最摈孔子者也，然《人间世》一节，又盛推孔子。所谓人间世者，不能离人而立之谓，其托颜回、叶公子高之问难孔子在陈以接人处众之道，则庄周亦未尝不近人情，而忤孔子。乃世士不能博辩为千载以上之庄周，竟咆勃为千载以下之桓魋，一何其可笑也。且天下唯有真学术、真道德，始足独树一帜，使人景从。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不类闽广人为无文法之啁啾；据此则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若《水浒》《红楼》皆白话之圣，并足为教科之书；不知《水浒》中辞吻多采岳珂之《金陀粹编》，《红楼》亦不止为一人手笔，作者均博极群书之人。总之非读破万卷，不能为古文，亦并不能为白话。

若化古子之言为白话演说，亦未尝不是。按《说文》，演，长流也，亦有延之广之之义。法当以短演长，不能以古子之长演为白话之短。且使人读古子者须读其原书耶，抑凭讲师之一二语即算为古子？若读原书，则又不能全废古文矣。矧于古子之外尚以《说文》讲授？《说文》之学，非俗书也，当参以古籀，证以钟鼎之文。试思用籀篆可化为白话耶？果以籀篆之文杂之白话之中，是试汉唐之环燕与村妇谈心，陈商周之俎豆为野老聚饮，类乎不类？弟闽人也，南蛮舌，亦愿习中原之语言，脱授我者以中原之语言，仍令我为舌之闽语可乎？盖存国粹而授《说文》可也，以《说文》为客，以白话为主不可也。乃近来尤有所谓新道德者，斥父母为自感情欲，于己无恩，此语曾一见之随园文中，仆方以为拟于不伦，斥袁枚为狂谬，不图竟有用为讲学者。人头畜鸣，辩不胜辩，置之可也。彼又云武曌为圣王，卓文君为名媛，此亦拾李卓吾之余唾；卓吾有禽兽行，故发是言。李穆堂又拾其余唾，尊严嵩为忠臣。试问二李之名，学生能举之否？同为埃灭，何苦增兹口舌？可悲也！

大凡为士林表率，须圆通广大，据中而立，方能率由无弊。若凭位分、势力，而施趋怪走奇之教育，则唯穆罕默德左执刀而右传教，始可如其愿。今全国父老以子弟托公，愿公留意以守常为是。况天下溺矣，藩镇之祸，迩在眉睫，而又成为南北美之争。我公为南士所推，宜痛哭流涕助成和局，使民生有所苏息；乃以清风亮节之躬，而使议者纷集，甚为我公惜之。此书上后可以不必示复，唯静盼好音，为国民端其趋向！故人老悖，甚有幸焉！愚直之言，万死万死！林纾顿首。

我的复函：

琴南先生左右：

于本月十八日《公言报》中得读惠书，索刘应秋先生事略。忆第一次奉函时，曾抄奉赵君原函，恐未达览，特再抄一通奉上，如荷题词，甚幸。

公书语长心重，深以外间谣诼纷集为北京大学惜，甚感。唯谣诼必非实录，公爱大学，为之辨正可也。今据此纷集之谣诼，而加以责备，将使耳食之徒，益信谣诼为实录，岂公爱大学之本意乎？原公之所责备者，不外两点：一曰“覆孔孟，铲伦常”；二曰“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请分别论之。

对于第一点，当先为两种考察：（甲）北京大学教员，曾有以“覆孔孟，铲伦常”教授学生者乎？（乙）北京大学教授，曾有于学校以外，发表其“覆孔孟，铲伦常”之言论者乎？

请先察“覆孔孟”之说。大学讲义，涉及孔孟者，唯哲学门中之中国哲学史。已出版者，为胡适之君之《中国上古哲学史大纲》，请详阅一过，果有“覆孔孟”之说乎？特别讲演之出版者，有崔怀瑾君之《论语足征记》《春秋复始》。哲学研究会中，有梁漱溟君提出“孔子与孟子异同”问题，与胡默青君提出“孔子伦理学之研究”问题。尊孔者多矣，宁曰覆孔？

若大学教员，于学校以外，自由发表意见，与学校无涉，本可置之不论。今姑进一步而考察之，则唯《新青年》杂志中偶有对于孔子学说之批评，然亦对于孔教会等托孔子学说以攻击新学说者而发，初非直接与孔子为敌也。公不云乎：“时乎井田封建，则孔子必能使井田封建一无流弊；时乎潜艇飞机，则孔子必能使潜艇飞机不妄杀人……卫灵问阵，孔子行；陈恒弑君，孔子讨。用兵与不用兵，亦正决之以时耳。”使在今日，有拘泥孔子之说，必复地方制度为封建，必以兵车易潜艇飞机；闻俄人之死其皇，德人之逐其皇，而曰必讨之，岂非昧于“时”之义，为孔子之罪人，而吾辈所当排斥者耶？

次察“铲伦常”之说。常有五，仁义礼智信，公既言之矣。伦亦有五，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其中君臣一伦，不适于民国，可不论。其他父子有亲，兄弟相友（或曰长幼有序），夫妇有别，朋友有信，在中学以下修身教科书中，详哉言之。大学之伦理学，涉此者不多。然从未有以父子相夷、兄弟相阋、夫妇无别、朋友不信教授学生者。大学尚无女学生，则所注意者自偏于男子之节操。近年于教科以外，组织一进德会，其中基本戒约，有不嫖、不娶妾两条。不嫖之戒，决不背于古代之伦理。不娶妾一条，则且视孔孟之说为尤严矣。至于五常，则伦理学中之言仁爱、言自由、言秩序、戒欺诈，而一切科学，皆为增进知识之需。宁有铲之之理欤？

若大学教员，有于学校以外发表其“铲伦常”之主义乎？则试问有谁何教员，曾于何书、何杂志，为父子相夷、兄弟相阋、夫妇无别、朋友不信之主张者？曾于何书、何杂志，为不仁、不义、不智、不信及无礼之主张者？公所举“斥父母为自感情欲，于己无恩”，谓随园文中有之。弟则忆《后汉书·孔融传》，路粹枉状奏融有曰：“前与白衣祢衡跌荡放言，云：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中，出则离矣。”孔融、祢衡并不以是损其声价，而路粹则何如者？且公能指出谁何教员，曾于何书、何杂志，述路粹或随园之语，而表其极端赞成之意者？且弟亦从不闻有谁何教员，崇拜李贽其人而愿拾其唾余者。所谓“武曌为圣王，卓文君为名媛”，何为曾述斯语，以号于众，公能证明之欤？

对于第二点，当先为三种考察：（甲）北京大学是否已尽废古文而专用白话？（乙）白话果是否能达古书之义？（丙）大学少数教员所提倡之白话的文字，是否与引车卖浆者所操之语相等？

请先察“北京大学是否已尽废古文而专用白话”。大学预科中有国文一科，所据为课本者，曰模范文，曰学术文，皆古文也。其每月中练习之文，皆文言也。本科中国文学史、西洋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中古文学、近世文学；又本科预科皆有文字学，其编成讲义而付印者，皆文言也。于《北京大学月刊》中，亦多文言之作。所可指为白话体者，唯胡适之君之《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而其中所引古书，多属原文，非皆白话也。

次考察“白话果是否能达古书之义”。大学教员所编之讲义，固皆文言矣。而上讲坛后，决不能以背诵讲义塞责，必有赖于白话之讲演；岂讲演之语，必皆编为文言而后可欤？吾辈少时读《四书集注》《十三经注疏》，使塾师不以白话讲演之，而编为类似集注、类似注疏之文言以相授，吾辈岂能解乎？若谓白话不足以讲《说文》、讲古籀、讲钟鼎之文，则岂于讲坛上当背诵徐氏《说文解字系传》、郭氏《汗简》、薛氏钟鼎疑识之文，或编为类此之文言而后可，必不容以白话讲演之欤？

又次考察“大学少数教员所提倡之白话的文字，是否与引车卖浆者所操之语相等”。白话与文言，形式不同而已，内容一也。《天演论》《法意》《原富》等，原文皆白话也，而严幼陵君译为文言。小仲马、迭更司、哈德等之所著小说，皆白话也，而公译为文言。公能谓公及严君之所译，高出于原本乎？若内容浅薄，则学校报考时之试卷，普通日刊之论说，尽有不值一读者，能胜于白话乎？且不特引车卖浆之徒而已，清代目不识丁之宗室，其能说漂亮之京话与《红楼梦》中宝玉、黛玉相埒，其言果有价值欤？熟读《水浒》《红楼梦》之小说家，能于《续水浒》《红楼复梦》等书以外，为科学、哲学之讲演欤？公谓《水浒》《红楼》作者，均“博极群书之人。总之非读破万卷，不能为古文，亦并不能为白话”。诚然，诚然。北京大学教员中，善作白话文者，为胡适之、钱玄同、周启孟诸君。公何以证知为非博极群书，非能作古文，而仅以白话文藏拙者？胡君家世从学，其旧作古文，虽不多见，然即其所作《中国哲学史大纲》言之，其了解古书之眼光，不让清代乾嘉学者。钱君所作之文字学讲义、学术文通论，皆古雅之古文。周君所译之域外小说，则文笔之古奥，非浅学者所能解。然则公何宽于《水浒》《红楼》之作者，而苛于同时之胡、钱、周诸君耶？

至于弟在大学，则有两种主张如下：

（一）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与公所提出之“圆通广大”四字，颇不相背也。无论有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此义已于《月刊》之发刊词言之，抄奉一览。

（二）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在校讲授，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例如复辟主义，民国所排斥也，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筹安会之发起人，清议所指为罪人者也，本校教员中有其人；以其所授为古代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嫖赌娶妾等事，本校进德会所戒也，教员中间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狎妓为韵事，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学生而与之堕落，则姑听之。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且公私之间，自有天然界限。譬如公曾译有《茶花女》《迦茵小传》《红礁画桨录》等小说，而亦曾在各学校讲授古文及伦理学。使有人诋公为以此等小说体裁讲文学，以狎妓、通奸、争有夫之妇讲伦理者，宁值一笑欤？然则革新一派，即偶有过激之论，苟于校课无涉，亦何必强以其责任归之于学校耶？此复，并候著祺。

蔡元培启

八年三月十八日

这两函虽仅为文化一方面之攻击与辩护，然北大已成为众矢之的，是无可疑了。越四十余日而有五四运动。我对于学生运动，素有一种成见，以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政治的组织。其有年在二十岁以上，对于政治有特殊兴趣者，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所以一九一八年夏间，北京各校学生曾为外交问题结队游行，向总统府请愿，当北大学生出发时，我曾力阻他们，他们一定要参与，我因此引咎辞职，经慰留而罢。到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学生又有不签字于《巴黎和约》与罢免亲日派曹、陆、章的主张，仍以结队游行为表示，我也就不去阻止他们了。他们因愤激的缘故，遂有焚曹汝霖住宅及攒殴章宗祥的事。学生被警厅逮捕者数十人，各校皆有，而北大学生居多数。我与各专门学校的校长向警厅力保，始释放。但被拘的虽已保释，而学生尚抱再接再厉之决心，政府亦且持不做不休的态度。都中宣传，政府将命令免我职，而以马其昶君任北大校长。我恐若因此增加学生对于政府的纠纷，我个人且将有运动学生保持地位的嫌疑，不可以不速去，乃一面呈政府引咎辞职，一面秘密出京，时为五月九日。

那时候学生仍每日分队出去演讲，政府逐队逮捕，因人数太多，就把学生都监禁在北大第三院。北京学生受了这样大的压迫，于是引起全国学生的罢课，而且引起各大都会工商界的同情与公愤，将以罢工罢市为同样之要求。政府见势不可侮，乃释放被逮诸生，决定不签和约，罢免曹、陆、章。于是，五四运动之目的完全达到了。

五四运动之目的既达，北京各校的秩序均恢复，独北大因校长辞职问题又起了多少纠纷。政府曾一度任命胡次珊君继任，而为学生所反对，不能到校，各方面都要我复职。我离校时本预定决不回去，不但为校务的困难，实因校务以外，常常有许多不相干的缠绕，度一种劳而无功的生活，所以启事上有“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等语。但是隔了几个月，校中纠纷，仍在非我回校不能解决的状态，我不得已乃允回校。回校以前，先发表一文，告北大学生及全国学生联合会，告以学生救国，重在专研学术，不可常为救国运动而牺牲。到校后，在全体学生欢迎会上演说，说明德国大学学长、校长均每年一换，由教授会公举，校长且由神学、医学、法学、哲学四科之教授轮值，从未生过纠纷，完全是“教授治校”的成绩。北大此后亦当组成健全的教授会，使学校绝不因校长一人的去留而起恐慌。

那时候蒋梦麟君已允来北大共事，请他通盘计划，设立教务、总务两处，及聘任财务等委员会，均以教授为委员。请蒋君任总务长，而顾孟余君任教务长。

北大关于文学、哲学等学系，本来有若干基本委员，自从胡适之君到校后，声应气求，又引进了多数的同志，所以兴会较高一点。预定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学、国学四科研究所，只有国学研究所先办起来了。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方面，比较困难一点。自一九二〇年起，自然科学诸系请到了丁巽甫、颜任光、李润章诸君主持物理系，李仲揆君主持地质系；化学系本有王抚五、陈聘丞、丁庶为诸君，而这时候又增聘谭仲逵君。于是整理各系的实验室与图书室，使学生在教员指导之下切实用功。改造第二院礼堂与庭园，使合于讲演之用。在社会科学方面，请到王雪艇、周鲠生、皮皓白诸君。一面诚意指导，提起学生好学的精神；一面广购图书杂志，给学生以自由考察的工具。丁巽甫君以物理教授兼预科主任，提高预科程度。于是，北大始达到各系平均发展的境界。

我是素来主张男女平等的。一九二〇年，有女学生要求进校，以考期已过，姑录为旁听生。及暑假招考，就正式招收女生。有人问我：“兼收女生是新法，为什么不先请教育部核准？”我说：“教育部的大学法令，并没有专收男生的规定，从前女生不来要求，所以没有女生，现在女生来要求，而程度又够得上大学，就没有拒绝的理由。”这是男女同校的开始，后来各大学都兼收女生了。

我实佩服章实斋先生的，那时候国史馆附设在北大，我订了一个计划，分征集纂辑股。纂辑股又分通史、民国史两类，均从长编入手，并编历史辞典。聘屠敬山、张蔚西、薛阆仙、童亦韩、徐贻孙诸君，分任征集编纂等务。后来政府忽又有国史馆独立之一案，别行组织，于是张君所编的民国史，薛、童、徐诸君所编的辞典，均因篇幅无多，视同废纸。只有屠君在馆中仍编他的蒙兀儿史，躬身保存，没有散失。

我本来很注意于美育的，北大有美术史教课，除中国美术史由叶浩吾君讲授外，没有人肯讲美学。一九二一年，我讲了十余次，因足疾进医院停止。至于美育的设备，曾设书法研究会，请沈尹默、马叔平诸君主持；设书画研究会，请贺履之、汤定之诸君教授国画，比国楷次君教授油画；设音乐研究会，请萧友梅诸君主持；均听学生自由选习。

我在爱国学社时，曾断发而习兵操，对于北大学生之愿受军事训练，常特别助成，曾集这些学生编成学生军，聘白雄远君任教练之责，亦请蒋百里、黄膺白诸君到场演讲。白君勤恳而有恒，历十年如一日，实为难得的军人。

我在一九二〇年冬曾往欧美考察高等教育状况，历一年回来，这时校长的任务由总务长蒋君代理。回国后，看北京政府的情形日坏一日，我处在与政府常有接触的地位，日想脱离。一九二二年冬，财政总长罗钧任君忽以金佛郎问题被逮。释放后，又因教育总长彭允彝君提议，重复收禁。我对彭君此举，在公议上，是蹂躏人权、献媚军阀的勾当；在私情上，罗君是我在北大的同事，而且于考察教育时，为最密切的同伴，他的操守为我所深信，不免大抱不平。与汤尔和、邵飘萍、蒋梦麟诸君会商，均认有表示的必要。我于是一面递辞呈，一面离京。隔了几月，贿选总统的布置渐渐实现，而要求我回校的代表还是不绝，我遂于一九二三年七月间重往欧洲，表示决心。至一九二六年，始回国，那时京津间适有战争，不能回校一看。一九二七年，国府成立，我在大学院试行大学区制，以北大划入北平大学区范围，于是我的北京大学校长的名义始得取消。

综计我居北京大学校长的名义，十年有半，而实际在校办事，不过五年有半。一经回忆，不胜惶悚。

三、我在教育界的经验

我自六岁至十七岁，均受教育于私塾，而十八岁至十九岁，即充塾师（一八八四年及一八八五年），二十八岁又在李莼客先生京寓中充塾师半年（一八九四年），所教的学生，自六岁至二十余岁不等。教课是练习国文，并没有数学与其他科学。教国文的方法，有两件是与现在的教授法相近的：一是对课，二是作八股文。对课与现在的造句法相近，大约由一字到四字，先生出上联，学生想出下联来。不但名词要对名词，静词要对静词，动词要对动词，而且每一种词里面，又要取其品性相近的。例如先生出一山字是名词，就要用海字或水字来对他，因为都是地理的名词。又如出桃红二字，就要用柳绿或薇紫等词来对他，第一字都用植物的名词，第二字都用颜色的静词，别的可以类推。这一种功课，不但是作文的开始，也是作诗的基础。所以对到四字课的时候，先生还要用圈发的法子指示平仄的相对，平声字在左下角，上声在左上角，去声右上角，入声右下角。学生作对子时，最好用平声对仄声，仄声对平声（仄声包上、去、入三声）。等到四字对作得合格了，就可以学五言诗，不要再作对子了。

八股文的作法，先作破题，止两句，把题目的大意说一说；破题作得合格了，乃试作承题，约四五句；承题作得合格了，乃试作起讲，大约十余句；起讲作得合格了，乃试全篇。全篇的作法，是起讲后先作领题，其后分作八股（六股亦可），每两股都是相对的，最后作一结论。由简而繁，确是一种学作文的方法。但起讲、承题、破题都是作全篇的雏形，那时候作承题时仍有破题，作起讲时仍有破题、承题，作全篇时仍有破题、承题、起讲，实在是重床叠架了。

我三十二岁（一八九八年）九月间自北京回绍兴，任中西学堂监督，这是我服务于新式学校的开始。这个学堂是用绍兴公款设立的，依学生程度分三斋，略如今日高小、初中、高中的一年级。今之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君、北大地质学教授王烈君，都是那时候第一斋的小学生，而现任中央研究院秘书的马禩光君、任浙江教育厅科员的沈光烈君，均是那时候第三斋的高才生。外国语原有英、法二种，我到校后又增日本文。教员中授哲学、文学、史学的有马湄纯、薛阆轩、马水臣诸君，授数学及理科的有杜亚泉、寿孝天诸君，主持训育的有胡钟生君，在当时的绍兴可为极一时之选。但教员中颇有新旧派别，新一点的笃信进化论，对于旧日尊君卑民、重男轻女的旧习随时有所纠正，旧一点的不以为然。后来旧的运动校董，出而干涉，我遂辞职（一八九九年）。

我三十五岁（一九〇一年）任南洋公学特班教习，那时候南洋公学还只有小学、中学的学生，因沈子培监督之提议，招特班生四十人，都是擅长古文的。拟授以外国语及经世之学，备将来经济特科之选。我充教授，而江西赵仲宜君、浙江王星垣君，相继为学监。学生自由读书，写日记送我批改。学生除在中学插班，习英文外，有学习日本文的，我不能说日语，但能看书，即用我的看书法教他们，他们就试译书。每月课文一次，也由我评改。四十人中以邵闻泰（今名力子）、洪允祥、王世徵、胡仁源、殷祖同、谢沈（今名无量）、李叔同（今出家，号弘一）、黄炎培、项骧、贝寿同诸君为高才生。

我三十六岁（一九〇二年），南洋公学学生全体退学，其一部分借中国教育会之助，自组爱国学社，我亦离公学为学社教员。那时候同任教员的吴稚晖、章太炎诸君，都喜言革命，并在张园开演说会，凡是来会演说的人，都是讲“排满”革命的。我在南洋公学时，所评改之日记及月课，本已倾向于民权、女权的提倡，及到学社，受激烈环境的影响，遂亦公言革命无所忌。何海樵君自东京来，介绍我宣誓入同盟会，又介绍我入一学习炸弹制造的小组（此小组本止六人，海樵与杨笃生、苏凤初诸君均在内）。那时候学社中师生的界限很宽，程度较高的学生一方面受教，一方面即任低级生的教员。教员热心的，一方面授课，一方面与学生同受军事训练。社中军事训练初由何海樵、山渔昆弟担任，后来南京陆师学堂退学生来社，他们的领袖章行严、林力山二君助何君。我亦断发短装与诸社员同练步伐，至我离学社始已。

爱国学社未成立以前，我与蒋观云、乌目山僧、林少泉（后改名白水）、陈梦坡、吴彦复诸君组织一女学，命名“爱国”。初由蒋君管理，蒋君游日本，我管理。初办时，学生很少，爱国学社成立后，社员家中的妇女均进爱国女学，学生骤增。尽义务的教员，在数理方面有王小徐、严练如、钟宪鬯、虞和钦诸君，在文史方面有叶浩吾、蒋竹庄诸君。一年后，我离爱国女学。

我三十八岁（一九〇四年）暑假后，又任爱国女学经理，并约我从弟国亲及龚未生、俞子夷诸君为教员。自三十六岁以后，我已决意参加革命工作，觉得革命只有两途：一是暴动，一是暗杀。在爱国学社中竭力助成军事训练，算是下暴动的种子。又以暗杀于女子更为相宜，于爱国女学，预备下暗杀的种子。一方面受苏凤初君的指导，秘密赁屋，试造炸药，并约钟宪鬯先生相助，因钟先生可向科学仪器馆采办仪器与药料。又约王小徐君试制炸弹壳子，并接受黄克强、蒯若木诸君自东京送来的弹壳，试填炸药，由孙少侯君携往南京僻地试验。一方面在爱国女学为高才生讲法国革命史、俄国虚无党历史，并由钟先生及其馆中同志讲授理化，学分特多，为练制炸弹的预备。年长而根底较深的学生如周怒涛等，亦介绍入同盟会，参加秘密小组。

我三十九岁（一九〇五年），又离爱国女学。嗣后由徐紫虬、吴书箴、蒋竹庄诸君相继主持，爱国女学始渐成普通中学，而脱去了从前革命性的特殊教育。

四十岁（一九〇六年），我到北京，在译学馆任教习，讲授国文及西洋史，仅一学期，所编讲义未完，即离馆。

四十一岁至四十五岁（一九〇七年至一九一一年），又为我受教育时期。第一年在柏林，习德语，后三年在来比锡，进大学。

四十六岁（一九一二年），我任教育总长，发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据清季学部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五项宗旨而加以修正，改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公民道德、世界观、美育五项。前三项与尚武、尚实、尚公相等，而第四、第五两项却完全不同。以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仰自由相违，所以删去。至提出世界观教育，就是哲学的课程，意在兼采周秦诸子、印度哲学及欧洲哲学，以打破二千年来墨守孔学的旧习。提出美育，因为美感是普遍性，可以破人我彼此的偏见；美感是超越性，可以破生死利害的顾忌，在教育上应特别注重。对于公民道德的纲领，揭法国革命时代所标举的自由、平等、友爱三项用古义证明，说：“自由者，'富贵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也；古者盖谓之义。平等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也；古者盖谓之恕。友爱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也；古者盖谓之仁。”

学部旧设普通教育、专门教育两司，改教育部后，我为提倡成人教育、补习教育起见，主张增设社会教育司。

我与次长范静生君常持相对的理论，范君说：“小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好中学？中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好大学？所以我们第一步，当先把小学整顿。”我说：“没有好大学，中学师资哪里来？没有好中学，小学师资哪里来？所以我们第一步，当先把大学整顿。”把两人的意见合起来，就是自小学以至大学，没有一方面不整顿。不过他的兴趣偏于普通教育，就在普通教育上多参加一点意见；我的兴趣偏于高等教育，就在高等教育上多参加一点意见罢了。

我那时候，鉴于各省所办的高等学堂程度不齐，毕业生进大学时甚感困难，改为大学预科，附属于大学。又鉴于高等师范学校的科学程度太低，规定逐渐停办；而中学师资，以大学毕业生再修教育学者充之。又以国立大学太少，规定于北京外再在南京、汉口、成都、广州各设大学一所。后来，我的朋友胡君适之等，对于停办各省高等学堂，发见一种缺点，就是每一省会没有一种吸集学者的机关，使各省文化，进步较缓。这个缺点，直到后来各省竞设大学时，才算补救过来。

清季的学制，于大学上有一通儒院，为大学毕业生研究之所。我于大学令中改名为大学院，即在大学中分设各种研究所，并规定大学高级生必须入所研究，俟所研究的问题解决后，始能毕业（此仿德国大学制），但是各大学未能实行。

清季学制，大学中仿各国神学科的例，于文科外又设经科。我以为十四经中，如《易》《论语》《孟子》等，已入哲学系；《诗》《尔雅》，已入文学系；《尚书》、三礼、《大戴记》、春秋三传，已入史学系；无再设经科的必要，废止之。

我认大学为研究学理的机关，要偏重文理两科，所以于大学令中规定：设法、商等科而不设文科者，不得为大学；设医、工、农等科而不设理科者，亦不得为大学；但此制迄未实行。而我任北大校长时，又觉得文理二科之划分甚为勉强，一则科学中如地理、心理等等兼涉文理，一则习文科者不可不兼习理科，所以北大的编制，但分十四系，废止文、理、法等科别。

我五十一岁至五十八（七）岁（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三年）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一九一六年，我在法国接教育部电，要我回国，任北大校长，遂于冬间回来。到上海后，多数友人均劝不可就职，说北大腐败，恐整顿不了；也有少数劝驾的，说腐败的总要有人去整顿，不妨试一试。我从少数友人的劝，往北京。

北京大学所以著名腐败的缘故，因初办时（称京师大学堂）设仕学、师范等馆，所收的学生都是京官，后来虽逐渐演变，而官僚的习气不能洗尽。学生对于专任教员不甚欢迎，较为认真的，且被反对；对于行政司法界官吏兼任的，特别欢迎，虽时时请假，年年发旧讲义，也不讨厌，因有此师生关系，毕业后可为奥援。所以，学生于讲堂上领受讲义及当学期、学年考试时要求题目范围特别预备外，对于学术，并没有何等兴会。讲堂以外，又没有高尚的娱乐与自动的组织，遂不得不于学校以外，竞为不正当的消遣，这就是著名腐败的总因。我于第一次对学生演说时，即揭破“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责，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云云。于是广延积学与热心的教员认真教授，以提起学生研究学问的兴会，并提倡进德会（此为一九一二年吴稚晖、李石曾、张溥泉、汪精卫诸君发起，有不赌、不嫖、不娶妾的三条基本戒，又有不做官吏、不做议员、不饮酒、不食肉、不吸烟的五条选认戒），以挽奔竞及游荡的旧习；助成体育会、音乐会、书法研究会，以供正当的消遣；助成消费公社、学生银行、校役夜班、平民学校、平民讲演团与《新潮》等杂志，以发扬学生自动的精神，养成服务社会的能力。

北大的整顿，自文科起。旧教员中如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诸君，本已启革新的端绪，自陈独秀君来任学长，胡适之、刘半农、周豫才、周岂明诸君来任教授，而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理科自李仲揆、丁巽甫、王抚五、颜任光、李书华诸君来任教授后，内容始渐充实。北大旧日的法科，本最离奇，因本国尚无成文之公私法，乃讲外国法，分为三组：一曰德日法，习德文、日文的听讲；二曰英美法，习英文的听讲；三曰法国法，习法文的听讲。我甚不以为然，主张授比较法，而那时教员中能授比较法的，只有王亮畴、罗钧任（文干）二君。二君均服务司法部，只能任讲师，不能任教授，所以通盘改革甚为不易。直到王雪艇、周鲠生诸君来任教授后，始组成正式的法科，而学生亦渐去猎官的陋见，引起求学的兴会。

我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例如陈君介石、陈君汉章一派的文学，与沈君尹默一派不同，黄君季刚一派的文学，又与胡君适之的一派不同，那时候各行其是，并不相妨。对于外国语，也力矫偏重英语旧习，增设法、德、俄诸国文学系，即世界语亦列为选科。

那时候，受过中等教育的女生，有愿进大学的，各大学不敢提议于教育部。我说：一提议，必通不过。其实学制上并没有专收男生的明文，如招考时有女生来报名，可即著录，如考试及格，可准其就学，请从北大始。于是北大就首先兼收女生，各大学仿行，教育部也默许了。

我于一九二三年离北大，但尚居校长名义，由蒋君梦麟代理。直到一九二六年自欧洲归来，始完全脱离。

我六十一岁至六十二岁（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八年），任大学院院长。大学院的组织与教育部大概相同，因李君石曾提议试行大学区制，选取此名。大学区的组织，是模仿法国的。法国分全国为十六大学区，每区设一大学，区内各种教育事业都由大学校长管理，这种制度优于省教育厅与市教育局的一点，就是大学有多数学者、多数设备，绝非厅局所能及。我们心醉合议制，还设有大学委员会，聘教育界先进吴稚晖、李石曾诸君为委员，由委员会决意，先在北平（包括河北省）、江苏、浙江试办大学区。行了年余，常有反对的人，甚至疑命名“大学”有蔑视普通教育的趋势，提议于大学院外再设一教育部。我遂自动辞职，而政府也就改大学院为教育部，试办的三大学区从此也取消了。

我在大学院的时候，请杨君杏佛相助。我素来宽容而迂缓，杨君精明而机警，正可以他之长补我之短，正与一九一二年我在教育部时，请范君静生相助，我偏于理想而范君注重实践，以他所长补我之短一样。

大学院时代，院中设国际出版品交换处，后来移交中央研究院，近年又移交中央图书馆。

大学院时代，设国立音乐学校于上海，请音乐专家萧君友梅为校长（第一年萧君谦让，由我居校长之名）；增设国立艺术学校于杭州，请图画家林君风眠为校长，又计划第一次全国美术展览会，但此会开办时，我已离大学院。

大学院时代，设特约著作员，聘国内在学术上有贡献而不兼有给职者充之，听其自由著作，每月酌送补助费，吴稚晖、李石曾、周豫才诸君皆受聘。

我于六十一岁时参加中央政治会议，曾与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诸君提议在南京、北平、浙江等处设立研究院。通过南京一院，由大学院筹办，名曰国立中央研究院，一九二八年开办，我以大学院院长兼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我离大学院后，专任研究院院长，与教育界虽非无间接的关系，但对于教育行政，便不复参与了。

原载《传记文学》第十卷第一期（一九六七年元月号）

王云五

我认识蔡孑民先生，始于一九一二年一月下旬，但我开始听到他的大名，则是在临时大总统府成立后一二日。由于报纸刊载各部首长的名字，蔡先生被列为教育总长，其时我从事教育工作已有六七年，平素对教育的制度备极关怀，因而对新政府的新教育首长，当然想略知其历史。不久，我便探悉蔡先生是一位翰林，却具有革命思想，且曾在上海组织中国教育会。这时候，我已由孙中山先生邀任临时大总统府秘书，正在清理手边未了的事，不日便要晋京任职，绝无另行求职之意。只是积久欲吐有关教育的意见，现在面对一位可以进言的主管部长，姑且尽我言责，至于能否发生影响，固所不计。于是，我便抽出一些工夫，写了一封建议书，现在追忆起来，大约包括以下各项建议：

（一）提高中等学校程度，废止各省所设的高等学堂，在大学附设一二年的预科，考选中等学校毕业生或相当程度者入学，预科毕业者升入本科。

（二）大学不限于国立，应准许私立；国立者不限于北平原设之一所，全国暂行分区各设一所。那时候我主张，除北平原有所谓京师大学堂外，南京、广州、汉口应尽先各设一所。

（三）各省得视需要，设专门学校，其修业年期较大学为短，注重实用。

按我国清末学制，各省设高等学堂一所，其大旨系仿日本的高等学校。唯日本所设的高等学校与大学有相当比例，程度也能衔接，故高等学校毕业生多能升入大学。我国各省分设高等学堂，其毕业人数断非设立京城唯一的国立大学所能容纳，且各省高等学堂虽相当于大学预科，然因程度不齐，多未能达成预科的作用，于是实际的作用仅成为高等的普通学校。我认为不如将中等学校程度提高，完成普通教育，其有志深造者，径行考升大学直接附设的预科，预科改由大学附设，其程度自较易与大学本科衔接。不若各省高等学堂所造就者，大半不能升入大学，徒成为普通教育之额外提高，在教育的作用上不免等于一种浪费。因此，我一方面主张增设国立大学，并分区设立，以便升学；一方面主张准许设置私立大学，使那时已具基础之若干教会学校得于符合条件后升格为大学，以宏造就。至于为适应需要，应准许各省设立专门学校，为期较大学为短，与清末的高等学堂和现在的专科学校相当，与大学分道扬镳，而改进当时高等学堂的空泛效用，使更合于实用。以上便是我对民国学制改进的建议大要。

我以一个未曾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居然提供许多关于高等教育的意见，不能不说是一种大胆的尝试。真想不到此一建议书，从上海邮寄到南京教育部以后，不过十日左右，我便在南京临时大总统府服务中接到由上海家里转来的蔡先生的一封亲笔信，大意是说认为我所提供的意见极中肯，坚邀我来部“相助为理”。

我既承孙中山先生的厚意，在一席谈话之后，自动委以机要之职，现在又以尚未谋面，仅凭一纸意见书，承蔡先生邀请相助为理。在鱼与熊掌之间，既不应见异思迁，又不愿放弃久怀改进教育之心而一旦获得可能实现的机会，幸而在不得已请示孙先生之际，承他老人家爱护有加，令我半日留府服务，半日前往教育部相助。于是，我才敢持着蔡先生的手书，前往教育部面谒。想不到经此一度面谒之后，我对于蔡先生，不仅做了半年左右的属员，而且缔结了三十年的深交。尤其是在抗战初期，蔡先生因体弱不能跋涉远来后方，我因主持商务印书馆，不能不往返于后方与香港之间，初时同住商务印书馆的临时宿舍，继则时相过从。蔡先生视我如手足，我则视蔡先生如长兄，在蔡先生逝世时，我成为朋友中唯一的随侍病榻送终者。人生际遇真有不可思议之处。兹更就记忆，概述蔡先生与我三十年间的关系。

且说当时的教育部，草创伊始，还未曾订什么官制。记得在教育部服务的各人，都由蔡先生致送聘书，任为筹备员。工作上虽有差别，实际上也难免要分为主办的和协办的地位，却没有阶级高低的区分，所领津贴也一律为每月六十元。由于我只半日来部办公，而且是同人中年纪最轻的（当时只有二十四岁），当然不可能成为主办人员。那时候和我一起工作的有钟宪鬯（观光）、蒋竹庄（维乔）和汤爱理（中）诸君。钟君年事很高，曾在上海开办理化研习所，闻蔡先生一度加入听讲；蒋先生曾参加蔡先生主持的中国教育会；汤先生则系日本留学生，专攻法律。我们日常的工作，多半是讨论民国的新学制和课程，唯以临时大总统孙先生下野，政府不久便北迁，在南京时代，一切规划还没有定议。

是年三月，唐少川（绍仪）先生受任为国务总理后，南京政府各机关开始北迁。蔡先生仍任教育部总长，我也随往北京任职。这时候，我奉派为专门司第一科科长，前清学部员外郎路壬甫（孝植）为第二科科长，英国留学硕士杨焕之（曾诰）为第三科科长。我们的司长林少旭（棨）是专攻法律的留日毕业生，原任学部参事。至与我在南京共同工作之钟、蒋、汤三君，均任参事。北迁后的教育部次长是范静生（源濂）先生，原系学部郎中。我在长官和同事间资历最浅，年纪也最轻，但由于蔡先生之赏识，我也能努力工作，对上对下与对同僚均甚融洽。据我的主管司长说，我以一个毫无行政经验的人，不仅处理公务有如老吏，对于公文的起草修正，也无不适合分际。在蔡先生留京任职的几个月内，我的工作记得系以对大学令和专门学校令的起草，以及对京师大学堂的协助接收为主。上述两令实际上已把我在南京政府初成立时对蔡先生的三点建议完全采纳。至对于京师大学堂的接收之事，系由我与第三科科长杨君会同办理，我以一个初出茅庐且从未进入大学之门的青年，总算应付得宜，而会同办理之杨君却一切归功于我。因此，我在当时的教育部科长中，与普通教育司的许寿裳科长（后来迭任教育厅长，终于台省教育厅长任内）齐名。许先生是蔡先生的同乡后辈，我却是一个毫无关系的后进，同受蔡先生的拔擢，侧闻蔡先生常引以自慰。

但是好景不长，是年六月间，唐内阁以责任内阁不能负责而辞职。蔡先生本来与唐少川先生毫无渊源，却坚请连带辞职，其风度与唐先生原与袁世凯总统有深切关系而不惜坚辞者，同为政治界之美谈。唐内阁辞职后，由陆徵祥继而组阁；蔡先生去职后，则由原任次长范静生先生继任，而以原任蔡先生秘书长董恂士（鸿祎）君为次长。初时一切萧规曹随，尚无何问题发生。后来，由于专门司司长林少旭先生改任高等审判厅厅长；在他以法律专才从事司法工作，当然用得其长，问题便发生在他的继任人选上。林先生一向和我相处得很好，尤其对我的能力与负责精神不断表示赞扬，他在要离开教育部时，私下曾对我有所表示，并言将力保我继任专门司司长，及至他的新任命发表，司中同人也一致认为我之继任实为当然之事。想不到最后决定，却是以第二科路科长升任。路先生平时对我非常客气，骤膺此命，形色上也表示万分不安。后来，据林先生密告我，当他保举我继任之时，范总长好像满口答应，想不到经过几日后，范先生突然密告林先生，说以我的能力和负责精神，升任司长极适当，唯经详加考虑，以路先生资历极深，原任学部员外郎，与范先生仅次一级，一旦由资历较浅如我者擢升，难免不使路先生失望；好在我年事尚轻，来日方长，暂缓升任当无问题。范先生的抉择当然未可厚非，但我毕竟少不更事，乍闻新命，心里确不免有几分难过，幸而平素遇事尚能与他人易地设想，经过了一二日，也就释然。后来因为路司长侧重保守，司中同人富于积极精神的新进者颇多不满，甚至学部旧人，夙与路司长共事者间亦有同感，遂使我甚感困惑，除极力遏抑自己情感外，还矫情转劝他人。可是矫情的结果，偶然不免落出不自然的状态。消息间接传到刚从德国回来的蔡先生耳朵里，听说他曾传述意见，劝当局把我调任北京大学的预科学长，不知何故又有人从中阻挠，否则后来一段不必要的纠纷，当可消除于无形。蔡先生爱我之深，更可于此见之。

范先生不久也去职，接任者由海军总长刘冠雄兼署，但刘总长毕竟对教育为外行，仅历月余就请辞兼职，继而兼署者为农林总长陈振先。陈先生是留美农学专家，对于教育亦甚有兴趣，此次于一九一三年三月兼署教育总长，原想实干一番。他虽是广东人，与我同乡，但因我是外江的广东人，对同乡人物认识不多，与陈先生素未谋面。因此，当他到部之初，并不知有我这一位同乡。可是我之被卷入旋涡，真想不到竟起于我平素不重视的乡谊关系啊！

事情是这样的。由于江浙为文化最发达之区，教育界的杰出人物往往不能舍江浙二省而他求。因此，教育部此时的高级职员中，包括次长和四位参事中的三位与三位司长中的两位，都是籍隶江浙两省。这并不因为蔡先生是浙江人之故。兼署总长陈先生独以广东人出任最高首长，如果能与各位高级幕僚随和相处，像湖南籍的范前总长一般，那就当然不会发生问题。可是陈先生毕竟有些抱负，而且习闻美国政务官与事务官的关系，不免实行他的总长职权。初时为着发布一篇文告，吩咐原任的秘书人员起草，经办的秘书狃于故习，不免要商询主管司的意见。结果，对于总长的主张不免有重大的修正。陈先生以身为总长竟不能指挥一位秘书，实以农林部中并无适当人员可以调来相助，向其某一小同乡（新会县籍）诉苦。他那位小同乡颇知我，力言近在教育部内的一位富有经验与能力的同乡何以不加利用。陈先生听了这段话，次日一早到部，便约见我详谈，既略知我的抱负，遂将其意欲发布的文告嘱我起草。我便在他的办公室内，花了不满两小时，写成二三千言的文告，送给陈先生核阅。他感到十分满意，因即表示要我以专门司第一科科长之职调兼总长的主任秘书。我认为既承赏识，自不难有施展抱负的机会，略不谦辞。以此兼职，我遂得出席部务会议，彼时的部务会议，系以部次长、参事、司长及主任秘书构成，主任秘书也具有相当的重要性。

在我参加的最初几次部务会议中，由于陈先生对各项议案不甚熟知其经过者，辄先征询我的意见，我因对部务大都熟悉，间有不甚了然者，必先调查档案，或向主管单位详询经过，于是多能对陈先生提供适当的意见，所以会议进行尚属顺利。后来却发生一项有关政治的问题，查那时候的国会议员被选资格中，包括有中央学会会员一项特殊资格。原规定颇为含糊，致有相当于专门学校的许多杂牌学校毕业生纷纷比附要求，从宽从严，应由教育部决定。在讨论此一问题的部务会议中，除社会教育司夏司长曾佑无意见外，其他参事三人（原额四人中有一人外调）与普通、专门两司司长意见一致，却与陈兼总长的主张相左。陈先生不肯屈服于多数之幕僚，而五位高级幕僚一致反对总长，致酿成僵持之局。那时候，我国的公务员服务法虽还没有颁定，但幕僚对于长官的主张虽得陈述相反的意见，唯一经长官决定，幕僚便应服从，绝不能以属员的多数团结对抗长官，此为世界一般政治的通则。因此，我不得不维护行政上的原则，力劝各参事、司长，在已尽其言责之后不宜过分坚持，想不到因此竟触众怒，认为我袒护同乡的长官。最后，全体参事、司长除社会教育司司长夏先生外，一致对陈总长以集体辞职为要挟，陈总长不为所动，皆予照准。除派我暂兼专门司司长外，并派杨科长曾诰及彭视学守正兼署参事。董次长为表示对于辞职参司五人之同情，亦请病假不到部。陈先生初时态度坚决，不予置理。我对这几位辞职的参事、司长，虽多从南京时代开始共事，平素感情也还融洽，可是为着政治上的原则，不得不支持陈总长，以免恶例一开，将来政务官不能发挥其对政治的作用，转为僚属集体把持，无异太阿倒持。如果陈先生能够坚持到底，此一原则或可确立不移。可惜得很，陈先生不知受到外间什么压力，突然请辞兼署教育总长之职，改由请假中之董次长暂代部务，不久又由汪大燮来长教部，于是已辞职照准之各位参事、司长，大都复职或转职，杨曾诰、彭守正二君也各回任本职，我只好出于辞职之一道了。此一事件发生后，在人情上，我似乎有些对不起几位从南京开始共事的朋友，尤以多系蔡先生所用之人，然而在公事上，我是问心无愧的。后来蔡先生听到此事，却未尝对我有何不满。二十年后，当我和蔡先生时相把晤之时，偶然谈起此事，我颇咎自己当时的少年气盛，但蔡先生认为我的主张绝对正确，并力言在处理公务之时，断不可顾及私情。

一九二一年，我开始担任商务印书馆的编译所所长，蔡先生也已从国外倦游归来。由于商务印书馆和我均与蔡先生有旧关系，对于编辑和校阅之任务，常向蔡先生请求指教或相助。前任编译所所长而现任该馆监理之张菊生先生和蔡先生为科举同年，对蔡先生的称谓常用其旧日的别号“鹤卿”，于是我也逐渐从“孑民”先生改称为鹤卿先生，倍益亲切。我对于商务印书馆编译出版方面有所创作，事前辄向蔡先生请教；个人偶有作述，亦几乎无一不请蔡先生指正。蔡先生对于我有所举措，无不鼓励有加。例如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六年间，我从事于检字法之研究，发明四角号码检字法，蔡先生首先为我作序，其末有如下之一段：

中国人创设这一类方法的，我所知道，自林玉堂先生五母笔，二十八子笔始。林先生的草案虽五六年前曾演给我看，然而他那具体的排列法，至今还没有发表；我还不能亲自演习，究竟便利到何等程度，我还不敢下断语。最近见到的，就是王云五先生这种四角号码检字法了。他变通永字八法的旧式而归纳笔画为十种；仿照平、上、去入四音的圈发法，而以四角的笔画为标准；又仍以电报号码的形式，以十数代表十笔，而以〇兼代无有笔画之角。这种钩心斗角的组织，真是巧妙极了。而最难得的是与他自己预定的八原则，都能丝丝入扣。王先生独任其劳，而给人人有永逸的实用，我们应如何感谢呢？

又一九二八年，当我创作中外图画统一分类法，向蔡先生请教时，他也自动为我作序，有片言道破内容的下列两段文字：

王云五先生博览深思，认为杜威的分类法比较地适用于中国，而又加以扩充，创出新的号码，如“十”“廿”“士”之类，多方活用。换句话说，就是一方面维持杜威的原有号码，毫不裁减；一方面却添出新创的类号来补充前人的缺点。这样一来，分类统一的困难，便可以完全消除了。

著者姓名，中文用偏旁，西文用字母，绝对不能合在一列。若是把中文译成西文，或把西文翻成中文，一定生许多分歧。其他如卡特所编的姓氏表，于每个姓氏给以一个号码，也是繁杂而无意义。要一种统一而又有意义可寻的方法，莫如采用公共的符号，可以兼摄两方的。这种公共的符号，又被云五先生觅得了。

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八年，我开始筹备“万有文库”初集的编印，其中对于书目的拟订，煞费思量，并欲借此以一个具体而微的图书馆，以低廉的价格和最便利的方法，供应于读书界。此一措施极承蔡先生鼓励，对于书目的决定，亦迭承指正，关于著译的人选，亦多承推荐。蔡先生的学生知好极多，自动恳求蔡先生向我介绍书稿或推荐职业者，蔡先生大都是来者不拒，而且每一次都亲笔做简单的介绍。但他亲自对我说，他的介绍目的，只是让我知道其书稿或其人的来源，由我自行注意，因为他绝对没有工夫把每一部书稿都读过，或把每一个人的服务能力都考验过，才写信介绍。因为这是各有专长的事，一部书稿到了我们的编译所，也是分交有关的专家审查；一个人被推荐后，也应经过考验；所以他的介绍书只是使我注意其来历而已。至有特别推介之必要者，蔡先生的信定然写得较为具体而详尽。我领会此意，所以对于蔡先生的一般推介函，多不另做详尽的考虑。这一点可能是我与蔡先生性情不同的地方。我因为从事出版事业多年，遇事注重实际，对于介绍函绝少书写，尤其是习惯成了自然，一旦破例，辄易使人误会为真正的推介。蔡先生毕生度着学者的生活，同时富于中国的人情味，多年以来对于推介之请求既然是来者不拒，一旦予人以峻拒，定然使受者万分难堪。因此，到了晚年，他还是保持此种多年习惯。这完全是由于处境不同，我之尊重蔡先生的习惯，正如我自己保持自己的习惯一般。

一九二九年，我在商务印书馆任职已满一年，在编译所方面，应付二三百位的读书人还不感任何困难，而负担艰巨工作，特别是多至二千册的第一集“万有文库”也已顺利出版，假使我继续下去，对于原有的任务尚鲜有问题。问题却发生在与我本无直接关系的任务上。自从一九二六年以来，上海的劳资纠纷迭起，商务印书馆的工会是企业界中最具势力者之一。纠纷之起当然以印刷所为主，发行所及总务处次之；编译所间有少数人活跃，大多数皆为新旧学者，态度稳健。因此，工潮的发生，如果不是由印刷所所长从事局部的应付，便应由总经理协理与人事科长做全盘的应付，在理是不应轮到我头上的。但因那时候的总经理为印刷所所长鲍先生兼任，他年事已高，且平素笃实不善言辞，其他经协理等亦多属于这一类型，因此某一次工潮闹大了，我不能不挺身而出，结果应付尚属得当，一场风波随而平息。此后一遇劳资纠纷，资方都一致推我出马交涉，竟使不应负责的我转而负了全面的责任。这些消极的事，偶尔担负尚无不可，若渐渐变成家常便饭，对于一个需用脑力以应付出版计划和学术研究的人，那就未免近乎残酷了。因此之故，我对于商务印书馆的任务，原具有最高兴趣者，其兴趣便逐渐随工潮之继涨增高而低落，于是决心摆脱，并先设法物色替人。适数年前为编译所聘得何柏臣（炳松）君为史地部部长，经年来的注意观察，认为尚适于继我之任，于是开始做辞职的打算。适中央研究院成立，蔡先生担任院长，并罗致我的一位旧学生杨杏佛（铨）为总干事，杏佛又兼任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我偶与杏佛谈及脱离商务印务馆之决心，杏佛初时力劝不可，经我详加剖析，卒亦赞同，因言社会科学研究所新成立，他以总干事兼任，原系暂局，设我辞商务职获准，愿举贤自代，一如八年前胡适之君举我代任商务编译所所长之故事，且同为我的及门，已有先例，应步后尘。我力言万万不可，因我对商务编译所正苦于行政成分太多，如能摆脱，只愿担任纯粹为学术致力之研究工作，否则我又何必薄商务而不为。杏佛卒以此事转告蔡先生，蔡先生深知我近来之辛劳，谓商务设许我脱离，则中央研究院极欢迎我来参加，但对杏佛之荐我自代，他赞成我的主张，谓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职务，虽不若商务编译所之烦，我既为节劳而辞商务，则中研院应聘我为研究员，使我得由八年来多半努力于行政者，转而殚精于研究工作。蔡先生之知我爱我，闻之使我至为感奋。经数度磋商，我对商务编译所卒达成推荐何柏臣君为代之愿望，而对中央研究院则接受专任研究员之聘约，然固辞不获已，仍兼该所法制组主任名义。好在开始时只是一人一组，仅有助理研究员三数人相助，譬如大学之系主任仍兼教授，与院长之难免行政工作者有别。

约莫在一九二九年九十月间，我便移转工作阵地于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我首先择定的一个研究问题便是“犯罪问题”，而以向若干监狱做个案调查为出发点，首先计划了一份调查表，并罗致了三位助理研究员，一是北大习法律的，一是燕京大学习社会学的，又一是东吴法学院习法律的。他们都很努力而合作。原拟以一年工夫从事调查，第二年则着手于分析与研究。想不到仅仅经过了三四个月的安静生活，我又给一件较前更麻烦的工作纠缠。原因是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兼印刷所所长鲍先生突然逝世，继任人选在印刷所所长一职尚无问题，而对于总经理职务，董事会再三考虑，认为只有我最为适当，经一致通过后，分别推人劝驾。我本来为避麻烦而请辞，如果接受此职，麻烦有加无减，当然力为拒绝，可是经不了商务的元老和当局纷纷吁请，几于逐日到我的研究所或家中相劝。后来我以情不可却，乃提出一项不可能被接受的条件，就是说我虽曾在商务任职八年，但所经验者只限于编译和出版，总经理主持全局，尤须精于管理，必不得已我只好在名义上就职以后，即往欧美研究企业管理，为期至少半年，然后返国负责。此外，我还提及商务印书馆向来采取合议制，由总经理、两位协理和三位所长构成，此种制度不适于现代的管理，我如担任此席，似须取消合议制，改为总经理负责制。真想不到，这两条件都获董事会完全接受，于是不得已就职，即日以协理李拔可先生代理，我随即于一九三〇年三月左右出国考察；同时也就不得不放弃社会科学研究所的任务，蔡先生夙为商务印书馆好友，也只好答应我辞职，计任职不满半年，遂又结束了我第二次在蔡先生领导下的职务。

我在一九三〇年九十月间考察完毕，返国即在商务印书馆实行科学管理，越一年颇著成效。不幸于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闸北之战，商务印书馆总厂被日本飞机全部炸毁，不得已歇业半年，清理后于同年八月复业，赖科学管理之彻底推行，效率大增，恢复甚速。旋即发表印行“大学丛书”，以谋学术独立，经组织“大学丛书”委员会，审查书稿。委员会得蔡先生领衔倡导，全国学术专家无不乐予合作，迄于一九三七年八月全面抗战起，不满五年，印行之“大学丛书”多至三四百种。同时期内，我又编印“万有文库”第二集二千册，其中收入“国学基本丛书”及“汉译世界名著”各数百种，自拟定书目以迄校阅，也多赖蔡先生指导协助。

最后的一个阶段，蔡先生与我相处于香港，直至其去世时为止。一九三七年八月，上海发动全面抗战，我为着策划商务印书馆的应变工作，经于是年十月间离沪前往香港，因为商务印书馆在香港设有一个相当规模的印刷厂，一面为维持战时生产，一面为规划在后方设厂，以备长期抗战。到了香港不久，蔡先生亦自上海由周子竞、丁西林陪同来港，拟取道前往西南。唯自港前往西南道途跋涉，至为辛苦，蔡先生此时高年多病，恐不能支持。周、丁二君因我在香港，照料有人，遂以相托。我遂迎蔡先生到商务的临时宿舍，与我和商务自上海来此之二三同人相处。濒行周子竞以周夫人胞弟之资格，转述周夫人之嘱托，恐蔡先生饮酒过多，有碍健康，每日当以一次一大玻璃杯绍酒为限。我当然奉命维谨，仅于晚饭时供应绍酒一大杯，午饭不另供酒。未几内人携幼儿学善自上海续来，也同住于该宿舍。我以午间陪蔡先生用膳有内人及幼儿在，所以我自己便在商务印书馆办公室用膳，以省往返时间。内人知道蔡先生善饮，午间也供酒一大杯，晚膳时我不知此事，也照例供酒，于是每日一次增为二次，发觉后也不便更改。但以蔡先生的豪量，此区区者实不足道，唯自蔡夫人来港另租住宅后，闻每日仅以一次饮半杯，足见对蔡先生之健康更为审慎矣。蔡先生在宿舍内与我等相处约三个月，晨夕有暇，我和他畅谈今古，无所顾忌。蔡先生语多精辟，我皆择要记述于日记中，不幸在太平洋战事发生后，因我适留重庆，家人走避他处，寓中所存八九年日记均被焚毁，此时亦无从追忆。我们的宿舍系临时租赁跑马地崇正会馆的三楼全层，学善时甫入初中读书，假日或放学后余暇，辄由蔡先生携同沿跑马地一带散步，散步时闲话亦时有启发，以十一二岁之幼童，虽无写日记的习惯，然潜移默化已著效不鲜。

次年（一九三八年）二月，蔡夫人携儿女自上海来港，遂觅租房屋于九龙柯士丁道，其地空旷，闻亦时携儿女散步。我因事忙，每星期仅能渡海访问一次，其间并由商务印书馆同人奉访一二次，探询有何事代为办理。时蔡先生目力渐弱，然仍不废读，我乃择由上海携来木板大字本书借供消遣，蔡先生阅毕，辄交商务同人携回，另行易取他书。每书阅毕，有意见辄函告我，现将手边所存有关此事之蔡先生亲笔函二通照录于后：

昨承枉顾领教为快。顷奉惠函，以弟目疾，选书之大字者备阅，深感关切。《游志汇编》，准于阅毕后缴换他书。又承赐《演繁露》一部，拜领，谢谢。

承赐借《游志汇编》二十册，字大，于晚间浏览，不感困难，今已读毕，奉还，谢谢。此书体例甚特别，无卷第，无序目，每篇自计页数，极似现代教科书中之活页文选，未知各种目录书中曾著录否。如尊处尚有其他大字之书，仍请便中检书一二部赐借为荷。

我素有读书和藏书之癖，私藏多至七八万册，皆留在上海，除来港时随带极少数外，商务印书馆陆续有人调香港办事，每次我均托其从沪寓中检带若干来港，因此港寓渐积渐多，且多系佳本，上述《游志汇编》即系明版罕传本。后来某日，我迎蔡先生及夫人等渡海来寓小叙，并参观我陆续自沪移来的较佳版本。越数日，接蔡先生手函，如次：

前星期备承招待，得纵览收藏珍品，又扰盛馔，感荷之至。昨承赐学政世兄所摄相片，甚为精美，永留纪念，谢谢。

以上所谓珍品，大部分当然是书籍，这些书籍实为蔡先生留港时期赖以消遣之要具。因为蔡先生来港目的，原系取道前往西南，主持中央研究院，无如抵港后初因患病不能远行，嗣则交通日益困难，只能暂留，遥领院务，然因此深居简出，轻易不肯公开露面。甚至对各方通信，亦常化名为“周子余”，盖周为夫人之姓，兼含“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之义，以暗示“孑民”二字。至对我的通信，因系至好，且由专人转送，无不仍用“元培”或“培”字。

蔡先生留港期间，只有一次例外地公开演说，那就是在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日，出席香港圣约翰大礼堂美术展览会，并发表演说。是日中外名流毕集，主席为香港大学副校长史乐诗，香港总督罗富国爵士等均列席。蔡先生的演说词也临时由我担任英译。

蔡先生留港将及二年，此次独破例公开讲演，表面上似为爱好美术，实际上承他密告我业已决计近期离港前往后方，借此有关学术的集会出现一次，以示对香港公众的话别。又因彼时中英交谊甚笃，香港政府，特别是总督罗富国等，虽尊重蔡先生意见，不便正式应酬，然暗中爱护有加。此一集会为香港大学所发起，依英国通例，大学的副校长为实际的校长，而所谓校长辄由达官贵人挂名，彼时港督罗富国即兼任港大校长。蔡先生利用此一半官式的机会，与港督在此晤面，以示临别向地主道谢，实寓有深意，他人多无从悬揣，只看蔡先生经此一度公开出现后，直至一九四〇年三月逝世，并未第二次公开出现，便知其然。但是，蔡先生此次虽怀有不避辛劳跋涉前往后方的决心，卒因身体复感不适，愈后，仍荏弱不堪，蔡夫人爱护备至，坚阻其行，以至郁郁长逝于香港。深知蔡先生内心如我者，不禁为之扼腕也。

蔡先生在积极准备入内陆时，忽患感冒，缠绵若干时日，愈后体力更衰弱，以致迟迟不克成行。同时，香港对内陆之交通除飞行外，艰险益甚，而据医生断定，蔡先生体力实不耐飞行。于是迁延又迁延，直至次年（一九四〇年）三月三日在寓所失足仆地，病势加剧，次日依主治医师朱君（香港大学医科毕业开业甚久，并充商务印书馆特约医师）之劝告，于四日乘救护车入香港养和医院疗治。盖其时蔡先生已患胃出血，疑系胃溃疡，必须入院留治也。我得讯，急赶至九龙蔡先生寓所，恰好在救护车出发之时，乃随同前往医院，代为办理各种手续，并加请港大医学院胃肠专科教授来诊，据称系胃溃疡，业已大量出血，一面固须设法止血，另一面尤须急为输血。及血型检定，取得供血之人，急行输血，已近午夜。时蔡先生已昏迷不省人事，我与周夫人及其胞侄二人随侍病榻，至天明，尚无转机，医者言殆已绝望，及五日上午九时顷即告长逝，计享年七十有四。我为处理丧事，暂厝东华义庄，并为营葬于香港仔华人公墓。

原载《传记文学》第二卷第二期（一九六三年二月号）

毛子水

过去的师长里边，我现在常常记起的，是蔡孑民和胡适之两位先生。从我认识他们的时候起，一直到他们去世的时候，他们似乎没有一刻不想到把我们民族的文化以和世界最文明的民族相竞，没有一刻不想到使世界上的好人渐渐增多起来。他们把这两件事情作为他们一生中最重大的使命。

适之先生在世的时候，和我晤谈的时候比较多，而他崇高的人格，我几年来零星的叙述实在没能描画得像样。蔡先生在世时，我不常和他见面。（一九二四年四月，蔡先生偕周夫人赴德国Koenigsberg出席康德二百岁生日纪念会，路过柏林，停留数天。他们在柏林参观柏林大学和美术学院、音乐学院，游览动物园、植物园，我都曾随同几位同学陪伴。）四十多年以来，他的宁静淡泊的志怀、正直和平的性行，在我心目中印象日以加深。现在离蔡先生一百岁的生日很近，因述一两件记得比较清楚的事情以志景仰。

蔡先生的姓名，在一九一二年南京政府成立时我才听到，当时蔡先生被任命为教育总长。我那时虽然刚由中学毕业，但自审才分，只能以读书做终生的事业，所以对于教育总长的人选比较注意。更使我对蔡先生注意的，是章太炎在新政府任命蔡先生为教育总长时曾有赞同的言论，章太炎先生是我那时最崇拜的学者。

在蔡先生教育总长任内，普通教育废止读经，大学废经科，而以经科分入文科之哲学、史学、文学三门。我当时虽然立志要成为一个经学家（章太炎先生“学术万端，不如说经之乐”的话，当时对我影响很深），但我对这件事深为赞同，因为我当时四书五经都已读过或涉猎过，颇知道这些书对于小学生和中学生并不十分适于诵读。我也知道经典里边蕴藏着许多古人的嘉言懿行，但我想，若把这些嘉言懿行有益于青年人心志的用简明的话述说在“修身教科书”（略等于现在的“公民课本”）里，岂不有用得多！

但对蔡先生提倡美育，我便不免怀疑了。实在说，一直到现在，我对这个问题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见解。谈到这里，我必须先将我的偏见一提。我生来不能了解美术，有些我所以为“美”的东西，美术家并不以为美，而美术家有许多作品，我很难看出它们有什么美的地方。（我中年时，更有一个不好的偏见或不准确的统计：美术家品行不好的居多。那时候我曾这样想：蔡先生竭力提倡美育而品行却这样的纯正，这是因为蔡先生在提倡美育以前已有很坚定的德操了。）因此，我对蔡先生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只有一半的赞成。蔡先生以为西方文明国家的沿袭宗教仪式，乃一种历史上的习惯，我国振兴文化，似不必需要宗教。我对蔡先生的这个说法十分同意。（这当然不是说宪法中不应该有“信教自由”一条！）至于蔡先生以为纯粹的美育，所以陶养人们的感情，使有高尚纯洁的习惯，而使人我的见解、利己损人的想法渐渐消沮，则我到现在还没有完全相信，但我知道，蔡先生的话非特本于“心得”，亦有“古训”可征。以音乐来说，孔子就说过“成于乐”的话。〔比蔡先生年长六岁的英国（后赴美任教哈佛大学，改入美籍）哲学家怀德海，亦十分重视音乐对陶冶性灵的功效。〕因此，我究不敢以蔡先生的主张为不对。（像孔子、怀德海、蔡先生那样的人，都不会轻易出言的！）

讲到这里，我倒想起一个小故事来了。一九二〇年秋天到一九二一年的夏天，我在北平孔德学校任教中国语法的功课。有一回，校中开一个会议，讨论学生制服的式样。会中议论纷纭，最后又提到“美”的问题。我因听得不耐烦，便说道：“一件衣服，能够做起来简单而穿起来又最适合身体，便可以算是'美’了。”蔡先生当时在会中，亦深以为然。后来孔德学生制服有没有照着这个原则去做，我也没有注意，但蔡先生对我这几句话的赞许，则使我以后对于世俗所爱好的锦绣纂组的衣裳更不喜欢。我尝这样想：若使讲美术学的人都像蔡先生那样，则美术学对我或不至像现在那样神秘，而我自然亦会喜欢它。

蔡先生自己说，“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见一九三〇年蔡先生所写的《我在教育界的经验》一文，和一九一九年三月十八日蔡先生答林琴南的信大致相同）。蔡先生的“兼容并包”，普通人多误解为“勉强混合”，实在说，蔡先生是有是非的择别的。譬如，他请刘申叔讲六朝文学，绝不会允许他提倡“帝制”；他请辜汤生教英诗，绝不会允许他提倡“复辟”。他所以没有请林琴南，据我的推测，并不是因为他以为林琴南的“文章”做得不好，更不是因为派系不同的缘故，而是因为林琴南对于做学问的见解，在蔡先生看来，已赶不上时代了。至于林琴南生平许多纯笃的行谊，我想亦是蔡先生所许与的。

我曾听胡适之先生谈过一段蔡先生和钱玄同问答的故事。这个故事好像还没有人记录过，现在我把它附在这里：

钱玄同问：“蔡先生，前清考翰林，都要字写得很好的才能考中，先生的字写得这样蹩脚，怎样能够考得翰林？”

蔡先生不慌不忙，笑嘻嘻地回答说：“我也不知道，大概因为那时正风行黄山谷字体的缘故吧！”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蔡先生的涵养，可惜胡先生自己没有把它记下来！

我常想，像蔡先生、胡先生那样的人，在制行上，比起世界上任何一位圣人，都不会比不上，可惜还没有人替他们写出可读的传记。就我个人讲，这一生能够得到这样的师长，可以说是一件最幸运的事情。荀子说：“学莫便乎近其人。”两先生虽先后成为古人，然音容常在心目中，每有鄙陋的志虑，缅想正直中和的遗范，便爽然自笑。有这种经验的，同辈中当非少数。这真是可以互相告语的嘉话！

原载《传记文学》第十卷第一期（一九六七年元月号）

姜绍谟

在九年前蔡先生一百零一岁生日的时候，我曾写了《随侍校长蔡先生琐忆》一文，刊在一九六八年元月《传记文学》第十二卷第一期。我见到和追随蔡先生比较迟，但是说迟嘛，在今天说起来，光阴迢递，年华逝水，也已经是五十多年前的事情了。

我于一九一八年秋季，考进北京大学法预科肄业，第二年就是五四运动。“五四”以后，蔡先生在校的时间不多，他常离开北京到欧洲各国开会或考察，因此我很少有机会和蔡先生接触。

策划夏超起义归附中央的经过

一九二四年，我从北大毕业，仍然留在北平，教教书，暗中从事国民党党务工作。到了一九二六年，国民革命军北伐，一路势如破竹，那时北京的段祺瑞政府，因国民党人在北京很活跃，想要一网打尽，有下令通缉国民党人之议。在通缉的名单中，年纪最轻、资历最浅的，是我和郭春涛兄，鲁迅的《而已集》中详记有被通缉者的姓名。因此，许多比较有钱的同志都避入东交民巷使馆区。但是，东交民巷我们是住不起的，于是我就躲到东城口袋胡同，同学许宝驹的家中，朝夕与许计议如何觅取机会，为国民党尽力。有一天，我忽然想起浙江省长夏超（定侯），为人机警有大志，绝不甘心屈居孙传芳之下，如有机会，必可举义反孙。此时如有机会策动夏超反正，东南半壁，影响甚大。我知道马叙伦（夷初）先生与夏有深交，此时马正在杭州，若由马向夏进言，夏必可言听计从。我们两人定计后，当天晚上就到东交民巷西口乌利文洋行楼上，去看易培基（寅村）先生，把我们的意见告诉他。他听了以后，大为嘉许。他说今晚时间不早了，准备把这件事告诉李石曾先生（时为北京政治分会主席，避居法国医院），要我们明晚去听消息。第二天晚上，我们复往谒见，他告诉我们李先生亦甚赞成。他将先去电与国民党中常委主席张静江先生接洽，要我们二人中，一人去杭州，一人留在北京和他保持联系。我们商定由许宝驹回浙江进行此事，我则留在北京静待好音。因为宝驹口才便给，说话比较动听，所以我推他前往。宝驹到了杭州，把我们的计划和经过情形告诉马夷初先生。马往见夏，晓以利害，夏极表赞成，决定反正。国民政府遂派夏超为浙江省长，兼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军长，许宝驹为十八军党代表，我则为十八军政治部主任。原定计划是夏接受国民政府任命，宣布反正，立刻出兵攻占上海，不料夏之警备队，装备虽好，但无作战经验，动作迂缓。孙传芳得知浙江政变的消息，先发制人，立即遣卢香亭部由上海进攻石湖荡，攻占嘉兴，直趋杭州；夏则功败垂成。

那时我还在北京，得到许宝驹的急电催促，但一时不能动身，需将大中中学和南花园北京特别市国民党党部等处经办之事交代清楚，始能成行。等我到达上海，夏已殉职，他的部队也已溃散。我若早到夏超军中，命运实不可知。夏超失败后，我就留在上海工作。

蔡先生派我返浙察看敌我形势

是年秋天，蔡先生已从欧洲回国，住在上海，我乃得有机会随侍左右。十一月，国民政府任蔡先生为浙江政治分会主席。当时有好多同志，不问情势如何，总想回到浙江去。杭州因为卢香亭的主力部队驻扎，杭、嘉、湖都在他的手中，当然不可能回去，然而有人认为我们有两个师的兵力可以依恃，就异想天开，主张先生在宁波成立省政府。蔡先生不表赞同。

先是孙传芳部周凤岐、余宪文两位师长由江西潜回浙江，相继反正。周就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军长，驻桐庐；余就国民革命军第十九军军长，驻绍兴、萧山一带，与孙军、卢部隔钱塘江对峙。蔡先生之意是派人先去绍兴、萧山、桐庐考察一下周、余等实力究竟如何，当时决定派我先去看一看。那时沪杭铁路交通断绝，奉命之后，我偕同徐知白、徐钓溪二兄，前往绍、萧、桐庐等处。

周、余二人之部队，号称二军，其实力尚不足二师。军风纪及装备均甚差，仅有步枪及少数机关枪，并无重炮，士气颓丧，毫无斗志，绝不足以御劲敌。回程曾潜入杭州观察孙军情况，而卢香亭所部是久经战阵之师，较周、余所部略胜一筹。我并冒险往说杭郊孙部徐镇方旅反正，不得要领，悄然离去。唯火车不通，只有孙方军车往来沪杭之间，乃运用同学郭智石（其兄郭之江系孙方要人，为浙江实业厅厅长）之关系，搭乘孙军军车回到上海。

我将在绍、萧、桐庐及杭州所见情形报告蔡先生，蔡先生认为时机还没有成熟，必须等待国民革命军东路军由闽入浙，省政府始可在宁波成立。唯在沪同志迫不及待，仍旧主张先在宁波成立浙江省政府。

随侍蔡先生回浙

一九二七年元月某日，浙江政治分会及省府同人（时国民政府任命褚辅成为浙江省政府主席）均从上海搭船，航行一夜，翌晨到达宁波，在纸业公会开座谈会，商讨省府成立日期。是日，第十九军已从萧、绍撤退，军长余宪文亦来列席。相见之后，蔡先生就问他，孙军渡江（钱塘江），贵军从萧、绍撤退，是否在曹娥八关一带设防。他含含糊糊，答说“是的”，不及其他。因此，会议亦未能决定省府成立之日期。会后我住在宁波青年会，看见满街都是兵员从前方退下。我遇见十九军政工人员王超凡兄，我就以蔡先生问余军长的话询问他。他说，全部都退下来了，你想，曹娥八关一带防线长达二百余里，我们只有一师人，如何防守得住。他是国民党的同志，对我讲实在话。当晚我即谒见蔡先生，报告军情。当时颇费踌躇，留在宁波固然不妥，返回上海亦有为难，最终决定先到象山小住。从此我就跟着蔡先生跑，可说是他的随侍人员。

蔡先生的日常生活

蔡先生平居俭朴，此行所带行李，仅铺盖袋一个、手提箱一个，箱内除换洗衣物以外，全是书籍、文具及日常用品。他左脚因病，早年曾动过手术，步行不大方便，每天都在寓所读书看报，晚间写信。他每天都有一信寄给夫人周女士，从不间断。信交我代发，能寄快信，必寄快信。

先生虽年届花甲，然身体康健，事必躬亲，从不假手于人。我们在象山旬日之间，四迁住所。每次搬动，我想替他整理行装，收拾零星物件，但是早晨起床，他就将铺盖及零星物件整理好了。随侍十余日，除每天替他寄信以外，实无一事要我帮忙。

蔡先生待人接物都很谦和。饮宴之时，不论男女老幼敬他喝酒，他必举杯回敬；敬他吸烟，不论烟之好坏，他都接受。蔡先生每顿饭都要吃一壶酒。我们在象山曾住黄公嶴史文若兄家，史宅招待周到，每日早餐亦预备丰盛酒菜。我也颇能喝酒，陪蔡先生吃饭那是最好不过，但是早晨我没有喝酒的习惯。那时年轻荒唐，有一次，我把杯子倒过来，表示不愿意喝，其他人陪蔡先生喝。蔡先生当时没有说什么，事后他对我说，你不吃酒不要紧，倒一杯好了，摆在那里，你早上不吃不要勉强，你把酒杯倒过来表示你不喝，这样不大好。他讲话总是这样的，从不疾言厉色，当时也不说我没有礼貌。我受了教训以后，也跟蔡先生学，对主人的盛意不可推却，人家敬我一杯，必定举杯回敬。

蔡先生当时抽的是“梅兰芳”牌的香烟。他叫我们抽，我那时烟瘾很大，但是我们都不敢抽他的烟，因为在乡下哪里去买“梅兰芳”呢？他自己虽然抽的是“梅兰芳”，但是别人敬他，不论烟之好坏，他都接受。我因此了解他并不是爱好烟酒，他在交际时的吃烟喝酒，多半是因为主人的盛情难却。

随侍蔡先生由浙赴闽

我们在象山住了十来天，原想在象山先乘民船至临海，转赴温州，旋闻台州海面海盗甚多，出没无常而罢。最初史文若兄欲物色打手数人伴送，为蔡先生劝阻。蔡先生以为：第一，我们并无急事待办，迟走早走并无关系；第二，我等并无贵重物品，如遇海盗，任其各取所欲，当无危险，若加抵抗，万一不胜，危险更大。

后来我们从黄公嶴搬到盐仓，才遇着从福建来浙装载带鱼的小帆船三艘，我们便搭乘这三船去福建。船很小，我们一行五人分乘二船，蔡先生和马夷初先生乘一船，我和另外两位同学三人一船，另一船装载行李。时东北季候风大作，一叶扁舟，漂泊海上，危险异常。我因晕船，终日蜷卧不能走动；蔡先生则不晕船，还能起来，吃饭。船行一天两夜就到达福建琯头地方，亦即林子超先生的故乡。时何应钦先生已攻下福州，八闽底定。

到了福建之后，不久我就和蔡先生分开了。他介绍我给何敬之先生，我奉委为东路军总指挥部参议，随何将军北伐入浙；蔡先生则与马先生等前往厦门，参观厦门大学、集美中学，然后由厦门径返上海。

为年轻人介绍工作，有求必应

一九二七年二月，革命军攻下浙江，蔡先生等从上海到杭州，我们同住在青年会，复得朝夕相处。

这时一般青年要从军从政的，都来见蔡先生，从早到晚络绎不绝，蔡先生一一接见。有求写介绍信的，则有求必应，请在客厅稍坐，立刻就写，毫不推诿。他写信很快，两三分钟就写好一封，而且都是亲笔，从不假手于人。我们替他代笔的，只是偶尔有人请他吃饭、讲演，因时间冲突不能去，他在帖子上批“致谢”二字，要我们写回信道谢。而他为他们写介绍信的，也不一定是北大毕业的。记得有一天晚上，时候已经不早，大概十点多钟，有一青年画家求见。我禀告蔡先生，有人求见，可否请他明晨再来。他说，请他进来好了。此人带了几张他自己画的人物、花卉之类，给蔡先生看，请求为他介绍工作。蔡先生问他能否画宣传品，他说可以，于是蔡先生就替他写信介绍白崇禧的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潘宜之先生，请求录用。过了几天，蔡先生还问此人再来过没有，又问我潘宜之回信没有，还叫我去访潘主任，替他催促。可见蔡先生为人写介绍信，不是敷衍了事，而是诚心诚意地关照青年。

蔡先生小事谦和，大事认真

蔡先生在小事上很谦和，对于大问题，他却是很执着，绝不妥协的。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六日“清党”。浙江省“清党委员会”的委员为蔡先生、张人杰、沈定一、蒋伯诚、陈希豪、洪陆东、李超英、杭毅和我九人。会中设秘书、情报、审查三处，沈定一兼秘书处主任，我兼情报处及审查处主任。

在“清党”以前，国民党人对共产党人深恶痛绝，“清党委员会”成立那天，群情愤激，主张用最严厉的手段对付共产党，凡涉嫌的人，抓到就杀，当天晚上就从陆军监狱里提出二十余人枪决。

第二天早晨早餐后，蔡先生把我叫到他房里，很严肃地对我说：“我们不能随便杀人！昨天那样办，太荒唐！太草率！太不好了！此后必须谨慎！必须做到三件事：第一，抓人，必须事先调查清楚，始可逮捕；第二，定罪，必须审问清楚，证据明白，才可判决；第三，杀人，必须其人罪大恶极，提出'清党委员会’，经会议决定，始可执行。青年误入歧途的很多，必须使人有个反省的机会才好！”后来浙江成立了特别法庭和反省院，都是受了蔡先生这些训示的影响。

原载《传记文学》第三十一卷第二期（一九七七年八月号）

程沧波

今天座谈会的主题是蔡先生的生平和思想，雪艇先生已经讲得很详细，我只有一点零碎的资料做一点补充。

与蔡先生接触的经过

蔡先生如还活着，今年应是一百十一岁了。他肖兔，当时南京有许多位是肖兔的，于（右任）、胡（汉民）、谭（延闿）都是肖兔的，他们比蔡先生小一轮；胡适之、孙哲生、王雪艇诸先生也是肖兔的，他们比蔡先生小两轮；我也是肖兔的，比蔡先生小三轮了。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八年在上海办报时，我跟蔡先生有相当多的接触。逮一九三一年我从英国回来，秋天以前，我在南京担任中央政治会议秘书，十分清闲。因为跟杨杏佛（铨）是很好的朋友，他那时正任中央研究院的总干事，蔡先生是院长，他们的办事处是在成贤街，我常到成贤街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去。蔡先生也常到南京，午饭时我时常陪他吃饭。这段时间差不多有一年余。杨杏佛先生平日事情很忙，交际多，有时他要出去，就请我陪蔡先生吃饭。蔡先生是很严肃的，但待人很温和。

蔡先生每饭必酒

陪蔡先生吃饭倒也是很有趣的，现在回想起来，那种气氛和味道实在非常之好。蔡先生这个人的特点就是淡，但他的人情味很浓，我们中国人可以体会到这一点。蔡先生吃饭，都是很普通的菜，也就是中央研究院的大锅菜。他每一顿饭时都要喝一点酒。酒壶是一个锡制的方形暖壶（里面是圆的，有夹层可以装开水），可盛四两酒，不一定是绍兴。我们都不吃酒，只看他自斟自酌，吃尽一壶也不再添。他不吃饭，用菜甚少，大概是有胃病的关系，每次只吃几片面包，酒是不可少的，每一顿都是这样。

北大学生在蔡先生面前全无拘束

蔡先生吃饭时不大说话，我们拿许多话题问他，引他说话，他的话头才会被引起来。我们问了许多问题，也听他说了许多事情，可惜没有记下来。席间也有许多趣事，我发现北大有几个高才生，在蔡先生面前言谈举止全无拘束。印象最深的是傅孟真，傅孟真他那个神气，奇形怪状，比手画脚，有时候大叫一声。我时常对他说，你实在应该打屁股！你在校长面前一点规矩也没有，做出各种怪样子。

虽然我不是北大的，但是我跟蔡先生多次接触，我对他实在是非常之佩服，陪他吃饭，听他谈话，在他面前真是如坐春风。这一段往事，印象极深，回味无穷。

宁粤和谈追随蔡先生

另外有一段经过，便是一九三一年初冬在上海举行的宁粤和谈，我有机会追随蔡先生。

一九三一年五月，广州另外成立中国国民党非常委员会，与南京对立，宁粤分裂。是年七八月间，长江大水灾，泛滥数省，灾情惨重。不久就是“九一八”，日人在沈阳制造事端，攻占东三省。“九一八”以后，十月下旬，宁粤和谈在上海举行。这次和谈我曾亲自参加，现在特为记述，或可为讲述蔡先生生平和研究民国史者的一点贡献。

民国以来有过好几次和谈。第一次是辛亥革命时南北议和，北方总代表是唐绍仪，南方总代表是伍廷芳，会议的地点是在南京市政厅，实际谈判的地方是在伍廷芳的家里——上海小沙渡路观渡庐。第二次和谈是在一九一九年，徐世昌方做大总统，南方则是孙中山先生的护法军政府，当时南方总代表是唐绍仪，北方总代表则为朱启钤，和议在上海举行，没有结果，而参加和议的人终日花天酒地。第三次就是一九三一年的宁粤和谈，十月二十七日正式在上海举行。

宁粤和谈双方的阵容

这一次宁粤和谈，广东的代表阵容浩大，如汪精卫、孙科、李文范、伍朝枢、邹鲁、陈友仁等，另外还有大批随员。南京的代表则为蔡先生、李石曾、陈铭枢、张溥泉、张静江等，后来还有吴铁城。这两方面的和谈代表，就阵容和性质来说，完全不同。南京的代表可说是第三者的立场，态度超然，这里面就年龄、资望来说，蔡先生可说是一个领袖人物。广州方面不仅代表多，随员也多，每次出席会议的有三四个秘书；南京代表团只有我一个秘书出席，虽然南京派来的人并不少，在上海威海卫路有一个办事处，但南京来的人都不肯去列席，说看不惯广东来的人。当时的情况很妙，宁粤双方的代表和随员大半都住在一个旅馆，但见面都不招呼，宛若敌国，壁垒分明。开会就在伍朝枢先生家里——观渡庐，是一栋英国式的洋楼，园子很大，有几百亩地，此园后来已拆除。

李文范与伍朝枢

会议开始，奇怪的是并没有一定的议事规程，大概是每次会议推一个主席，蔡先生做主席的次数很多。讨论的议题主要是国民政府的《组织法》。南京的代表可说完全采取守势，广东方面则取攻势，其中最激烈的是李文范，其次是伍朝枢。李文范常常很激动地跳出来骂，南京政府给他骂得狗血淋头，好像南京政府一无是处。伍朝枢则专门批评《国民政府组织法》，他冷嘲热骂的对象就是王亮畴（宠惠），因为《国民政府组织法》是王起草的。伍朝枢说，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一位法学博士、法学权威起草的政府组织法，其中的主席一职居然没有任期！

蔡先生主持会议是超现实的

我讲这一段，主要是在表现蔡先生。蔡先生当时做主席，尽管李文范在那里跳，伍朝枢冷嘲热讽地骂，他坐在席上丝毫不动。不过，我这个做记录的却非常为难，广东方面一定要写“南京政府”，我觉得这不成体统，明明是国民政府，却偏要写成“南京政府”“广东政府”，我就告诉蔡先生这样写不对，必须改正，若不向他提起，他也就随它过去。那时每天的记录几乎都发生问题，且只有我一个秘书，只有我一个人争，我总觉得不能把“南京政府”的字眼写在记录上。

从这里我们可看出蔡先生的伟大，他是超现实的，宁粤相争，尽管闹得满天星斗，但他处之泰然。这段时间，我跟蔡先生接触很多，不但白天有接触，晚上也常到他那里。他很少谈和谈的事，也不谈现实的问题，他很超然，眼光看得很远，仍然是谈教育、谈思想、谈文化。那时国难当头，外间请愿的很多，闹得一团糟，请愿的代表来了，都是汪精卫去挡。我记得有一回沈钧儒等人来请愿，和汪精卫大吵一顿，蔡先生则不过问这些事。

蔡先生重恕道

我在宁粤和谈期间和蔡先生朝夕相处，我觉得他真是精神超越一切了，对现实问题不加萦心。尽管天下汹汹，他认为问题的根本不在此，所以他始终不改变他的态度。和谈完了，我陪他回南京，我在车中问他许多问题，使我的见闻增益不少。我问他许多我们在历史上看不到的，尤其是辛亥开民国的史事。“九一八”以后，国难当头，上海有一批老先生领衔通电，要政府马上抗日，领衔者是马相伯（良）先生，其次是赵凤昌（竹君）先生。赵是我们常州同乡，有一次，我特地问蔡先生，人家说南京临时政府是在赵凤昌家里成立的，此人究竟如何？蔡先生说，国民党对不起他。我问这话怎讲，蔡先生说，害得后来袁世凯要为难他呀！可见蔡先生之为人非常注重恕道。我这段时间和他相处，他从不跟我谈时事，我陪他返京，接着就是四全大会，他也不谈。我觉得他的境界太高了。

要发扬蔡先生的思想

一九三三年六月，杨杏佛被刺去世。当时什么人权大同盟，蔡先生是会长，杨是总干事。杨之遇难，蔡先生非常难过，此后不常去南京。一九四〇年三月，蔡先生在香港去世，我适在港，曾往吊丧送殡。

刚才雪艇先生说，我们应该发扬蔡先生的思想，这事实在应该做。蔡先生在香港逝世，时北大同学许地山（落华生）先生在香港大学做中文系主任，不知道他根据什么考据，说出殡时要用鼓为前导，于是找来了十面鼓在出殡的行列前敲打，香港人因此出来看热闹，但大家不知“蔡元培”是什么人！三十年前香港人不知蔡元培，我们今天仍然需要发扬蔡先生的思想，阐述蔡先生的生平。

原载《传记文学》第三十一卷第二期（一九七七年八月号）

邓嗣禹

蔡元培（孑民，一八六八年至一九四〇年）是二十世纪前四十年融合中西学术，施诸实行，一甲前三名中的人物，其在教育文化上的贡献，或可升为状元；其嘉言懿行，前贤言之详矣。惜尚缺乏一部详细的传记或年谱（编者按：“中央研究院”已出版陶英惠编著的《蔡元培年谱》上册），海外有两篇研究蔡先生的博士论文，非传记体例，故其生平的革命志趣，似尚有商量的余地。他的头衔已很多，可再加一个革命教育家的帽子，他不是革命的理论家，也不是死心塌地、百折不回的实行家，而是一位先知先觉，开革命的先导，常立于新思潮的前线，常倾向于新的进步的运动。

蔡元培先生是否为秘密社会分子，也想在此文中贡献一些证据。

甲午战争与戊戌政变两大失败，予中国知识分子一大打击，蔡先生当然不算例外。在一八九四年，他已升为翰林院编修。平凡的人，很可以养尊处优，熟读经史，弄点文墨，唯命是从，而他喜涉猎译本西书。至一八九八年，他突然归绍兴老家，是何原因？

蔡元培不继续做翰林的原因

通常的说法，是因他同情戊戌变法运动，故弃职返里。京官之同情维新者颇不乏人，何必抛弃铁饭碗？也许是蔡先生骨节高昂，不愿折腰。但蔡先生较我们所设想者，有更强硬的气节，他胆敢骂朝廷。据甘簃《睇向斋逞臆谈》：

元培入翰林，尝于同官酬酢间，诋贵胄昏庸不解事，唱“排满”之论，声至激烈：语闻于掌院学士（徐桐），面斥之曰：“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

蔡乃托病，请假南归，不愧为勇敢之革命家。返绍兴后，另起炉灶，创新门路，勤修日语，读和文书。日德文法颇相近，故日译德文书多，他能自由阅读，自由思想。痛定思痛，他觉得戊戌维新之所以失败，由于事先未造成一大批革新人才，只康、梁、谭嗣同等人，缺乏群众基础，历史上许多改革的失败，多由于此。所以，他决定从教育入手，训练一批新青年。

恰好是时有一所很新式的绍兴中西学堂，其中居然教英法文，不久加授日文。一所中学能授三种外国语言，在今日亦不多。一八九八年，中西学堂的校董聘蔡元培为监督（即校长），这是他服务于新式学校的开始。校中分新旧两派，旧派要学生习诗、古文词，学写八股文，以便中举；新派讲授物竞生存之进化论与物理、化学等科学，对于旧日尊君卑民、重男轻女的旧习随时有所纠正。旧派不以为然，运动校董，出而干涉。结果，在一八九九年，蔡遂辞职。

教职员中，思想不同，对于学生，反而有益，能刺激学生的思维。在绍兴中西学堂里，即已造出一位后来鼎鼎有名的蒋梦麟。蒋先生说：

我在中西学堂，学到……闪电是阴电和阳电撞击的结果，并不是电神的镜子里发出来的闪光，雷的成因也相同，并非雷神击鼓所生，使我放弃了我思想中怪力乱神的信仰。

当时是迷信很盛行的社会，介绍一点新科学，打破若干鬼神的乌烟瘴气，是为除旧布新的先决条件。蔡先生是一位可高可低的伟人，庚子年至次年初，他偕友人为绍兴侨农创办小学一所。以翰林办小学，是等于割鸡用牛刀。蔡先生只求对社会有益，其他非所计。

一九〇一年，蔡先生受聘为南洋公学特班的总教习。此校位于上海，是一八九六年盛宣怀奏请设立的，一九二八年改为交通大学。特班学生四十人，秀才廪生居多，戴顶子上课，皆能作八股文，而不一定能写普通的书信。蔡先生因材施教，让学生自由读书，写日记，每月作长文一篇，发挥意见，总教习亲自批改。评语中，常灌输民权思想。又教学生读日文，使自译和文书，并为之改正。此班高才生有黄炎培、邵力子、谢无量等，其教员同事有吴稚晖。吴先生说：“孑民唯一的志愿，一定要盼望中国出些了不得的大学问家。”其实，蔡先生尚有其他的用意。

寓革命于教育

那时蔡元培先生与其他旅沪志士章炳麟、吴稚晖等，以译本教科书不适用，非重订完善，不足以改良教育，故于一九〇二年四月发起组织中国教育会，举蔡孑民为会长。因倡议之人均为名流硕彦，热心救国，故此会隐然为东南各省革命之集团，谋推翻清朝政府。

又有一爱国女学，由蒋观云等发起组织。蒋君赴日留学，请孑民代为管理。所谓爱国者，爱中国也，亦阴寓“排满”与排斥外国侵略之意。戊戌政变与庚子“拳乱”以后，学生渐渐觉得必须推翻清朝，建立自己的政权。

于是由中国教育会蔡元培、章炳麟等为退学学生组织爱国学社，租了两幢房子为校址。他校退学者，亦欢迎入爱国学社。被欢迎者之一，就是日后著名的章士钊，学陆军，转学后，请教兵操，元培社长亦亲自参加，受军训。爱国学社正式上课的时间不多，而主要活动是宣传革命，提倡军国民主义，大家要去当兵，成为国内唯一的革命机关。教职员每月要去张园演说一次，鼓吹爱国主义、“排满”革命等，无所顾忌。到爱国学社来的人越来越多，有邹容、《革命军》的读者，也有从日本归来者。如此高谈阔论，约有半年之久，外面引起官方的注意，内部章炳麟、吴稚晖发生龃龉，财政方面日起恐慌，无可奈何，与《苏报》联系，每月资助爱国学社一百元，而蔡元培、章士钊等为《苏报》写社论。蔡先生写过一篇《释仇满》，大意云：满人血统，久已与汉族混合，其语言文字，亦已为汉族所淘汰。吾国一皆汉族，满族之皇帝大臣，可乘间而杀之，但不必如邹容《革命军》所云“杀尽胡人”。可见孑民先生仁者之用心。然革命言论喧哗已久，居上海，大不易，危险多，其兄鉴清力劝元培留学。蔡先生以德国学术最优，欲赴德，即先去青岛学德文，不到一月，《苏报》案发生，章太炎、邹容入狱，爱国学社亦被解散。

蔡元培在《俄事警闻》与《警钟日报》所宣传的革命方略

一九〇三年冬，蔡先生自青岛返沪，仍假中国教育会为活动机关。适俄人进兵奉天，举国骚然，乃与刘光汉（即刘师培）、陈竞全（甘肃名进士，累官知事，有钱，住上海租界）等人在上海发行一日报，名《俄事警闻》。文言与白话兼用，开始即谓“同人因俄占东三省，关系重大，特设警闻，以唤起国民，使共注意于抵制”，并列评清政府外交之失败。其抵制之法，是用社论：《告马贼》（十二月十九日）、《告会党》（十二月二十日）。一是哥老会，二是私盐帮，三是广西的会党。广西地方很穷，不免抢劫。官兵把这村的人通杀了，不如和岑制台春煊说：“让你们去打俄国人，等到认真把俄国人打退了，全国里的人，都要大大地酬谢你们，你们也不至于再吃现在这种苦了。”

对盐枭的宣传，是“你们盐枭身体是很强的，胆力是很大的，团体是很固的，武艺是很精的。……你们盐枭中有名的是张士诚、刘铭传两个大人。张士诚……起兵泰州，不久即住苏州……好不快哉！刘铭传先前也是私盐贩子……后来清廷皇帝封他为一等子爵，岂不胜于卖私盐万万倍么？”（一九〇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小报只一小张，无页数）！

《新年梦》在《俄事警闻》中连登数日（一九〇四年二月十七日至二十五日）。此文未署名，黄世晖撰《蔡孑民先生传略》，证明为蔡先生所作。他梦想要：一、恢复东三省；二、消灭各国在华的势力范围；三、撤去租界；也鼓吹“废财产、撤婚姻”的社会主义。他要学德、法、英三国语言，要进德国高等工业学校，兼研究哲学。“因为专门学问，德国最高。”这种梦想，蔡先生在一九〇七年实现了。

《俄事警闻》只出了七十三日，一九〇四年二月二十六日，改为《警钟日报》，编纂方法一仍其旧，观点亦大致相同，谓“俄人不畏官军而畏马贼，马贼者，民族之代表也”。稍后增加全国会党活动的消息，尤注意广西的大官与巨匪，另加刺客论，鼓励游侠，提倡中国之武士道。目清朝官厅为盗贼政府，言论日趋激昂，“排满”革命日益明显。结果，一九〇五年三月，《警钟日报》被迫停刊。

《警钟日报》“本来就是蔡先生革命运动的刊物。译登俄国虚无党的历史，为国人种下革命思想”。这是当时在报馆任职的先师马鉴（季明）先生说的。他又描写只有蔡先生做独角戏，“天气非常寒冷，并无火炉，每晚总须写两篇文章。那时蔡先生右手冻疮溃裂，套了一只半截露指的手套，冷冰冰地继续工作，不避艰苦”。

一九〇四年七月二十日，登广告：“蔡孑民敬白：孑民近担任爱国女学校事务，故《警钟》社编辑之役，已由汪允宗君主任。”在辞职以前，六月十九日，有一篇社论《论会党有益于国》。略云：“或者不察，谓会党为乱民之事。”社论说：“有会党而乱，不如无会党而治。”会党“可以提倡民权，可以暗杀其君相，离间其臣民。……但使会党种子愈布愈多，终必有达其目的之一日。呜呼，观乎欧洲变法诸国，何一非由会党造其首基哉！……而俄国之虚无党，自学生、工人、军士，以至各种社会，几乎弥漫全国，波澜屡动。其未至于成功者直待时耳！环顾祖国会党，如中国之红灯、白莲、哥老、安清之类，其有如是之激昂而敏活者乎？吾方旦暮望之矣”。

《论会党有益于国》的社论，多半是演独角戏的主编蔡孑民先生写的，从此我们可提出一问题：

蔡元培曾否加入秘密会党？

首先我们要对秘密会党下一定义。会党原始是少数志同道合之人，为达到某种目的，联结为党，有入党盟誓或仪式，严守秘密，不示他人，故称为秘密会党，一称秘密社会。社乃中国古代农村社会祭祀土神之所，即现代之土地祠，含有神秘之意，神秘是秘密社会常有的现象。

如此定义可以成立，可进而考察蔡先生所加入的团体。上述爱国学社为革命总机关，卸了《警钟日报》的主编之后，蔡先生为爱国女学堂校长，欲造成虚无党一派之女子，以便担任侦探与暗杀工作。他认为革命只有两途，一是暴动，一是暗杀，暗杀于女子更为相宜。蔡先生在爱国女学讲法国革命史、俄国虚无党历史，惜其效果未易速成，但爱国女校仍为秘密革命机关。对辛亥革命有相当贡献的光复会，起初就设在此校中。

光复会的酝酿、密商、策划、组织，是在一九〇三年前后，肇始于东京，由军国民教育会流衍而成，初名暗杀团。一九〇四年九月，中国教育会会长蔡元培探知龚宝铨（章炳麟女婿）之暗杀团来沪，他乃自动要求加入。于是更将规章详加修订，定名曰光复会，并推举蔡元培为会长，秘密结纳各地会党，壁垒为之一新。章炳麟、陶成章、徐锡麟、吴春旸、熊成基、吴樾、秋瑾等相继入会，极力联络江浙会党，从事革命。光复会总部以办学为名来掩护革命运动，徐锡麟初办大通学堂，蔡先生常去讲演。因筹款困难，其弟元康来绍兴时，曾主张抢劫钱庄的运款来办学，陶成章反对，未实行。到各处奔跑，去运动会党，非蔡元培先生所长，而陶成章、徐锡麟等优于为之。如一九〇五年二月，锡麟自东阳至缙云，昼行百里，夜止丛社，多交其地奇才力士。此种艰苦，非文质彬彬之蔡翰林所能受，他长于劳心，但不惯于劳力。

自一九〇五年八月二十日，同盟会在东京正式成立后，九月八日，以光复会会员吴春旸之推荐，派蔡元培为上海同盟分会会长，从事于更切实有效的“反满”工作，秘密赁屋，学制炸弹。与其事者，必须采取传统秘密会社仪式，以免泄露消息。

开会时，设皇帝位，写誓书若干纸，如人数，各签名纸上，宰一鸡洒血于纸，跪而宣誓，并和鸡血于酒而饮之。其誓言，则每人各藏一纸，乃教授制（炸）药法，若干日而毕……未久而中国第一炸弹，发于考察宪政五大臣车上，孑民等知发者为吴（樾）君，则弹必出自杨（笃生）君手。

以上引文是蔡先生口述，黄世晖笔记，并为“国民党党史委员会”出版之《革命之倡导与发展》所采用，似足为据。其守秘之严，“虽父子兄弟，也闭口不谈”。此外尚有三旁证：

（一）时光复会的干部人才，如徐锡麟、秋瑾、敖嘉熊等，多为秘密社会分子，光复会的誓词为：“黄河溯源浙江潮，卫我中华汉族豪。莫使满族留片甲，轩辕神胄是天骄。”其他誓词不备引，与旧式会社相同。

（二）一九一七年，北京大学成立国史编纂处，由校长蔡元培兼处长，地理教授张相文为副主任。为编《国史前编》，蔡、张两氏联名致孙中山先生函，略云：

盖以民国成立以来，群言淆乱，是非不明。不有信史，何以昭示来兹？且饮水思源，尤不容忘其本来。故元培与编纂诸君，共同斟酌，拟自南京政府取消之日止，上溯清世秘密诸会党，效司马温公《通鉴外纪》之例，辑为一书，名曰《国史前编》。所以示民国开创如此之难也。唯兹诸会党既属秘密组织，迄今事过情迁，往往不能言其始末。再过数十年，窃恐昔年事迹，不免日益湮没，滋可惧也，所幸先生以开国元勋，不吝教言，征文考献，皆将于是赖之矣。

中山先生复函云：“近方从事著述……其中一章所述者为'革命缘起’……足为尊处编纂国史之干骼。若更求其详，当从海外各地征集材料，乃可汇备采择。……清世秘密诸会党……于共和革命，关系实浅，似宜另编为秘密会党史，而不以杂厕民国史中。”（一九一九年一月十四日）

民国成立六年后，蔡元培先生饮水思源，不忘本末，请为清世诸会党作《前编》，可见他与会党有特殊之关系或兴趣，把一位地理学家张相文拉出来做陪客，以免孤掌难鸣。

逾七日，蔡、张再函请向海外征文。大概孙先生因公忙，海外搜集秘社资料不易，迄无下文，绝非如朱元璋之对付小明王，否认与白莲、红巾之关系。现在已有《革命之倡导与发展》，可供学人参考。

（三）五四运动前后，林语堂去北大请蔡先生作书序，在会客室中稍候。最使他触目的，是北大校长候客室中玻璃架内，陈列着一些炸弹、手榴弹。林语堂“心里想，此人未可以外貌求之，还是个蘧伯玉吧？”蘧伯玉名瑗，孔子弟子，“外宽而内直，自设于隐括之中，直己而不直人。汲汲于仁，以善自终”。盖有古代豪侠之风，他自认制炸弹，饮鸡血酒，是一件荣耀之事，故在玻璃架内陈列之。

在人证方面，台北有一位与孑民有师生及其他职务深切关系的唐嗣尧先生，亦云：“孑民师不惜以翰林学士之尊，而秘密结合义勇豪杰之士。”

读以上蔡先生在《警钟日报》之社论及以后的言行与证据，他是否为会党分子的假定，似可以证实。蔡先生不以此为侮辱，反以此为荣耀。因为清朝末年，爱国志士热血沸腾，只择目的，不择手段，在巴黎出版的《新世纪》，公开号召：“去矣，与会党为伍！”民国元勋孙总理，早已承认加入了会党。其次如黄兴，据冯自由说：“黄先生乃哥老会首领，亦系洪门最大宗派之人物。”黄克强先生回答说：“今日兄弟承洪门手足欢迎，无任感激之至。”黄谓与冯自由君共事甚久云云。可见冯自由的介绍词谓黄兴为哥老会领袖，是有根据的。其他大人物与大学者加入会党者亦不少。出乎本文范围，不备列。与会党为伍为一时潮流，不足为奇。

光复会与同盟会之离合

大致来说，同盟会为兴中会、华兴会与光复会的组合或同盟，夷考其实，成立以后，华兴会之名罕用；而光复会与同盟会时合时离，或貌合神离，或明争暗斗。然其总目标，是推翻清朝统治。此文只能说一梗概，因为蔡先生一九〇七年五月至一九一一年十月在欧洲。

蔡先生出国后，光复会之领导人物，为章炳麟及女婿龚宝铨与其至交陶成章、徐锡麟、秋瑾等。他们要组织光复军，欲在浙江、上海等处发难，要求同盟会总部接济款项。同盟会无以应，陶成章乃去南洋，与在南洋教书的李燮和（湘省富翁）以复兴光复会名义筹款，并上书总部，请易孙文，以黄兴代之。经黄兴与蔡元培等极力调和，至辛亥年共同合作，促成武昌起义，加速光复各省。

共患难易，共安乐难。浙江新政府成立后，浙人初属意于陶成章。谢心尧案，“陶成章为洪门之重要分子”。开会选举，蒋尊簋当选。成章即于一九一二年一月十四日，被人刺杀于上海广慈医院。

陶死后，光复会一蹶不振，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先生急电沪军都督陈其美，谓“陶被人暗刺，不胜骇异。陶君抱革命宗旨十有余年……光复之际，陶君实有巨功……务令凶徒就获，切切”。凶手虽终未拿获，然亦可见孙中山先生之宽宏大量与公允。且尚不只此，他电陈炯明嘱调解在岭东同盟、光复二会会员之轧轹，电文略云：

同盟、光复二会，在昔同为革命之团体。……同盟会实行革命之历史，粤人知之较详，不待论述。光复会则有徐锡麟之杀恩铭，熊成基之袭安庆，近者攻上海，复浙江，下金陵，则光复会新旧部人，皆与有力，其功表见于天下。

此种至公无私的精神，令人肃然起敬。而章炳麟《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序，谓冯自由少阿私之见诚然，但太炎先生为光复会、共进会焦达峰等表功，未提孙文之名，未言同盟会之贡献，犹曰：“夸诞之士乃欲一切笼为己有，亦曷足怪乎？”与孙中山先生之评断相比较，不啻有天渊之别。此亦《尸子》所云：“不痴不狂，其名不扬者乎？”

同盟会之组织，后于兴中会及光复会，而此二者，对于辛亥革命，俱有相当贡献。武昌起义以前，革命失败者至少十五次，由兴中会及同盟会发动者十次，黄兴参与者共六次，光复会、华兴会主持者三分之一，而秘密会党分子，直接间接（以新军名义），几乎无役不与。在清政府眼中，兴中、华兴、同盟等团体，无一不是秘密会党，被禁止、捕杀。然同盟会不免以首功自骄，故蔡元培先生在一九一二年九月一日对“同盟会在粤支部讲词”云：

中华民国是同盟会人所构造而成，此论者所常言者也，但今日希望于诸君者：第一，以后我同志断不要说这句话。盖同盟会之与民国，不过关系甚密切而已，此则天下自有公评，不必我同志以此自诩……至惹起社会上人之反对。

所以，章太炎先生之序革命前史，不表同盟会之功，恐是反感的表现。沈云龙先生说得好：

今之治革命史者，徒知炫言同盟会系沿兴中会一脉相承而来，而有意忽略华兴会、光复会与同盟会之渊源，是不免为扬己抑人之成见所拘囿。冯自由谓：“国人对辛亥革命前伟业，多数典忘祖，喜谤前辈，此真民国盛衰存亡之大关键。”诚慨乎言之矣。

按太史公书之所以永垂不朽，是在能包括社会各阶层，兼叙游侠。伯拉图云，公平是能予人以应得之份。（Plato says, Justice is to render each his due.）吾人知纂修民国史之专家，必早已谂知史迁之史法、史德，恪遵孙总理廓然大公、宽宏大量之精神，无须愚者之一虑。

蔡元培在思想方面站在时代的前线

蔡先生对中外古今的文化，讲消化，不守旧，不盲从，择其善者而采纳之，故能融化中西新旧于一炉。他是一贯的左与新，绝不因年龄与地位而改变。从清末至民国，他的思想总是一贯的，而且是一致的。在二十世纪初年，他对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都表示兴趣，做过宣传。

孑民先生具有智、仁、勇三德。在智的方面，他是一位刻苦用功的学者，在短期内，能学会日、德、法、英文，做过教育总长后，仍能去德国上课，世所罕见。他能容纳异己，目光远大，择人之长而舍其短。他如不长北大数年，恐怕北大师生仍在醉生梦死，为升官发财着想，若干年后，才慢慢讲求改变。他长北大，让教员学生的思想自由发展，自由辩论，自由发表，杂志如雨后春笋，思潮如波涛澎湃。老顽固、新洪水与猛兽，皆在他的羽翼下无忧无虑、平平安安地竞争，造成一大批人才，为全国效忠，为其他大学做模范。孑民先生之发扬文化，其功不在禹下，他一生任事做官，总是合则留，不合则去，当非大智莫办。南港“中央研究院”，应当有蔡孑民一铜像，以资学人景仰。（按：南港“中央研究院”有元培馆，馆内有蔡氏铜像。）

在仁的方面，蔡先生具备温良恭俭让。对任何人，无疾言厉色，为青年谋事，有求必应，令人感动他的帮助，朋友、学生为政治受刑狱之苦楚，他必尽量援助，使之出狱。凡有一技之长者，必使有用武之地，人皆尊之为仁慈和蔼，易于亲近的长者。

在勇的方面，他在翰林掌院学士之前敢公开批评朝政，非勇不可。他终身没有离开思想斗争的阵地：他为破除迷信而斗争，为推翻清朝专制而斗争，为反对北洋军阀而斗争，为拥护民族自由而斗争，为民主宪政而斗争，他是一位脚踏实地的教育思想的革命家。最后，蔡孑民为保护人权而斗争，推行无党派、无国家、无善恶的三无主义，此更非勇不可。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三十日，蔡元培先生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副主席名义招待新闻记者，致辞云：

我等所愿意保障的是人权，我等的对象就是人，既同是人，就有一种共同应受保障的普通人权，所以我等第一无党派的成见：因为各党各派所争持的，已超越普遍人权以上，我等绝无专为一党一派的人效力，而不顾其他的。第二，我等无国家的界限：因为无论甲国人或乙国人，既同是人，就不应因国籍的区别而加以歧视；但因地点接近与否的关系，对本国人效力的机会多，而对外国人效力的机会少一点是有的。但外国人亦自有便于为他效力的同志，照分工条件，并无轩轾。第三，我等对于已定罪或未定罪的人，亦无甚区别：未定罪的人，其人权不应受人蹂躏，是当然的事；已定罪的人，若是冤的，亦当然有救济之必要。至于已定罪而并不冤的人，若依照嫉恶如仇的心理，似可不顾一切了，然人的罪过，在犯罪学家，归之于生理的缺陷；在社会主义，归之于社会的因缘；即在罚当其罪的根据上，本尚有考虑的余地。所以古人有“如得其情，哀矜勿喜”的箴言，又有略迹原情的观察，即使在法律制裁之下，对于当其罪之罚，不能不认为当然，而不应再于当然之罚以上再有所加；苟有所加则亦有保障之必要，例如狱中之私刑虐待等是。所以我等于无罪或有罪之人，亦无所歧视。诸君所主持的新闻，或以爱国之故，而对于本国特别爱护；又或以与一党一派有特别关系之故，而政见上常有拥护甲党攻击乙党之态度；此诚不必免，亦不可免者。然希望诸君对于普遍人权，能超越国家、党派的关系，以下判断，这是鄙人所盼望的。

文中所提出的，有罪无罪，狱中私刑虐待，在蔡先生可以仁道主义概括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会长是宋庆龄，会员包括杨铨（杏佛）、林语堂、鲁迅、邹韬奋等。此会主要工作，是设法营救陈独秀和牛兰，电请释放许德珩及平津被捕之学生与工人，与“五四”时代要求释放学生如出一辙。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性质和义务是：一、争取释放国内政治犯，工作对象是一大批不知名的囚犯；二、向政治犯提供法律的辩护及其他援助，调查监狱状况，公布国内剥夺公民权利的事实；三、协助争取出版、言论、集会和结社的自由。

从一九二八年起，蔡先生长中央研究院，其总干事或行政秘书为杨铨（杏佛，一八九三年至一九三三年）。此人说是干才，能一面谈话，一面对客挥毫写信，曾在康奈尔大学习工程，在哈佛大学习商业管理，回国后，历任东南大学等校行政兼教授工作。一九二五年随孙中山先生北上，任秘书职，后任孙中山先生丧事筹备处干事，并从事北伐军在上海的地下工作。一九二八年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轻于蔡先生的年龄二十多岁，以长辈待之，两三年合作同事无间言。

不料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八日晨，杨铨在上海被刺死，南京政府严令缉凶，亦始终未获，是否杀鸡儆猴，不得而知。此后宋、蔡虽仍为社会贤达，但少作要求释放政治犯的言行。蔡先生的健康亦渐衰。一九三七年沪宁失守，隐居香港养病。虽仍遥领中央研究院，但极少公开发表言论。一九四〇年病终，载满令誉，永耀文坛。唯有一事，为人所未言，即蔡、宋数人之人权运动（Human Rights Movement）为四十余年后美国卡特总统人权运动之先声，此亦始料所不及。

一九八一年三月十八日于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历史学系撞钟室

陶英惠

由清朝翰林到革命志士

清末的革命运动有一显著的特色：几个重要的革命团体，如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以及同盟会等，其领导阶层多为新知识分子，拥有传统功名者很少，而具有翰林头衔者尤属罕见。当时仍然是学而优则仕的时代，翰林院则是全国高级政治人才的渊薮，蔡元培以一个商家子弟，在翰林院中，已由庶吉士升补为编修，仕路已通，但他放弃了十年寒窗、梦寐以求而得来的大好出路，献身于革命活动，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突出的例子。

蔡元培生于同治六年（一八六八年），也就是太平天国失败后的第三年，比孙中山先生小不足两岁。太平天国这时虽已失败，但余波仍在荡漾。郭湛波在其《近代中国思想史》中论及孙、蔡两人的革命思想时说：

我们从历史的眼光来看，近代思想的演变来看，“太平天国运动”实代表反中国传统的思想，而荡平“太平天国运动”的曾国藩，实代表中国传统的思想。“国父”说“闻太平天国遗老讲洪杨故事，即以洪秀全第二自许，革命动机于是萌芽”。他的思想，是从这方面发展。蔡先生在二十八岁（一八九四年）以前，由秀才而举人，而进士，而翰林院编修，思想是从另一方面发展。两大伟人，初期的思想发展是“殊途”的。（第二百二十四页）

蔡元培在二十八岁以前，其生活方式及所受的教育仍是传统的、旧式的，所继承的也是传统的思想：人道的、理性的、反神道的、反宗教的。他曾在《释仇满》一文中说：“洪杨之事，应和之者率出于子女玉帛之嗜好；其所残害，无所谓满汉之界；而出死力以抵抗之破坏之者，乃实在大多数之汉族。”〔光绪二十九年（一九〇三年）三月十四、十五日《苏报》〕这段话的原意是用以说明太平天国的“反满”，种族之见十分薄弱，但也看出他对太平天国流露着微词。尽管他与中山先生初期的思想发展是“殊途”的，但加入同盟会之后，便是“同归”了。

蔡元培之所以逐渐走上革命的路途，一方面是受甲午战败的刺激，另一方面则是自维新运动中获得启示。由于甲午失败，国人自梦中惊醒，不仅“新政”的呼声甚高，对“西学”的注意也趋于积极。蔡元培也因此开始涉猎译本西书，以间接吸取世界新知识。此举对他以后的思想行为，是一个大的转捩点。维新派的言论和行动，在当时曾产生了强烈的震撼，及至政变发生，蔡元培对清朝政府的腐败深感失望，同时也看出革命的不可避免，遂毅然与清廷诀别，弃职回里，开始其革命“排满”的艰苦历程。

对革命与“排满”的卓见

在清代二百六十八年中，满汉两族间始终有一道很深的鸿沟，自从太平天国将汉族对满族的新仇旧恨挑起，西方的民族独立、民权革命的思潮亦相继输入，更加强了“反满”的情绪。光绪二十九年（一九〇三年）春，上海的舆论界“仇满”之声浪甚高，张园演说会中，本合革命与“排满”为一谈，而持极端“排满”论的邹容在其《革命军》中尤抱杀尽满人的见解。蔡元培虽然也主张革命“排满”，但他的意念是基于清朝政府的无力抗拒外侮，并非基于历史上的种族仇恨，所以对邹容的激烈主张不表赞同，特发表《释仇满》一文，以表示其看法。他认为种族之别有二，一曰血液，一曰风习。当时汉满两族通婚之事已屡见不鲜，满人之血统，久已与汉族混合；至于语言文字、起居行习，亦为汉人所同化，所可为满人标识者，只有其世袭爵位，及不营实业而坐食之特权而已。若满人自觉，能放弃其特权，则汉人绝无杀尽满人之必要。

他认为当时“仇满”论之所以盛，是政治思想发达的结果：因为世界进化，已演成多数压制少数时期，风潮所趋，绝不容使少数特权独留于亚东社会，此为政略之争。“仇满”之动机虽在政略，且联想所及，不免混杂有过去种族之见，但重心应全在政略上，绝非纯粹种族之见。而且，由于世运所趋，非以多数幸福为目的者，无成立之理，凡少数特权，没有不被摧败的。

这是他首次公开发表的一篇政论性文章，其头脑冷静、不尚浮夸以及无所不容之襟怀跃然纸上。他不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而是从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着眼，要是过分强调满汉的种族之见，势将两受其害。因为革命党如坚持杀尽满人，必加强满人的团结，以求自保，其将增加革命的阻力，至为显然。更值得注意者，他不仅主张推翻清朝的政权，同时也清楚地指出了世界潮流所趋在民主政治，其最大的理想是建立一个真正民主政治的国家。及至武昌起义后，他的看法才普遍为革命党人所接受。在议和的纲领中，对清室列有种种优待条件，清室因而迅即退位，促成了五族共和。于此可见其对“排满”见解之卓越。

春申江边的革命风潮

蔡元培在戊戌政变后辞职返里，担任绍兴中西学堂的监督（即校长）。校中的教员有新旧两派，他与杜亚泉等属于新派，提倡物竞生存之进化论，对旧日尊君卑民、重男轻女的旧习随时有所纠正，引起旧派的反对，遂辞职，于光绪二十七年（一九〇一年）赴沪，展开了他多彩多姿的革命生活。当时在上海与革命有关的组织，他无不参加活动，或为主要发起人，或负其总责。

聚集在上海的各方志士，在列强虎视于外、清廷鱼烂于内的情况下，都想从事救亡的工作。大家目标既然一致，咸认有加以组织的必要，否则力量不能集中，也不易收效，遂有中国教育会的成立。论者谓中国教育会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寓革命于教育的团体，其后上海的一切革命活动，大都与该会有关。

教育会是光绪二十八年（一九〇二年）三月成立的，发起人为蔡元培、叶瀚（浩吾）、蒋智由（观云）、钟观光（宪鬯）等，公举蔡元培为会长。先后加入的重要会员，计有吴敬恒（稚晖）、章炳麟（太炎）、黄宗仰（乌目山僧）、林獬（少泉）、蒋维乔（竹庄）、邹容、陈范（梦坡）等，以及爱国学社的绝大部分社员。其成立的宗旨是编印教科书，但事实演变，成为上海教育团体从事革命活动的大本营。

与教育会有关的革命团体，如爱国女学、爱国学社、《苏报》《俄事警闻》及《警钟日报》等，其活动有一最大的特点，即：表面普及常识，暗中鼓吹革命，也就是寓革命工作于教育事业之中。蔡元培在绍兴中西学堂及南洋公学任教时，即开始提倡民权、女权，以散布革命的种子，而由教育会经办的爱国女学、爱国学社，更含有革命的性质。仅由这两个学校的名称上，亦不难看出他爱国之深心。其中爱国学社系光绪二十八年（一九〇二年）十月十七日南洋公学发生风潮，蔡元培将退学生介绍给教育会，募款所成立的，故关系特别密切，学社的人几乎都加入了教育会，而教育会仿佛就是学社的校董会。全校师生都议论时政，公言革命无忌，空气极为自由，遂成为传播革命思想的中心，诚如章炳麟所说：“多述明清兴废之事，意不在学也。”

蔡元培在主持爱国女学期间，凡革命同志，如徐锡麟、秋瑾、陶成章、杨守仁、黄兴等到上海时，他都借该校为招待接洽之机关。他办学的方针，并不取贤母良妻主义，乃欲造就虚无党一派之女子，在校中为学生讲法国革命史及俄国虚无主义等。蔡元培“觉得革命只有两途：一是暴动，一是暗杀。在爱国学社中竭力助成军事训练，算是下暴动的种子。又以暗杀于女子更为相宜，于爱国女学，预备下暗杀的种子”（《我在教育界的经验》）。由于暴动、暗杀最好的武器是炸弹，所以他在爱国女学中特别注重理化，以试造炸弹。当时与他一起研制炸弹的同志，有钟观光、王季同、杨守仁、何海樵、苏凤初、孙毓筠等，而黄兴、蒯若木也自东京送来弹壳相助。辛亥革命时，爱国女学的学生多有从事南京之役者，便是这个时期教育的成效。

《苏报》原是一份同情变法及君宪的报纸，直到爱国学社成立后，《苏报》主人陈范与蔡元培、吴敬恒、章炳麟等相结纳，方与学社订约，每日由学社教员撰论说一篇，苏报馆则每月津贴学社一百元以为酬，这才转变为革命性的报纸。南洋公学的风潮，已揭开了近代中国学生革命运动的序幕，《苏报》又特辟“学界风潮”一栏，报道各地官立学堂腐败情形，鼓动学生退学。于是，学生反抗学校当局不合理的压迫乃成为全国普遍的风气。南京陆师学堂、浙江求是大学堂、杭州陆师学堂等，相继发生学潮。年轻的一代从驯服变为反抗，使清廷穷于应付。学潮发生的原因很多，但《苏报》的鼓动要为重要原因之一，则无疑问。

蔡元培除了在学校中鼓吹革命外，又以教育会的名义在张园举办了一连串的演说会，发表革命及“排满”言论，遂使张园成为一处讨论政治或鼓吹革命的集会场所，更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所有的演说词以及教育会、爱国学社与东京方面各革命团体的活动，《苏报》均以显著地位予以披露，气势甚壮，可以说是教育会成立后的全盛时期。至光绪二十九年（一九〇三年）五月，教育会与爱国学社为主属问题发生内讧，而《苏报》则改请章士钊为主笔，刊载章炳麟之《康有为》《客民篇》《读〈革命军〉》《序〈革命军〉》等文，言论之激烈，达于极点，并直呼清帝为小丑，遂引发了轰动一时的《苏报》案。上海的革命活动，受到严重打击。

由“排满”而渐及反帝国主义

《苏报》被封后，蔡元培又与陈竞全、王小徐等创办《俄事警闻》报，于光绪二十九年（一九〇三年）十月二十七日发刊，其发刊的动机为“同人因俄占东三省，关系重大，特设警闻，以唤起国民，使共注意于抵制此事之策”，并在创刊的同时发起组织“对俄同志会”，以研究对付东三省问题之法。这时上海革命志士的注意力，显然不再像《苏报》时代专致力于“排满”，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也在谋求抵制之策。蔡元培曾用白话写了一篇小说《新年梦》，在《俄事警闻》报上发表。在该文中，他假借一自号“中国一民”者梦游之见闻，表达一个严肃问题：怎样才能造一个新中国？在外交方面，他提出了应办的三件事：第一，恢复东三省；第二，消灭各国的势力范围；第三，撤去租界。等这三件事完成后，再由中国提出弭兵会，设万国公法裁判所，练世界军维持和平，于是世界大同。论者谓这是国人倡议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最早记录。至光绪三十年（一九〇四年）正月十一日，《俄事警闻》改名《警钟日报》，正式揭出以“抵御外侮，恢复国权”为目的，其反帝国主义之旗帜，益为明显。终因揭露德国人在山东经营铁路、开采煤矿等密谋，引起上海德领事交涉，而于光绪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年）二月被迫停刊。

同盟会成立前后的活动

光绪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年）七月二十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正式成立。蔡元培于九月二十九日由何海樵介绍入会，旋由吴春旸推荐为上海分会会长。在当时同盟会的领导阶层中，他与黄兴、张继在上海即相熟，对中山先生虽然心仪已久，但尚未谋面。他之所以被推为上海分会会长，因素很多，主要是与他在上海所主持的种种革命活动及光复会会长的身份有关。

光复会是由留日学生所组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演变而来。暗杀团团员龚宝铨等到沪，与蔡元培洽商，于光绪三十年（一九〇四年）冬成立光复会，推蔡为会长。光复会之组织，本为暗杀计，然亦招罗暴动者。暴动则须借重秘密会党，时陶成章在浙江金、衢、严、处等地联络各处会党，准备联合行动；绍兴一带，则另有一派会党，由徐锡麟、王金发、竺绍康等统率。二派之间各不相谋。蔡元培因与陶、徐二人均相识，特邀二人到沪，恳切商谈，促使浙东两派革命党互相合作，均加入光复会（见蔡元培《自写年谱》手稿）。蔡元培德行有余，声望亦高，足资号召，但就从事实际工作和活动而言，则非其所长。故自陶、徐入会后，光复会领导之重任便落在他们两人身上。

同盟会成立后，革命的重心在日本，上海因《苏报》案后部分同志星散，声势大不如前。蔡元培在此期间的活动，显然也没有加入同盟会之前那么活跃。据现存一份不太完全的《中国同盟会成立初期（乙巳、丙午两年）之会员名册》记载，经他主盟入会的有十三人。又曾加入暗杀团，赁屋学制炸弹。光绪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年）五月十二日，邹容墓前纪念塔落成，特举行纪念会，蔡元培当场发表演说，据蒋维乔在《中国教育会之回忆》一文中说：“蔡先生是日之演辞，特别警策。因此，陈英士闻而感奋，回里变卖不动产，从事实际革命工作，后来成就伟大事业，发端乃始于此。”足见其感人之深。

同盟会成立后，兴中会和华兴会的名义不复存在，但光复会在江、浙、皖一带的组织，并未因同盟会的成立而改组，仍沿用光复旧名。光复会的骨干如章炳麟、陶成章等，在同盟会筹组期间都没有直接参与，在同盟会成立后，虽与不少光复会会员相继加入了同盟会，但终因两会领袖间的个人冲突导致分裂，分途发展。蔡元培虽曾为光复会会长，由于素性恢廓，并无自限于光复会之意，自加入同盟会后，即以整个革命团体之一分子自居，不似章、陶诸人之隘。其革命救国的事业，从此即与三民主义的革命大业化合为一，凡事均以整个革命团体的立场为着眼点。

赴欧游学吸取新知

光绪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年）五月，蔡元培随出使德国大臣孙宝琦赴德留学。他之所以决心赴德留学，固然是由于追求新知的志愿心切，但对革命前途的悲观也是因素之一，这可由他于宣统二年（一九一〇年）致吴敬恒的信中见之：

弟之所见，恐平民革命之剧，在支那终不能有好结果，现在所可预期者，唯有两途，幸则为土耳其之革命，如汉民君《以土耳其革命告我国军人》篇所言，弟颇赞成之；不幸，则支那民族演犹太人之印版文字，分居于各强国政府之下，而守其不洁、贪、吝、迷信旧宗教（以儒家之祖先教代摩西教）之习惯，历劫不变，其中一部分占势力于经济（界），又有一小部分为忽出忽没之暗杀党，一小部分为学术家，而平时受人诟詈凌虐，又无端而忽受虐杀，一一如犹太人以往及现在之历史。二者何去何从，恐不出十年，可以解决也。……弟自与爱国学社诀别时起，脑筋之历史，出入于犹太的支那民族之最后两小部分中，在上海时，因后小部分之目的无可进行之路，而专注意于前者，其间颇有艰难秘密之历史，其后卒以途穷而移于后者。到德以后，则专向后者之路进行，而于前者之关系，则尚时时触接。

此函对他离开爱国学社以后的活动——或从事暗杀或立志学术，有一非常具体的说明。事实上，在光复会成立后，大权落在徐锡麟和陶成章身上，他已不被重视；同盟会成立后，更是人才济济，显不出他的重要；而暗杀活动又困难重重。所以，只有本着他的专长向学术方面发展，才有留学之举。他之出国留学，只是暂时放下国内的实际革命生活，去求取新知，再充实自己，以贯彻其戊戌政变后培养革新人才以达到革命目的之素志。他在旧学方面已经有了深厚的根底，但在西学方面，自己感到不能满足。他到德国后，入来比锡大学，尽管过的是半佣半丐、十分艰困的生活，但仍潜心研究，心无旁骛，所听的课甚多，凡哲学、文学、文明史、人类学、实验心理学、美学等，只要时间不冲突，都去听，兴趣非常广泛。其求知若渴及苦学的精神，可于一九一一年一月四日与吴敬恒的论学书中见其一斑：

……勉赴学问云云，则虽不敢不以此自鞭辟，而来此已逾三年，拾取零星知识，如于满屋散钱中，暗摸其一二，而无从连贯；又或拾得他人弃掷之钱串，而曾不名一钱，欲摸索一二相当之钱以串之，而顾东失西，都无着落，唯终日手忙脚乱，常若债负，与日俱增，而不知所届，偶或悍然不顾，引我无目的之乐天观，以强自排遣，则弟之避债台也。盖弟从前受中国读书人之恶习太深，年来虽痛自洗濯，而终未能脱去。又生平有小题大做之脾气，详于小则不能不遗其大，自知其失而终不能改，故沉溺于苦海之中而不能度也。所幸半佣半丐之生涯，尚可勉强过去，再历数年，或者摸得之散钱稍富，而渐有适当于断烂钱串者，得联合以为小小之结束，则庶几不负故人之期望矣。

吴敬恒复函谓：“先生学问愈高，则不自满之处愈多。此即进步锐速之证。”但闻其半佣半丐之窘状，则兀然不自安，为之搔首踌躇者久之。

维护革命的领导中心

蔡元培在德国虽然专心苦读，但对整个革命活动，特别是影响革命大业的事，仍然十分关心，可由下述二事见之：（一）章太炎与吴敬恒为《苏报》案的论战；（二）章炳麟与陶成章攻击中山先生事件。

章炳麟在爱国学社时，即对吴敬恒有意见，及《苏报》案发，章、邹入狱，乃疑为吴氏所陷。至光绪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年）二月十二日，所撰《邹容传》在日本刊行之《革命评论》第十号发表，文中对吴颇有微词，因而引起两人之笔战。时章主编之《民报》与吴主编之《新世纪》，遂成为笔战战场。这两个同为宣传革命之重要刊物，至是竟因《苏报》案旧事而内部互讦，诚为革命阵营中一大不幸事件。吴质问章氏之重点，在求《邹容传》中所云之证人，证人既不可得，若章承认为想当然语，即不再追究，但章则避重就轻，不做正面答复，只一味漫骂，不仅攻击吴氏本人，并且词连《新世纪》的主张。笔战伊始，蔡元培即曾仗义为吴剖白，以《苏报》案当事人之一的资格，谓章、邹之入狱绝非吴氏所陷害，并列举事实为证，希望此案早作结束，以免造成分裂，但未能如愿。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至宣统元年（一九〇九年），又发生章炳麟在日本神户之《日华新报》撰文攻讦中山先生，以及陶成章假七省同盟会会员名义在海外散发攻讦中山先生传单事件。吴敬恒在明了真相后，特于《新世纪》连续撰文指责章、陶，主持公道。此举之重要性，正如吴相湘师在《吴稚晖促进国家统一》文中所云：

吴先生这一行动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章、陶文字在华侨社会间所引致的误解和混乱，获得了澄清。中国同盟会的大分裂在千钧一发间因此没有真正爆发开来，这对于中国国民革命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这时，蔡元培虽在闭门读书，但对此等大事，则无法忘情。他虽曾对陶成章之“朴挚耐劳”自认“万万不及”，颇致好评，但于陶之厚诬中山先生则极为不满，此可于他致吴敬恒函中见之：

南海末路如此，已矣，不能复有所为矣。吾党凋枯，亦复尔尔，令人痛哭。陶君之内讧，尤为无理取闹。此公本有此等脾气，前与徐（锡麟）、陈诸君结为特别死党（凡五人），在东京时，亦以党款故，与徐君龃龉，驰函各处攻徐君，谓其有异志，然徐君卒不出一诋陶语，识者曾以是判徐、陶之优劣。及徐君殉义，则是非更昭然矣。吾族终不免有专制性质，以政府万能之信仰，移而用之于党魁，始而责望，终而怨怼，真令人短气。

并在致吴敬恒的另一函中，对章炳麟之“大放其丑语”，认为尤不可原谅：

奉惠书并承示各函件，感谢之至。先生曾于《新世纪》中斥陶氏攻孙之檄，而特先之以保皇党之丑历史，苦心孤诣，深可感动。不意枚叔又以《民报》题名之小故，而大放其丑语，不特使反对党畏忌中山之梦为之惊醒（反对党心目中恐亦只有孙文，未必有普通革党之观念，盖专制国无论政府或文人，其观念皆如此也），而且因以洞悉党中穷困崩析之状，此人真党中下愚不移之败类也。

在此短短数语中，其维护革命团体安全及领导中心威信之精神，不言而喻。

武昌起义后协助宣传

当时，蔡元培“一方面愧不能荷弋行间，稍尽义务；一方面以为大局旦夕可定，日盼好消息，或无目前自尽国民一分子义务之余地”。袁之出山，使其脑中乐观悲观更起迭现，遂决定先积极从事影响德国舆论的工作，“以杜其干涉之渐，而为他日易于承认新政府之地”。此与中山先生在美获知武昌起义消息后，不立即返国，而认为当时应先尽力于革命事业者，不在疆场之上，乃在樽俎之间，遂绕道欧洲从外交方面致力的见解，可谓不谋而合。蔡元培因即于十月十八日回来比锡，转赴柏林，与留德学界俞大纯、李倜君、顾兆熊（孟余）等，集资发电致上海《民立报》及香港《中国日报》，表赞成新政府之公见，谓外国均赞同吾党，绝不干涉。此举甚为重要，不仅可助长国内革命运动的声势，亦有促使各省共起响应的作用。

关于拍电报之事，蔡元培在阳历十月二十四日致吴敬恒函中说：“同人之意，用汉文及英文皆将为上海电局所捺，乃用德文，不意德国电局既收而又打回，谓语涉妨害治安。现则改用骈文式，冀电报生不甚了解，或不至搁置也。”后来罗家伦阅读此信时说：“我至今看到这种波折，一方面佩服蔡先生及其友人用心之苦，同时也不禁大笑；笑的是原来'骈文’有此用处，我现在才了解其不可废也！”（见《逝者如斯集》第八十五页）

蔡元培在同一信中，又提到对外国宣传之事，于致国内报馆电中，“又加入孙文举袁世凯为总统事，于昨夜始发也。孙之推袁，确否固不可知，然此等消息，除离间满、袁外，于半新半旧之人心极有影响，外交亦然。如德国政界推服袁甚至，故俞慎翁特奉一电，请公以英文电示此讯，并勿参疑词，以便转示德报馆，易于取信”。中山先生于阳历十一月十六日，也就是蔡等电报发出后的第二十四天，才自巴黎致电国内，主张速定临时总统人选，举黎元洪或袁世凯皆可，目的在求早日巩固国基。蔡元培之所以在电报中加入并不确有之举袁为总统事，目的在离间清廷与袁的关系，并影响人心和外国政府对革命党的态度。可见他为求达到革命成功的目的，竟不惜捏造消息，其热爱国家、戮力革命之精神，令人敬佩！

蔡元培同时又与留德同学共同研商如何使我新政府易为外国所承认，决定公推数人与新闻记者交涉，并作文数篇，送登各报。他们每天聚集在同学会，购报传观，将革命新闻用朱笔画出，并节译大要书于黑板，大家或欢跃，或叹惋，或怀疑，莫不发于革命速成之心，情绪十分热烈！

当时汉阳炮厂派到柏林调查制炮之术的刘庆恩，为四川人，将同学会中的龙旗撕破，代以三色旗。他也觅得克虏伯厂所调查之清军现在炮位及其实力表，认为革命战争非短期内可结束，而北攻最重要的武器为炮，革命军如欲迅速获胜，必须向克虏伯速购具有更为优越性能的炮位。此种新式攻城炮，每尊约五万马克，八尊则四十万，折合美金十万，留德学界无力筹出，乃于阳历十月二十六日与蔡元培联名致函中山先生，商请筹款。如获见允，运输之事，由炮厂任之；选购、验收及军中运用之事，则由刘庆恩及另一在柏林研究炮术之周树廉任之。时中山先生适由美抵英，与吴敬恒约晤于伦敦。蔡元培恐他与刘的名字，中山先生未必记得，或未足取信，故特致函吴氏，请他设法助力。

由以上诸事，当可看出辛亥武昌起义时，蔡元培与留欧革命党人积极活动的一斑！

毅然返国参赞大计

蔡元培在阳历十月二十四日致吴敬恒函中，即有“弟恐不能久留此间”之语，当时正是革命初起，成败未定，国命尚极度艰危的时候，他在协助留德学界致力宣传工作之余，显然已有回国赴难、共同奋斗的决心。在柏林将近一个月，接陈其美电报，催其回国，乃取道西伯利亚东归，于阳历十二月一日抵上海。

到上海后，即与黄兴、张謇、汤寿潜、章炳麟等参加筹建中华民国各省代表会议。十二月四日，各省代表在会中公举黄兴为假定大元帅，黎元洪为假定副元帅。关于选举经过，蔡元培在《辛亥那一年》文中记载云：

有一日，说是有一个省代表会，将于第二日举大元帅，大约举黎宋卿先生的多一点。我因为听说黎先生本来不是赞成起义的，又那时候很有与北军妥协的消息，觉得举黎不妥，特地到汤蛰仙先生处，同他磋商，适章太炎先生亦在座，详细讨论，彼等亦赞成我举黄的提议。但汤先生不肯于第二日直接举黄，而要求我亦到会，于会中推我为代表而投票举黄，不知何以要有如此曲折？我那时也不求甚解而允之。第二日，开选举会，依汤先生所定之手续，我投票举黄，章先生及其他有选举权者皆举黄，盖事前受章、汤两先生疏通了。大元帅举定后，章先生忽起立，垂涕而道，大意说：“黎先生究系首难的人物，不可辜负他，现在大元帅既选定，请设一副元帅，并举黎先生任之。”全体赞成。

此中曲折，与一般记载稍有出入。黄兴当选大元帅后，并未赴宁就职。各省代表会又于十二月十六日重行选举，推黎为大元帅，黄为副元帅。黎初不接受，经赴鄂四代表解释后，始允承受。十二月二十九日，各省代表会在南京公推中山先生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第一任大总统，于一九一二年元旦在南京就职，并着手组织内阁，任命蔡元培为教育部总长，于一月三日在各省代表会中通过。其间经过，据蔡元培在《自写年谱》手稿中云：“（孙中山先生）欲组织临时政府，命薛仙舟先生来招我，将以任教育总长，我力辞之。……我到南京后，见孙先生面辞，不见许。”于一月五日正式任命为教育总长。从此，蔡元培便将其精力投注于教育、学术及文化事业，因而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结语

综括蔡元培在清末的革命活动，他所做的不是冲锋陷阵的工作，而是弃其所短，用其所长，从教育方面着手，以启发青年爱国的思想，培养革新人才，透过教育的潜移默化，而促成革命的新形势。尽管在辛亥以前，他曾将教育当作革命的一种手段，但他是真相信教育的永久价值，所以在民国成立后，便一直站在教育的岗位上，出其多年所学，为国家贡献了他的一生。

甲午以后的上海，志士云集，朝气蓬勃，蔡元培曾以领导者的地位，用不同的方式为革命而努力，如组织团体，以言论鼓吹，下暗杀与暴动的种子等，都是启发民智、开通风气的重要工作。这期间的种种活动，就整个革命运动来说，很清楚地可以看出是国内革命的伏流，直接间接促成了同盟会的组织，而使各革命团体走上联合的路子。唯光复会系以偏狭的民族主义为主，不及同盟会的目标远大。蔡元培之所以由光复会而加入同盟会，这可能是重要原因之一。以后两会之间所发生的种种冲突，蔡元培总是站在整个革命团体的立场上予以调和、弥缝。

同盟会的成立，似乎是蔡元培在清末革命事业上的分水岭：在此以前，他多半居于领导地位，显得相当活跃；加入同盟会后，由于人才济济，他已不再像以前那么重要，而且革命前途也不太乐观，所以决心改从学术方面报国。虽然他曾谦虚地说，“对于创建共和，亦未稍尽汗血之劳”（见《我之欧战观》一文），但总起来看，他对整个清末的革命运动，还是有其重要贡献的！

原载《传记文学》第三十八卷第三期（一九八一年三月号）

罗家伦口述马星野（伟）笔记

以一所大学来转移一个时代学术或社会的风气，进而影响到整个国家青年的思想，恐怕要算蔡孑民时代的北京大学。北京大学现在已经有三十二年的历史，最初是京师大学堂，里面分进士馆、史学馆、医学馆等，无一馆的学生不是官气十足的。据最初一班的人说，差不多一个学生要用一个听差，上课的时候，有听差来通知“老爷，上课了！”于是，这些学生老爷才由鸦片床上爬起来，睡眼蒙眬地带着一个听差到课堂去。医学馆比较多些洋气，但是和进士馆也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差别而已。等到辛亥革命以后，称为国立北京大学，最初一些做过校长的人，对于这个学校也没有什么改革，到了袁世凯时代，由胡仁源代理校长。胡仁源为人，一切都是不足道，但是听说当时不曾列名于筹安会，上劝进表，倒也算是庸中佼佼者。蔡孑民做北京大学校长这件事，是范源濂发动的，因为他对蔡孑民极其推重，同时国民党的人分为两派，一派是赞成蔡去的，一派是反对蔡去的。直到五四运动以后，反对派之态度才改变过来。

蔡到北大的一年，适巧是我进北大的一年，当时的情形，可以说是暮气沉沉，真是腐败极了。教员之中，没有一点学术兴趣的表现。学生在各部挂名兼差的很多，而且逛窑子个个都是健将，所以当时北京窑子里有两院一堂之称（两院者参议院、众议院，一堂者京师大学堂也）。蔡初去时，本科分为四科，有四个学长，蔡接事后，重聘四科的学长——文科学长陈独秀、理科学长夏元瑮、法科学长王建祖、工科学长温宗宇，并决定工科按期结束以后，并入北洋大学，而将北洋大学法科并入北大。这件事自然引起工科中很多人反对，只是教员也很不高兴。文科方面，则生气较多，胡适之是新从美国回来，章行严也到学堂来教几点钟逻辑。国文方面，蔡挑了一批章太炎的学生，如黄侃（季刚）、钱玄同、沈兼士、沈尹默、朱希祖，更有一位经学大师刘师培和一位两足书柜陈汉章。还有一位刘半农，本来是在上海作无聊小说的，后来陈独秀请他到预科教国文。当时大家很看不上他，不过慢慢地他也走上正路了。英文方面，则有辜鸿铭教外国诗，从前有几个英国人——英国下等流氓——在里面教英文，蔡到以后，一气把他们辞退了。这件事闹到英国公使馆出来干涉，而蔡不为之动，所以把无聊的外国教员肃清了一下，但是以后所添的外国教员也并不高明，除了一位地质系的葛利普是一位特出的学者，替中国在地质学上打下了一个很坚固的基础。理科方面，则有秦汾、何育杰、王烈、王星拱一般人。法科则以官僚任教为多，如余棨昌、张孝簃等都是大理院厅长一流的官。法科一直等到一九二〇年下半年王世杰、周鲠生等加入北京大学以后才日见起色，最初实在没有什么大的整顿。

所谓文化运动的出发点，还是文科。我方才说过，文科的人物很有趣味，因为蔡对于聘请教授是主张兼容并包的，凡是一种学说苟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只要在学术上是说得过去的，他总让其在大学中有机会去发展。所以，拖辫子复辟的辜鸿铭、筹安六君子的刘师培，以至于主张急进的陈独秀，都能熔化在一炉，而北京大学遂有百派争鸣之势。（蔡之取兼容并包主义，有时候也有太过度的地方。从前有一位刘少少，作了一部《新改老》，可笑极了，蔡先生也让他在北大开一门功课，可笑得很。）

各派之中，势力最大而且最易号召者便是所谓新旧文学两派。陈独秀没有进北京大学以前，就在上海亚东书局办了一本杂志，叫作《青年》，胡适之不过是一个投稿的人，而易白沙这些人都是这本杂志的主干。胡适之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以八事相号召，此文发表以后，陈独秀就作了一篇《文学革命论》，其主张较胡适之更为激烈，故“文学革命”四字乃是陈独秀提出来的。胡适之接上又作了一篇《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因为他本来于革命二字有点害怕，所以于文学革命之前面戴了一个“建设”的帽子。胡适之初到北京大学，我曾去看他，他的胆子还是很小，对一般旧教员的态度还是十分谦恭。后来因为他主张改良文学，而陈独秀、钱玄同等更变本加厉，大吹大擂，于是胡之气焰因而大盛，这里仿佛有点群众心理的作用在内。当时陈独秀提出文学革命的时候，大家已经吓得目瞪口呆了，而钱玄同更加提出废除汉字的主张，所以许多人更目之为怪诞。他们因为要找一个反对的人做骂的对象，所以钱玄同便写了一封假名的信，用“王敬轩”的假名字，这封信是特地用旧派口吻反对文学革命的。当时刘半农就作了一篇什么连刁刘氏、鲜灵芝都包括进去的复信，狗血喷头地把这位钱玄同先生的化身王敬轩骂了一顿。这封信措辞轻薄，惹引了不少的反感，后来新青年社中人亦甚感懊丧。刘半农还有一篇《作揖主义》，也是同样轻薄口吻的文字，所以大家都看不大起。

当时《新青年》是由六个人轮流编辑的，陈独秀笔锋很厉，主张十分尖刻，思想很快，而且好作惊人之语。他的毛病是聪明远过于学问，所以只宜于作批评社会的文字，而不宜于作学术研究的文字。胡适之在当时还是小心翼翼的，他回国第一年的工夫，拼命地在写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他自己亲手抄了两道，的确下过一番苦功。（但是，这是以他在美国的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为骨干而以中文写成的，所以写起来比较快，一年就完事了。）当时他所作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很引起大家的同情，他作了一些似词非词、似诗非诗的所谓白话诗，虽然失之于浅薄，但是在过渡的时代里，是很适合于一般人口味的。钱玄同本来是一个研究音韵学的人，是章太炎的学生，是自己主张白话却满口说文言的人，是于新知识所得很少却满口说新东西的人，所以大家常说他有神经病，因为他也是一个精神恍惚、好说大话的人。他的哥哥钱洵，做过意大利公使，他很怕他的哥哥，他在外面一向主张很激烈，见到了哥哥，却一点也不激烈了。他当时主张废姓、废汉字，因此大家更觉得这种主张可怕，而更觉得他同疯子一样。沈尹默也是一个编辑，但他是很深沉而喜治红老之学（《红楼梦》与《道德经》）的人，手持一把羽扇，大有谋士的态度。北京大学许多纵横捭阖的事体，都是他经手的。他不做文章，也不会做，但是因为他常作白话诗，而胡适之赞赏他的诗作得好，所以也就成为《新青年》六编辑之一。更有一位莫名其妙的，便是陶孟和。陶是英国的留学生，他外国书看得很多，是一位很好的读书顾问，但是他的中国文字太坏了，而且他读书不若胡适之之能得简，且没有综括之能力，做出来的文章非常笨（后来他还出了一部《孟和文存》，真是可笑之至）。但是，因为他能够谈什么社会问题、家庭制度等，所以他也成为一位编辑。第六位编辑是刘半农，他的地位和工作，我以前已经说过一点了，当时大家对他很不重视，乃是一种实在情形。后来北京大学派他到法国研究音韵学，对他乃是一种很大的帮助。

《新青年》除了六位编辑以外，更有许多投稿的人，如李大钊是当时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他的文章写得很好，人也很朴素。周作人是极注意写小品文字的，他的《自己的园地》等一类稿件，都是那时候写成的。鲁迅即周树人，乃是周作人的哥哥，当时在教育部做一个科长，还是蔡孑民做教育总长时代找他进部的。以后他宦隐于教育部者多年，这时候也出来打边鼓，作《狂人日记》《药》等传诵一时的小说。

至于旧派方面，刘师培在学问方面是被公认为泰斗的，他赋性柔弱，对于此类问题不去计较。黄季刚则天天诗酒谩骂，在课堂上不教书，只是骂人，尤其是对钱玄同，开口便说玄同是什么东西，他那种讲义不是抄着我的吗？他对于胡适之文学革命的主张，见人便提出来骂，他有时在课堂上大声地说：“胡适之说作白话文痛快，世界上哪里有痛快的事？金圣叹说过，世界上最痛的事，莫过于砍头；世界上最快的事，莫过于饮酒。胡适之如果要痛快，可以去喝了酒，再仰起颈子来给人砍掉。”这种村夫骂座的话，其中尖酸刻薄的地方很多，而一部分学生从而和之，以后遂成为国故派。

还有一个人，读书很多，自命不凡，并太息痛恨于新文学运动，便是陈汉章。（陈汉章乃是前清一位举人，京师大学堂时代，本要请他来做教习，他因为自己没有得到翰林，听说京师大学堂毕业以后可得翰林，故不愿为教师而自愿为学生。他有一个兄弟，乃是一个进士。当年他兄弟中进士的时候，要在他家祠堂中央挂一个表，他坚决反对，他说你的表不能挂在祠堂中央，中央要留给我中翰林的时候才可以挂。哪知道他在当年十二月可以得翰林的，八月间便是辛亥革命，所以到了现在，他到祠堂里尚不敢抬头仰视。）他所读的书确是很多，《十三经注疏》中三礼的白文和注疏，他都能个个字背出。他一上讲堂，便写黑板，写完以后，一大篷黑胡子变成了白胡子。他博闻强记而不能消化，有一次，我问他中国的弹词起于何时，他说，我等一会儿再告诉你。我问他是上午九时，到了十一时，接到他一封信，上面写了二十七条都是关于弹词起源的东西，但是没有一个结论，只是一篇材料的登记而已。他自负不凡，以为自己了不得，只有黄季刚、刘申叔还可以和他谈谈。这位先生也是当时北大一特色。还有朱希祖、马叙伦等人，则游移于新旧之间，讲不到什么立场的。

从《新青年》出来以后，学生方面，也有不少受到影响的，像傅斯年、顾颉刚等一流人，本来中国诗作得很好的，黄季刚等当年也很器重他们，但是后来都变了，所以黄季刚等因为他们倒旧派的戈，恨之刺骨（最近朱家骅要请傅斯年做中央大学文学院院长，黄季刚马上要辞职）。

当时我们除了读书以外，实在有一种自由讨论的空气。那时我们几个人比较读外国书的风气很盛，其中以傅斯年、汪敬熙和我三个人尤其喜买外国书。大学的图书馆，对于新书的设备比以前也好些。大家见面的时候，便讨论自己所读的书籍，而回去的时候，便去看书或写信给日本凡善书社定买外国书。除了早晚在宿舍里常常争一个不平以外，还有两个地方是我们聚合的场所：一个是汉花园北大一院二层楼上国文教员休息室，如钱玄同等人，是时常在这个地方的；另外一个地方是一层楼的图书馆主任室（即李大钊的房子）。在这两个地方，无师生之别，也没有客气及礼节等一套，大家到来大家就辩，大家提出问题来大家互相问难。大约每天到了下午三时以后，这两个房间人都是满的。当时大家称二层楼那座房子为群言堂（取群居终日言不及义语），而在房子中的多半是南方人。一层楼那座房子，则称为饱无堂（取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语），而在房子中的则以北方人为主体。（李大钊本人是北方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是顾亭林批评北方人的；群居终日言不及义，是他批评南方人的话。）这两座房子里面，当时确是充满学术自由的空气，大家都是持一种处士横议的态度。谈天的时候也没有时间观念，有时候从饱无堂出来，走到群言堂，或者从群言堂出来，走到饱无堂，总以讨论尽兴为止。饱无堂还有一种好处，因为李大钊是图书馆主任，所以每逢图书馆有新书到，他们可以首先看到，而这些新书遂成为讨论之资料。当时的文学革命可以说是从这两个地方讨论出来的，对于旧社会制度和旧思想的抨击也产生于这两个地方。

这两个地方的人物，虽然以教授为主体，但是也有许多学生时常光临，至于天天在那里的，恐怕只有我和傅孟真（斯年）两个人，因为我们的新潮社和饱无堂只隔着两个房间。当时学生界的思想也有一个剧烈的变动。最初北大学生看外国书的很少，到了我们的时候，看外国书的便比较多起来。傅孟真和我两个人，每月都要向日本凡善株式会社（代收西书的书店）报效一点款子。傅孟真是抛弃了黄季刚要传章太炎的道统给他的资格，叛了他的老师来谈文学革命的。他的中国文学很有根底，尤其是于六朝时代的文学，他从前最喜欢读李义山的诗，后来骂李义山是妖。我说：“当时你自己也高兴着李义山的时候呢？”他回答说：“那个时候我自己也是妖。”与傅孟真同房间的有顾颉刚，俞平伯、汪敬熙和我都是他房间里的不速之客，天天要去，去了就争辩。还有一位狄君武（膺）是和傅孟真同房间的，但是他一天到晚咿咿唔唔在作中国小品文字，以斗方名士自命。大家群起而骂他，且当面骂他为“赤犬公”（因“狄”字为“火”及“犬”构成），他也无可如何。这虽然是一件小事，但是可见北大当时各种分子杂居一处的情形及大家有一种学术自由的空气。

因为大家谈天的结果，并且因为不甚满意于《新青年》的一部分文章，当时大家便说，若是我们也来办一本杂志，一定可以和《新青年》抗衡，于是《新潮》杂志便应运而生了。《新潮》的英文名字为The Renaissance，也可以看出当时大家自命不凡的态度。这本杂志第一期出来以后，忽然大大风行，初版只印了一千份，不到十天便要再版，再版印了三千份，不到一个月又是三版，三版又印了三千份。以后亚东书局拿去印成合订本，又是三千份。以一部学生所做的杂志，陡然有这样大的销数，是出乎大家意料的。最初大家办这本杂志的时候，还抱着好玩的心理。等到社会看重了，销数一多，大家一方面有一种高兴的心理，一方面有一种害怕的心理。因为害怕，所以研究的空气愈加紧张，而《新潮》第二、三、四、五各期，从客观方面看来，却比第一期要进步一些。

当时负责编辑的是我和孟真两个，经理人是徐彦之和康白情两个，社员不过二十多个人，其中有顾颉刚、汪敬熙、俞平伯、江绍原、王星拱、周作人、孙伏园、叶绍钧等几位。孟真当时喜欢谈哲学，谈人生观，他还作了几个古书新评，是很有趣味的；我着重于谈文学和思想问题，对当时的出版界常常加以暴烈的批评。有些文字，现在看是太幼稚了，但是在当时于破坏方面的效力，确是有一点的。比较起来，我那篇《什么是文学》在当时很有相当的影响，《驳胡先骕君的〈中国文学改良论〉》也很受当时的注意。颉刚的文字，多半是关于掊击旧家庭制度和旧社会制度，关于妇女问题，也有许多篇文章加以讨论，当时大家以为是骇人听闻的话。有妇女人格问题一篇，主张女子应当有独立的人格，这篇东西被江瀚看见了，拿去给徐世昌看，说是近代的青年思想至此，那还得了。于是徐世昌拿这本《新潮》交给傅增湘，傅示意于蔡孑民，要他辞退两个教员，开除两个学生，就是当时所谓“四凶”，两个是《新青年》的编辑，两个是《新潮》的编辑。蔡孑民先生当时坚持不肯，他复林琴南的那封信，不只是对林琴南说话，并且是对徐世昌而发的。林琴南的背后是徐树铮，也就是段祺瑞，是代表当时军人派之意见，而徐世昌也是所谓北洋文治派的领袖，当时北大同时受北洋文武两派之反对，其情形之危险也可想而知。但是蔡孑民这封信，得到了绝大舆论上之胜利，反因而学术界对他非常敬仰，这真是蔡先生有道德勇气（moral courage）的地方。于是所谓新文化运动，到了这个时候，其势遂不可遏抑。

还有一个《每周评论》，也是很值得注意的。它是陈独秀、李大钊和新潮社几个人合办的，是一份短小精悍的小报，不料这个刊物遂成为以后一切小报的祖宗，不过它的性质是完全谈文艺、谈思想和批评现实的政治社会问题的。这个刊物在当时有很大的影响，那时候进步党讨论系的《国民公报》（蓝公武、孙洪伊为主笔）和研究系的《晨报》（蒲殿俊、张梓芳、陈博生为主笔）也先后在北京响应；在上海方面，则戴季陶奉中山先生的命令，办《星期评论》，同《每周评论》几乎是姊妹报纸，关于文学、政治社会等问题，也加以猛烈批评。而上海的进步党所办的《时事新报》也闻风景从，张东荪和张君劢等还办了一个《解放与改造》，虽然谈社会问题比较多些，却也是响应文学革命的刊物。自此以后，所谓新文化运动似乎布满全国了。

新文化运动之所以布满全国，中间还有两个政治运动在里面，第一个运动是比五四运动早一年，因为反对对日的参战借款和“中日密约”而起的。那时候还是冯国璋做总统，段祺瑞做内阁总理，这个反日运动，是由日本留学生发动的。我记得有一天晚上，两个留日学生的代表，其中一个叫阮湘，在北大西斋饭厅慷慨激昂地演说，大家莫不义愤填膺，但终觉束手无策。最后我跑上讲台对着大家说，这个事体，徒然气愤也没有用处，我们如果是有胆量的，明天便结队到新华门围总统府去，逼迫冯国璋取消成约，若是他用军警干涉，我们要抱有流血之决心。这句话出来以后，大家受了极大的刺激，当场表决，第二天去闯新华门。到了那时候，果然北大学生同其他几校的学生集合在新华门门口，一直围到下午五点多钟，大家才散。哪知道回来以后，蔡先生提出辞呈。蔡先生之辞职是会使北大发生根本危险的，这件事我们是很不愿意的。我自己是不愿意北大坍台的，而顾颉刚反把我痛骂一顿。后来费了很大的力气，才叫冯国璋把蔡先生的辞呈退回，我们自己也去对蔡先生说，这件事体，完全是同学为着国家大问题而出，不是不顾北大。经过一再解释，蔡先生也就答应下来，这场风波也就结束。这是学生运动的第一次，也是学生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勾结而有所表示的第一次，这是五四运动的先声，然而这件事很少有人提起。（说句没出息的话，这也是民众请愿的第一次。）

有了这件事做引子，再加上所谓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五四运动的产生，几乎是事有必至。自从这次请愿以后，北大有一部分学生组织了一个国民杂志社，其中的重要人物是易克嶷、段锡朋、许德珩、周长宪、孟寿椿等。当时他们也要我加入这个组织，但是我对这种比较狭义国家观的刊物不很热心，而且自己还要专心去办《新潮》，对于《国民》杂志，只算是一个赞助者吧！

《国民》杂志里的人，多半是实行的人；新潮杂志社的人，多半是偏重于学术方面的人。五四运动发生以后，学生会里的组织分为七股，各股的主任几乎是《国民》杂志和《新潮》杂志二社的人平分的，这两本杂志，也可以说是五四运动的基础。

在此地附带说几句话以结束新文化运动的叙述。当时还有一派北大学生和教员办了一本杂志，叫作《国故》，其目的在于和《新潮》对抗。这一派的主干，在教员之中，便是黄侃；学生之中，便是张煊（后来是张学良的机要秘书）。他们关于文艺的理论，是非常薄弱的，其掊击新文学的地方，也不能自圆其说。其中登了许多文艺的文字，也多半是故国斜阳的吟呻而已。所以《国故》杂志出来，很不能引起各方面的注意和重视，而且有许多人很轻视它，办了不久也就停止了。毛子水在《新潮》上作了一篇《怎样用科学方法来研究国故》，倒惹起许多旧学家的称许。当时对于新文学的抵抗力不外三种：一种是林琴南派，一种是东南大学的胡先骕和他所办的《学衡》杂志，一种是北京大学内部的《国故》杂志。但是综合起来，抵抗力还是很薄弱的。

现在讲到五四运动了。五四运动产生的重要原因，不外乎下列几种：第一是前次新华门事件的连续；第二是新文化运动所产生的思想变化的结果；第三是大家受了蔡孑民的影响，一变从前羡慕官僚的心理而为鄙视官僚军阀的心理，并且大家有一种以气节相标榜的态度，有意去撄官僚军阀之锋；第四是正当巴黎和会的时候，感觉到中国受人支配和帝国主义国家协以谋我的痛苦。正是那一年的三四月里，朝鲜发生徒手革命，也给大家以深刻刺激（当时我到北大图书馆去看报，注意到大家都在抢记载朝鲜徒手革命的报纸看）。第五，因为受欧战以后各国革命潮流的激荡（特别是当时蔡孑民提倡所谓德国是军国主义，战败是应当的，并且当时国际联盟的论调甚高，北大也常常有这一类的讲演）。

以上是这一事件的原因，至于这件事体具体的酿成，则完全由于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失败。四月里，日本要求中国撤换两个专使的消息纷纷传来，北大学生开了一个会，并且捐了几百块钱打电报，一方面打电报给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要求他们坚持，一方面通电全国，反对因为外国压迫而撤换本国专使的事。这两封电报打出以后，所捐的电报费还存三百元左右，于是用四个干事的姓名，共同负责，存在学生银行里。到五月一、二日的时候，外交消息一天恶似一天，傅孟真、许德珩、周炳琳、周长宪和我等几个人，商量要在北京采取一种积极反抗的举动。但是我们当时一方面想对于国事有所主张，一方面对于北大又要保存，所以我们有一项非正式的成议，要在五月七日国耻纪念日，由北大学生在天安门外率领一班群众暴动，因为这样一来，北大的责任便可以减轻。

五月三日那一天，清华大学举行纪念典礼，许多北大的人都到清华去参观，我也去了，直到晚上八九点钟才回来。不料三日那一天，邵飘萍到北大来报告，说是山东问题已经失败，于是在校的一班同学在北河沿法科第三院召集临时会议，最初由邵飘萍报告，以后由许德珩等一班人慷慨激昂地演说。还有一个刘仁静（他是共产党中很重要的人物），当时还不过十八岁，带了一把小刀，要在大会场上自杀。还有一位，要断指写血书的。于是当场主持的几个人，不能维持我们以前决定的五七发难的成议，当场议决在第二天（即五月四日）联合各学校行动，并且当场从北大学生中推出二十个委员负责召集，我也是其中一个，由他们各学校联络进行。我们九点钟由清华回来，看见他们会也要开完了，什么决议都已经定好了，当时我们还埋怨许德珩，说是我们说好在五月七日行动，而现在改了期，不是要把北大断送了吗？可是埋怨尽管埋怨，大家的决议还是大家的决议，是不能更改的。于是他们叫我连带签了字，把前存学生银行的三百元拿出来买了竹布，费了一夜工夫，请北大的书法研究会及画法研究会的同学来帮忙，做了三千多面旗子，除了北大学生个个有旗子外，其余还可以送给旁的学校。（所以当时大家疑心五四运动有金钱做背景，不然为什么北大穷学生临时有这许多钱去做旗子呢？其实这钱是打电报省下来的。）各代表当夜分途至各学校接洽，约定了第二天一点钟在天安门会齐。当夜十一点钟的时候，各代表在北大开了一个预备会议，当场举出了三个总代表，一个是我，一个是江绍原，一个是张廷济，并且推我写了一个五四运动宣言，由狄君武送到北京大学印刷所去印了五万份。第二天的早上，我们还预备了一份英文的备忘录，送给各国使馆。

到下午一点钟，大家便齐集在天安门了。我们三个所谓总代表，因为预备各种文件，直到一点十分才到天安门，当时步军统领李长泰、警察总监吴炳湘都已经先我们而到，对大家讲了一番话，劝大家解散。当时众怒难犯，哪一个肯听？于是大家从天安门出发，一走走到东交民巷口，便被警察挡住了。只有我和江绍原两个人到使馆去找美国公使。那一天，芮恩施到西山去了，由他的参赞出来见我们，他对我们很表示同情，说了一番很漂亮的话，并且说由他去和使馆界的警察交涉，让他们放我们通过。我们从美国公使馆出来以后，又到了别的几个使馆，告诉他们我们示威的意思。回转身来到美使馆去问美参赞同使馆界警察交涉允许我们通过的结果怎样，他说，使馆界的警察是答应可以的，但是刚才警察总监有电话来，说是不可以让学生们通过，所以我们不能这样办。这个消息一传出来，大家更是愤怒。当我们报告交涉经过的时候，大家便要求我们硬挤进去，后来想硬撞不成事体，反而给别的国家以不好的印象，于是大家便高呼口号“我们去除国贼吧！”于是掉转大旗，向曹汝霖家前进（曹家在赵家楼）。

曹汝霖的房子，是一座很大的满洲王府式的平房，我们到他家门前时，大门已经关了，门口站着一大队荷枪实弹的警察。大家到门口便大骂国贼，最初拿旗子向屋顶丢去，后来打破了短墙的一扇窗子，大家便爬进去。首先进去的人，据我所见，乃是北大的蔡镇瀛，一个预理科的学生，和高等工业学校一个姓水的。大家看他们进去了，于是接上爬进去几十个人，把大门打开，而曹宅的院子里还站着许多警察，因为学生向他们极力宣传，所以他们已没有什么抵抗。

适巧那一天曹汝霖同章宗祥、陆宗舆和一个日本资本家在那里商议事情，他们以为有警察保护，是不要紧的。我们打进去的时候，曹汝霖便换了警察的衣服，混在警察堆里，从后墙跳出去。陆宗舆是怎样逃走的，我们却不知道，听说是他也来喊口号，喊打倒卖国贼，混在群众里逃走的，是否确实，便不知道了。章宗祥比较老实，他和那个日本人一道躲在一个小房间里，群众跑进去的时候，日本人还掩护着他，于是大家便知道他是一个要人，群众便把他们围了起来。不久，一个北大的校工进来，他说自己是认识章宗祥的，并且说这就是章宗祥，于是大家便动手打起来。打了一顿，忽然有人说“打错了”，大家便一哄而散，于是这个日本人和曹家的用人把章宗祥抬了出去，停在一间杂货店里。群众中忽然有人叫“刚才并没有打错”，大家便去找章宗祥，在后门杂货店中找着了，当时这个日本人还掩护着他。群众便用杂货店中的鸡蛋来丢这个日本人，重新把章宗祥拖进曹宅，拆散了一张铁床，拿铁床的棍子来打他，所以当时他确是遍体鳞伤，大家以为他已经死过去了。

曹家的装饰品、古玩……简直是打得干干净净，他姨太太和他女儿房间里的许多香水，都一捶一捶地打碎在地上，当时香气四溢，不可向迩。我还亲眼看见江绍原拿了一床红绸的被子，拖在地上，撕了一块红绸，拿在手里，乱晃几下，说是“胜利了！胜利了！”至于放火的举动，乃是由高等师范的学生开始的，我看见有两个学生，自身上掏出许多自来火，如果他们事前没有这个意思，为什么要在身上带这许多自来火呢？结果，曹宅烧起来了，徐世昌便下了紧急命令，叫军警捉人。那时候傅孟真把他一本日记簿，上面写着许多代表名氏的，往火里一丢，马上烧掉了。我们是从前门出来的，当时街上都是救火队和水夫，已经拥挤不堪，很难通行。在曹宅里没有出来的，还有几十个人，于是当场被捕。

我从赵家楼出来以后，便向北大东斋（即第一宿舍）去，当时自己实在疲倦极了，从五点钟睡到六点钟，六点钟以后，重新振刷精神开始活动。当时派定了很多代表，向各学校联络，预备在第二天，全北京高等以上的学校，自大清早起一律罢课。那天晚上适派我到各报馆去解释这件事体，等到十几家重要报馆都跑空以后，已经是半夜三点多钟了，所以我那一晚便没有睡。第二天早上，果然全北京专门以上的学校一律罢课，并且各校代表齐集北大一院第三十六课堂开会。学生联合会的组织，就是那个时候形成的。

当时各学校的中心，自然是北京大学，至于北大主持这个运动的躯干，要算是新潮社及国民杂志社里的人。在“五四”那天，大家曾经开了一个会，本来要推傅斯年做临时主席，忽然有一个浙江籍的学生姓陶的，打了傅斯年一拳，这一拳就把傅斯年打得不干了。自此以后，五四运动和傅斯年便不发生关系了，因为他是一个感情用事的人，一拳被打，万念俱灰了。我当时因为在各处接洽的事太多，所以不愿意做会场上固定的事。大家一想再想，最后推出段锡朋来，由他做北大学生会的代表，就是北京学生联合会的主席。段锡朋在“五四”以前，北大学生很少有知道他的，他总是穿一件蓝竹布大衫，扇一把大折扇，开口就是我们庐陵欧阳公的文章气节，所以大家都当他有几分迂气。哪知道被选举出来以后，他处理事务非常灵敏，运用群众，大有特长，于是他的名气陡然闻于全北京。

这一次，蔡孑民先生确是有一种特别的表现，就是“五四”事情出来以后，他不和前次一样辞职，反而联合各大学的校长，要求北京政府释放被捕的学生。到了五月六日那一天，他们接洽好了，听说吴炳湘竭力奔走，要求各校校长于五月七日命令全体学生复课，以此为条件，可以赦放在捕的学生。徐世昌也有这样的主张，因为他们知道，如果长久地罢课下去，一定是要出事的，而且五月七日是国耻日，更容易出事。我们全体罢课的决议，乃是五月五日通过的，五月六日的晚上十点多钟，蔡孑民与汤尔和（医专校长）以及其他专门以上学校的校长到北大的校长室，把我们找去，说是现在同吴炳湘已经有这样一种了解，只要明天全体复课，他就可以立刻放人。

当时去见这几位校长的，有我及方豪（俶新）等四五个人，他们都说：“昨天才决意罢课，明天便要复课，乃是办不到的，我们也负不起这个责任。”我说：“现在如果尽让同学们关在里面，也不成事，况且我们这一次有放火及殴伤等重大情节（当时章宗祥还没有脱离危险境界，有两天没有大小便，医生说他命在旦夕了），适巧政府又捉去我们几个人，用这几个人去抵命，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因此，我便问他们几位校长说：“若是我们明天复课，他们不放人，怎样办？”他们说：“我们可以用生命人格为担保，而且吴炳湘也曾发誓过，'如果复课而不放学生，我吴炳湘便是你们终身的儿子’。”于是我以为既然如此，我们明天复课好了。但是我这句话说出来，许多人便反对，以为我们答应下来乃是越权，许多同去的人也是反对我的意见的。我说：“现在为减少被难同学之危险，这件事非如此办不可，我们只有从权办理了。”

于是当夜我们分成五队，去通知全体同学明天复课。除每个宿舍派一队外，其他两队是负责通知宿舍附近公寓里的同学的。大家出发的时候，已经是十二点钟，同学们完全睡着了，一个一个房间敲起门来，把睡熟的人叫醒了，告诉他们这件事，他们还不相信，还要费许多心血去解释，解释不明白的时候，还要受大家的责骂。半夜醒转过来的人，相对讲话，口中臭气是最令人受不了的，这可以说是我在那一晚特别记得深刻的一种感觉。幸而能得大多数同学之了解，谢谢大家对我们还有最低限度的信任，所以第二天北京各大学便先后复课了。到了十点钟，全部被捕的同学从警察所被送回学校来，大家都列队在门口迎接，当时那种痛哭流涕的情形，真是有家人父子于乱离巨劫以后相遇时之同样感觉。

当时章宗祥还没有脱离危险期，时时有死耗之传闻，刚巧北大有一位同学叫郭钦光，在这个时候死了。他本来是有肺病的，在“五四”那一天，大约因为跑得太用力了，吐血加重，不久便死了。当时大家怕章宗祥和我们打官司，所以定下一个策略（这个策略之最初主动者便是狄君武），硬说郭钦光乃是在“五四”那一天被曹家用人打死的。于是郭钦光遂成为五四运动中唯一的烈士，受各处追悼会之无数鲜花美酒吊祭和挽章哀辞的追悼，上海还有一位女士，当众痛哭郭烈士。郭君那一天因为走路过多，身体过劳而使肺病加重乃是确实的，我们应该同情他，但是把他造成“五四”的烈士，全国亦以烈士待之，多少未免有点滑稽。

等到被捕的全放出来了，章宗祥也被打了，曹汝霖的房子也被烧了，照常理说，这件事情可以告一个段落了。但是当时有两种情形，是绝不能使这件事告一个段落的：一是山东问题还没有了结，而且一天比一天失败下去；二是蔡孑民先生于五月七日学生出狱以后，便当夜出京，没有一个人知道地跑了。跑的时候，他留下一封信，就是那最出名的“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这封信的头两句话如此）。这封信出来后，许多人很费推测，于是大家去询问国文教授，请他们去查这个典故的来源。这些国文教授见大家纷纷请教，当时也得意了一下。蔡先生去了以后，北京大学自然是第一个恐慌的，为维持北京大学，北大学生不得不继续闹下去，而且不能不联合旁的学校学生一同闹下去，于是五四运动又重新紧张起来了。

经过这次事变，北京大学遂成为政府的眼中钉，这是不可讳言的事实。为铲除外交上的障碍，政府方面也很想对北京的学生界下一番毒手，这个情形，学生界也是完全知道的。但是在北京方面，学生运动已到了一筹莫展的地步，于是便遣派代表到上海去组织全国学生联合会，第一批南下的是段锡朋、陈剑翛、许德珩、黄日葵、祁大鹏（中国大学）、瞿世英（燕京大学）等。他们到了上海以后，就联合上海及各省学生代表组织全国学生联合会。到了五月底，各处的布置已经有点头绪了，于是我们在北京接到段锡朋的密电，说是可以相机发难。

到了六月三日那一天，于全北京的学生里挑了五百多人，分队出发演讲，那一天被捕的有一百多人。第二天，继续派人出去演讲，大家都带好了毯子在身上，是预备被捕的，当天被捕的大概有四百多人。第三天，被捕的达九百人之多，监狱关不下，于是把北大的第三院改为临时拘留所，外面用密密层层的刺刀和机关枪守着，如临大敌一般。到了六月四日，我们想把恐怖的新闻电打出去，我就带了四十几块钱去打电报，哪知道我一出去，侦探便跟着我，于是我跑到日本邮局去拿一本凡善株式会社寄来的书。侦探在前面守着，哪知道那个日本邮局有一个后门，我就从后门走了。结果，居然被我把那封电报拍到上海去了。上海方面接到这封电报以后，全体学生便出发，除分散传单外，并向各家店铺要求罢市，甚至于要求不遂，向商店老板面跪下去。到了六月四日，全上海罢市了，别的地方跟着罢市的也有好几处，而天津方面，因为一个南开学生马骏，在商会代表面前用一只碗向自己的脑壳一砸，表示他要求的决绝，商会方面的人大为感动，也罢市了。因此，北京学生与政府短兵相接的时候，学生方面，正是无可奈何的时候，忽而得到了这种有力的声援，刹那间，个个悲欢交集、哀痛淋漓，而声势遂大振。

当时上海、天津方面向政府提出的条件，第一就是释放被捕学生，第二就是罢免卖国贼曹、陆、章，第三就是不签《巴黎和约》。而这三个条件中，以释放学生为先决条件，所以五日那天晚上，北大三院方面军警的帐幕在半夜三更便悄悄地撤去了。当时拘禁在里面的学生还不肯出来，因为他们一出来，便减少了天津及上海方面的紧张空气。到了第二天，步兵统领衙门和警察所派人来道歉，他们才肯出来。还有拘禁在警察所和步兵衙门里的，他们请他们出来，而却不肯，以后预备了汽车和爆竹送他们出狱，还是不肯。最后一个总务处长连连向他们作揖说：“各位先生已经成名了，赶快上车吧！”至于罢免曹、陆、章的命令，也随着下来，以由学生运动扩大成的民众运动使内阁局部改组，在当时看来，也算是一件可以诧异的事情了。不过山东问题还没有拒绝签字，北京教育界还有受摧残的危险，这两件事是大家最不安心的。

到了七月和约要签字的时候，北京大学联合各校学生又一次会在新华门，在新华门门口睡了两天两夜。同时巴黎方面的学生同华侨也闻风兴起，逼迫中国专使，不许他们签字。拒约运动，因为内外夹攻，所以终能实现原来的主张，而为后来的华盛顿会议留下争回山东的余地。至于北京各大学被摧残的问题，也是使大家寝不安枕的。政府的目的是要逼走蔡孑民先生，所以他们要胡仁源买通一批投考的学生，来占据北大学生会，硬把学生会的图章抢去，以学生会的名义欢迎胡仁源到校。同时教育部方面，胡仁源已预备好上任的汽车。谁知此谋不密，被北大学生会中人知道了，当时便召集紧急会议，每个人发一个特别符号，集合在第三院。时三院的被买及投考学生正议“夺帅印”的事，还没有完结，哪知这边去了两三百个人，一个个地把他们擒住了，并且带了纱麻绳把他们捆将起来，便在法科大礼堂设立公案，举出了五个审判官，来审判这些人的罪状。他们也陆续地把被买经过供将出来，大家又逼他们写悔过书，写了悔过书，还要他们在悔过书上盖手印，再拍了一个相，然后便把他们放了。这幕滑稽戏遂因此终了，而他们抢北大的计划因而失败，但是他们继续向法庭控诉北大学生会的职员，以为私设法庭和逼迫人行使无义务之行为（这条法律怕是永久没有人用过的）。于是法庭拿了学生会中二十余人下狱，其中有孟寿椿、鲁士毅等。在打官司的时候，学生会要我去做代表，我几乎天天晚上要和律师刘崇佑接洽。许多上诉状都是我写的，这场官司打完了，我倒因此得到了许多关于法律的知识。

这一幕取成都的戏没有唱成功，而胡仁源也知道北大不容易占据，他们的野心亦因此减少了一点。那时候蔡孑民先生派蒋梦麟先生到北大来，以总务长的资格做他的私人代表。到了双十节左右，学生会派我到杭州去接蔡先生回校，蔡先生遂慨然答应回来。蔡先生到校的时候，刚巧是双十节，各学生便捐了一批钱，教员也捐了一些钱，共几百块钱，去买了几万个馒头，上面盖着红戳子“劳工神圣”四个字及其他成语，在那天分发给北京各平民，都由北大学生去发。这真是面包运动，也是一件值得回忆的事。当时北大的学生，生活是很苦的，一间房子里住着七八个人，最小的房子才只住三个人。说起饭来，包饭只有四块五办一月，两块钱是现洋，两块五是中交票（当时中国交通银行的票一块只合四毛），所以吃一月的饭只合三块钱。当时学生吃饭的时候，除了五个菜以外，每人还分两个馒头，大家抢着吃，吃饭是先打锣的，故有“锣声动地，碗底朝天”之谣。这是北大生活的一点回忆，是附带记载于此的。

五四运动到了这个地方，似乎应该告一段落了，但是到了那年年底，因为要逼迫政府取消军事协定，学生和政府又起了一个大冲突，这个冲突使北京大学的第一院和第三院又重重被围。当时政府命令通缉我和方豪等几个人，我当时住在嵩祝寺八号，吃饭的时候，忽而来了八个马队，把我的前门围住了。我从后门走到黄振玉（现在南京中央饭店的经理）家里，由他家里戴了一副黑眼镜和一顶风帽，逃到北大一院。因为他们正派我做代表，叫我和张国焘（现在共产党的领袖）一同去。傍晚时分，我们由一院后门逃出，经过铁狮子胡同，想到永定门上车（只有普通快车是在永定门停的），哪知道到了永定门，车已开了，于是跑到李光宇家里坐了半夜。半夜时候，又到永定门去上车，车又开了，于是我只得和张国焘坐待城门开门。当时很怕守城的问我们是做什么的，因为城门上有自鸣钟，纵有鸡鸣狗盗，也一律不济事的。我们等他开城门，总是不开，到城门开了，火车又走了，于是我们两个人只得直接沿着火车轨道走去，到了丰台，登车南下。南下过了一个多月，又回到北京。这段故事虽然是我自己的经历，写在此地，也算是五四运动的余波吧！

自此以后，学生运动也就衰落下去了，衰落下去的原因很多，主要的原因，据我观察：第一，青年做事往往有一鼓作气再衰三竭之势。第二，第一次学生运动的时候，负责的大家都是用功的学生，静则思动，所以他们精力都很充足，思想也很周到，行动也很有计划，但是后来动久而不能静，有许多人只知道动而不知道读书，于是乎其动乃成为盲动。第三，最初动的学生，是抱着一种牺牲的精神，不是为着出风头来参加这些运动的。因为最初的几个人声名较大，大家知道的多了，于是乎有许多人以为这是成名的捷径，乃是出风头的最好方法，于是个个想起来动，结果必至于一败涂地。第四，政治力量的参入。五四运动的时候，可以说是没有一个人是有政治色彩或有政治目的而在活动的，当时只是纯粹的青年血气冲动。到了后来，各种政治成分都参与进去了，所以往往起内部的破裂，于是学生行动也就不能一致。

至于五四运动的影响，有人以为它的成绩是拒绝《巴黎和约》的签字，为后来收回山东之余地，更有人以为曹、陆、章之罢免也是一种未曾有之胜利，这都是皮相之谈而已。五四运动真正的影响，第一是青年参加国是运动的开始，唤起了全国青年对国家问题的意识；第二是把青年运动扩大为民众运动，造成了民众的许多组织；第三是扩大了新文化运动的势力，因为必要经过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及国语文学之势力才能普及于青年及一般民众。

从整顿北京大学，改革课程内容，唤起青年对自身人格的重视，以至于产生文学革命和所谓新文化运动，对社会的制度、固有的权威加以理性地批评和大胆地攻击，再至于产生五四运动，为中国近代一般青年和民众直接参与国家问题和社会运动的开始，这个大波澜虽然是种种时代的动量促成功的，但是当时蔡孑民时代的北京大学，是一切动力的发动机，是将来写这个时代历史的人不能不注意到的。

一九三一年八月二十六日晚上整理毕于北太平洋舟中

原载《传记文学》第五十四卷第五期（一九八九年五月号）

关国煊

今年是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孑民）先生逝世五十周年，蔡先生生命中的最后四年——说得准确些，是两年四个月零七天——是在香港度过的。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抗战军兴，是时刚于去年欢度七十寿辰的蔡先生居于上海〔蔡先生生于清同治六年（一八六七年）十二月十七日，即一八六八年一月十一日，若以公元计算，一九三七年蔡先生虚龄七十〕。八月，上海“八一三”事变起，任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协会理事兼国际宣传委员会委员。十一月十三日，上海弃守，避居上海租界“孤岛”。二十七日，七十岁的蔡先生由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丁燮林（巽甫），工程研究所所长、内弟周仁（子竞）陪同，匆匆由上海乘船前往香港，拟经河内前往大后方主持中央研究院院务。二十九日晚七时，船抵香港〔见蔡先生《致张元济函》，高平叔《蔡元培年谱》以蔡睟盎函告作十二月底，陶英惠《蔡元培（孑民）小传》作“二十七年一月走香港”不确〕。香港是蔡先生的重游旧地，光绪十九年（一八九三年）曾至香港小住。三十日，晤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岫庐），蔡先生乃商务印书馆董事（董事长张元济），“承其转属香港分馆主任黄汉生君照料一切”。十二月一日，由王云五“导观港中本馆，印刷厂（引案：香港分馆在港岛中环皇后道中，印刷厂在北角英皇道）规模宏大，布置周密；闻印刷尚有余力，唯运输正在规划耳”（《致张元济函》）。王云五《蔡孑民先生与我》记云：

自港前往西南道途跋涉，至为辛苦，蔡先生此时高年多病（引案：于一九三六年冬大病之后，身体日渐衰弱），恐不能支持。周、丁二君因我在香港，照料有人，遂以相托。我遂迎蔡先生到商务的临时宿舍，与我和商务自上海来此之二三同人相处。濒行周子竞以周夫人胞弟之资格，转述周夫人之嘱托，恐蔡先生饮酒过多，有碍健康，每日当以一次一大玻璃杯绍酒为限。我当然奉命维谨，仅于晚饭时供应绍酒一大杯，午饭不另供酒。未几内人携幼儿学善（引案：王氏第七子，时年十岁）自上海续来，也同住于该宿舍。我以午间陪蔡先生用膳有内人及幼儿在，所以我自己便在商务印书馆办公室用膳，以省往返时间。内人知道蔡先生善饮，午间也供酒一大杯，晚膳时我不知此事，也照例供酒，于是每日一次增为二次，发觉后也不便更改。……蔡先生在宿舍内与我等相处约三个月，晨夕有暇，我和他畅谈今古，无所顾忌。蔡先生语多精辟……我们的宿舍系临时租赁跑马地崇正会馆的三楼全层（引案：香港崇正会馆位于跑马地摩利臣山道八十四至八十六号，楼高四层，于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日开幕，一九七一年六月改建为今日楼高十三层的崇正大厦），学善时甫入初中读书，假日或放学后余暇，辄由蔡先生携同沿跑马地一带散步，散步时闲话亦时有启发。

十二月二十五日，闻前国务总理熊希龄（秉三）病逝香港旅馆，挽之以联，联云：“宦海倦游，还山小试慈幼院；鞠躬尽瘁，救世惜无老子军。”（翌年一月为熊希龄撰写碑文。）二十九日下午五时，继室周峻（养浩，婚后蔡先生以友相待，昵称之为养友），挈女睟盎，子怀新、英多，乘船由上海安抵香港，暂寓陈彬龢（松轩）宅中。睟盎时年十一，怀新九岁，英多八岁。

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九日，一家人搬往九龙尖沙咀柯士甸道一五六号京士柏大厦（King’s Park Building）楼下二号〔此据一九三八年十月七日蔡先生《致王世杰函》，同年一月二十八日蔡先生《致王云五函》作“新居为九龙沃斯丁（但或作柯斯甸，皆Austin之译音）路底一六五号中之第二号”，误。Austin之正式译名为柯士甸，作沃斯丁、柯斯甸、柯士丁、奥斯甸不确，柯士甸道（Austin Road）、柯士甸路（Austin Avenue）为相近的两条马路，前者止于一六二号，后者至二十八号。当年之京士柏大厦现已改建为花园大厦（Garden Mansion）〕。蔡先生喜新居“较为宽广”，附近“其地空旷”，可以“时携儿女散步”。〔一九八八年十月中旬，蔡睟盎、怀新姊弟应邀至港，出席由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为纪念蔡元培诞辰一百二十周年而举行的“蔡元培生平事迹图片文物展览”开幕礼，并接受记者访问。二十二日，香港《大公报》刊出该报记者冼洁贞《蔡元培科举殿试真迹揭秘——蔡睟盎、怀新姊弟谈可亲可爱的父亲》，略云“蔡睟盎说，一九三七年开始，他们随父母到达香港，曾至（香港）英皇道永兴街居住，直至父亲在一九四〇年逝世后，仍居上址”不确，王云五于蔡先生逝世之日，跋蔡先生最后遗墨云“余与内子伴蔡夫人自医院返九龙”可证。疑上址为陈彬龢宅，蔡先生去世后，蔡夫人等为免睹物思人，复暂寓陈宅。〕

承赐小女、小儿等佳作（唯奖饰太过，殊不敢当耳），弟为彼等讲解，均喜欢无量，感谢不已。英多以旧历午年生，最喜看马、画马，特写一马奉赠，借博一粲，兼表谢忱。

十一日（星期六）午后，小女等拟往香港就医，国文工（功）课拟请移诸午前（因午前学校放假），自十点钟起。如蒙允诺至感。

本月二十六日（星期一），小女等应任夫人（陈衡哲）之约，往任寓，早去晚归，请给假一日为荷（星期三仍请照常授课）。

星期三（十五日），小女睟盎于午后在校中照常上课，而小儿怀新、英多咳嗽未愈，敬请放假一日，于星期六照常上课。

蔡先生抵港之后，即过着半隐居的生活，“绝对不应酬，不轻易见客”（《复次子蔡无忌函》）。由于年老体弱，而且酒能伤身，是以“自蔡夫人来港另租住宅后，闻每日仅以一次饮半杯，足见对蔡先生之健康更为审慎矣”（《蔡孑民先生与我》）。有人曾经说过，好太太是丈夫年老时身边的好护士，证之蔡夫人周峻，信焉！蔡先生对于夫人，自然亦有所表示，继一九三六年三月赋七律五首贺夫人四十六岁生日之后，一九三九年三月复于客中赋《为夫人周养浩寿》七律一首，诗云：“蛩蟨生涯十六年，耐劳嗜学尚依然；岛居颇恨图书少，春至欣看花鸟妍；儿女承欢凭意匠，亲朋话旧煦心田；一尊介寿山阴酒，万壑千岩在眼前。”五月五日，长女威廉（母亲黄世振，夫婿林文铮）以产后疾病逝昆明，蔡先生到七月才知道威廉已不在人世，“亟以告养友，始知养友早已得此恶消息，且已电汇法币四百予文铮充丧用，饮泣数夜，但恐我伤心，相约秘不让我知耳”，闻耗，含泪撰文为悼。

蔡先生由于健康关系，被迫滞留香港，以迄去世，抵港后的健康情况，一九三八年初病足，不良于行。五月二十日，破例出席由宋庆龄创办的“保卫中国大同盟”及“香港国防医药筹赈会”假港岛花园道圣约翰教堂副堂举办的美术展览会开幕礼，并发表演说，由王云五担任英译。是日“由廖（梦醒）女士接先父先母从九龙渡海至香港，宋庆龄备车见候，同往圣约翰大礼堂”（蔡睟盎《宋庆龄与蔡元培的情谊》），“此一集会为香港大学所发起，依英国通例，大学的副校长为实际的校长，而所谓校长辄由达官贵人挂名，彼时港督罗富国即兼任港大校长。蔡先生利用此一半官式的机会，与港督在此晤面，以示临别向地主道谢，实寓有深意，他人多无从悬揣，只看蔡先生经此一度公开出现后，直至一九四〇年三月逝世，并未第二次公开出现，便知其然。但是，蔡先生此次虽怀有不避辛劳跋涉前往后方的决心，卒因身体复感不适，愈后，仍荏弱不堪，蔡夫人爱护备至，坚阻其行，以至郁郁长逝于香港。深知蔡先生内心如我者，不禁为之扼腕也”（《蔡孑民先生与我》）。蔡先生“复感不适”，主要是八月七日一病，是日“忽患头晕，请医生诊验，谓是血压太低，谓消化力弱，血液留滞于胃。故脑患贫血，宜使脑多休息，食后切勿即用脑力，并服补血剂。二十余日来，除十日晨间晕眩稍剧外，已渐痊愈。不轻见客，不常写信，而卧阅书，以消永日”（九月五日《复王敬礼函》；高平叔《蔡元培年谱》以“忽患头晕”一事，误系于九月七日）。八月二十二日，中央研究院会计处主任王敬礼（毅侯）曾致函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朱家骅（骝先），报告蔡先生病况：

顷得香港雷女士来信，言孑民院长患病甚至倾跌；当时蔡夫人甚为恐惧，日来渐见康复。医云：用脑过度及贫血，是以头目昏晕。血压较平时低，只有五十余至六十度上下。得病已将旬日，现时已能起坐，略事行走，饮食等渐次增进，唯精神及面色尚未复元。现遵医嘱：不见客，勿劳心，勿用脑。

病中仍如平常，不喜欢因自己的事麻烦别人。十月七日，蔡先生致函前教育部部长王世杰（雪艇），谈到自己的近况：“弟留港已半年余，病后体弱，不适于奔走，北不能至渝，南不能到桂滇，非常歉憾。幸此地适处三方面交通中心，函商尚便，聊以自宽而已。”十二月十四日，蔡先生有复张元济（菊生）一函，提到：“弟在此不常见客，本为避烦起见。自八九月间患脑贫血症后，益不敢不节劳。但近数月，觉调养有效。”话虽如此，实则“愈后体力更衰弱，以致迟迟不克成行。同时，香港对内陆之交通除飞行外，艰险益甚，而据医生断定，蔡先生体力实不耐飞行”，以至于“国破山河在”之日，纵然报国有心，限于年老体衰，无法“归队”。其苦闷的心情，不言而喻，幸有子女承欢膝下，暂忘客中寂寥。

对于子女的教育，蔡先生一向极为重视，早在光绪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年）所写的一篇《夫妇公约》中，特别提到：“养子而不教，不可也。教子之职，六岁以前，妇任之；六岁以后，夫任之。教子当令有专门之业，以养其身。”蔡先生对于子女，绝不会重男轻女，或者重女轻男，而是一视同仁。“生男生女无悲喜，不要轻分瓦与璋”，子女要五育兼重，因为“今日书痴非必要，练身第一要康强”（蔡先生《睟儿十岁生日》）。香港素来寸金尺土，蔡宅“客厅中并悬有临时秋千，以备儿女游戏运动之用”，可见蔡先生夫妇对体育的重视。

蔡先生虽然长期担任大学校长，所接触的都是大学生，但年逾花甲仍不失其“赤子之心”，很懂得儿童心理，很懂得因势利导，对于儿童节，十分重视。一九三四年四月四日，曾偕夫人出席上海市庆祝儿童节大会，并发表演说。一九三九年四月四日，蔡先生在家中与妻儿子女集会庆祝儿童节，到有客人余天民、何尚平（伊榘）、任鸿隽（叔永）夫人陈衡哲（莎菲）及其女以都、以书（乳名书书）与子以安（乳名安安）等人。蔡先生还郑重其事担任庆祝会主席，讲了话，各人亦讲了话。早在四日前写有一首《儿童节歌》，其词曰：“好儿童，好儿童，未来世界在掌中；若非今日勤准备，将来落伍憾无穷。好儿童，好儿童，而今国难正重重，后方多尽一分力，前方将士早成功。”庆祝会上蔡睟盎抽到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她讲的题目：“我的爸爸。”蔡先生对此会很满意，对子女们说：“下次儿童节，可邀几个小朋友来参加！”可惜翌年的儿童节，主席已经去世了！当年蔡睟盎“我的爸爸”的内容不得而知，蔡怀新四十多年后回忆说：“印象中的父亲很喜欢说故事，经常说些人类的起源、中外名人故事给我们听，又把《说文》里关于文字演变的概念深入浅出地向我们解释。我还记得，每当儿童节时，父亲就会请些小朋友回家来，写诗、题字，又鼓励小朋友们去表演点节目。”

在谈过蔡先生抵港后的健康情形、家庭生活后，回转笔来再看看他在港主持院务会议、参加社会活动以及读书写作等情况。

抗战以前，中央研究院设总办事处，天文、气象、地质、心理（后改名心理学）、社会科学（后改名社会）、动植物、历史语言七研究所于南京，物理、化学、工程（后改名工学）三研究所于上海。一九三七年八月，淞沪之战起，京沪成为日军进攻的主要目标，中央研究院奉命西迁，初步决定：上海三所撤往云南昆明，南京七所除地质研究所撤往广西桂林，气象研究所撤往四川重庆外，其余五所撤退到湖南长沙，总办事处在湖北汉口办公。十一月，总办事处由汉口南迁长沙。十二月，疏散至长沙五所及总办事处以战火日渐迫近，计划再度后撤，分别撤往桂林或昆明。

一九三八年一月，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朱家骅虽然卸除浙江省政府主席职务（主浙期间，总干事一职由傅斯年代理），以“委座嘱在左右相助，且有数事见命”，特致函蔡先生辞去总干事一职，荐傅斯年（孟真）承其乏，“否则请公就其他各所长中择一兼任，或竟向外物色，总以及早解决为妙”，蔡先生复信慰留。二月二十八日，在香港酒店主持中央研究院一九三八年第一次院务会议，到有总干事朱家骅及天文研究所所长余青松、气象研究所所长竺可桢（藕舫）、地质研究所所长李四光（仲揆）、心理研究所所长汪敬熙（缉斋）、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陶孟和（履恭）、动植物研究所所长王家楫（仲济）、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物理研究所所长丁燮林、化学研究所所长庄长恭（丕可）、工程研究所所长周仁十人。会议通过七项议案，正式决定天文、物理、化学、工程、历史语言五研究所迁往昆明，地质、心理、社会科学、动植物四研究所迁往桂林，气象研究所及总办事处迁往重庆。三月，致函朱家骅，云：“中研院全仗鼎力维持，务恳即到院视事。”总干事一向是院长的主要助手，当院长滞留国外之时，总干事的地位更形重要，由于朱家骅出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又兼代青年团书记长，不但无法“到院视事”，而且向院长请辞。一向为朱家骅所最信任的傅斯年，因历史语言研究所迁滇，以不能兼顾为由，“偏于此时坚决地不肯继续代行”，令全无心理准备的蔡先生病中感到十分困扰，为此事朝夕操心。九月九日，复予朱家骅一函，“请宽以一个月之期，弟何时筹得较妥之办法，即当奉闻”。十月七日，致函前教育部部长、现任国民参政会秘书长、中央研究院第一届聘任评议员王世杰，请“屈就总干事之职”，王世杰以国民参政会秘书长职务繁剧，难以应命。二十一日，蔡先生致电王世杰，提出请王兼任。二十九日，接王复电，知前电“所提议之兼任，亦不可能，良为怅惘”。十一月初，致书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简称“中基会”）干事长任鸿隽，请出任巨艰。十日，蔡先生函知傅斯年，提到任鸿隽“虽答允，而有一条件，须于两个月后，始可决定”，在“此两个月的犹豫期间”，仍由朱家骅居总干事之名，而由傅斯年代行。至于任鸿隽，“俟渠于两个月内往桂林、昆明及重庆考察一次，始能决定。如无别种阻碍，则明年一月间必可到院办事”（蔡先生《致朱家骅函》）。十二月，任鸿隽继杨铨（杏佛）、丁文江（在君）、朱家骅之后，就任中央研究院第四任总干事。至此，困扰多时的总干事问题总算告一段落。

一九三八年七月，当总干事问题尚未解决之时，化学研究所所长庄长恭至港，坚决要求辞去所长职务，愿以研究员之身专心研究，蔡先生答以“容考虑再商”（见蔡先生《杂记》手稿。“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秘书组编印之《中央研究院史初稿》以庄所长之任期至一九三八年四月止，疑误），其后由总干事兼任化学研究所所长。不料一波刚平，一波又起，一九三九年一月，地质研究所所长李四光来信说，“关于地理研究所之筹备工作实无暇兼顾”，遂改请气象研究所所长竺可桢兼理此事。

一九三九年三月一日，原应在去年四月召开的中央研究院第一届评议会第四次年会在昆明举行，院长兼评议会议长蔡元培“因体弱多病，不胜航空之劳”，不能由香港飞赴昆明主持会议（由聘任评议员王世杰任临时主席），特手撰开会词一篇，寄交大会，由评议会秘书翁文灏（咏霓）代为宣读。讲词最后提到：“中央研究院自分别迁至重庆、桂林及昆明以后，一切工作继续进行，对于特殊工作，亦随时增进，各所长分别报告后，深望诸先生详加考察，有所指示。至于全国各研究机关及其他实业机关，应如何联络进行，前三次会议中，均有各方面之设计，现在当有变通或补充之必要，亦望诸先生注意及之。”会议其中一项决议为成立第二届评议员选举筹备委员会，委员有朱家骅、王世杰、傅斯年、陶孟和、叶企孙、任鸿隽、翁文灏七人，由翁文灏任主任。一九四〇年一月十一日，蔡先生致函翁文灏，提到评议员的产生程序为：“筹委会拟出一候选人参考名单，由各所长开列，院长做最后决定。”但由于自己的健康关系，“不能即来重庆，与诸先生共同进行。若在此决定，或有怀疑之点，绝无可以请教之人，甚感困难。今谨以最后决定之权，奉托先生执行。先生如有疑问，征求其他六先生之意见较易也”〔结果第一届评议会第五次年会于一九四〇年三月二十二日选出第二届聘任评议员姜立夫（蒋佐）、吴有训（正之）、李书华（润章）等三十人，时距蔡先生之逝十七日〕。同月，总干事任鸿隽来函，请为该院一九三七年度至一九三九年度总报告书写封面，写毕即寄重庆。正如蔡先生《致王世杰函》所说，“幸此地适处三方面（引案：指渝、桂、滇）交通中心，函商尚便”，得以遥领院务，以迄去世。

五月，谭云山由印度到香港，带到印度诗哲、印度国际大学（Visva Bharati）创办人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一函，敦请蔡元培为国际大学中国学院之护导（patron，国际大学创于一九二一年，中国学院设于一九三七年）。六月六日，中华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成立于武汉，任名誉理事（主席张善子）。十二日，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成立于武汉，任名誉理事（赖少其等二十八人为理事）。七月一日，与萧瑜（子升）发起组织居友社，社友有宋子文、张人杰（静江）等人。居友（Jean Marie Guyau，一八五四年至一八八八年）为法国近代著名伦理学家、美学家、文学家、教育家。蔡先生《居友社社友题名录小引》（据是月十一日《日记》，此小引系萧瑜代作，由蔡先生亲笔书写）云：

余夙有以美育代宗教之说，与居友所论，亦多暗合。近顷李〔引案：李煜瀛（石曾）〕、萧诸君先后归自欧洲，与余过从谈论，时及居友，均觉有介绍居友学说于中国而发挥光大之必要；萧君及王君代之且于云南有居友学校之创立，行见提倡与研究之同志日益增多，此皆居友之友也，因组织居友社，并广征社友题记姓名，以为纪念居友与推广居学之一助云。

九日，以“衰病不能出席故宫博物院理事会”为由，呈请辞去理事长职务。二十日，致电巴黎中国大使馆（大使顾维钧）转李石曾，再由李转世界反侵略大会，反对日机滥炸中国不设防的城市，“务请议定有效办法，实行制止，妇孺老弱幸甚，人道主义幸甚”。八月，国际联盟（简称“国联”）即将开大会讨论制裁日本侵略中国，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发起文化界联名致电“国联”呼吁，电请蔡先生领衔，当即复电同意。九月二十三日，与郭沫若（鼎堂）共同领衔代表中国文化界致电“国联”大会主席，请即对日本侵略者实施制裁，电文指出：“暴日对华侵略，撕毁国联盟约，无异对全人类挑衅。……希即依盟约第十七条，对暴日实施最大限度之制裁。……当此侵略狂焰蔓延全国之际，我国决为民族独立与世界和平奋斗到底。”十月中旬，“李游子持沈雁冰函来访，以发起鲁迅逝世二周年纪念会缘起属签名，允之”（《杂记》手稿）。二十二日，香港文化界中国记者公会、大众文艺等团体在港岛铜锣湾加连路山道孔圣堂举行鲁迅逝世二周年纪念会，出席者有许地山、茅盾（沈雁冰）等人，蔡先生因病未有渡海参加。

一九三九年春，与徐谦（季龙）、冯自由（建华）、陈庸公（容光）等在港发起组织“诗学研究社”，编辑《中华民国诗三百首》，是书“原为抗战宣传而作”，“但既欲集民国纪元来全国名流之诗词，精加编选，以飨后学，并就正于海内贤达，则又未便限于抗战之作”，“不料编纂未竣，而蔡、徐二老，先后逝世”。《中华民国诗三百首》刊行于一九四一年八月，由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子超）题签，内收蔡先生诗六首〔另附词《满江红》（反侵略歌）一首，即《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会歌》〕，部分为全集未载，亟录之于后：

西湖荷

潋滟湖光里，荷花别样红。

水波清似许，莲叶碧无穷。

伫看三潭月，行吟曲院风。

凭栏香冉冉，把棹乐融融。

西湖柳

青青湖上柳，袅袅舞纤腰。

堤畔闻莺啭，桥边看絮飘。

鹅黄方吐艳，鸭绿又添娇。

苏小门前往，依依几万条。

咏茉莉

为何冉冉坐旁香，缘有茉莉在我房。

气与芝兰同臭味，瑞同蓂荚卜嘉祥。

轻裁玉药送诗兴，笑插冰姿助夜凉。

雅韵孤标真可爱，昼眠清梦也芬芳。

岫云

云在层岩上，浑无出岫心。

烟霞同啸傲，泉石卜知音。

岩泉

泉在层岩下，源头活水清。

出山嫌世浊，抱璞守廉贞。

秋夜感怀

刚是炎炎天气候，霎时天末又凉风。

听来西陆蝉声唱，正与去秋一一同。

七月四日，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来函，告以被推为该会第二届名誉主席。七日，菲律宾马尼拉《华侨商报》出版抗战建国纪念日特刊，刊出蔡先生题词：“积两年之奋斗，祈最后之胜利。”（启功、牟小东编之《蔡元培先生手迹》注释四四作“一九四〇年元旦”，蔡建国《蔡元培画传》图二四三说明作“去世前不久，为抗战建国纪念日特刊题词”不确。案：一九三八年七月四日，国民政府定七月七日为抗战建国纪念日。）三十日，许地山、冯裕芳、张一麐（仲仁）、马鉴（季明）、罗翼群（逸尘）等假港大冯平山图书馆成立香港新文字学会，推行以易写易学的拼音字取代方块字，以扫除文盲，开启民智，由张一麐任理事长。九月，香港新文字学会聘蔡先生为名誉理事长，同月为香港新文字学会题词：“扫除文盲，愈速愈妙；其所用之工具，愈简愈妙；香港新文字学会利用之新文字，简矣。其有速效，盖可无疑。”十月，致函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董事长朱家骅，询以中英庚款能否补助香港新文字学会。十二月七日，为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作会歌，用《满江红》词调：

公理昭彰，战胜强权在今日。概不问，领土大小，军容嬴绌。文化同肩维护任，武装合组抵抗术，把野心军阀尽排除，齐努力。

我中华，泱泱国。爱和平，御强敌。两年来，博得同情洋溢。独立宁辞经百战，众擎无愧参全责。与友邦共奏凯旋歌，显成绩。

爱国之情，情见乎词！同月，又发一信予朱家骅，为香港新文字学会请求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给予补助。是年，应教育部部长陈立夫之聘，任国际论文竞赛国内征文评判委员会委员。一九四〇年二月五日，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于延安，推蔡元培等为大会名誉主席团，吴玉章当选为会长。二十日，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举行成立大会，推蔡元培、宋庆龄、毛泽东等三十人为大会名誉主席团，吴玉章当选为会长。

蔡先生到老的求知欲是非一般人所能及的，尽管“岛居颇恨图书少”（《为夫人周养浩寿》），尽管“目力渐弱，然仍不废读”，于是王云五“乃择由上海携来木板大字本书借供消遣，蔡先生阅毕，辄交商务同人携回，另行易取他书。每书阅毕，有意见辄函告我”（《蔡孑民先生与我》）。根据现存的资料，他起码阅读过《湘绮楼日记》第十八至三十二册、《演繁露》《武装欧洲》《比较文学史》《石鼓文研究》（以上一九三八年）、《心理学》《希腊罗马古代社会研究》《西行漫记》（以上一九三九年）、《游志汇编》二十册（一九四〇年）等书。所写的诗文，数量甚多，如：《萧瑜〈居友学说评论〉序》《和周泽青〈戊寅岁朝〉韵》《跋任鸿隽〈古青诗存〉》《〈鲁迅全集〉序》《题刘海粟所临〈黄石斋松石图卷〉》《自传之一章》（蔡元培口述，萧瑜笔录）、《〈世界教联半月刊〉发刊词》《题重印南宋本孝肃包公奏议集》《咏红叶》四绝、《题唐拓九成宫醴泉铭》《北京大学四十周年纪念题词》《征订〈鲁迅全集〉精装纪念本启》《赠王景岐诗》《余莲青先生家传》（余文明，号莲青，次子天民；以上一九三八年）、《和张一麐》二绝、《华盛顿与中国教育界之关系》《挽钱玄同》一律、《贺马相伯百龄大庆》一律、《儿童节歌》《为夫人周养浩寿》一律、《李宗侗（玄伯）〈中国古代社会新研究（初稿）〉序》《哀长女威廉文》《为苏联十月革命二十二周年特刊题词》《为香港新文字学会题词》《为黄公度诗集题词》《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会歌》《题鲍少游〈长恨歌诗意图〉》一绝（以上一九三九年）、《题张一麐〈八一三纪事诗〉第二册》一绝、《题〈广东文物展览会特刊〉》一律、《〈北大旅港同学通讯录〉序》《自写年谱》（始撰于一九三六年二月十四日，止于一九四〇年二月底，未完）等（以上一九四〇年）。

一九四〇年一月二十五日（农历十二月十七），蔡先生在家中度过最后一个生日，张一麐亲自前往祝贺。二月上旬，以年近岁晚，入不敷支，向王云五求助。十一日（农历正月初四），蔡先生夫妇偕子女过海访晤王云五，作半日之欢聚，偶见王氏次女鹤仪（本名学医，时年二十一）习书画，勉励有加。王云五宴请蔡先生一家人于港岛香港仔庐山酒家，两人并在露台拍照留念，午饭后驱车游览浅水湾等处。三月二日，蔡先生书一立轴赠王鹤仪：“梅子生仁燕护雏，绕檐新叶绿扶疏。朝来酒兴不可奈，买到钓船双鳜鱼。”（孙常炜《蔡元培先生年谱传记》误第三句末字“奈”为“禁”）是为最后墨宝！三日清晨，起床小解，回房时失足跌倒，突然吐血多口，不省人事。家人大惊失色，急急召医诊治，适值是日星期休假，故所延商务印书馆特约西医朱惠康至午始到。王云五闻讯赶往蔡宅，并加延玛丽医院内科主任凌医生会诊。四日上午，遵从主诊医生朱惠康劝告，由救护车送往港岛跑马地养和医院（院长李树芬）治疗，“盖其时蔡先生已患胃出血，疑系胃溃疡，必须入院留治也”（《蔡孑民先生与我》），途中由夫人周峻、朱医生侍伴，由王云王代为办理入院手续。入院后经医生详为诊察，脉搏正常，未续吐血，似无大碍，于是为之注射止血剂及葡萄糖针。医生说如无恶化，或可出险，不料午后二时，病势转危，肛门排血甚多，精神不甚清醒，立即先后延请李祖祐、李树芬及外籍西医惠金生、郭克四医生会同朱惠康诊治。众医生主张施行输血手续营救，但蔡夫人以先生年事已高，恐怕输血反应甚大，不能抵抗，非至万不得已时不愿施行，到决定急为输血，已近午夜，是时蔡先生已昏迷不省人事。五日晨，尚无转机，延至上午九时四十五分与世长辞，享年七十三岁（一八六八年至一九四〇年）。下午，门生故旧罗明佑、许地山、王云五等假养和医院附近的山光道山光酒店召开蔡公临时治丧委员会会议，议决设治丧通讯处于皇后道中商务印书馆，由王云五处理丧事，是日“独侍病榻之唯一友人”（王云五《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语）王云五敬跋蔡先生最后遗墨云：

蔡先生自数年前大病后，依医者之劝，谢绝酬应文字，期稍节劳。今岁二月十一日，偕蔡夫人及小世兄枉顾敝庐，作半日之欢叙，偶见小女鹤仪习书画，勉励有加。三月二日，即蔡先生生病前之一日，忽自动书一立轴拟畀小女，此不仅为蔡先生近年罕有之举，且系绝笔。今日蔡先生逝世后，余与内子伴蔡夫人自医院返九龙，蔡夫人忆及此事，即依蔡先生原意，检出见赠，最后手迹，弥觉可珍，谨述经过如上。

七日下午三时，在港岛跑马地摩理臣山道福禄寿殡仪馆入殓，遗体穿蓝袍黑褂礼服，头戴呢帽，灵柩上覆国旗、党旗，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中正（介石）代表吴铁城（子增），临时治丧委员会代表俞鸿钧主祭。十日下午，灵柩举殡，由北大校友胡春冰、罗明佑、曾如柏、余天民等十四人组成的护灵队扶柩登车，蔡先生次子无忌（煦，长子根八岁而殇）恭捧灵位随后（三子柏龄旅法，未及赶返奔丧）。执绋者五千人，参加公祭者数逾万人，各学校、商号均降半旗志哀，灵柩暂厝于港岛大口环东华义庄月字七号，俟抗战胜利后运回浙江绍兴（蔡先生绍兴府山阴县人，民国废府，合山阴、会稽为绍兴县）原籍安葬。灵柩停放妥当后，即设奠致祭，先由家属行礼，随即举行公祭，由吴铁城代表国民政府主祭，港督罗富国爵士请行政局华人非官守议员罗旭龢代表到场致祭，备极哀荣。中央研究院同人敬挽以联云：“道德救国，学术救国；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十六日，获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明令褒扬，令云：

国民政府委员蔡元培，道德文章，夙负时望。早岁志存匡复，远历重瀛，研贯中西学术。回国后，锐意以作育人才、促进民治为己任。先后任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及大学院院长，推行主义，启导新规，士气昌明，万流景仰。近长中央研究院，提倡文化事业，绩效弥彰。方期辅翊中枢，裁成后进，高年硕学，永为党国仪型。乃以旧疾未痊，滞居岭表。遽闻溘逝，震悼良深。着给治丧费伍千元，派许委员崇智前往致祭。生平事迹，存备宣付史馆，用示崇重勋耆之至意。此令。

又通令全国于二十四日同时举行追悼会（缘是日之韵目代日为“敬”字，选此以示崇敬民国元老之意）。四月，香港文教界筹建元培图书馆，以为纪念。九月，复筹设蔡孑民纪念基金。同年，以远东战云密布，归葬之期尚远，入土为安，遂卜葬于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墓碑题“蔡孑民先生之墓”，为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校友叶恭绰（玉甫）所书。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战事起，香港沦于日军之手，港人开始三年零八个月的悲惨生活，元培图书馆、蔡孑民纪念基金无法实现。翌年，蔡夫人周峻携同二子一女逃离香港。

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战胜利。一九四七年五月十日，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颁令筹办国葬蔡元培，令云：“国民政府故委员蔡元培，兴邦耆宿，群士导师。生平致力教育文化事业，于国家贡献伟大，贻泽至深。追念仪型，允宜特予国葬，以昭崇报。着内政部依法筹办，定期举行。此令。”是时内政部部长为张厉生（少武），唯迄未实行。一九七八年，北大校友发起重建蔡校长墓碑，新碑较旧碑大五倍，阔十尺，高五尺六寸，厚六寸，由港台两地北大校友捐建，立碑日期为三月五日，是日为蔡先生逝世三十八周年纪念日。新碑上刻有“蔡孑民先生墓表”，其词曰：

先生讳元培，字鹤卿，号孑民，浙江山阴人。清同治六年十二月十七日生。其尊甫峄山（引案：据蔡先生《自写年谱》：“父亲讳宝煜，字耀山。”作峄山，不确）先生从商，以长厚见称；母周太夫人，恒教以立身处世之道。先生早掇巍科，入词林，自甲午中日战役败衄，我国朝野人士竞言新学，始涉猎西籍，讲求新知。及戊戌政变后，朝局益坏，先生敝屣尊荣，毅然出都，思以教育救国，初任绍兴中西学堂校长，继任南洋公学特别班教习，并创设中国教育会及爱国学社，旋以在沪秘密从事革命活动，为清吏侦悉，乃避地青岛，习德文，为异日留学准备。乙巳，加入同盟会。丁未，赴德，初居柏林，继入莱比锡大学习哲学，尤重美学，期以美育陶冶人性，以代宗教，如是凡三年，译著专书多种。辛亥，革命军起义武昌，东南各省底定，“国父”孙中山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任命先生为教育总长，厘定教育方针、学校系统与课程纲领，为全国教育奠一新基，后以袁世凯专政，乃愤而辞职，于民国元年秋携眷再度赴德。二年，以宋教仁案发生，得沪电促归，共谋讨袁。二次革命失败，去国赴法，旅居数年，与李石曾、吴稚晖先生等创立留法勤工俭学会，并组织华法教育会，以谋两国文化合作。五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校长，革新校政，祛除旧习，倡学术自由，由是旧学新知，兼容并包，俱臻蓬勃，而全国学术风气亦为之丕变矣！八年，五四爱国运动发生，北京学生游行示威，反对《巴黎和约》，且痛惩卖国佥壬，致多人被捕下狱，先生营救保释，并发表声明，随即离京。既而全国重要省市罢市、罢学、罢工，为北京学生运动声援。政府终拒签和约，并罢免曹、陆、章三人，先生亦经挽留复任，于十三年（引案：应作十二年，十二年七月先生携眷出国，至十五年始离欧返沪）仍以不与北洋军阀合作引退。迨十五年国民革命军北伐胜利，定都南京，先生先后受命任大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及监察院院长等职，嗣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创设专门研究机构，罗致专家学者，致力发展学术。抗日军兴，国府西迁，先生在港就医，不幸于二十九年三月五日逝世，年七十有四。噩音传至陪都重庆，朝野震惊，政府明令褒扬，唯以对日战事方酣，时艰道阻，未能迎葬国内，遂由先生家属与友生卜葬于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先生元配王夫人、继配黄夫人先卒，周夫人近年亦逝；子四人：无忌、柏龄、怀新、英多，女二人：威廉、睟盎，散居各地。旅港北京大学同学会同人，每于春秋二季上冢，以表孺慕，因墓地年久失葺，乃倡议重修，并立石表于阡。昔曾子称仲尼曰：“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皓皓乎不可尚已！”当今之世，唯先生足以当之。先生门人故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先生曾以词诔先生曰：“当中西文化交接之际，先生应运而生，集两大文化于一身，其量足以容之，其德足以化之，其学足以当之，其才足以择之。呜呼！此先生所以成一代大师欤！”斯诔也，最足以状先生生平，并志于兹，以念来者。

一九七八年三月五日

香港台湾北京大学同学会敬立

墓表引蒋梦麟（孟邻）之文，见《蔡先生不朽》（原载一九四〇年三月二十四日重庆《扫荡报》，后收入一九六七年九月传记文学出版社印行的《新潮》，列为“传记文学丛书”之十三。引文第二句于“先生”之前略去“而”字，末句“先生”之后略去一“之”字）。墓表之右，刻有原叶恭绰所书的“蔡孑民先生之墓”七个字，墓表用楷书书写，刻于藏青色云石之上，共分作三十六行，每行二十八字，标点乃笔者所加，又原文“国父”“先生”之上俱空一格，以示崇敬。重修竣工之日，香港北京大学同学会同人齐集坟前，举行公祭，由年逾八旬、前北大史学教授李璜（幼椿）主祭，香港北京大学同学会主席林伯雅恭读墓表，八六老人黄麟书（樚园）报告修墓经过。

“青山有幸埋忠骨”，蔡元培先生可以说是迄今为止瘗骨于香港的民国史、国史上的最重要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