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作家拜厄特在《论历史与故事》（译林出版社，2016年3月）中梳理、点评了20世纪英国及欧洲其他国家的历史小说，被誉为她“写得最好、影响最大的批评著作”。“从来没有哪一位作家如此慷慨认真地描绘自己的创造过程，拜厄特真正坦率地摊开了自己作为一个作家-学者的思考和工作过程”（金雯）。
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故事？或许是两兄弟的故事，他们都是国王，发现自己的妻子不忠，于是展开了血腥报复，然后他们周游世界，直到找到一个比自己更不幸的人为止。他们遇到一个恶魔，他的玻璃箱子里装着一个女人，箱子上面有四把锁；她趁着他睡着的时候逃出来，坚持要和那两个国王交媾。事后她收集了他们的戒指，凑齐了一百个露水情人。这两个国王认为恶魔比他们更不幸，于是他们回到了自己的王国。回去之后哥哥山鲁亚尔建立起恐怖统治，每天娶一个处女，黎明的时候就把她交给大臣处死。大臣的女儿山鲁佐德是一个聪慧而有学问的女人，她向父亲要求嫁给国王。新婚之夜，新娘让她的妹妹迪纳佐德睡在床下，当国王“和山鲁佐德完事”之后，这个女孩请姐姐讲个故事消磨时间，直到黎明。当黎明到来时，故事还没讲完，于是好奇的国王决定把死刑缓一晚。故事中的角色又讲了其他故事，那些故事到黎明时仍然没有讲完，其他黎明到来之前又开始讲其他故事。国王的叙事好奇心让王妃一天一天活了下去。她通过讲故事延缓死刑，在此期间生了三个孩子。故事结尾国王解除了死刑，他们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这个故事拥有一个故事应该拥有的一切要素。性、死亡、背叛、复仇、魔法、幽默、温暖、慧黠、惊讶和幸福的结局。这似乎是个反女性的故事，但是却导致世界文学史上最强大、最聪明的女主人公之一的出现，她之所以胜利，是因为她创造力无穷并且一直保持镇定。《一千零一夜》是关于讲故事的故事——并且总是关于爱、生活、死亡、金钱、食物及其他人类必需品的故事。叙事是人类的一部分，就像呼吸和血液循环一样。现代主义文学试图抛弃讲故事，它觉得讲故事是粗俗的，于是以闪回、顿悟、意识流代替它。但是讲故事对于生物时间是固有的，我们永远无法逃脱。帕斯卡说，生活就像住在一座监狱里，每天都有同狱者被带走行刑。我们都像山鲁佐德一样生活在死刑的阴影下，我们都将自己的生活看作叙事，它有开端、过程和结局。普遍意义上的讲故事，尤其是《一千零一夜》，用无穷无尽的新的开始抚慰我们对结局的恐惧。我在精简版本的框架故事结尾使用了欧洲童话的结尾，“他们从此幸福生活在一起”，这是个抚慰人心的虚假永恒，因为从来没有人能够做到，除了在无穷无尽的讲故事的重复中。故事就像基因，它们让故事结束后让我们的一部分继续活下去，山鲁佐德不是在结婚时，而是在1001个故事和三个孩子之后才获得幸福，这一点让人动容。
伟大的故事和伟大的故事集是变形装置。《一千零一夜》最初出现在欧洲的是1704年和1717年之间的安托万·加兰的法文译本。他使用的是14世纪的叙利亚文本，但是根据法国欣赏趣味进行了改编和改写——我们读到的阿拉丁和阿里巴巴很可能带有法国特征。这些故事，据侯赛因·哈达维称，从19世纪开始就以某种形式广为流传——哈达维最近对一部分故事的优雅翻译是基于穆辛·迈赫迪对14世纪国家图书馆（Bibliothèque Nationale）的手稿的注释本[《一千零一夜》（Alf Layla wa Layla），Leiden，1984]。随后的译者自由发挥，或者运用他们的想象力。理查德·伯顿创造了一种奇妙而错综复杂的维多利亚—中世纪风格。
据罗伯特·欧文称，约瑟夫·夏尔·马德卢斯1899年的《一千零一夜指南》引人入胜，让人手不释卷，它“重塑了《一千零一夜》，让这些故事看起来像是奥斯卡·王尔德或者斯特凡纳·马拉美写的”。东方文学和西方文学中还有着其它内在相互联系的故事集——那本在1928年被译作《故事之海》（The Ocean of Story）的《卡萨·萨利特·萨加拉》（Katha Sarit Sagara）、奥维德的《变形记》、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薄迦丘的《十日谈》。《十日谈》的框架故事讲的是角色们为了对抗黑死病躲避到乡村讲故事。
《一千零一夜》的直接后裔是由波兰人扬·波托茨基1797年和1815年之间写成的《萨拉戈萨手稿》。波托茨基是一个马耳他骑士、语言学家和神秘学者——他的故事设定在1739年的西班牙，从许多层面上令人头晕眼花地互相联系——盗尸者、政治、理性主义、鬼混、通灵术、故事中的故事中的故事。他在摩洛哥花很多时间徒劳地寻找一部《一千零一夜》的手稿，最后在波兰用一颗用茶壶盖做成的银子弹自杀。从这些故事中诞生出19世纪的哥特幻想，还有诸如《拍卖第四十九批》或劳伦斯·诺福克的《伦普里尔辞典》这类作品，这类故事网络错综复杂，充满妄想的噩梦情节。故事集互相对话、互相借鉴，主题从一个文化跨越到另一个文化，从一个世纪跨越到另一个世纪。假如故事的起源是人类记忆过去、推测开端和想象结局的能力，任何故事的任何“纯洁”或没有分歧的父系或母系来源不一定会导致确定性。
山鲁佐德的故事在很多文学中活了下来，就像生殖细胞。在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中，《一千零一夜》是和乏善可陈的日常生活相对的奇思妙想，是和平庸而保守的理性相对的想象。柯勒律治曾说他的头脑“习惯于宏大”，因为早年阅读“罗曼史、巨人的亲戚、魔法师和魔仆”。他用愤怒和报复的巨灵的故事作为纯粹巧合或命运的例证，巨灵隐身的孩子被一颗从天而降的枣石（datestone）砸死了。
华兹华斯在《序曲》的第五卷中描述自己童年时代的宝藏，“一本小小的，黄颜色的，帆布封皮的书/薄薄的阿拉伯故事简本”，还有当他发现原作总共有四大卷时那种“尘世罕有的希望”。他说，天马行空的故事的梦想者和锻造者赋予视觉力量。在第四卷开头他讲述了遇到一个骑着单峰骆驼的陌生人的梦境，那人看上去又像堂吉诃德又像“沙漠中的阿拉伯人”，他随身带着一块石头和一个贝壳，它们“都是书”——一本是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另一本是预言诗。阿拉伯人正在从“逐渐淹没世界的潮水中”拯救那些“书本”——末日的洪水近在咫尺。华兹华斯将两本位大的故事集浓缩在一个梦的双关（dream-pun）中，一个阿拉伯骑士从毁灭中拯救几何和诗歌艺术。再一次，故事和死亡对立。而系列叙事和无尽开端的大师狄更斯，曾经用《一千零一夜》慰藉自己孤独不幸的童年，他生活在故事的世界里，学习它们的技艺。
许多西方作家都经受不住诱惑提笔写第一千零二个故事，包括美国作家埃德加·爱伦·坡，和维也纳人约瑟夫·罗特。罗特关于东方和西方的交界奥地利帝国覆灭的故事充满了偷偷摸摸而妖娆的性、慧黠的权威的分析、女性的替代品、消失的珠宝。爱伦·坡的山鲁佐德犯了个错误，对她日渐衰老的丈夫讲述了关于蒸汽船、无线电和电报这些现代奇观。他发现这些真实的故事如此难以置信，以至于他认为她已经失去了她的魔力，于是到底把她扼死了。爱伦·坡是波斯皇宫中的一个好斗而无礼的北方佬。约翰·巴斯在他的《唐亚扎迪亚德》（Dunyazadiad）中亲自变身为一个戴着眼镜的秃顶神怪，给紧张的山鲁佐德讲她要讲给国王听的故事，因为他在未来已经读过这些故事，他是她的女主人公——因此创造了另一个虚假的永恒，一个首尾相连的时间环，其中讲故事的人把故事传递给讲故事的人……
然后还有现代东方寓言家，纳吉布·马哈福兹和萨尔曼·拉什迪，两人都因讲故事受到死亡威胁。马哈福兹的《一千零一夜与日》是一部魔法故事集，有着些许政治意味和精神深度。他的故事重写了《一千零一夜》；他的山鲁亚尔慢慢地学会了公正和仁慈，死亡天使是一个小古董商人，而神怪们和命运开着玩笑。萨尔曼·拉什迪的叙事都和《一千零一夜》的故事讲述交织在一起。《哈龙和故事海》塑造了一个机智的孩子哈龙，对抗邪恶的卡塔姆—夏德（Khattam-Shud），后者想把生动的故事之海的海水抽干，然后用沉默和黑暗填满它。拉什迪的故事像山鲁佐德的一样，把讲故事等同于生命，但是他的角色和智慧很多来自西方幻想故事，如《爱丽丝漫游奇境记》和《绿野仙踪》，就像这些故事从《故事之海》和《一千零一夜》中汲取灵感一样。这是另一种杂交，另一种对话。
鲁西迪的故事之海是“宇宙中最大的图书馆”。对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来说，图书馆、迷宫和图书都是无限的意象，他在《小径分岔的花园》中写道：“那一夜是一千零一夜中间的一夜，当山鲁佐德（通过模仿者的魔法般的疏忽）开始一字一句地讲述一千零一夜得故事，导致了回到那一夜时她必须冒险重复讲同一个故事，如此循环往复至永远。”这种首尾相接的故事吸引了伊塔洛·卡尔维诺（他没能在任何一部《一千零一夜》的译作中找到这个故事）。卡尔维诺自己的杰作《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就是一个无穷无尽的故事，它讲述了一个迷路的读者不停地来到故事的开始，然后发现其余部分丢失了，用来代替的总是另一个截然不同的开始。这部小说中有一个小说家，就像伯吉斯的故事有一个山鲁佐德口中的山鲁佐德，这个小说家想写一本只包含期待开头的纯粹愉悦的书，“一本只是开头的书”，一本没有结尾的书，或许就像《一千零一夜》一样。
马塞尔·普鲁斯特将自己视为山鲁佐德，这涉及性和死亡。他将自己的叙事者为了不陪阿尔贝蒂娜进行小探险而找的巧妙借口描述为比山鲁佐德找的借口更巧妙。然而阿尔贝蒂娜是两人中“不满足于运动和生命”的那个。叙事者忧郁地评价道，不幸的是，“波斯故事讲述者”用机智推迟了自己的死亡，而他却加速了自己的死亡。在这部几乎无尽的小说的结尾，他就死亡之爱写了一段欢欣鼓舞的思考，死亡的存在促使他创作了他伟大而包罗万象的生命之书。有一刻他甚至把死亡的存在拟人化为“苏丹王”（le sultan Sheriar），这个形象或许会，或许也不会，在某个黎明到来时使夜间的写作戛然而止，而他所写的不可能成为他童年时深爱的《一千零一夜》。年幼时，“我迷恋着喜爱的书，就像迷恋爱人，我无法不惶恐地想象一部不同的作品”。但是他后来明白，只有放弃所爱才能重塑所爱。“它将是一本和《一千零一夜》一样长的书，但是截然不同。”
马尔柯姆·鲍伊在他的妙文《星空中的普鲁斯特》中评论道，“普鲁斯特的小说中自比的对抗死亡的大书并非薄迦丘的《十日谈》而是《一千零一夜》，因为死亡在前者是‘故事开讲的恐怖导火索’，而在后者却是‘故事本身就是生活’”。“叙述或死亡”，对于普鲁斯特的叙事者来说，就像对于山鲁佐德来说，这是责无旁贷的使命。仅仅通过句子的首尾相接，一个人的死刑判决就减免了一会儿，终局被推迟了。
犹太—基督文化是建立在线性顺叙基础上的。它从创世开始，穿越历史，到某一时刻基督的救赎，展望承诺的结局，那时时间和死亡将停止存在。西方文化的伟大小说，从《堂吉诃德》到《战争与和平》，从《白鲸》到《浮士德博士》，都建构在《圣经》及其故事的影子中。千年事件让人们激动，它们是开端与结局的意象。这些伟大的、煞有介事的历史和小故事的大量繁殖被传递下去，就像礼物，就像愉快和欣赏的对象。博尔赫斯《小径分岔的花园》中的主人公得知他识文断字的中国祖先归隐后写了一本书，建造了一个迷宫，事实证明两者是同一回事。他是个执著于“时间的深晦问题”的哲学家，他的书从来没有用过“时间”一词，因为这是他提出的谜题的答案。
在这个“不完整的但并非虚假的宇宙的图像”中，所有时间都并行存在，选择其中一条道路并不会排除选择另一条。像卡尔维诺和山鲁佐德这样的故事讲述者可以为读者和听众提供无穷无尽的开始，永无止境的错觉。卡尔维诺想象中的小说家坐在那里，盯着一幅史努比的卡通画，坐在打字机前，标题写的是“这是个月黑风高的夜晚……”，这是一个循环的长毛狗的故事的开始。卡通和肥皂剧都是山鲁佐德故事讲述的不同版本，其中死亡和结局被无限推迟——查理·布朗的年龄也是一样。盛现代主义用永恒瞬间的顿悟幻觉逃出时间的桎梏，想象出的时间在我看来总是勉强的，最后并不能提供任何足以对抗恐惧和死亡的东西。而优雅精巧的故事的小古董，叙事好奇心的粗俗满足，却可以对抗死亡。浪漫主义小说家乔吉特·海尔几乎不保存崇拜者的来信，但是我看到过两封——其中一封来自一个男人，他嘲笑她戏剧化的花花公子躺在推车上，将要进行一场生死攸关的手术，而另一封则来自一个波兰女人，她在战争期间，为牢狱中的同伴背诵烂熟于心的海尔的小说，一夜又一夜，给他们活下去的勇气。
在1994年萨拉热窝遭轰炸期间，阿姆斯特丹的一群戏剧工作者在萨拉热窝和全欧洲剧院中同时朗诵由不同欧洲作家写的故事，每个星期五都如此，直到战争结束。这个项目用讲故事对抗毁灭，用想象生命对抗真实死亡。它或许不能挽救生命，但是它是一种生命能量的形式。它回顾一千零一夜，展望新千年。这个项目叫做“山鲁佐德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