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向中国孩子提问，他们知道的第一位外国作家是谁，相信被誉为“世界儿童文学的太阳”的安徒生，一定会是一个高频的回答。很多孩子甚至在尚未认字的年纪，就知道了“安徒生”这个名字。
早在1913年，周作人发表《丹麦诗人安兑尔然传》（安兑尔然即安徒生），即第一次向中国读者详细介绍了安徒生的生平与创作。1914年，刘半农翻译了《洋迷小楼》（即《皇帝的新装》），安徒生童话正式进入中国。自此，安徒生童话在中国广泛传播，影响了几代人。
民国时期的小学国文（国语、语文）教材中也收录了不少的安徒生童话。其中，有一些文本无论历史如何更迭，都能够顽强地进入不同版本的语文教材中，比如《卖火柴的小女孩》《皇帝的新装》等等。
伴随着五四启蒙思潮，安徒生童话译介成为近代中国儿童启蒙的标志性事件。但是，这些文本在教材中的摘选历史与呈现形式是复杂多变的，在其背后可以窥见诸多话语对教材编撰与生产的介入与干预。
在文本与教材的双向互动中，我们不仅能够看到文学作品如何在教育场域中建构其经典地位，而且历史的演进、思潮的变迁也影响到作品的接受与传播。
安徒生画像
安徒生童话小学语文教材化的历史进程
19世纪末20世纪初，域外来风将新鲜的气息吹入国门，安徒生童话由此进入中国。安徒生童话的百年汉译历程以中国一个多世纪的社会变迁为底色，同那些黑暗与光明争锋的年月相交织，演绎了异文化文本在中国语境中的漫游经历。1923年，安徒生童话第一次被选入小学语文教材。此后，受社会背景和教育思潮的影响，安徒生童话在小学语文教科书中的繁荣与停滞，几乎与它的译介进程同步。
酝酿与探索：安徒生童话进入教材的萌芽阶段（1920—1940年）
晚清时期，我国文坛译风盛行，知识分子们希冀通过译书救民族于危亡，外国文学受到前所未有的礼遇，安徒生童话也借此契机进入了译者的视野。孙毓修、刘半农和文学研究会成员等对安徒生童话的翻译，以及安徒生童话作品的译介出版热潮，为中国文学开辟了新道路，也促使了现代儿童观的萌发。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安徒生童话进入教材的萌芽阶段。安徒生童话并不是独立地进入我国小学语文教材的，而是与历史故事、儿歌、寓言等一同作为儿童文学的资源，被编入各类教科书。五四时期，“儿童”被发现了，“儿童的文学”也被大力倡导。1920年，周作人发表讲话称：“今天所讲儿童的文学，换一句话便是小学校里的文学。”严既澄也呼吁：“在人生学习的起步阶段——小学时期，儿童文学是不可或缺的养分，真正的儿童教育，首先要注重儿童文学。”
中国的儿童文学从发生起便与学校教育（语文教育）紧密相连，将儿童文学作品编入语文教材更成为一种潮流。安徒生童话就是在这一潮流之中涌进教材的。
最早选入安徒生童话的教材是《新小学教科书国语读本》和《新学制国语教科书》。这两版教材是在壬戌学制之后依据新的课程纲要编写的，编辑特色就是受“儿童本位”的影响，取材注重儿童文学。从1927年到1937年，社会环境较为稳定，这是民国教育稳步发展的十年，也是国语教科书趋于成熟的十年。以这十年里教育部门颁布的三部《小学国语课程标准》为依据，小学语文教材的编写仍以“儿童本位”为原则。在此背景下，20世纪20年代被翻译出来的其他安徒生童话篇目也陆续进入国语教材中，如《雏菊》《小女孩和小鸡》等。
困厄与空白：安徒生童话进入教材的停滞阶段（1940—1978年）
20世纪30年代末到改革开放前，革命与政治一直是时代的主线。1937年，战争的炮火燃起，在革命的感召下，儿童文学投向现实主义阵地，空灵的童话梦破灭了。钟望阳在《我们的儿童读物》中写道，那些西洋童话“只是引我们的孩子们做一场美丽的、空虚的、不可捉摸的幻梦罢了”。
艰难的时局、学者的否定一度使安徒生童话陷入尴尬的境地。总体看来，以善良与爱、感动和美为基本主题的安徒生童话，显然不能满足革命与政治语境下教科书最迫切的诉求，这就造成了这40年里安徒生童话在小学语文教材中的缺席。
恢复与拓展：安徒生童话进入教材的繁荣阶段（1978年至今）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第四次文代会以后，儿童文学逐步走向正轨。安徒生童话等经典儿童文学作品再现，给文艺小花园增添了明媚的色彩。安徒生童话在中国的翻译、出版也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1983年出现了少数民族文字的安徒生童话译本，如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的《踩着面包走的女孩》（蒙古文）、新疆人民出版社的《安徒生童话选》（哈萨克文）等。
进入21世纪，安徒生童话的销量更是稳步攀升，各种精选本、注音本、双语本层出不穷。其中，叶君健、林桦、石琴娥和任溶溶的译本被称为《安徒生童话》的四大经典汉译本。这一时期，安徒生童话在中国的流传不仅以文字作为载体，还呈现为舞剧、连环画和邮票等多种形式。回顾历史，安徒生童话促进了我国文学事业的前进与发展。
“文革”结束后的两三年里，小学语文教材的使用依旧处于一片混乱的状态。在党中央的号召下，全国展开了火热的教材建设活动。1978年，伴随着教育部新的教学大纲的试行，我国小学语文教材领域开启了“一纲多本”的局面，不仅有人教社编制的课本作为通用教材，还出现了一些地方教材和改革试验教材。在这之中，多套教材选编了《卖火柴的小女孩》，安徒生童话的其他篇目未有涉及。1986年以后，“一纲多本，编审分开”的教材制度为安徒生童话不同篇目在小学语文教材中的选用创造了前提条件。虽然在此期间，《卖火柴的小女孩》仍然是教材选编的主要对象，但是出现了一些新的篇目，如《丑小鸭》等。
总体看来，20世纪以来小学语文教材对安徒生童话的选编呈稳中求变的趋势，既将一些适合学生阅读的选文传承下来，又不断探寻文质兼美的新篇目，以期为师生提供优质的资源。
文本解读：不同教材的多重阐释
在安徒生童话教材化的过程中，一些经典的童话篇目多次被选入了各个版本的小学语文教材中。笔者在阅读与教科书相配套的教授书或教师用书时发现，同一篇安徒生童话在不同教材中有多重阐释。面对同一篇安徒生童话，不同的编者对其主旨有不同的见解，这就必然引导了学生的接受方向。因此，探讨安徒生童话在教材中的动态解读情况具有现实意义。
《皇帝的新装》：同情、否定和批判
（1） 对国王易受蒙蔽的同情
192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吴研因等编著的《新学制国语教科书》编写了《波斯国王的新衣》一课。《波斯国王的新衣》保留了安徒生《皇帝的新装》的故事核心，情节有改动。
编者指出，《波斯国王的新衣》的中心是“做国王的容易受人蒙蔽，不如做平民的好”。联系课文内容可知，《波斯国王的新衣》弱化了原作的批判色彩，主要表达对国王易受蒙骗的同情。
在原作中，当皇帝没穿衣服的事实被指出时，皇帝仍倨傲地向前行进，故事以此收尾。而课文却添加了一段情节：面对小孩子和百姓的议论，国王也起了疑心。回宫后，他心平气和地询问宫人、王后和百官是否看得见新衣。在得到众人否定的答案后，国王幡然醒悟，连忙吩咐侍从将两个织工捉来问罪。
课文塑造了相对正面的国王形象，面对质疑，敢于直面；平心静气，问清事实。可悲的是，堂堂一国之主，却常常不能听到真话，想要找寻真相，还要再三询问。
为了进一步说明国王容易受到蒙骗，《新学制国语教授书》还补充了一段故事，大意是：波斯国王与王后、大臣去稽查海塘，国王用望远镜看到海面上有东西漂来，以为那是一只宝箱。那些没带望远镜、看不见远处的官员们也都附和：一定是国王的福泽深厚，所以海神呈上了宝物。等东西漂近，众人才发现竟然是一口棺材。由此可见国王易受蒙蔽的悲哀。
（2） 对众人盲从和自欺欺人的否定
《美哉！王之新衣》收录在《新小学教科书国语读本》的第四册中。与教材相配套的教授书称，《美哉！王之新衣》的教学目的是“使儿童知道不可盲从，不可自欺欺人”。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教授书的解读不仅限于对国王行为的反思，还关注到了故事发展过程中旁人的反应。《新小学教科书国语读本教授书》在“参考资料”部分指出，“丞相、宠臣、国王，恐怕人家说他愚蠢、或不称职，佯言见到新衣；国人也恐人说他愚蠢、或不称职，也佯言见到新衣，没有一个作诚实语”；在“教学方法”部分再次提及“丞相、宠臣和一般国人，都没有肯作诚实语的”。
因此，《美哉！王之新衣》不只是对国王喜穿新衣的警诫，更是用孺子一语道出事实的行为，来否定包括国王、丞相、宠臣和国人在内的众人的盲从和自欺欺人。
（3） 对统治者虚伪、专制的批判
《开明国语课本》中由《新定下的法律》等三篇课文串起的整个故事，写了专制时代的皇帝为了维持虚伪的尊贵，将暴力扩张到极限，最终导致民众群起反抗、专制皇权崩溃的结局。它暴露了皇帝专制的丑态，并揭示了历史上用暴力维护尊严的皇帝必将众叛亲离的客观规律。
1962年《十年制学校小学课本语文》第十册中的《皇帝的新衣服》同样意在“讽刺旧社会反动统治阶级的虚伪和丑陋”，教学参考书明确提出“让学生体会课文辛辣讽刺的写作方法”的教学要求，课本相应地设置了课后习题“课文里揭露了反动统治阶级的哪些丑恶，举出几例来说一说”。这些解读都表达了对统治者虚伪、专制的批判。
综上所述，不同教材对《皇帝的新装》的解读有三个层次：第一，对国王易受蒙蔽的同情；第二，对众人盲从和自欺欺人的否定；第三，对统治者虚伪、专制的批判。这三种解读的情感色彩不一，关注的角色也不尽相同。
《卖火柴的小女孩》：聚焦个体、阶层和制度
（1） 对底层穷苦人民的同情
对《卖火柴的小女孩》的主题解读有一种倾向，即着眼于“穷”人这个阶层，表达对底层穷苦人民的同情。《南洋华侨国语读本教授书》指出，《卖火柴的女孩子》一课的选编目的是“使知人类受经济压迫的苦痛，和描写下层阶级的文学意味；用锐利的笔法描写，以唤起社会人群的同情心”。
《实验国语教科书》将《卖火柴的女儿》要旨概括为“一个使人同情的穷女孩的冻死”。《高小国语教科书》选录《卖火柴的女儿》也是希望学生“明了穷人的艰难困苦”。《分部互用儿童教科书儿童中部国语》的《除夕》一课中，祖母在大年夜全家团聚一堂时，给孩子们讲了《卖火柴的女儿》的故事，教育他们在有吃有穿的幸福时刻，不要忘记可怜的穷人。
（2） 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小女孩的同情
对《卖火柴的小女孩》的第二种解读强调对“资本主义社会”这一背景中小女孩的同情。1962年《十年制学校小学课本语文教学参考书》对《卖火柴的女儿》一课的说明是，这是一篇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罪恶的童话。
1980年《全日制十年制学校小学课本语文教学参考书》这样分析《卖火柴的小女孩》：对小女孩的怜悯、对贫穷的同情是这篇童话显而易见的旨趣，而小女孩悲惨命运的源头——罪恶的资本主义制度更是童话抨击的对象。1984年《全日制六年制小学语文教学参考资料》规定，《卖火柴的小女孩》的教学要求是：力求从纯真的童话中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从社会主义生活中体验幸福与满足，珍惜当下。这一种解读倾向与社会政治紧密相关。
（3） 聚焦小女孩的凄惨境遇
21世纪以来，小学语文课本对《卖火柴的小女孩》的解读挣脱了阶级矛盾的基本论调。如冀教版和西师大版《卖火柴的小女孩》的要旨都是“对小女孩的同情”，2001年人教版也指出：要让当今中国的孩童走近小女孩的生活，感受她的凄凉与苦楚。统编版教材建议教师在执教《卖火柴的小女孩》一课时，与学生交流印象深刻的部分，并说一说自己的感受，以此加深对小女孩悲惨命运的感悟。因此，21世纪以来教材对《卖火柴的小女孩》的解读更纯粹地关注小女孩这一个体生命。
教材对《卖火柴的小女孩》的三层解读具有时代性。民国时期的教科书将《卖火柴的小女孩》的主旨理解为对“穷人”这个阶层的同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五十年里，小学语文教科书把《卖火柴的小女孩》看作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罪恶的童话。而21世纪以来，由于安徒生童话中的人道主义精神被众多学者发现，因此小学语文教科书开始聚焦小女孩这一个体的凄惨境遇。
《丑小鸭》和《一颗小豌豆》
《丑小鸭》在小学语文教科书中也多次出现，不同版本的分析各有侧重点。2000年《九年义务教育六年制小学教科书语文（试用修订本）》预设《丑小鸭》一文的教学目标是“使学生懂得从小和善待人，尊重他人，学会正确认识自己”。
冀教版教材规定的《丑小鸭》的教学要求是：引导学生从丑小鸭身上寻找生命的意义，懂得命运没有定数，积极寻求自己的价值，向着美好和幸福奋斗。
2001年人教版刻画了一个不屈服于艰难困苦、执着坚持梦想的丑小鸭形象。虽然这些教材对《丑小鸭》的具体解读不同，但都旨在赞扬丑小鸭的某种美好的品格，并引导学生学习。
此外，对《一颗小豌豆》也有多样的解读。冀教版和西师大版颂扬了小豌豆想要为他人做一件好事的美好心灵。统编版《一个豆荚里的五粒豆》描写了“一个豆荚里蹦出来的五粒豆的不同命运，并重点讲述了第五粒豆的神奇经历”。可以发现，相对前两个版本，统编版的表述更加客观，没有引导学生去赞扬第五粒豌豆，意在让学生进行个性化的阅读。如何解读经典文学作品，这是值得教育工作者思考的问题。
在20世纪以来的小学语文教科书中，安徒生童话是无可替代的存在，它入选教材的频率极高。不同时期和版本的教材对安徒生童话的收录，使得安徒生童话能够在语文教育领域中延续下去。不同的历史时期，安徒生童话在教材中阐释出的意义也各有侧重点。当下，教材编者在编制教科书时，既要发挥经典文学作品的文化功能，进行价值引领，也要注重让读者形成多元感悟。
正如2001年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编者在对《丑小鸭》一文进行教材解说时谈到的，不同的人对文章的理解可能有所不同，提出“鼓励多元感悟”。《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也强调，阅读是一种个性化的行为，要倡导有创意、多角度的阅读，避免模式化的解读，珍视学生在阅读过程中获得的感悟和理解，鼓励学生对文学作品形成独特的见解。像安徒生童话这一类“我们曾经一个音节一个音节辨认过而今天依然在阅读”的经典文学作品，它们的魅力就在于其丰富而深邃的阐释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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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制度与选文：
晚清到民国时期小学国文（国语）教材研究
张惠苑 著
赵楚月 编辑
复旦大学出版社，2023年6月
本书以晚清到民国时期的小学国文（国语）教材为对象，打破学科壁垒，从历史、制度与选文的角度，对近代中国小学语文教材的诸多问题展开深入研究。全书立足教材本身，采用史料学与文本解读的研究方法，围绕以下四个问题展开：首先，通过对教材选文历史的演变研究，考察在文本与教材的双向互动中，文学作品如何在教育的场域中传播与接受；其次，通过审定制度与教材编写关系的研究，还原小学国文（国语）教材从传统走向现代并逐渐规范化的历史过程；再次，通过对小学国文（国语）教材的文本与图像进行深度解读，探究早期教材编写者在文化传承与融合上的努力与贡献；最后，通过史料钩沉，使一些编写理念独具一格，却被研究者忽略的国文（国语）教材凸显其研究价值。本书希望为教材学研究提供一些新的思路与方法。
张惠苑，华东师范大学文学博士，复旦大学访问学者、美国杜克大学访问学者，现为杭州师范大学经亨颐教育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晚清民国国文（国语）教材与儿童课外读物研究、中国城市文学与文化等。著作有《张爱玲年谱》（天津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1980 年代以来地域文化中的中国城市书写研究》（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在核心刊物发表论文20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项、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2项。