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然现象中，水总往低处流，这是因为水是流体（常温下），在地球引力作用下，同自由落体一样从高处自然往下落，并且流速与落差成正比，落差小水流平缓，落差大水流急，垂直下落就是瀑布，没有落差就是一潭死水。这里导致水流的主要原因是落差，落差产生势能。与这一现象对应的社会现象是人往高处走，人往高处走的原因是社会差别，社会差别也与人的社会移动的动量成正比，社会差别越大人们提高个人社会地位的愿望越强烈。社会差别是导致人往高处走的动因，因此社会差别产生社会势能。现实生活中，人们都想一夜暴富，做官都想连升三级，原因在于社会价值取向就是升官发财。底层社会成员都削尖脑袋想迅速进入上流社会，社会阶级、阶层的跃迁是所有年轻人的欲望和生存动力。所以为了往上爬就不惜一切代价，用尽各种手段，《红与黑》中的于连就是典型代表人物。人为什么要往高处走？这说到底还是生存竞争产生欲望，欲望变为人生目标，朝目标前进叫奋斗，奋斗的结果实现了目标叫成功，否则叫失败。可见，人们对成功的定义不过是满足欲望和成败得失的功利性评价。这是社会人自私而功利的集中表现，由此形成人的喜怒哀乐和社会的总是以成败论英雄。
从物理学角度说，向下走不需要动力，因为地球的引力就是最好的动力，所以水往下流是容易的，人往上走则是要克服地球引力的，所以人往上走需要动力，因此也是困难的。人在社会运动中，都面对一个既定的社会存在（包括既定的国家制度和社会结构下所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体系），这个既定的社会存在就是个人在社会中的“万有引力”，它时时处处都在制约人的社会行为。人一生下来就面对一个具体的社会条件，这个社会条件是一个既定的有差别的社会地位存在阈和生存环境。如果不满足于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环境，就必然产生阶级、阶层的跃迁欲望。社会整体运动的合力如同地球的引力一样，对人的社会活动形成强大的制约力，所以人往高处走就好比站在地面往上跳，这必须自身付出很大力气，而能跳多高这取决于个人跳跃的能力。牛顿第一定律告诉我们，世界是一个惯性系，在这个惯性系里，物质保持静止或匀速直线运动状态。这是宇宙产生时既定的物质运动方式，根据多数科学家的观点，这第一推动力源于宇宙大爆炸时的那个奇点。这个奇点产生了万有引力，通俗点说，也可以把这认为是上帝的安排，反过来也可以认为是宇宙奇点大爆炸创造了上帝——因为在没有时空存在的条件下就不可能有上帝存在，这只不过是一件事情的两种说法。
人往高处走就是改变上帝原来的安排，这就必须应用牛顿的第二定律做加速非直线运动。在一个相对静止的物体上施加力量，从而使物体产生位移，这一物理学原理同人在社会中生存和发展的各种社会活动竟然如此相似，这再次证明社会运动不过是物质运动的一种形式，人的社会活动同自然界的物动遵循同样的规律。牛顿第二定律公式：F=m.a 这里力是运动的原因，加速度是力作用的结果，或者说力是改变物体原有运动状态的原因。所以人要改变自己原有的社会地位，就要尽力拼搏奋斗。而对于出身贵族者，因为投胎好无需个人努力就可以保持自己所处的社会地位。因此无论是个人奋斗，还是社会变革，一般来说都是下层人的愿望，而上层既得利益者则既不需要奋斗，更不需要改变原有的社会结构，因此他们自然会遵照牛顿第一定律做惯性运动，并竭力维护这个既定的社会惯性系。他们不用选择，天生的会遵照牛顿第一定律做各种社会运动，同时又无不反对其他社会成员按照牛顿第二定律做改变原有社会结构状态的自我加速运动，拼命维持原来的社会惯性系——社会政治、经济组织结构和生产关系。因此就必然会阻止一切社会变革，扼杀社会改革者。这不是个人的善恶之行，更不是个人道德的选择，而是人的社会地位决定了其对社会运动所持的态度和行为。所以，在任何时候指望既得利益者推动社会变革，都是白日做梦的空想。
社会的金字塔结构，就是把多数人安排在社会的下层，塔顶上的是极少数，这就为多数人进行社会地位跃迁提供了方向、目标和动力。所以，人们在社会中要生存和发展，就必须拼搏奋斗，这个拼搏奋斗的过程也是出力做功的过程。做功就会有成就，这个成就一旦被社会承认，即可以通过社会交换获得生存条件，同时也可以作为积累，成为下一级奋斗的基础和动力。做功的大小，数学表达式：W=F.S，也就是功等于力与距离的乘积，而距离又与运动的速度和持续时间成正比。想要成大功必须出大力，高速度，加上长时间的不懈努力持续做功。所以才有“大器晚成”之说。伟大的人物一生做一件事就足以伟大而流芳百世；一般人则仅限于维持自己的基本生存，一生都忙碌于柴米油盐，妻子儿女；另外还有一部分人则仅仅为了活着而活着，就像余华笔下的“福贵”一样卑微惨淡地苟延生命而已。
物理学原理告诉我们，人和水不一样，水可以往低处流，人却必须往高处走，即便是没有宏伟的人生目标和志向，起码也得跟着社会群体随潮流而动，以便维持自己的社会生存能力而不被社会所淘汰。所以说人不能躺在地上等天上掉馅饼，也不可能像流水一样往低处流，更不可能像植物一样靠喝西北风进行能量代换以维持生命。从分子结构分析，水是H2O的分子组合，因此不需要时刻进行能量代换，也没有复杂的知性和理性，可以简单的生存。而人除了不停的能量代换这些生物性本能，还有人类所特有的思想感情和欲望促使人们不停奋斗。
在激烈的社会生存竞争中，谁都想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都想尽量多占有社会资源，因此才“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可是，我们的先哲们却劝人们要“平静如水”、“上善若水”。老子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这就是让人在社会运动中像水一样无为处世，这是违背社会物理学原理的。因为人类社会是个竞争的生态环境，社会竞争促使每个人都力争上游，而不愿处下位，每个人都时刻考虑着怎么通过竞争而得到基本的或者更优越的生存条件，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资源占有量。另外，水可以随物赋形，或静或动，或圆或方，还可以变成冰、汽、雾等，或者上天或者入地，无处不可生存，人能行吗？别的不说，人如果不团结协作结成群体，单独斗不过一只野兽，何以维系现在这样的高级而复杂的生存状态？人的生存条件远比水复杂得多，所以人如果真的像水一样无为，那就只有等死。现代人再回到丛林中的自然状态下与动物共处，就根本不能生存，如何能做到像水一样随遇而安？所以对先贤圣人之言，千万不可盲信盲从。就是老子本人也做不到真正的无为生存状态，他大小也是西周王朝的一个小官，他也要为生存而劳动。他的忠实弟子庄子努力践行他的清净无为的人生哲学，结果穷困潦倒，没米下锅，到好朋友那里借也没借到米，于是才有一个“涸辙之鲋”的世态炎凉寓言故事留下来供后人欣赏。
老子让我们回归自然，清静无为，这等于让我们画饼充饥。时间是单向的，生物进化也是只进不退的。不说别的，现在让我们回到没有电的年代，已经不能生存，清净而智慧的庄子如果处于现在，他活不了三天就得饿死。当年的李白辞官之后，到处旅游，靠别人资助活得潇洒自在，不缺酒喝，要是现在绝没人愿意管他饭吃。工业革命之后的百年历史进程中，我们就已经走得很远很远，根本没法回去，试问现在有多少人还能过没有手机的生活？老子让我们去过“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人老死不相往来”的远古自然生存状态之生活，这显然也是根本不可能的。由此推论，我们的传统文化，以及以德治国的理念只可以供后人欣赏，绝不能付出社会实践。因为世易时移，产生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传统文化不可能与当今的世界统一大市场的商品经济环境相适应，所以靠传统文化也不可能解决现实中的任何问题。同样的道理，在全球化的今天，世界变成了地球村，还想用我们原来的那个泛血缘化的传统文化维系我们的社会结构，让人们“四海之内皆兄弟”，这也是不可能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还想用儒家那一套“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参与社会竞争是根本行不通的。商品经济条件下的西方文化是建立在社会生存竞争基础上的，因此没有全面的西方文化就根本不可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取胜。如果不参与国际竞争，与外部隔离，并且不搞市场经济，这时传统文化自有其维护社会安定、群体和谐共处的作用；社会成员各守其分、各安其命也就不会求变革，更不会造反，这对既有的社会结构具有巨大的文化加固作用力。然而大清王朝正是亡于此，1949年后的社会实践也已经充分证明闭关自守与世界隔离，此路不通！
市场经济是社会契约原则，在社会契约关系条件下，一切关系都是劳动交换中的权利和义务的对等关系。所有社会成员（工农商学兵政）的社会活动实质上都是商品经济条件下的劳动交换，商品经济的交换原则就是等价交换，将这一原则推而广之就是社会成员之间普遍的权利与义务对等关系——这种对等关系表现为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等各个方面。这也就是现代国家民主制度的社会基础。总统与平民一样在法律框架下行使权利并尽相应的义务，谁都没有超国民待遇和特权。社会成员所处的社会角色不同，各自的劳动方式不同，因此体现的社会权利与义务对等平衡的方式各不相同，但是各自在法制条件下尽自己的义务并享受与之相对应的社会权利，且在权利与义务之间对等平衡。再也没有君臣父子之间的封建宗法关系下的权利与义务不对等，不存在老子管儿子和官管民的法外之权利与义务（关于社会成员的权利与义务对等，将另有著述）。人们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没有长幼尊卑，官贵民贱的社会等级差别和个人出身决定的身份地位差别。只要具有独立的民事行为能力，都作为公民必须在一定范围内履行义务，并享受应有的权利，不存在超出契约关系的特权阶层或特殊人物。这种社会契约关系又必须靠法律来保障，法制又有独立完善的司法系统相互监督制约，以便公正行使社会权利。没有独立完善的司法监督，这种社会契约关系就不能实现，即便冠之以自由民主，那也只能是变质的空洞口号。因为民主和自由只不过是社会契约关系的一种书面合同文本，合同的履行则须要依靠法制作保证，依现代国家民主制度为依托。在契约条件下，老子在儿子企业里干活也是老子给儿子打工，因此老子必须听儿子的，而不像传统农业家庭生产组织中儿子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听老子的。同样道理，上升到社会组织和国家的层面，组织和个人，政府和民众之间都是契约关系，这种契约关系以法律形式体现，违约就是违法、违宪。政府权利和义务同样以法律体现，政府违反法律法规也是违法，同民众一样会遭到法律制裁。政府官员也同老百姓一样违法必究，受到法律的约束和制裁。政府违法行为不可能让政府去裁决，所以才需要权力相互制衡的民主监督机制，比如司法独立、新闻自由、民选官员等等。法制条件下，法律就是社会契约关系的具体体现，在法律关系面前，家规、家法、父权、君权统统消失。反之，如果还存在官管民，父管子；存在政府有错不准批评；存在官员可以画圈批条子自肥，可以用权力占有更多的社会资源；存在少数人享特权具有超国民待遇；存在教育、医疗、养老等诸多方面的按级别享有……如此等等，那就不能声称是现代国家制度意义上的民主制度。
在当前社会的转型期，许多人认识不到这一点，还到处宣扬德治——德治其实就是人治；还竭力称赞传统文化——传统文化实质就是封建等级制文化；并试图以此拯救社会道德之衰微以及民心之涣散，这是十分可笑的。传统文化如果能拯救社会，中国就没有近代屈辱史了，传统文化如果能实现社会转型，就不会有“五四”运动的打到孔家店了。这些人不能充分认识到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农业社会的产物，它至多只能与农业血缘家庭式生产方式相适应。而民主、自由、法治则是资本主义工商业文明的产物，它与市场经济相适应。这里要特别说明，一种制度是一种生产方式条件下的社会结构模式，是人类在一定的发展阶段的一种自然选择，也可以理解为是人类发展的自然进程，因此人类的社会活动和采取的社会结构必须适应这种自然选择。人类组织的社会结构模式也属于人类社会运行的优化结果，优化后的生产组织方式、政治组织结构、文化信息结构必然超越过去的那个曾经作为历史的结构。优化就是变化，变化的结果是社会组织方式更好的能适应变化了的社会现实。优化社会组织结构就是推动社会进步，每一次优化都使人类社会朝前迈进一大步。
因此，社会组织结构对于社会发展阶段来说，只存在适合不适合的问题，没有好不好的问题。这同老鹰抓兔子，猫吃老鼠一样，没有好坏善恶，只是为了生存或更好地生存。这里再次强调一下，物理学的原理是物质世界的基本属性，表达的也只是自然哲学，不存在好坏的问题。社会哲学原理也是社会运动的属性表达，同样不存在好坏的问题。所以本文所有的阐述都是中性的，所列举的社会生活实例也都是社会生活中实际发生或曾经存在的，并且是常见的和人人皆知的，绝不带个人的立场、感情和社会偏见。因为一般人所常见的这些社会现象不过是并且仅仅是社会运动属性的自然表达，但是往往又是歪曲的、非本质的、并且又是矛盾对立运动中的表达。一切社会现象不过是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社会物理学原理而从事社会活动的结果。这种结果以各种社会现象表现出社会运动的物理学属性——本质的、非本质的相互交错而杂芜，
就像草丛中的人参，难以寻找辨识。
自然哲学本质即是物理学，社会哲学的本质是物理学规律支配下的社会运行规律。这就好比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利用物理学规律行事一样：比如水上行船，在顺风时就张帆，逆风时就收帆，暴风来了就避港，以免风吹船翻；在有风和有水可以利用时，人们就自然利用风力建风车，利用水力建水车，进入现代又利用风力和水力发电；以及用太阳能光伏发电……如此等等都是利用物理学原理对自然之力的有效运用，这种运用也只不过是物理学原理一种属性表达。水火的利用和水火无情的自然灾害一样都是水火的自然属性表达。但是，这结果对人来说却是有利或者有害的，在社会运动中利害得失往往又是对立冲突的，当年赤壁一
场大火让曹操差点丧命，而让刘备和孙权喝酒庆功。
所以，社会物理学表现在人类社会里，则往往带有不同当事人的利害得失，一场透雨改变了墒情会让等雨下种的农民高兴，而在城里可能会形成局部内涝，让一些人的小轿车淹没。所以，面对人们之间的利害得失之冲突，让上帝也不能两全曲美，面面俱到，让所有人都高兴。于是只有让物质世界及人类社会，一切都按照自然规律来，该走运的走运，该倒霉的倒霉。走运和倒霉的依据和原因：就是看是否遵照自然归规律，顺势而为。一句说完，自然规律没有感情，只可以适应顺从，绝不可抗拒，所以与时俱进不过是人对社会的适应性动作，一切的社会变革不过是根据客观规律适应现实之举措。时代变迁必然要求社会结构变革与其相适应，改变社会结构，又必须有先进的文化思想启蒙运动。因为先进的文化是社会运动的风向标和导航仪，没有先进的文化，就不可能有人类的文明进步。因此传统文化在任何时候都只是历史的陈列，没有先进的文化就不可能有人类的文明进步。因为没有风向标和导航仪就压根不知向何处去。水往低处流不用导航，因为没有任何目标，仅靠地球引力而流动；人往高处走则要导航，因为人的社会行为都是在克服引力条件下的自我价值之实现。欧洲文艺复兴是以古希腊的哲学、科学文化去批判中世纪的神学化文化，因为古希腊的哲学、科学思维文化与雅典城邦制一脉相承，是代表工商业文明的工商业文化。接着的启蒙运动也是开启一个历史新时代之前奏。启蒙运动实质就是新思想新文化运动，是一个新的社会结构胜出前的号角和旗帜——也可以说是人类前进的导航仪。中国的“五四”运动，也是开启新时代的新文化运动，以“科学、民主”为旗帜作为新时代的导航仪。科学与民主都是西方文化，它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毫不兼容，所以“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反传统，打倒孔家店。日本的明治维新，更是彻底丢掉中国式的传统文化而全面西化，所以才在东方独树一帜，最早融入西方世界，进入现代工商业文明，并建立了与工商业文明相适应的现代国家制度。只可惜，我们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走了弯路，学习西方也不过是“西学为用”的实用主义和拿来主义，因此只学西方文化的皮毛而不学实质。于是历史进程犹如黄河在河套地区的大曲折，以致于传统文化回潮，至今仍在冥冥之中左右着我们。
因此我们面对浩荡的历史潮流，只能及时跟进，而不能有丝毫的犹豫或退却。当历史转型处在岔路口时，选择行进的方向特别重要；当处于不辨方向的迷茫之中，最需要的是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当没有前进的旗帜作为导航仪时，最需要的是解放思想寻找新的旗帜和路标。此时最需要新思想、新文化，而不是搬出早已成为历史陈迹的传统文化作为向后看的旗帜和路标。面对现实，要敢于把过去的一切“好东西”当作坛坛罐罐放进历史博物馆里，因为那些曾经的历史好东西已经与现实不相适应。长马褂虽然好，早已被西装革履所代替，谁也不会再穿；驷马之乘再好，也早已经被现代化的小汽车所取代，没人再坐马车出行摆威风。世间一切事物，适用的才好；再好的东西，已经不适用了就失去了其使用价值。而世间的物质对人们来说，只有具备一定的使用价值，它才有存在的必要。再好的东西不适用了就要淘汰，比如凤冠和龙袍，这个曾经至尊至贵的好东西，当代人不受限制可以随便穿戴，但是现实生活中却没有一个人去穿龙袍戴凤冠。这一切历史上的好东西，代表的都是那个时代文化精神，现在已经被人们抛弃，因为它与现实早已不相适应。同样的道理，传统文化中的儒、释、道，除了陈列于历史书籍之中供我们欣赏、研究以外，拿到现实中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因为它影响我们“人往高处走”，以它为参照将会严重阻碍我们沿着社会发展趋势前进，所以我们必须将其彻底抛弃，尘封起来，以免再干扰我们，或被开历史倒车者所利用。
生物学的进化原理是“用进废退”， 好比人的盲肠一样，它曾经是必须的消化器官，现在除了得盲肠炎外毫无用处。另外一个原理就是“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要实现民族复兴，必须适应当今激烈竞争的国际大环境，适应工商业文明的历史大趋势，放弃那个以安定、稳定为最高原则的传统文化，趋向于积极进取，开拓奋进的工商业文明之竞争文化。由此，才能让我们中华民族在“人往高处走”的人类文明进步之路上实现一个大跃迁，而不是沾沾自喜于自己的国粹，在一个复古的历史梦幻中留恋不舍。
李继领先生
【作者简介】李继领，自号三一居士。释意：言行一致，表里如一，求真一贯。现为太平书院院长，著名现实主义作家、思想者。
责任编辑：孙克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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