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叶君健，大家就会想到《安徒生童话》。其中《卖火柴的小女孩》、《皇帝的新衣》等故事，上世纪60年代已被选入我们的小学课本。对《安徒生童话全集》的翻译，是叶君健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开始的。上世纪50年代初，叶君健已完成十六卷本、共168篇的《安徒生童话全集》的翻译工作。该书是从丹麦文直接译为中文，被认为是最好的翻译文本。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亲自授予叶君健“丹麦国旗勋章”。而一百多年前，安徒生也曾被授予同一勋章。
1999年的今天，文化大师叶君健去世。
叶君健1914年12月出生于湖北省红安县城八里湾镇叶家河村。他的童年过得艰辛，干农活、放牛是常常要做的事情。叶君健的祖上有读书传统，祖父是个粗通翰墨的乡村知识分子，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叶君健的父亲自幼学习文化，练得一手好字，到了十五六岁，在家乡人的帮忙下，他到了沙市当棉花店学徒，凭借诚实可靠和勤勉努力，被老板提升为账房先生。
叶君健的父亲和二哥常年在外，受社会思潮的影响，他们主张叶君健到大城市去学习新知识。因此，1929年春天，叶君健被在上海做店员的二哥接到身边并送到位于法租界的青年中学附属小学就读。
城市孩子比乡下孩子入学早，所以已经14岁多的叶君健比八九岁的同班同学个儿大得多。在城市孩子眼里，叶君健从穿着、打扮到言谈举止都显得土气。入学三天后，他成了同学嘲弄的对象。虽然叶君健对同学的嘲弄并不十分介意，但也对他造成了人格上的侮辱。他知道，作为一个贫寒农家子弟，要在上海校园里受到同学尊重和认可，除了搞好学习外，别无他途可寻。于是，叶君健就“忍辱负重”，更加刻苦地学习起来。
为了牢记英语单词，叶君健每天天不亮便起床到房外一处林地高声朗读课文。他还时时注意改进自己的学习方法，竭力运用旧知来引发对新知的理解和把握。年轻的英语教师对他的英语发音进行纠偏练习，同时，为了扩大他的词汇量和加深对英语表现力的理解，英语教师还鼓励叶君健多读英语文学原著。
1932年9月，叶君健考入国立武汉大学外文系。在这里，叶君健打下了扎实的外国文学研究基础。当时，武大在陈西滢等著名教授影响下，办起了一个旨在为学生提供练笔机会的《盘谷》刊物，叶君健开始借鉴西方人的创作手法，创作了许多精彩的作品。
有一次，他写了一篇类似生活速写的短文。内容是写一个每天从早到晚在建筑工地上锤石子的工人，挣得的报酬却微乎其微。夏天的太阳常常晒得他几乎昏厥，冬天北风呼啸，他却没有一件御寒的棉衣。最后在一个雪夜，主人公终被冻饿而死。不难发现，叶君健是借鉴了安徒生《卖火柴的小女孩》的写法。当时，为了实现用笔来为被压迫民众伸张正义的理想，叶君健还如饥似渴地投入了世界语的学习。其实，早在高中时，他就开始了对鲁迅翻译的普列汉诺夫《艺术论》的阅读，后来，他慢慢发觉，很多国家和民族的文学都首先通过世界语作为媒介传送给中国读者。
叶君健为了自己创作理想的实现坚持学习世界语。1933年，他用世界语发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说《岁暮》，这也是第一篇中国人写的世界语小说。当时，中国学界吸收的西方文化大多是通过日本转译而来。虽然此刻日本正虎视眈眈觊觎着中国，但为了救国救民，从武汉大学毕业后，叶君健决心赴日本学习。
到达日本后，叶君健在一位同乡主持的一所民办外语学校执教，凭着大学时代已经熟练掌握的英语，他很快受到学生们的欢迎。教学之余，叶君健把更多的时间用于逛旧书摊，他不仅找到了许多用世界语出版的好书，而且得以和具有一定财力支撑的民间机构——日本世界语学会建立联系。在叶君健频繁参加该学会的各项活动中，该学会承诺帮助叶君健推荐他在大学期间用世界语创作的短篇处女集《被遗忘的人》。1937年，《被遗忘的人》顺利出版，这不仅扩大了叶君健在世界语者中的影响，而且对在经济上处于困境的作者也给予了最切实的支持。
然而，正当叶君健与学会的许多知名世界语学者建立密切关系，却遭到了警视厅的跟踪直至被捕。入狱两个多月后，他最终因缺乏案情证据被“限定近日离境”，回到上海。
抗战爆发后，叶君健从上海到了武汉。在母校武汉大学校长的帮助下，他去了离武汉只有三小时车程的列山中学执教。不过，作为一个知识青年，他深知身上的责任，当时，刚好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他得知消息后，便向学校告假赴武汉投入新的工作。
到武汉后，叶君健没有在文协工作，而是进入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做国际宣传工作。当时他是第三厅里唯一的英文翻译，每天把中国抗日的新闻稿翻译成英文交给外国记者。同时他还和一些同志把新闻稿译成世界语，再由中国革命者、世界语者刘仁的日本妻子绿川英子（也是世界语者）译成日文，对日本兵广播做反战宣传。
武汉沦陷后，叶君健去了香港，他在做《世界知识》杂志编辑的同时，还在《大公报》、《星岛日报》、《东方使者》、《文艺阵地》等报刊用中文、英文和世界语发表抗战作品；他创办了英文版的《中国作家》杂志，翻译刊登国内抗日作家的作品；他还用世界语出版了中国抗战短篇小说集《新任务》，用英文发表了题为《两个十年的中国新文学》的文章，论述了以抗战文学为主流的中国文学的发展轮廓。香港人多房屋短缺，他租用了一间厕所，坐在马桶盖子上写作和翻译。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正是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下由他传播到世界其他国家的。
香港沦陷后，叶君健又辗转越南，长途跋涉，最后来到重庆，受聘为复旦大学、中央大学(后来的南京大学)和重庆大学的教授。尽管那时经常为躲避日机轰炸钻防空洞，但叶君健仍利用业余时间，用中外文创作和翻译了包括抗战内容在内的多部文学作品。
1943年，叶君健应英国战时宣传部的邀请，到英国各地讲演，介绍中国人民英勇抗日的情况。他常夜以继日地做准备，有求必应，使许多英国人和在英国的其他欧洲人十分感动。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政府授予叶君健英国永久居留权，并根据他的个人爱好安排他到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研究英国文学。正是在这一段时间，他用英文出版了大量介绍中国人民苦难和斗争的革命小说，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小说是《山村》。这本书被翻译成二十多种文字，1984年还被英国世界语诗人威廉·奥尔德翻译成世界语，被国际世界语协会列入“20世纪东西方系列丛书”中。他成为一位在英国具有知名度的作家，被称为“英国文学史的一个章节”。
1949年，叶君健回到中国，创办了英法文版的大型刊物《中国文学》，继续翻译并刊登了大量中国的抗日作品。同时，他还积极助力中国的文化外交工作，为中国的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
叶君健是我国比较早有条件问鼎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他一生创作了1100万字的作品，其中三分之一是用英语等外语写作，大多是写普通人的生活，题材广泛，赢得了国际声誉。
很多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都写文章介绍他。冰岛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霍尔杜尔·拉克斯奈斯，已故挪威作家协会主席、剧作家汉斯·海堡，丹麦著名女作家苔娅·莫尔克等都致信叶君健或亲自为他的书撰写序言，《推销员之死》的作者、美国作家阿瑟·米勒对叶君健的作品更是评价极高。
叶君健与美国著名作家阿瑟·米勒
“我只是认真地做了一点我能做的事情。在我的灵魂深处，我不过是一个乡下人。因为我们国家的人民、文化和河山抓住了我的灵魂，我永远爱他们，为他们工作，基于此，我才做了这一切。”
丹麦为我们成就了安徒生，叶君健为我们带来了安徒生。
叶君健先生是中译本安徒生童话躲不过去的一座山峰，可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安徒生是伟大的，他的生动、风趣而又富含哲理的童话具有超强的艺术感染力。作为翻译家的叶君健先生强调对原著的“再解释”过程，力求传神、贴切地译出原著，并且让译文保持原有的诗的效果。在世界文学宝库中，两者的珠联璧合是一个典范。
尽管叶君健先生不是最早把安徒生作品介绍到中国的翻译家，但他却是第一个从丹麦文翻译并系统全面地向中国读者介绍安徒生童话的第一人。他翻译的《安徒生童话全集》受到中国读者的喜爱，被公认为世界上最权威的中文译本，至今一直在不停地再版。
1988年，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将一枚 “丹麦国旗勋章”授予中国翻译家叶君健先生，表彰他为中国和丹麦的友谊作出的巨大贡献。这在当时是全世界《安徒生童话》众多译者中唯一获此殊荣的。也是安徒生与叶君健作为作者与译者，因一部作品先后获得同样勋章的唯一先例。
1944年，叶君健应英国战时宣传部之邀，到英国各地巡回演讲装备落后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怎样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展开抗日游击战争的事迹，作为开辟欧洲第二战场宣传发动的一部分。
工作之余，他从丹麦的朋友那里读到了丹麦文的安徒生童话。安徒生的原文给叶君健的心灵带来极大的快感与启示，让他大开眼界，明白了他原先通过英文和法文读到的那些安徒生童话，只不过是故事，失去了安徒生童话中的诗、诗的意境和人生哲学。
叶君健在英国给读者签名
联想到当时还十分贫弱的中国儿童文学，特别需要在借鉴中发展，他便萌生了翻译安徒生童话的念头。
1949年回国后，正好新中国成立，叶君健觉得应该把安徒生童话介绍给新生的儿童文学，恰巧这时在文化生活出版社任总编辑的巴金向他约稿，于是便将全部译稿交给了巴金。
1953年，由叶君健翻译的安徒生童话《没有画的画册》出版，以后各个分册连续与读者见面。
1958年全国出版社调整，文化出版社并入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后，准备出版安徒生童话全集，叶君健又从头到尾将所有译文校订一遍，几乎等于是个新译本，共16册，于是有了中国第一部安徒生童话全集。
1978年，这部童话全集再次修订出版，合并为4卷本，成为我国最权威的译本。
叶君健译本的最大特点，是他认为安徒生童话是“幻想童话、政治讽刺、诗歌语言三者结合的现代童话，洋溢着一种浪漫主义诗情和博大的人道主义温情”，因而在翻译中对原著的“再解释”很到位。
译本得到各方面的很高评价，被丹麦媒体称誉为“在近百种语言的译本中，水平最高”，因为“只有中国的译本把他（安徒生）当作一个伟大作家和诗人来介绍给读者，保持了作者的诗情、幽默感和生动活泼的形象化语言”。
有记者曾问叶老，“国外的著名作家很多，您为什么偏爱安徒生呢？”
他沉思了一会儿，笑道：“这和青年男女谈对象一样，喜不喜欢一个作家和他的作品，第一感觉很重要。我第一次读安徒生，就被他‘俘获’了。因为，安徒生出身寒门，从小吃了不少苦，遭了很多罪。而我的家境也相当贫寒，很小就在山上放牛。可以说，近似的身世、相同的命运使我对安徒生又一种天然的好感，他是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人之一。”
叶君健夫妇结婚15周年留影
我的父亲叶君健最早是从世界语了解到安徒生童话的。1931年父亲学了世界语，读到世界语创始人波兰医生柴门霍夫翻译的《安徒生童话选》。
柴门霍夫是把安徒生童话当作范文翻译成世界语的，译文十分精美，给父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安徒生童话产生了浓厚兴趣。
父亲对安徒生童话感兴趣还有个原因：即他早年的生活、学习和创业经历与安徒生十分相似。
安徒生1819年秋天14岁时离开家乡奥登塞小镇，到丹麦首都哥本哈根，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及一些文人和贵族的帮助，成为世界上最受景仰的童话作家。
父亲也是在1929年14岁时离开湖北省红安县的山村，在亲友的帮助下，到上海学习，又在一些进步作家的指引下，在小说、散文、儿童文学和外国文学翻译等方面作出了一些成绩。父亲与安徒生早年相似的经历使父亲对安徒生有一种心灵感应。
1945年到1949年，父亲在英国剑桥大学作西方文学研究工作。那时，由于对安徒生童话的兴趣，他决定把全部安徒生童话翻译成中文。于是他学了丹麦文，每年寒暑假都到丹麦访问，了解丹麦的风土人情，结交丹麦朋友，与他们探讨安徒生童话的意境，积攒了对安徒生和他的童话的体会。
父亲首先研究了安徒生的生平，1955年发表了传记文学《童话作家安徒生》。1978年又在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上发表了传记文学《鞋匠的儿子》。1984年又进一步写了《不丑的丑小鸭》，不断加深对安徒生的理解。
在安徒生传记中父亲指出了安徒生的敬业精神：“安徒生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一点也不因为自己有点成绩而感到骄傲。在人民面前，好像在上帝面前一样，他只觉得自己很卑微、无力和渺小；他只记起了他的缺点。他希望人民‘审判’他。人民考验了他和他的作品，认为他和他的作品是不朽的”。父亲还指出：各国童话都难免从民间文学吸取营养，安徒生儿时听他奶奶讲过许多民间故事-这是安徒生的修养之一。“但他不是童话的收集者，而是直接的创造者，因而更为重要”。他把他对现实的体会都溶进了他的童话，“应该说，安徒生是现代儿童文学和童话的奠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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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徒生在中国一代又一代都有知己：1914年，刘半农翻译了《洋迷小楼》（即《皇帝的新装》），安徒生童话正式进入中国。
新中国成立后，叶君健、林桦和任溶溶等先后翻译了《安徒生童话全集》，他们对安徒生著作的翻译超越了儿童读物的范围，并使安徒生童话在中国广泛传播，安徒生的译者薪火相传，读者也代有新人。
值得一提的是，在全世界数百种安徒生童话译本中，唯有叶君健翻译的16卷本《安徒生童话全集》被丹麦的汉学家誉为是“比安徒生原著更适于今天的阅读和欣赏”的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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