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苡，出生于1919年，先后就读西南联大外文系、重庆国立中央大学 外文系。翻译家，主要译著有《呼啸山庄 》《永远不会落的太阳》《俄罗斯性格 》《伟大的时刻》《天真与经验之歌 》等。著有儿童诗《自己的事自己做 》等。其中《呼啸山庄》这个译名是由她首创的。
杨苡，2016年
对于众多有心的读者来说，提到杨苡，就会想到她翻译的外国文学名著《呼啸山庄》，一提到《呼啸山庄》，自然也会想到其中译本的译者杨苡。这倒不是说，只有杨苡译过《呼啸山庄》。《呼啸山庄》的译本，在她以前，有梁实秋的，在她以后的，就更多了，有好几十个吧。不过，“呼啸山庄”这一中译本的书名，是杨苡受自己当年特殊的居住环境和天气情况所触发的灵感而译出的，是首次出现在中文里的准确、形象、生动而贴切的译法。杨苡以后的《呼啸山庄》的中译本，都沿用了这个书名，都或多或少地曾受到杨苡译本的影响，而杨苡的译本，自1950年代由上海平明出版社推出，到1980年代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后转由译林出版社出版，受到了一代代中国读者的喜爱，不断再版重印，至今畅销不衰。
当然，杨苡不仅仅是个翻译家，她还是个作家、诗人。她的散文、随笔、微型小说、诗歌等，都颇有成就。
年轻时的杨苡
1919年，杨苡出身于天津一个富裕的诗礼之家，原名杨静如。她自幼喜欢在纸上涂涂抹抹，小时候家里请一位老先生教他们兄妹三个（兄宪益，姐敏如）读书临帖，而她却总在大字簿每个大方格里划上各种人脸，有好几年的书上、练习本上都留下了她幻想出来的小仙女和大美人。八岁时她进了美国美以美会在天津办的女子学校，从小学到中学，十年教会学校教育足以让她迷恋上那些世界著名的宗教画。不过她的画家梦未能做多久。到她上中学时，东北三省已沦陷在日寇的铁蹄之下，平津事变后日本鬼子的横行霸道使她从对象牙之塔的迷恋中惊醒！“一·二九”学生运动更是震撼了她。如果没有祖国，没有自由，生命将有什么价值？！但她却不能像挚友们那样唱着救亡歌曲在游行行列中前进，而是被困在那只封建礼教的金丝笼里。于是，十六岁的杨苡便把自己的苦闷悄悄通过书信倾吐给自己所崇拜的“先生”，作家巴金，向他描述一个渴望着为自由献身的少女每夜遇到的各种奇异的梦。巴金则不断地复信鼓励那个北方女中学生，两人由此开始了跨越半个多世纪的书信来往，其中巴金致杨苡的六十封信后来汇编成《雪泥集——巴金书简》，于1987年出版，杨苡为之作了详细的注释并写了前记。2010年，《雪泥集——巴金致杨苡书简劫余全编》问世，新版书简增补至六十七封信，并对书简注释作了修订、增补，抚慰了首版当年因出版方所作的应时删改而留下的心痛。
杨苡读中学时，有个中旅剧团演出的话剧在平津地区很有影响，风靡知识分子阶层。她和同学们从《梅萝香》到《少奶奶的扇子》、《茶花女》、《雷雨》、《复活》等，近乎狂热地做了忠实的观众。她的“处女作”，即第一篇发表在报纸上的短文，便是《评中旅<雷雨>的演出》。当时才十几岁的少女，在文章中老气横秋地对每个演员用几句话评论他们的演技、化妆，以致台词念得如何。没几天，她和同学们去演员所在的旅馆拜访。中旅演员唐芳青、陶金、章曼萍等发现文章的作者不过是个孩子，都像看小把戏一样看她。从那时起，这些名演员与杨苡便建立了友谊，而杨苡则从此天天在做过家庭作业后便埋头于写诗、独幕话剧、散文、小说，居然悄悄做成了一个手抄本，偶然也寄出几首其中的小诗，也发表了，但总的来说，她当时并无很强的发表欲，也羞于示人，印成铅字后再看总使她脸红后悔。
杨苡当年就读的女子学校每年都选出一批毕业班学生用英语演出莎士比亚等外国名家的戏剧。当时东北沦陷国难当头，同学们主动在臂上佩戴黑纱。1937年她就要中学毕业时已是平津事变后，她们都恨透了日本佬，再也不要演莎剧，而要演易卜生的《玩偶之家》，而且要用中文演，借此展现和抒发处于民族灾难深重之际的姑娘们像娜拉那样以做玩偶为耻的态度和追求解放的决心。杨苡当时是该剧的导演。没想到一年后她们学校悬挂的国旗就换成了日本人的太阳旗，她再也待不下去了。教她的老师挽留不住，问她何时回校，她回答说：“等重新换上了中国国旗再回来。”杨苡由于从小就看了很多的戏，还登台演过话剧，当过导演，所以一生都特别喜欢中外优秀剧作，尤其是美国现代著名作家尤金·奥尼尔的剧作和中国京剧。
1938年夏，杨苡南下昆明求学，进入西南联大外文系，受到那批令人敬仰的导师朱自清、闻一多、吴宓、柳无忌、余冠英等的言传身教，当时的同学中有许多后来都成了活跃在学术界和文坛上的名家，如杨周翰、王佐良、周珏良、李赋宁、萧珊、穆旦等，当然还有与她由相恋而成为终身伴侣的第一个《红与黑》中译者赵瑞蕻。在大学期间，杨苡参加了全国抗敌文艺协会云南分会的活动，在同学中有Young Poetress（年轻女诗人）之称，在《大公报》副刊上发表过不少的诗歌散文，还译出英国诗人拜伦的叙事长诗《栖龙的囚徒》，发表在靳以主编的《现代文艺》上。
杨苡这辈子走得“磕磕绊绊，也数不清有多少沟沟坎坎”。大学毕业后她当过中学英语教师，抗日战争胜利后到了南京，在当时的国立编译馆翻译委员会工作，参加过《罗马帝国衰亡史》和《马可波罗游记》的翻译，还译过英诗、随笔等，发表在杨宪益和吕叔湘各自主编的报纸副刊上。解放初，她曾任中学语文教员。她在文学创作上的成果早早便得到认可，1950年加入南京文联和诗联，1957年成为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解放初她从英译本转译的两部苏联短篇小说集《永远不会落的太阳》及《俄罗斯性格》连连重印，销量极大，使她仅凭版税收入便过上了几年颇为宽裕的日子。1956年她奉派赴民主德国莱比锡卡尔·马克思大学东亚学院讲授了一年中国现代文学，次年回国后任《雨花》文学月刊特约编辑，并开始了儿童文学创作。她的儿童文学作品尽管得到了京沪等地一些文坛名家的肯定，但在江苏却很快就受到了批判。有人说她的《成问题的故事》、《电影院的故事》等儿童小说是为右派分子翻案，配合右派分子和修正主义分子猖狂向党进攻，并丑化了祖国的花朵。不过，与此同时，她的《北京——莫斯科》被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儿童文学选》。1959年，她的儿童诗《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还获得了建国十年优秀儿童文学作品奖。儿童文学创作可谓让杨苡尝遍了酸甜苦辣，不过，回首往事，杨苡更多感到的是心酸，以致她小女儿一度突然对儿童文学创作走火入魔时，她苦苦相劝，好不容易才使女儿回到绘画的领地。
《呼啸山庄》，杨苡译本
19世纪英国杰出的浪漫主义女作家艾米莉·勃朗特的名作《呼啸山庄》，则可以说与杨苡已有大半辈子的姻缘。她还是豆蔻年华的中学生时很喜欢看好莱坞电影，偶然看到一部译名叫《魂归离恨天》（其实是由《呼啸山庄》改编）的电影，片中男主角希刺克厉夫是后来成为大牌明星的劳伦斯·奥利弗登上银幕的处女作，这部电影让当年的杨苡如痴如醉。在倡导博览群书的西南联大上学时，她第一次接触到一本名为Wuthering Heights的英文原著，发现那竟是令她痴迷的电影《魂归离恨天》的原作，所以她非常激动地看了好多遍。1940年代初她从昆明辗转到重庆，借读于中央大学外文系时，就老琢磨着自己能不能把这部名作译成中文。她把这一想法向自己从中学时代起就最崇拜的巴金谈了。当时此书已有了梁实秋的中译本，但梁先生译得有些仓促，翻译这部中文约25万字的小说仅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巴金对杨苡的想法很赞成，给予了热情的鼓励。杨苡因此下定决心非要把它重新翻译一遍不可。但接下去由于家务及孩子的拖累，长期未能正式下笔。
到1954年，她的生活已经安定下来，便着手翻译这部小说。首先书名就令她大伤脑筋。梁实秋把它译为“咆哮山庄”，可她老觉得这么译不合适：谁会把自己的山庄或别墅称为“咆哮”呢？挂这么一块牌子在大门口，岂不把人家都吓跑了吗？在翻译此书期间，早春二月的一个夜晚，她的住处窗外风雨交加，院子里的树被风刮得响得不得了，她忽然感到阵阵疾风呼啸而过，与《呼啸山庄》这部小说里的情景一模一样，雨点洒落在玻璃窗上，宛如凯瑟琳在窗外哭泣着叫她开窗。她住的房子外面本来就是一片荒凉的花园，当时她几乎感到自己正在当年的约克郡旷野附近那所古老的房子里，嘴里不知不觉地反复念着Wuthering Heights，苦苦想着该怎样确切译出它的含义，又能大致接近原文的读音……忽然，灵感从天而降，她兴奋地写下了“呼啸山庄”四个字！
杨苡翻译的《呼啸山庄》1955年由上海的平明出版社出版，当时极受欢迎，但好景不长。在“整风”与“反右”斗争中，有人指出，有些右派分子在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时，曾引用某些外国古典作品中的片言只语企图颠倒黑白，混淆文艺作品的时代背景，宣扬有害的资产阶级思想，以达到他们的罪恶目的，这表明如何分析和批判外国古典文学遗产，仍是个战斗任务。当时杨苡的儿童文学作品已在江苏受到批判，她心想如果再深入批判下去的话，必然加上《呼啸山庄》，那她非倒大霉不可，因而她只好保持沉默。不过，她沉默也躲不过去。北京大学西语系的学生和青年教师为了贯彻外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利用暑假期间，以惊人的干劲，讨论和批判了《呼啸山庄》、《红与黑》和《约翰·克里斯朵夫》这三部“宣扬有害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外国古典名著。当时文艺界有个领导说：“杨苡同志，这三本书中有两本是出在你们家！”一本《呼啸山庄》，给了她莫大的压力，使她在1959年进一步受到批判，不过当时批一下也就算了，并未戴上什么帽子。1960年起，杨苡在南京师范学院（现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任教员，头两三年属试用期，是“临时工”，后来才“转正”。她先在公共英语组，后去英语组教英美文学名著选读。她当了六年教员后，便到了“文化大革命”，便开始了长达六年的“靠边审查”。这时人家就来对她算总账了。她一次次地挨批斗遭拳脚，一次次地作检查，长期受隔离，参加这样那样的劳动以便“改造思想”，全是因为那本她从少女时代起就魂牵梦绕的的《呼啸山庄》以及上文提及的那两篇儿童文学作品。她每次检查都得套上自己译《呼啸山庄》“宣扬了阶级调和论和阶级斗争熄灭论”、“宣扬了爱情至上”、“流毒甚广”等罪名。在接连不断的批斗声中，她译的这本书自然就销声匿迹了。1972年，杨苡被“解放”了，便接着在南京师范学院当教员，先教泛读课，后又调到联合国文件翻译组，“解放”后的八年中相继四五次“换工种”。她进师院后的二十年中，不论让她干什么，她都顺从了，但总要同时背负着一个沉重的问号！最后，经过申请她总算拿到了“干部退休证”，以打过七五折的每月七十余元的工资，离开了那风景如画的校园。
1980年在杨苡的生活道路上从多方面来说都可谓具有转折性意义的一年。这一年，她充满深情地写出了散文《坚强的人》，这是十年浩劫后国内第一篇巴金专访。这篇散文曾在海内外多家报刊刊载。这一年，让她背上十多年沉重包袱的《呼啸山庄》由江苏人民出版社重新出版，一印就是35万册。这一年，她成了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这一年，她退休了。
杨苡真可谓有个“《呼啸山庄》情结”。湖南要出一套世界文学名著缩写本，其中的《呼啸山庄》约请她译。她已译过全本，自然不想译压缩本了，但在出版社有关人员再三恳请下，她仔细看了看压缩本，发现它脉络清晰，又包含了原汁原味，对未看过全本的读者了解这部名著特别有用，便译了。平时她一见勃朗特姐妹及《呼啸山庄》的英文资料，就译介给中国读者。她还和一批青年人一起翻译了英国作家毛姆论世界十部最佳小说的名作《巨匠与杰作》，她译的自然是其中的《艾米莉·勃朗特和<呼啸山庄>》。她1950年代译的那本《呼啸山庄》，逐渐受到越来越多中国读者的喜爱，曾荣获1979—1986南京市作协首届金陵文学奖中唯一的翻译奖，1990年转由译林出版社出版后，曾同时以精装、平装和普及本三种版本行世，以满足不同层次读者的需求，其中的精装本已被英国勃朗特纪念馆收藏。译林版杨苡译的《呼啸山庄》还曾获第七届全国优秀畅销书奖。台湾某出版商在一次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搜集并挑选了《呼啸山庄》的几个中译本，经过仔细比较，最后决定购买杨苡的译本在台湾的独家出版权。不论图书市场如何起伏，译林版杨苡译的《呼啸山庄》至今一直每年重印数次，深受一代代中国读者的欢迎。
谈到名著重译和她以后的《呼啸山庄》中译本时，杨苡指出，重译时应先独立思考独立翻译，有疑问处打个问号，最后可看一下前人的译本，适当作些参考。文学翻译本是见仁见智之事，前译者多有所创造，也可能有误译，后译者自然应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改进。一本世界名著可以有多个译本供读者比较研究推敲。她痛恨的只是抄袭剽窃前人译本的不良风气。
退休后的杨苡是“无事”一身轻，兴之所至，便写写文章，搞搞翻译。她不像某些名家那样被出版部门牵着鼻子走，爬格子爬得累得要命。她以诗人的才情译出的英国诗人布莱克的《天真与经验之歌》备受读者的欢迎与喜爱，在2007年荣获江苏省作家协会首届紫金山文学翻译奖。自幼喜爱美术的她译出的《我赤裸裸地来：罗丹传》，再现了大雕塑家的内心世界。不过，她退休后更多的精力却是花在散文、随笔和微型小说等“小文章”上。经历了文革的磨难后，杨苡对一切都看得更透了，遇事都有自己的看法，甚至是很尖锐深刻的看法，不为他人左右，不受阿谀奉承影响。年纪大了，晚上躺在床上经常睡不着，她便不停地“胡思乱想”起来，想到遥远的往事，怀念故人，思索自己充满坎坷的人生道路，也思索着让人欢喜让人忧的眼前的种种现象。她把脑子里时不时冒出来的种种想法写成文章，这类文章“得冷却透了”才写，写好了还要摆上一周再抄一遍，文章中不乏深沉、深刻甚至尖刻，文笔细腻，每每有独特的视角、独到的观点，还表现出诙谐幽默讽刺及对现实的批判。这类文章很受读者欢迎，屡屡获奖，如怀念巴金夫人萧珊并思考自己人生道路的《梦萧珊》曾在1986年被《人民文学》杂志的读者评为最喜爱的作品，《三座大山》在1988年获全国首届金陵明月散文大赛二等奖。不过，杨苡也常有一些发自肺腑的想法写成文章后被人认为不合时宜而难以面世，这使她无奈地叹气道：不写也罢！
1999年春节，杨苡平静地送走了相伴大半辈子的赵瑞蕻，开始独自一人继续平静地走着人生之路。
她常常随性地看看闲书。其实她所谓的闲书，就是不带任何目的，完全按自己的口味喜好选来看的书，其中以回忆录和传记居多。比如，梅葆玖去世后，她发现家里有本其兄梅绍武写的《我的父亲梅兰芳》，便打开此书认认真真地把它看完了。年近一百的她，有时看书看得入迷了会一直看到半夜。
她那不甚宽敞的书房兼客厅里，有一面墙是书橱，书橱里自然是各类书籍，书橱的玻璃门上或插或贴着不少照片，另一面墙上则都是是照片，照片有彩色的，更多的是黑白的，上面有夫君赵瑞蕻，有哥哥杨宪益，有巴金，有他的老师沈从文，有他的同学朋友等等，当然也有她自己各个时期的照片。她的老师同学亲朋好友中报出名字来一大半都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界、文化界和学术界如雷贯耳的名人。她看着每张照片，都可以讲出一段有趣的经历来。令她不无伤感的是，许多照片上的人，除了她自己，都已离开人世。
戴乃迭、杨宪益、杨苡、赵瑞蕻、萧亦五（从左至右）
一提到她哥哥杨宪益，人们便会想到他英译过《红楼梦》。其实，他们兄妹从青年时代起就译过不少外国经典诗歌。杨宪益早在高中求学时，就会把刚读过并喜爱的英语经典诗歌译成中文。他那是兴之所至，口中念念有词，笔下再三推敲，是一种玩法，玩得开心，别无他求。这种玩法陪伴了他大半生。杨苡从大学时代开始就译诗，她译诗也是出于好玩。到2009年春，杨苡对哥哥说，不妨把他俩译过的英语诗歌编成一册《兄妹译诗》，算是一种好玩的纪念。杨宪益开始答应了，但因为杨苡要求他把她译的诗歌看看改改，他嫌麻烦，此事便搁浅了。没想到这年秋天，杨宪益便永远闭上了眼睛。杨苡后来便自己编好了《兄妹译诗》，呈现给了爱诗的读者。一对爱诗又写诗的著名兄妹翻译家，出于好玩的心态，反复琢磨出来的译诗，对读者来说，可谓难得的福分了。
哥哥去世六年后的2015年，杨苡携小女儿赵蘅主编的《纪念杨宪益先生诞辰百年丛书》问世。该丛书包括《去日苦多》、《魂兮归来》、《逝者如斯——杨宪益画传》、《宪益舅舅百岁祭》、《金丝小巷忘年交》和《五味人生——杨宪益传》六本，分别从不同角度记录并展现了杨宪益先生沧桑坎坷的一生，既有亲友近距离的接触，也有严肃学人对杨宪益一生的深入研究。其中有大量从未公开过的杨宪益先生的珍贵手迹和照片，弥补了其他传记和记录性文字的不足，有助于全面深入地了解研究这位对中国文学走出去做出过独特贡献的翻译家、历史学家和诗人。其中《魂兮归来》包括两部分：一是杨苡对哥哥杨宪益各个时期人生遭际的一些回忆文章；另一是1990年代杨宪益信手在英文打字机上记下的对往事的追忆（曾以英文和意大利文在美国和意大利出版），杨苡根据哥哥给她的复印件翻译成中文。杨宪益对自己童年、青少年及抗战前后情况的回忆，恐怕也只有比较了解相关情况的这个妹妹杨苡才能翻译得最准确而贴切。《逝者如斯——杨宪益画传》则是杨苡携小女儿赵蘅用自己和亲友们积攒、搜集的杨宪益那曲折、坎坷、传奇的一生中的珍贵照片编辑而成的，其中的说明文字多引自《杨宪益自传》，也有编者撰写的。此书堪称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画卷中的独特一页。
杨苡与巴金
从少女时代起，杨苡一直时断时续地与巴金保持通信，巴金一直帮助她、鼓励她在逆境中生活下去。这位陪伴了她大半辈子的心灵导师，到1999年11月他们在上海华东饭店见最后一面时，已经笑不出来，却仍然在费劲地叮嘱她：“多写，多……写！”这位她一直敬爱的先生受尽了多年病痛的折磨，终于在2005年得到了彻底解脱。此后，杨苡对他可谓日思夜想，还常常梦见他。在他离开人世八年后，她多年来记录与巴金的交往以及她心目中的巴金的十几篇文章，以《青春者忆》的书名，被收入《巴金研究丛书》出版。“青春者忆”这个书名，本来是九叶诗人之一的辛笛自己要用的，但他送给了多年的好友杨苡，也算是送给了巴金，他希望杨苡早点把这本献给巴金的书“弄出来”，可惜他先巴金一年多永远离去了。
常有全国各地，甚至来自国外的老友新朋男女老少登门拜访或打来电话，来和她谈文学创作、文学翻译、文学评论之类的，有来交流、来请教、来征求看法、要求赐稿的，有把她当作活化石来研究的。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她更愿意与老朋友见面聊天，就那样无拘无束地聊，随意随性地聊，想到哪里就聊到哪里，聊完了就算，不用考虑会有别的人听见，不用顾虑发表了上了媒体会有什么影响会有什么人不高兴。她也不希望老朋友带她不认识的人来看她。她不大喜欢有不认识的媒体记者上门，尤其对那种抱着八卦、窥探、猎奇心理上门来的，她很排斥。许多陌生人或她不愿见的人欲登门拜访，她在电话中就坚决回绝了。但一些好朋友要带人来看他，她就不容易回绝了。一次，有朋友带一个记者与他太太一起来采访她，那记者非要问她和赵瑞蕻是怎么由同学转变为恋人的，她便反问那位太太，你夫君当年是怎么追你的，你能说给我听听吗？另有一次，几位好友带来的一个记者，一个劲地问她，她最喜欢的异性朋友是谁？她故装不懂地回答，那当然是我哥哥啦。人家又强调说，是异性朋友！她继续说，我哥哥是异性中我最喜欢的，我们处得像好朋友啊！
杨苡为读者题字
杨苡虽然行走不便，终年待在家里，但并非两耳不闻窗外事的老人，聊天中常常会提及一些文坛或社会上的热门事件，而且一般她都有自己的看法或判断。这位98岁的老太太，说起话来声音洪亮，中气十足，思路敏捷，记忆清晰，联想丰富，描述几十年前相关言行的细节栩栩如生，能与朋友从下午两点半一直聊到六点多，而且主要听她聊，她却不觉得累。她这辈子历经坎坷，对一切看得很开又并非全不在乎，心态很是平和。比如，他1980年退休的工资是每月七十多元，到2016年时每月两千多元。到2017年，她很得意地说每月可领到七千元了（旁边的生活助手纠正说，是每月六千多一点）。她哥哥杨宪益则更是对钱的事情不上心。她有一次问她哥：你每月工资多少钱？他哥哥回答说：我怎么知道？大概因为是大户人家的公子，从小不烦钱的事，也就一辈子不关心计较钱了，只要日子能过下去就行。
如今的杨苡自然已不会正经地拿一部文学作品来翻译了，但翻译毕竟是她一直以来的爱好。平时想到或看到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她就会不由自主地琢磨这句话翻译成英文或中文 该是如何，还会把译文写在条子上，有时想到更好的译文，就再改一改。也许，就是以这样的方式，翻译，将伴她到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